| 标题 | 《康藏研究月刊》与民国时期的“康藏研究” |
| 范文 | 〔摘要〕 《康藏研究月刊》是民国时期一份专事研究康藏问题的学术期刊。它既是传统康藏研究的内在延续，又是现代康藏研究开启的重要标志。这种现代色彩突出地体现在其重视实地考察、融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范围广泛、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及刊物等方面。该刊同民国其他涉藏报刊一样，有着强烈的“经世”情怀，但又有着不依赖官方，独立的、客观的学术旨趣，代表着民国时期康藏研究的极高水平，在康藏研究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席位。 〔关键词〕 任乃强；康藏研究；《康藏研究月刊》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4-0162-08 ①本文曾先后得到王川、杨天宏、王奇生诸位老师以及匿名评审专家的批评和指正，谨此致谢！ ②既有研究包括：石硕、姚乐野《我国现代藏学的发轫：民国时期康藏研究三种学术期刊及其价值——〈康藏前锋〉、〈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月刊〉》，《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秦慧《民国时期藏学期刊〈康导月刊〉述评》，《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姚乐野、秦慧《民国时期期刊〈康藏前锋〉的价值及文献计量分析》，《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谢敏《〈康藏研究月刊〉述略》，载《“任乃强与康藏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四川成都，2009年8月；任新建《康藏研究社介绍》，《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石硕教授在《我国现代藏学的发轫》一文中将这类报刊与民国时期康藏研究联结在一起做思考的取向，不无启发。 〔作者简介〕谢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民国时期，研究边疆和康藏问题的专门期刊大量涌现。这既是国人在内外交迫情势下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必然结果，又是边疆、康藏研究发展水平的具体表现。故从这类报刊入手去探究民国时期的边疆、康藏研究状况，不失为可行之道。就专事研究康藏问题的报刊而言，学界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多将它们所刊文字作为资料加以征引，近年来，开始有了进入到这类刊物内里做细致研究的趋势，②但也多停留在“就刊论刊”的层次。本文拟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康藏研究月刊》为例，对民国时期研究康藏的学术期刊与康藏研究的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做一番论述。须注意的是，《康藏研究月刊》存世于民国末期，它是如何出现的？在康藏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何种成绩？居于何种地位？揭示出了民国康藏研究的哪些特点？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值得深入探讨。 一、局势变化与“康藏研究” “康藏”，是“康巴藏区”的简称，亦称“康”、“康区”，大致包括西藏丹达山以东、四川大渡河以西、青海巴颜喀拉山以南、云南高黎贡山以北的一带地区。从现今行政区划上看，主要是指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之一部分、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地区。 民国时期，政府公文、报章杂志中时常出现“康藏”一词，有时专指“康（区）”一地，有时则包含了“康”、“藏”两个概念，指向整个藏族居住地。“康藏”专指“康（区）”，据目前学界研究，大概始于1915年8月北洋政府外交部向英国公使朱尔典提出的一份外交照会。这份照会曾明确提到“内藏名称，改为康藏”。参考[台]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及川藏边情：1774-192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320页。而“康”、“藏”概念分野，并不是民国时期才有的情况，更不是汉人对整个藏族居住地的划分，而是藏族自己因语言、经济形态、社会情俗等的差别，将其住地分为“（卫）藏”、“（安）多”、“康”三部分的结果。 问题是，民国时期为何会用包含两个地域概念的“康藏”一词指称整个藏族住地，而将“多”排除在外呢？依笔者看来，这与藏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藏民族的形成，可远溯至吐蕃王朝时期。吐蕃东向征服之地，也即是丹达山以东的地方，“皆为康域”。后来，有了北部为“多”、南部为“康”的分野。但很长一段时间，“多”尚被认为系“康”之一部，并未分为对立名词。整个丹达山以东之地，“藏人称为‘多康（Mdo-khams）。或单称康（Khams）。或指今西康省地为康，今青海省地为阿多（A-mdo或译安多）。”〔1〕也就是说，“康”可包含“多”和“康”两部。那么，用“康藏”一词指称“藏”、“多”、“康”三部在内的整个藏族住地自不难理解。 鉴于“康藏”一词所指地域有大、小之别，“康藏研究”的范围自然也有广、狭之分。现今学术界多将“康藏研究”作为藏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甚至有建立“康巴学”的倡议，意将研究范围置于“康（区）”一地。而民国时期所说的“康藏研究”，至少就《康藏研究月刊》所刊内容来看，则远远超出了这一狭义的范围。本文所用“康藏”、“康藏研究”等概念，除有特别说明之处，均取广义。 事实上，国内对康藏之地的关注和研究，早在近代以前就已开始。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不断以所谓“探险”、“游历”、“学经”、“传教”等名义渗入到此一地区，并逐渐发展到对该地区的干涉、分裂和侵略。这使得中央与西藏的双方关系问题一演而为中央、西藏与西方的双边三方关系问题。正因如此，康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国内，都日益凸显起来。 清末便出现了张其勤、姚莹、钟方、何藻翔等一批潜心研究康藏的有识之士和大量有关藏事的著述及译作。从当时著述的种类看，除奏牍奏疏外，出现了大量游记和志略，但多沿袭传统文人墨客的撰述方法。关注的焦点也多限于西藏的上层政权交替和现实的政治格局，很少涉及民族、宗教等问题，藏医藏药、天文历法等，更是无人问津。所以，晚清历史上的“康藏研究”基本属于传统的治学范畴，尚不具有现代学术研究的含义。此论参考杨天宏《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杨文所用“边疆研究”概念包含了此处所说的“康藏研究”。 民元后数十年，边疆危机仍在加重，围绕康、藏界务引发的冲突不断，康藏一地更为受到重视。此一时期，康藏研究的学术力量大大加强，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学者或藏事活动家，比如于道泉、任乃强、吴丰培、黄奋生、刘家驹、谢国安、庄学本等。他们的研究领域，除传统的政治、历史外，还包括了宗教、经济、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尤需一提的是，不少学者开始利用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大量研究康藏问题的机构团体和专门期刊开始出现，这使得康藏研究开始具有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某些色彩。 到了抗战时期，形势更为艰难。国民政府认为“我国抗战根据地，本不在沿江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2〕遂迁都重庆，以西南为抗战大后方。各种社会力量和资源也随之纷纷西迁南移。一时之间，西南地区成为了战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越来越为国人所关注。 在此种情势下，相关的实地考察更趋频繁，报刊兴办更为普遍。由于西南之地少数民族众多，藏族几属其中的大支，藏区又历来为外人所觊觎，当时的宗教界、学术界因此兴起了一股了解藏族、研究藏文化的热潮。抗战胜利后，东北、西北局势已定，惟西陲局势未卜，此处所指的“局势已定”不涉及国共间的争夺，单指东北、西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已成定局、无可争议；相反，由于西藏当地贵族集团和上层人士的作用，以及国外势力的影响，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多了扑朔迷离之感。这股热潮也丝毫没有退却之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旨在研究边疆藏区问题的“康藏研究社”于1946年10月6日在成都藩署街36号正式成立。 “康藏研究社”成立后不久，就明白直言： 二十年前，研究我边疆者，全属外国人士。彼能精深边辟，无微弗届；认识既清，运用自巧。于是我之边疆多事。于是我之国土日蹙。 二十年来，国人思患豫防，急起直追，以从事于边疆问题之研讨者已不乏人。顾因考察难为普遍，资料各有偏枯，散处诸方，同感孤陋。如何可以通功易事，挈长补短，用收综合会通之效；为国家弥补缺失，与外人争一日长，此为我研究边疆人士所当自图解决者也。 目前如东北，如外蒙，如西北诸问题，已渐入于解决阶段。惟兹西陲，杌陧未定，光昌前路，亟待人谋。同人等，为协力争取此责任故，组织康藏研究社。〔3〕 “边疆多事”、“国土日蹙”，这与外人研究边疆用功之精深不无关系。所以，如何弥补国人研究边事之不足，如何防护边陲之安稳，便成了智识者的心头重任。其实，边疆、民族问题，并不乏专家研究，但总因种种自然限制、人事障碍和局势困囿而不能全美。特别是各专家、智识者散处各方，沟通交流不便，多守缺孤陋、不能互补长短。一些有识之士也曾组织过学会，图救此失，但实效不显。所以，聚集在“康藏研究社”周围的诸同人①认为：“欲使一市之人交换学识非有固定会所随时聚集不可，欲使天涯海角之人交换学识，非有专供交换研究意见之会刊不可。”〔4〕《康藏研究月刊》由是得以出炉。 ①“同人”，简单言，即有共同志趣的人，本身边界模糊，可大可小。本文衍用“同人”一词，特指围绕“康藏研究社”及《康藏研究月刊》从事研究和工作的人。但因该社研究人员及刊物编辑、作者有着高度的重合，后文出现的“同人”实际上基本指向刊物的作者群体。虽然，他们撰文数量有多有少，也会在其他期刊上发表同类文章，甚至还有人另外主持有刊物，但并不影响他们作为《康藏研究月刊》同人的身份。 ②李安宅（1900-1985年），河北省迁安县人，字仁斋，笔名任责，著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 ③有关该刊的基本情况和撰稿人的具体介绍可参考拙文《〈康藏研究月刊〉述略》。 ④陈宗祥口述，岱峻专访。转引自岱峻《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262页。 ⑤李绍明口述，岱峻专访。转引自岱峻《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273页。 ⑥任新建口述，岱峻专访。参见岱峻《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273页。 ⑦陈宗祥口述，岱峻专访。转引自岱峻《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272页。 ⑧李绍明口述，岱峻专访。转引自岱峻《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273页。 ⑨关于川大内部新旧的讨论可参考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一书的相关章节。 二、“康藏研究”的新旧 1941年，李安宅应聘入川，②主持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并于次年发起筹建“华西边疆研究所”，任乃强随后被聘为该所专职研究员。之后，任乃强又推荐西康学者谢国安及其门婿刘立千来所进行专职研究和藏文典籍翻译工作。1946年夏，任受聘川大，发起成立“康藏研究社”。除了谢、刘二位转而加盟外，冯汉骥、蒙文通、顾颉刚、马长寿、张怡荪、柯象峰、李思纯、闻宥等知名学者都担当了“康藏研究社”的发起人，其中，谢、刘、李、闻等与任乃强是《康藏研究月刊》的主要撰稿人。③ 华西边疆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西南各少数民族，关注焦点就在康藏地区，自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到来后，该所“几乎就成了藏学研究所”。④应该说，该所与任乃强等人发起的“康藏研究社”有着共同的学术旨趣。那么，任等为何离开华西转至川大发起一新的类似的学术机构呢？对此，李绍明认为，任、李之间存在矛盾，且主要在于他们“学术道路和治学方法的不同”。⑤而任新建则认为，任、李二位关系甚好，任转赴川大农学院主要是其老同学、时任农经系主任刘运筹力邀的结果。⑥ 私人情面或是一方面，矛盾分歧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以上两说均无最直接的证明材料，或有臆断，或有为亲者讳。但若只是推测，或还有经济的原因。因为华西边疆研究所属于民间学术机构，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只能自筹。据陈宗祥回忆，该所“工作开展得越多经费愈紧张，常寅吃卯粮。撑到最后，所里只能支我很少的工资，每月就几十块钱”，后经人介绍去美军新津机场战地服务团当翻译，才“可以攒一点钱”。⑦陈系李门学生，时在研究所供职，所言当不虚。事实上，无论是办社还是兴刊，经费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即便是任乃强兴办的“康藏研究社”，后来也是“经费的困难，入了绝境”，〔5〕直接影响到研究社的生命。所以，任等的离开，或许也有研究所捉襟见肘不堪支付工资的因素。 当然，若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此中确实不乏中西新旧的分野。正如李绍明所提及的那样，任乃强“是传统的历史地理学派，与社会人类学的体系差异很大”，而李安宅“治学教书全是社会学人类学功能学派那些东西”，⑧研究所更像是“李氏人类学理论的物化机构”。〔6〕李氏所在的华西协和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任氏转赴的四川大学是一所国立大学。一般而言，教会大学因着外资的关系在教学、科研和师资等方面会显得新相一些。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五所教会大学齐聚华西坝上，大批受过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教育的学者也转至此地，坝上新相更显。 其实，新旧之别，并不只表现在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之间，也不只表现在抗战时期，而是中西交冲以来就一直存在并为人所争论。成都文化风气相对于东部地区显得较“旧”，国立大学相对于教会大学更“富于国故的知识”，即便川大内部也时常有“你新我旧”之别。⑨不过，新旧并不绝对，只是一组比较而言的概念。新旧分别是一方面，新旧杂糅、互相借鉴，以致亦新亦旧、半新半旧，甚至新旧转化却是另一方面。譬如，蒙文通、刘咸炘等既与古学有剪不断的联系，又不同程度涉足新学；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功能学派的研究也“可能还包含一点中国传统学术的东西”。〔7〕 即使在《康藏研究月刊》同人圈子中，有留学归来的，也有在国内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还有全然受传统中国学术所熏染的。但无论是在这一同人群体之间作比较，还是将之与其他投身康藏研究的学者作比较，都会发现，实地考察是他们从事研究的一大特色。 任乃强本人自1929年起，就三次考察康区，搜罗了大量一手材料，后来顺利完成了《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吐蕃丛考》等著作；谢国安对前后藏、羌塘、阿里、拉达克等地进行了考察；刘立千对德格、昌都、类乌齐等地进行了考察；戴新三居藏四年间，游历并考察了卫藏各大名城；李思纯于1936年受刘文辉聘请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顾问，为政一年间考察了西康各地，并留下了《康行日记》这一珍贵手稿；庄学本自上世纪30年代起，不断深入康藏地区拍照摄影，留下了《羌戎考察记》《十年西行记》等考察文集；岭光电出生于四川凉山地区，1936年军校毕业后也返回凉山做了实地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彝区进行了多项革新。 马长寿作为中央博物院专员在康区进行了民族分类、体质种属、社会组织、家族谱系等方面的考察和研究；柯象峰和徐益棠也曾率团入康考察，各自留下了《西康纪行》和《西康行记》的游记著述；冯汉骥率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科学组对康区民族进行了分类研究；以凌纯声为团长的川康民族考察团对羌、嘉、戎、倮倮、西番等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林耀华、李安宅等人对四川凉山、四土嘉戎、甘肃拉卜楞寺等地进行了田野工作和研究。 比较而言，以任乃强为首的《康藏研究月刊》诸同人仿佛更受传统中国史学观和志书撰述的影响，他们关注的焦点更多在于“边疆舆地”，而不是生活在一个小的社区或社群的某一特定族群文化，这是与很多从事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学者相区别的一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任乃强等人不注重各学科知识的融合贯通。相反，就任乃强而言，在他的边疆民族研究中，博采了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众家之长，不为某一家所限，“是一位跨越学科边界的、非学科化的学者典范。”〔8〕所以，新旧之别并不一定那么纯然，单就“实地考察”成为新旧两方共同的选择而言，新旧也是可以互通融合的。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在投身康藏研究的人士中，既有康藏研究大家和知名学人教授，也有活跃于政界、宗教界、文化界的名流贤士。他们以文字互现为长，多注重实地考察游历，除了运用文献典籍，还融合了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折射出了浓郁的学院气息和现代色彩。这些既是民国康藏研究有多元包容态势的明证，又是民国康藏研究的一大特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正统中国学术并不十分重视民族、边疆研究。即便民族、边疆研究在清季有跻身“显学”的态势，也基本属于传统学者的治学范畴，不具现代学术研究意义。反倒是西人“汉学”对中国民族、边疆的研究颇有成绩，且颇具现代学术研究色彩。但从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学者也渐渐赶上，形成一股康藏研究的势力，开始突破这一领域几为外国学者所独擅的局面。 三、《康藏研究月刊》内外的“康藏研究” 《康藏研究月刊》从1946年10月30日出版到1949 年9月 30日停刊，共出版发行29期。从其所刊载的文章来看，任乃强撰稿33篇，不包括两篇《前文补注》和一篇《附旅行怒江盆地》。两篇补注是对谢国安《西藏四大圣湖》、戴新三《扎什伦布寺小志》的补注，分别见《康藏研究月刊》1946年11月第2期6页和1947年4月第7期11页；后一篇文章附在任乃强《三种译文康藏地图说略》一文后面，见《康藏研究月刊》1948年6月第21期27页。因此三篇文章系对前文的补注或附注，故未列入统计。约占刊载文章总数的258%；谢国安撰12篇，其中口述并由任乃强整理1篇，约占刊载文章总数的94%。此外，刘立千译文22篇，撰文4篇，约占总数的203%；戴新三撰18篇，另有2篇系从《周福生赴藏行程记录》中摘抄而来，约占总数的156%；李哲生（即李思纯）译文12篇；彭公侯译文10篇；罗哲情错亦写有《我在国民大会的提案》、《我的家乡》（上、下）共3篇文章；其余人等共撰10篇，这意味着该刊29期共刊出文章128篇（其中不少为长篇连载）。任新建《康藏研究社介绍》一文统计为65篇，没将任乃强的《该刊插注藏文之代用字说明》、《我要支持该刊的生命》和曾代国的《柏尔再版英藏字典序言》计算在内。石硕、姚乐野《我国现代藏学的发轫》一文依照任新建说法认为文章总数为65，但文中列表数目为66，前后矛盾。笔者此处将文章标题一致，但分载于该刊不同期数的文章分别计算，如：任乃强《德格土司世传》分载于《康藏研究月刊》1947-1948年第13-16期，则统计为1947年3篇，1948年1篇，合为4篇，故统计总数为128篇。后文统计一依此例。长篇分别是《玛尔巴译师传》、《蛮三国本事》、《后藏环游记》、《德格土司世传》、《藏印纪行》。从数据上看，任乃强、刘立千、戴新三是撰（译）文的大户，谢国安、李哲生、彭公侯撰（译）文数量也不相上下，但若不算译文和连载，单纯从个人撰写文章数而言，还是以任、谢两人丰硕一些，这大概跟他们一为康藏研究社理事长兼《康藏研究月刊》主编、一为康藏研究社研究部主任有关。 ①任新建：《康藏研究社介绍》。此外，任文对《康藏研究月刊》所刊其他文章的学术贡献也多有评述，可供参考，兹不赘言。 ②对《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与《责善半月刊》的简介，可参见谢桃坊《四川国学运动述评》，《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相关内容；有关《康导月刊》、《边政公论》和《新亚细亚》的介绍可参考：秦慧《民国时期藏学期刊〈康导月刊〉述评》；叶落拉《新亚细亚学会与〈新亚细亚〉月刊》，《赤峰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刘晓光《〈边政公论〉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需注意的是，在这些文章中，涉及康区的文字占了很大的比例，康区在他们笔下的重要性和意义有了很大的凸显，这应该是民国康藏研究的又一大特点。其中，任乃强依据土司家传谱牒、口碑资料以及相关藏汉文史资料所写成的《德格土司世传》、《天全高、杨土司世系》“均有重要史学价值，至今仍为修志者所依据”。法国传教士古纯仁（F·Gore）所著，李哲生所译的《川滇之藏边》“多发人所未见未闻之地理、民俗、掌故”，“颇能补正史记载之不足”。谢国安《再谈羌塘风俗》一文，详细记述了羌塘人民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及婚丧嫁娶，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康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提供了素材。罗哲情错《我的家乡》一文，对康区民族心态、日常生活、性格特征多有描写，同时亦为近代史上著名的“甘孜事变”提供了珍贵的背景资料。① 此外，《康藏研究月刊》所登载的仅是该刊同人在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部分研究著述。事实上，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康藏研究月刊》大多数同人就在关注并研究康藏问题。据统计，除去《康藏研究月刊》上所刊载的，他们还另撰有二百余篇涉及康藏的记述或论文。这二百余篇中，仍以任乃强撰述最丰，共137篇，约占总篇数的557%；次为闻宥，撰稿27篇，约占总篇数的11%；再次为庄学本、李鉴铭二位，分别撰有23篇、22篇文章，各占总数约93%、89%；岭光电撰稿15篇、张志远撰稿10篇，各占总数约61%、41%；其余如：李思纯、戴新三、岑仲勉、刘立千、谢国安，共撰（译）稿12篇，约占总数的49%（见表1）。 登载他们文章的报刊主要有：《康导月刊》《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责善半月刊》《边政公论》《新亚细亚》等。②任乃强、闻宥、李鉴铭三人的文章分别主要集中在前三种刊物上。任乃强曾于1929年、1936年和1944年三次入康考察，1935年还被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建省委员会时期，刘文辉建立了西康县政人员训练所，任乃强等也受邀担任一些讲学工作，其大量文字会出现在《康导月刊》上自不为怪。而闻宥时任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其将《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作为最主要的投稿刊物，亦易理解。 前一时段，康、藏界务纠纷复演激烈，1931年青海建省后各业待兴，给康藏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契机。尤其在1934年，报刊登载文章数量更是达到极盛，这一方面跟十三世达赖去世不久，西藏政局面临新的转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民政府正相对处于经济繁荣、政权稳定时期，有余力积极寻求对边疆藏区的治理有关。后一时段，受战争影响，各专家学者、学术机构西迁南移，更多的研究资源向康藏地区靠拢，再加之1939年西康建省的推动，文章数量又有所回弹，但终不如前一时段。1945-1949年间，发表登载的文章篇数更是大不如前，究其原因，则在于抗战结束，一些研究资源开始从西南流失，内战旋踵而至，频发的战乱影响了国力，进而也影响了康藏研究的发展。时局影响学术，学术反映时局，由此可窥。 从《康藏研究月刊》同人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文章来看，也基本上集中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此与前述是基本一致的。虽然抗战结束后，涉藏文章数量有所跌落，但还是较30年代以前稍微可观。这一时期（1946-1949年），国内报刊所刊载的涉藏文章总数达289篇（参考表2），据查证，《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所统计数据并不完全，但遗漏数毕竟是少数，且1946-1949年这一时段本身涉藏文章数量就不如1946年之前，遗漏数会更小。所以，后文数字比例只能是概数，并不精准，但不至于影响大致的判断。任乃强等人撰述有167篇，约占总数的578%；而他们在《康藏研究月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又约占他们撰文总数的766%（见表3）。即是说，1946-1949年间，在众多从事研究康藏问题的学人间，任乃强等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众多涉藏报刊中，《康藏研究月刊》则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四、在涉藏报刊的浪潮之中 “从1833年至1910年间，约有500种报刊问世。”民国时期，更是增加到16000余种，“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和有关少数民族的报刊近1000种，而涉及有关藏族较多的报刊80余种”。〔9〕在这80余种报刊中，最早的是驻藏大臣联豫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在拉萨创办的《西藏白话报》，该报一般也被认为是康藏历史上第一家近代报刊。涉藏报刊的大量出现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从1929年至1949年，除三种创刊时间不明的刊物外，共有76种。该数据来源于笔者对西饶江措《藏学报刊汇志》（《中国西藏》1998年第4期）等文章所汇集报刊的统计。 前述80余种报刊基本上创办于藏族聚居区、康藏临近省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等区域。西康建省后，办报尤甚，共40种，加上西藏、青海、甘肃的10种，超过总数大半；川省次之，18种；南京，13种。该数据来源同上。笼统观之，涉藏报刊主要集中于藏族聚居地区。但事实上，报刊多集中于康定、南京、重庆、成都、西宁这几个城市。 这80余种报刊中，有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学术性报刊、宗教性报刊以及教育性刊物，如：《蒙藏旬刊》《康藏前锋》《汉藏教理院年刊》《康导月刊》《康声报》《康藏研究月刊》等等，基本上囊括了1907 年至1949 年间90%以上的涉藏文章、介绍、消息、图片和资料。另外不到10%的涉藏文章则大多聚集在同一时期涌现的边疆报刊上，如：《新亚细亚》《边政公论》《边疆通讯》《边事研究》《中国边疆》《开发西北》《边政》等等。一些调查研究成果甚至还会发表在《东方杂志》《申报》《国闻周报》等大型报刊上。 涉藏专业学术期刊的大量涌现，可说是民国康藏研究的另一特点。所以，对《康藏研究月刊》进行考察，势必要放回到整个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报刊的创办浪潮中去。 比较而言，《康藏研究月刊》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民间性”，这是与很多类似的报刊相区别之处。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等政府要员都曾在新亚细亚学会任职，该会所办刊物《新亚细亚》每期开篇都有戴季陶的指导性文章，官气十足。《康导月刊》由西康省政府拨款补贴，创刊号就有向传义、向传义（1886——1955），字育仁，四川仁寿人，时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刘文辉等人的题词和戴季陶手书序言，所刊文章主要体现的也是刘文辉的施政思想。但也正因为官方的扶持和资助，这些报刊存世时间一般都不至于太短。 “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至1949年底的51年间，已确知在成都先后出版的月刊以内的近代报刊有700家。……创办这些报刊的，既有官方，又有民间团体或报界同人等，还有的报刊由官方资助而以‘民间的面目出现。”〔10〕而观《康藏研究月刊》，恰缺乏官方或半官方的背景，不可能获取政府大量的基金支持，一方面，不若《新亚细亚》、《康导月刊》等报刊存世时间长；另一方面，因经费限制无法增加版面、扩展除学术之外的内容，难以吸引广泛而固定的受众，不能收综合报刊之实效。在前述创办于成都的700家近代报刊中，“断续出版达10年以上者仅数家，多数仅出数年或数月即停刊，受本身和外在条件限制而旋生旋灭者，也为数不少。”〔11〕而《康藏研究月刊》主要藉任乃强、罗哲情错伉俪之力，能维持达三年之久，殊属不易。 除了与其他报刊有相区别的一面，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时局的紧密联系又是《康藏研究月刊》与其他报刊相类似的一面。康藏研究社成立之始，其社章总则第二条就规定“本社以研究康藏区内一切情形，提供整理意见，协赞政府设施为宗旨”。〔12〕其创刊的目的就在于沟通汉藏文化、唤起国人对康藏研究的关注，发刊词中“同人之意，将此涓涓泉流，滴穿封闭康藏的巨石，俾国人洞见其症结所在”之句，即申此意。《新亚细亚》创刊号上就声称其使命在于“为整个中国建设而研究中国的边疆”，“为实现民族主义而研究东方民族的解放”。〔13〕《边政公论》之所以得以创办，也是为了“集合对于边事夙具热望，边政饶有兴趣之士”，进而“研究边疆及其文化，介绍边疆实际情况，促进边疆建设，加强中国民族之团结为宗旨，上以襄赞政府之政治设施，下以建立国人之正确舆论，期于边政前途，有所裨益”。〔14〕不无例外，《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的办刊宗旨也是：“向蒙藏人民宣传政府政策，拥护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统一，报导中外要闻、民族风情、藏蒙建设等。”〔15〕 此种现实关怀不仅可从创刊宣言、办刊宗旨中去观察，还可从刊物所登载文章内容去窥见。在《蒙藏旬刊》中，有关蒙藏时闻和国内外纪要的报道和记录占了大量的篇幅。在《边疆消息》中，大量介绍了有关藏族和蒙古族的政治形势。有关《蒙藏旬刊》、《边疆消息》的简介详参西饶江措《藏学报刊汇志》和《藏学报刊汇志（续一）》（《中国西藏》1998年第5期）。在《康藏研究月刊》中，任乃强对西藏政变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指出了其间既有外人引诱、内部争斗的事实，又有中央政府对藏事隔膜、治藏失策的短缺。谢国安通过对藏北羌塘风物的记述，以及对冈底斯山和四大圣湖的介绍，纠正了颇多误传的藏北、藏南地区地理、民族、风俗。 上述各种报刊，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也无论是综合性的还是专业性的，都为民国时期的康藏研究提供了展现的平台，更为后来了解民国时期的康藏研究状况提供了依据。虽然它们创办的时间有先有后，存世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基本不曾断裂，覆盖了差不多整个民国时期。以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主要的三种研究康藏问题的报刊而言，《康藏前锋》存世于1933-1939年，《康导月刊》存世于1938-1948年，《康藏研究月刊》存世于1946-1949年，时间上完全相延续。而《康藏研究月刊》诸同人更是从上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就关注并研究康藏，说他们基本上可反映出民国时期康藏研究的面貌和水平，并不为过。 五、结语 仅就存世时间而言，似乎很难理解《康藏研究月刊》的意义和作用。该刊于1949年9月30日过早夭折。关于其停刊的原因，在笔者的搜录范围中，除任新建先生所言及的“罗哲病逝”、“经费支绌”两条原因外，尚未见专门的文章或文段论述过。确实，经费是决定一种刊物能不能顺利出版发行的至要因素，罗哲的病逝给刊务工作带来不便，对任乃强本人来说也是一种打击，但笔者认为，该刊的停刊跟当时面临的新局势，与任乃强等人面临新局势时产生的心理变化并不是全无关系。但若将该刊放回到民国康藏研究学术发展脉络中去看，则不难发现：它不仅是传统康藏研究的内在延续，更是现代康藏研究开启的重要标志，代表着民国时期康藏研究的极高水平，在康藏研究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席位。 就围绕在《康藏研究月刊》周围的多数同人而言，他们不仅受传统中国史学观和志书撰述的影响，还注重实地考察，善于融合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折射出了浓郁的学院气息和现代色彩。但他们的研究范围并不囿于传统的历史政治、地理沿革，而是广涉康藏宗教、民族文化、风俗语言、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在他们笔下，涉及康区的文字占了很大的比例，康区的重要性在整个康藏研究中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国运蹇促和民族危亡之际，《康藏研究月刊》以“陈言献议、协理政务”为宗旨，欲“为国家弥补缺失，与外人争一日长”，入于学术，出于时务，既对关涉康藏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又表现出了强烈的经世情怀。但它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同民国时期众多的涉藏期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既是民元以来涉藏报刊创办浪潮的延续，与它们有着共同的关怀，又显示出了不依赖官方，独立的、客观的学术旨趣。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抗战结束后，大量的学者和学术机构开始从西南一隅流向全国各地，而任乃强等人主要凭藉私力，坚持办刊，使西南地区作为康藏研究重镇的地位得以保留。1949年前后，一部分康藏研究力量分流到了台湾，《康藏研究月刊》诸同人更是为大陆尤其是西南地区康藏研究保留了一支学术的命脉。 〔参考文献〕 〔1〕任乃强.多康的自然区划〔J〕.康藏研究月刊，1947，（9）：2. 〔2〕发刊词〔J〕.西康省政府公报，1939，（1）. 〔3〕发刊小启〔J〕.康藏研究月刊，1946，（1）. 〔4〕彭公侯.康藏研究社成立大会记录〔J〕.康藏研究月刊，1946，（1）：12. 〔5〕该刊紧要启事〔J〕.康藏研究月刊，1949，（24）：30. 〔6〕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M〕.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112. 〔7〕彭文斌主编.人类学的西南田野与文本实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C〕.民族出版社，2009.154. 〔8〕王建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边疆民族研究——以任乃强先生为个案的学科史讨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47. 〔9〕西饶江措.藏学报刊汇志〔J〕.中国西藏，1998，（4）：46. 〔10〕〔11〕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报业志〔M〕.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8，8. 〔12〕康藏研究社社章〔J〕.康藏研究月刊，1946，（1）：14. 〔13〕创刊宣言〔J〕.新亚细亚，1930，创刊号. 〔14〕〔15〕马大正.序〔A〕.马大正.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一册〔Z〕.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2-3，3. （责任编辑：许丽梅） 涉藏专业学术期刊的大量涌现，可说是民国康藏研究的另一特点。所以，对《康藏研究月刊》进行考察，势必要放回到整个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报刊的创办浪潮中去。 比较而言，《康藏研究月刊》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民间性”，这是与很多类似的报刊相区别之处。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等政府要员都曾在新亚细亚学会任职，该会所办刊物《新亚细亚》每期开篇都有戴季陶的指导性文章，官气十足。《康导月刊》由西康省政府拨款补贴，创刊号就有向传义、向传义（1886——1955），字育仁，四川仁寿人，时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刘文辉等人的题词和戴季陶手书序言，所刊文章主要体现的也是刘文辉的施政思想。但也正因为官方的扶持和资助，这些报刊存世时间一般都不至于太短。 “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至1949年底的51年间，已确知在成都先后出版的月刊以内的近代报刊有700家。……创办这些报刊的，既有官方，又有民间团体或报界同人等，还有的报刊由官方资助而以‘民间的面目出现。”〔10〕而观《康藏研究月刊》，恰缺乏官方或半官方的背景，不可能获取政府大量的基金支持，一方面，不若《新亚细亚》、《康导月刊》等报刊存世时间长；另一方面，因经费限制无法增加版面、扩展除学术之外的内容，难以吸引广泛而固定的受众，不能收综合报刊之实效。在前述创办于成都的700家近代报刊中，“断续出版达10年以上者仅数家，多数仅出数年或数月即停刊，受本身和外在条件限制而旋生旋灭者，也为数不少。”〔11〕而《康藏研究月刊》主要藉任乃强、罗哲情错伉俪之力，能维持达三年之久，殊属不易。 除了与其他报刊有相区别的一面，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时局的紧密联系又是《康藏研究月刊》与其他报刊相类似的一面。康藏研究社成立之始，其社章总则第二条就规定“本社以研究康藏区内一切情形，提供整理意见，协赞政府设施为宗旨”。〔12〕其创刊的目的就在于沟通汉藏文化、唤起国人对康藏研究的关注，发刊词中“同人之意，将此涓涓泉流，滴穿封闭康藏的巨石，俾国人洞见其症结所在”之句，即申此意。《新亚细亚》创刊号上就声称其使命在于“为整个中国建设而研究中国的边疆”，“为实现民族主义而研究东方民族的解放”。〔13〕《边政公论》之所以得以创办，也是为了“集合对于边事夙具热望，边政饶有兴趣之士”，进而“研究边疆及其文化，介绍边疆实际情况，促进边疆建设，加强中国民族之团结为宗旨，上以襄赞政府之政治设施，下以建立国人之正确舆论，期于边政前途，有所裨益”。〔14〕不无例外，《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的办刊宗旨也是：“向蒙藏人民宣传政府政策，拥护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统一，报导中外要闻、民族风情、藏蒙建设等。”〔15〕 此种现实关怀不仅可从创刊宣言、办刊宗旨中去观察，还可从刊物所登载文章内容去窥见。在《蒙藏旬刊》中，有关蒙藏时闻和国内外纪要的报道和记录占了大量的篇幅。在《边疆消息》中，大量介绍了有关藏族和蒙古族的政治形势。有关《蒙藏旬刊》、《边疆消息》的简介详参西饶江措《藏学报刊汇志》和《藏学报刊汇志（续一）》（《中国西藏》1998年第5期）。在《康藏研究月刊》中，任乃强对西藏政变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指出了其间既有外人引诱、内部争斗的事实，又有中央政府对藏事隔膜、治藏失策的短缺。谢国安通过对藏北羌塘风物的记述，以及对冈底斯山和四大圣湖的介绍，纠正了颇多误传的藏北、藏南地区地理、民族、风俗。 上述各种报刊，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也无论是综合性的还是专业性的，都为民国时期的康藏研究提供了展现的平台，更为后来了解民国时期的康藏研究状况提供了依据。虽然它们创办的时间有先有后，存世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基本不曾断裂，覆盖了差不多整个民国时期。以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主要的三种研究康藏问题的报刊而言，《康藏前锋》存世于1933-1939年，《康导月刊》存世于1938-1948年，《康藏研究月刊》存世于1946-1949年，时间上完全相延续。而《康藏研究月刊》诸同人更是从上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就关注并研究康藏，说他们基本上可反映出民国时期康藏研究的面貌和水平，并不为过。 五、结语 仅就存世时间而言，似乎很难理解《康藏研究月刊》的意义和作用。该刊于1949年9月30日过早夭折。关于其停刊的原因，在笔者的搜录范围中，除任新建先生所言及的“罗哲病逝”、“经费支绌”两条原因外，尚未见专门的文章或文段论述过。确实，经费是决定一种刊物能不能顺利出版发行的至要因素，罗哲的病逝给刊务工作带来不便，对任乃强本人来说也是一种打击，但笔者认为，该刊的停刊跟当时面临的新局势，与任乃强等人面临新局势时产生的心理变化并不是全无关系。但若将该刊放回到民国康藏研究学术发展脉络中去看，则不难发现：它不仅是传统康藏研究的内在延续，更是现代康藏研究开启的重要标志，代表着民国时期康藏研究的极高水平，在康藏研究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席位。 就围绕在《康藏研究月刊》周围的多数同人而言，他们不仅受传统中国史学观和志书撰述的影响，还注重实地考察，善于融合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折射出了浓郁的学院气息和现代色彩。但他们的研究范围并不囿于传统的历史政治、地理沿革，而是广涉康藏宗教、民族文化、风俗语言、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在他们笔下，涉及康区的文字占了很大的比例，康区的重要性在整个康藏研究中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国运蹇促和民族危亡之际，《康藏研究月刊》以“陈言献议、协理政务”为宗旨，欲“为国家弥补缺失，与外人争一日长”，入于学术，出于时务，既对关涉康藏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又表现出了强烈的经世情怀。但它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同民国时期众多的涉藏期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既是民元以来涉藏报刊创办浪潮的延续，与它们有着共同的关怀，又显示出了不依赖官方，独立的、客观的学术旨趣。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抗战结束后，大量的学者和学术机构开始从西南一隅流向全国各地，而任乃强等人主要凭藉私力，坚持办刊，使西南地区作为康藏研究重镇的地位得以保留。1949年前后，一部分康藏研究力量分流到了台湾，《康藏研究月刊》诸同人更是为大陆尤其是西南地区康藏研究保留了一支学术的命脉。 〔参考文献〕 〔1〕任乃强.多康的自然区划〔J〕.康藏研究月刊，1947，（9）：2. 〔2〕发刊词〔J〕.西康省政府公报，1939，（1）. 〔3〕发刊小启〔J〕.康藏研究月刊，1946，（1）. 〔4〕彭公侯.康藏研究社成立大会记录〔J〕.康藏研究月刊，1946，（1）：12. 〔5〕该刊紧要启事〔J〕.康藏研究月刊，1949，（24）：30. 〔6〕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M〕.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112. 〔7〕彭文斌主编.人类学的西南田野与文本实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C〕.民族出版社，2009.154. 〔8〕王建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边疆民族研究——以任乃强先生为个案的学科史讨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47. 〔9〕西饶江措.藏学报刊汇志〔J〕.中国西藏，1998，（4）：46. 〔10〕〔11〕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报业志〔M〕.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8，8. 〔12〕康藏研究社社章〔J〕.康藏研究月刊，1946，（1）：14. 〔13〕创刊宣言〔J〕.新亚细亚，1930，创刊号. 〔14〕〔15〕马大正.序〔A〕.马大正.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一册〔Z〕.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2-3，3. （责任编辑：许丽梅） 涉藏专业学术期刊的大量涌现，可说是民国康藏研究的另一特点。所以，对《康藏研究月刊》进行考察，势必要放回到整个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报刊的创办浪潮中去。 比较而言，《康藏研究月刊》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民间性”，这是与很多类似的报刊相区别之处。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等政府要员都曾在新亚细亚学会任职，该会所办刊物《新亚细亚》每期开篇都有戴季陶的指导性文章，官气十足。《康导月刊》由西康省政府拨款补贴，创刊号就有向传义、向传义（1886——1955），字育仁，四川仁寿人，时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刘文辉等人的题词和戴季陶手书序言，所刊文章主要体现的也是刘文辉的施政思想。但也正因为官方的扶持和资助，这些报刊存世时间一般都不至于太短。 “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至1949年底的51年间，已确知在成都先后出版的月刊以内的近代报刊有700家。……创办这些报刊的，既有官方，又有民间团体或报界同人等，还有的报刊由官方资助而以‘民间的面目出现。”〔10〕而观《康藏研究月刊》，恰缺乏官方或半官方的背景，不可能获取政府大量的基金支持，一方面，不若《新亚细亚》、《康导月刊》等报刊存世时间长；另一方面，因经费限制无法增加版面、扩展除学术之外的内容，难以吸引广泛而固定的受众，不能收综合报刊之实效。在前述创办于成都的700家近代报刊中，“断续出版达10年以上者仅数家，多数仅出数年或数月即停刊，受本身和外在条件限制而旋生旋灭者，也为数不少。”〔11〕而《康藏研究月刊》主要藉任乃强、罗哲情错伉俪之力，能维持达三年之久，殊属不易。 除了与其他报刊有相区别的一面，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时局的紧密联系又是《康藏研究月刊》与其他报刊相类似的一面。康藏研究社成立之始，其社章总则第二条就规定“本社以研究康藏区内一切情形，提供整理意见，协赞政府设施为宗旨”。〔12〕其创刊的目的就在于沟通汉藏文化、唤起国人对康藏研究的关注，发刊词中“同人之意，将此涓涓泉流，滴穿封闭康藏的巨石，俾国人洞见其症结所在”之句，即申此意。《新亚细亚》创刊号上就声称其使命在于“为整个中国建设而研究中国的边疆”，“为实现民族主义而研究东方民族的解放”。〔13〕《边政公论》之所以得以创办，也是为了“集合对于边事夙具热望，边政饶有兴趣之士”，进而“研究边疆及其文化，介绍边疆实际情况，促进边疆建设，加强中国民族之团结为宗旨，上以襄赞政府之政治设施，下以建立国人之正确舆论，期于边政前途，有所裨益”。〔14〕不无例外，《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的办刊宗旨也是：“向蒙藏人民宣传政府政策，拥护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统一，报导中外要闻、民族风情、藏蒙建设等。”〔15〕 此种现实关怀不仅可从创刊宣言、办刊宗旨中去观察，还可从刊物所登载文章内容去窥见。在《蒙藏旬刊》中，有关蒙藏时闻和国内外纪要的报道和记录占了大量的篇幅。在《边疆消息》中，大量介绍了有关藏族和蒙古族的政治形势。有关《蒙藏旬刊》、《边疆消息》的简介详参西饶江措《藏学报刊汇志》和《藏学报刊汇志（续一）》（《中国西藏》1998年第5期）。在《康藏研究月刊》中，任乃强对西藏政变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指出了其间既有外人引诱、内部争斗的事实，又有中央政府对藏事隔膜、治藏失策的短缺。谢国安通过对藏北羌塘风物的记述，以及对冈底斯山和四大圣湖的介绍，纠正了颇多误传的藏北、藏南地区地理、民族、风俗。 上述各种报刊，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也无论是综合性的还是专业性的，都为民国时期的康藏研究提供了展现的平台，更为后来了解民国时期的康藏研究状况提供了依据。虽然它们创办的时间有先有后，存世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基本不曾断裂，覆盖了差不多整个民国时期。以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主要的三种研究康藏问题的报刊而言，《康藏前锋》存世于1933-1939年，《康导月刊》存世于1938-1948年，《康藏研究月刊》存世于1946-1949年，时间上完全相延续。而《康藏研究月刊》诸同人更是从上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就关注并研究康藏，说他们基本上可反映出民国时期康藏研究的面貌和水平，并不为过。 五、结语 仅就存世时间而言，似乎很难理解《康藏研究月刊》的意义和作用。该刊于1949年9月30日过早夭折。关于其停刊的原因，在笔者的搜录范围中，除任新建先生所言及的“罗哲病逝”、“经费支绌”两条原因外，尚未见专门的文章或文段论述过。确实，经费是决定一种刊物能不能顺利出版发行的至要因素，罗哲的病逝给刊务工作带来不便，对任乃强本人来说也是一种打击，但笔者认为，该刊的停刊跟当时面临的新局势，与任乃强等人面临新局势时产生的心理变化并不是全无关系。但若将该刊放回到民国康藏研究学术发展脉络中去看，则不难发现：它不仅是传统康藏研究的内在延续，更是现代康藏研究开启的重要标志，代表着民国时期康藏研究的极高水平，在康藏研究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席位。 就围绕在《康藏研究月刊》周围的多数同人而言，他们不仅受传统中国史学观和志书撰述的影响，还注重实地考察，善于融合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折射出了浓郁的学院气息和现代色彩。但他们的研究范围并不囿于传统的历史政治、地理沿革，而是广涉康藏宗教、民族文化、风俗语言、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在他们笔下，涉及康区的文字占了很大的比例，康区的重要性在整个康藏研究中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国运蹇促和民族危亡之际，《康藏研究月刊》以“陈言献议、协理政务”为宗旨，欲“为国家弥补缺失，与外人争一日长”，入于学术，出于时务，既对关涉康藏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又表现出了强烈的经世情怀。但它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同民国时期众多的涉藏期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既是民元以来涉藏报刊创办浪潮的延续，与它们有着共同的关怀，又显示出了不依赖官方，独立的、客观的学术旨趣。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抗战结束后，大量的学者和学术机构开始从西南一隅流向全国各地，而任乃强等人主要凭藉私力，坚持办刊，使西南地区作为康藏研究重镇的地位得以保留。1949年前后，一部分康藏研究力量分流到了台湾，《康藏研究月刊》诸同人更是为大陆尤其是西南地区康藏研究保留了一支学术的命脉。 〔参考文献〕 〔1〕任乃强.多康的自然区划〔J〕.康藏研究月刊，1947，（9）：2. 〔2〕发刊词〔J〕.西康省政府公报，1939，（1）. 〔3〕发刊小启〔J〕.康藏研究月刊，1946，（1）. 〔4〕彭公侯.康藏研究社成立大会记录〔J〕.康藏研究月刊，1946，（1）：12. 〔5〕该刊紧要启事〔J〕.康藏研究月刊，1949，（24）：30. 〔6〕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M〕.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112. 〔7〕彭文斌主编.人类学的西南田野与文本实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C〕.民族出版社，2009.154. 〔8〕王建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边疆民族研究——以任乃强先生为个案的学科史讨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47. 〔9〕西饶江措.藏学报刊汇志〔J〕.中国西藏，1998，（4）：46. 〔10〕〔11〕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报业志〔M〕.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8，8. 〔12〕康藏研究社社章〔J〕.康藏研究月刊，1946，（1）：14. 〔13〕创刊宣言〔J〕.新亚细亚，1930，创刊号. 〔14〕〔15〕马大正.序〔A〕.马大正.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一册〔Z〕.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2-3，3. （责任编辑：许丽梅）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