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社会转型期的童年叙事经典：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 |
| 范文 | 〔摘要〕 维多利亚时期及其前后（1830-1914）史称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然而长期以来评论界对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成就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儿童幻想叙事（童话小说），对于其他类型的文学叙事则关注不够。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在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时代语境下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读者对象、共同价值取向和相似艺术追求的文学共同体，具体包括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三类童年叙事、女性作家的童话叙事、少年校园叙事、少年历险叙事。本文致力于从当代中国视阈对这一时期成就斐然、影响深远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进行全面、系统的共时性考察。 〔关键词〕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儿童文学；青少年文学；童年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177-09 一、引言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异军突起，发表的名篇佳作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叙事文类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足以令世人瞩目。此后，学界公认这一时期为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只是在时间划分上略有分歧。然而在论及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成就时，批评家关注的目光和评价的重点往往倾斜在幻想叙事文类上，而对其他叙事文类则关注不够。作为英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和史学研究及书目学权威之作，哈维·达顿（F.J. Harvey Darton）的《英国儿童图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Childrens Books in England：Five Centuries of Social Life，1932）根据翔实的史料对英国儿童图书创作、出版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及发展进程，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经典的出现与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1〕 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的《秘密花园：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研究》（Secret Gardens：A Study of the Golden Ag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1985）对1860年至1930年出现的杰出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了全面的专题考察，认为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活动形成了涉及相似思想观念和主题的模式。卡彭特在书中重点阐述的是，在这一“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作家选择儿童小说来作为自己描写社会和表达个人梦幻的载体。〔2〕彼得·亨特（Peter Hunt）主编的《插图版英语儿童文学史》（Childrens Literature：An Illustrated History，1995）是一部按年代和创作类型编排的通史类论文集。它重点探讨了英国儿童幻想小说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等因素。书中第六章题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诞生”，论述了维多利亚时期至爱德华时期的代表性童话小说作家及其创作的开拓性艺术特征。〔3〕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nders）的《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2000）是一部深受评论界赞誉的开放、精到的英国文学史。在第七章“维多利亚鼎盛期的文学：1830至1880”中，作者对刘易斯·卡罗尔（两部“爱丽丝”小说的作者）和爱德华·利尔（《荒诞歌谣》的作者）这两位作家创作的艺术特征进行了专门论述。桑德斯指出“爱丽丝”小说始终充满反转、推测、激变和梦想等因素；两部“爱丽丝”小说呈现出一种探索荒诞的快乐，因为荒誕就像镜子一样，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他认为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标志着“一种富于智力和奇想的儿童文学的出现，”是鉴赏力变革的最显著的结果。〔4〕而这种阐述代表了英国主流学界的价值取向，即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学经典纳入英国文学正史，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约翰·里凯蒂（John Richetti）主编的《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2005）是英国小说发展史研究的权威论文集，体现了20世纪末英美学术界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价值趋向。其中罗伯特·波尔赫默斯（Robert Polhemus）的文章《刘易斯·卡罗尔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儿童》（Lewis Carroll and the Child in Victorian Fiction）将幻想文学与童年书写联系起来，阐述了小女孩爱丽丝这一人物具有的划时代的重要文化意义，以及爱丽丝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儿童主人公，是如何与同时代的其他重要小说家（如狄更斯等）所呈现的儿童主人公和童年相关联的。〔5〕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的《维多利亚人》（The Victorians 1830-1880：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8.，2007）是一部新颖独特的英国维多利亚文学史，以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为主线，深入考察了1830年至1880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英国文学的总体特点和客观成因。论著尤其对达尔文和科学发现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进行了深度阐述。事实上，达尔文不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成人文学产生重要影响，更是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这也是我们当前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戴维斯还论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Fairy Tales and Fantasies），探讨了它们的时代意义和文学话语价值。戴维斯将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纳入维多利亚文学史体现了一种突破，一种新视野和新认知。综上所述，评论家对维多利亚时期异军突起的儿童幻想文学给予高度评价，但对写实性青少年文学叙事关注不够。换言之，学界对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的史学价值和艺术成就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对写实性叙事文类的研究和认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写实性文学叙事和幻想性文学叙事构成了一个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研究者应当全面系统地将这一时期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贯通起来，通过共时性方法进行整合研究。 二、重返童年：三种叙事走向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三种童年叙事。在维多利亚时代，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在内的英国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新思想引发了深刻的宗教和信仰危机。在地理、生物和历史科学的新发现面前，正统神学节节败退。英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激烈震荡引发了大多数维多利亚人的迷茫、痛苦乃至各种精神及信仰危机。从总体看，当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深刻的信仰危机成为维多利亚人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变迁与动荡催生维多利亚人“重返童年”的愿望，推动了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兴起。19世纪中期以来，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童年叙事成为作家们对抗社会剧变和精神危机的表达方式。众多著名作家怀着追寻童年的心态为孩子们写作，或者就以少男少女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推动了童年叙事的兴起。 1.以狄更斯的“苦难题材”小说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童年叙事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影响也最大的小说家之一，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大力开创了现实主义的童年叙事。这一童年书写的原动力来自他本人受到至深伤害的童年经历。狄更斯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捕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多种多样的童年和人生。作者透过表面的繁荣和“进步，”撕开其温情脉脉的面纱，直笔书写社会现实的冷酷无情，大力开拓了“苦难童年”的叙事领域，但他的大多数小说的浪漫结局呈现了狄更斯式的人文主义温情，给读者留下了希望之光。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重大社会变革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结构中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两个民族”的相互对立。〔6〕而对童工的剥削更是英国历史上“最可耻事情之一”。狄更斯令人难忘地描写了英国中下层社会种种触目惊心的贫困生活，揭示了儿童作为拜金主义社会的牺牲品所承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苦难。从儿童文学史意义看，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等所讴歌的儿童形象转化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的主人公，狄更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事实上，从《雾都孤儿》（Oliver Twist）的发表到《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问世的25年间，狄更斯笔下所呈现的那些历尽磨难和坎坷人生的儿童群像（如奥利弗、耐尔、董贝、蒂姆、匹普、小杜丽、科波菲尔等），无不铭刻在无数读者的头脑之中。有人说，如果要向广大英国文学的读者做一项调查，问他们对英国文学作品中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什么，那么这就是最可能得到的回答之一：济贫院里，饥肠辘辘的孤儿奥利弗手捧粥碗哀求道：“可以吗，先生，我还想再要一点！”狄更斯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捕捉和书写剧烈动荡时代社会底层产生的各种焦虑，以及形形色色的苦难童年和变动不居的人生。而对于19世纪以来的英国儿童文学叙事，狄更斯做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对于少年儿童人物的倾心描写，对于现实主义的苦难童年题材的大力开拓。相对于狄更斯笔下英国城镇少年儿童的苦难命运，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等作家则通过乡村童年书写，如《捡橡果的孩子》（The Acorn Gatherer）收于1884出版的《田野的生活》（The Life of the Fields，London： Chatto & Windus， 1884）。等，表现了这一时期英国乡村儿童在工业化进程中陷入的凄惨生存处境。 2.“奇境漫游”：幻想性童年叙事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的两部“爱丽丝”小说代表着维多利亚时期幻想性童年叙事的异军突起。通过以幻写实的童话艺术，作者讲述了天真淳朴而且具有常识判断的小女孩爱丽丝独自一人在奇境世界和镜中世界的荒诞生活经历，创造性地拓展了传统童话叙事的表现空间和哲理容量。就创作过程而言，“爱丽丝”故事秉承了口传童话故事的民间文化因素（现场型，亲密性，互动性），体现了它与传统童话的血脉关系；与此同时，这两部作品又通过作者的卓越才思和文字加工获得了独领风骚的艺术升华，这两者的结合在特定意义上体现的是历久弥新的童话本体精神与现代小说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耐人寻味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小女孩爱丽丝通过卡罗尔的童话叙事成为永恒童年的象征。恰如作者在其童话小说的扉页题诗中所言，他的两部“爱丽丝”小说是奉献给儿童，奉献给人类童年的“爱的礼物。”通过小女孩“漫游奇境”之幻想性童年叙事，卡罗尔的想象力得到激发和释放，而且他也通过卓越的幻想性童话叙事捕捉和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充满矛盾的希望和恐惧，表达了荒诞文学叙事所蕴涵的希望改进现实的童话乌托邦意愿。有关“爱丽丝”小说的创作过程和思想艺术特征，参见舒伟《重访爱丽丝的奇境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启示》，《理论与创作》2010年3期；《走进“阐释奇境”：从历史语境解读两部“爱丽丝”小说的深层意涵》，《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2期。以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为代表的幻想性童年叙事作品前所未有地冲破了从18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在英国儿童文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刻板写实之藩篱，颠覆了那些恪守“事实”，坚持理性说教的儿童图书的写作教条，推动了张扬幻想，追求快乐奔放天性的幻想儿童文学叙事主潮的兴起。 在这一时期，童话小说的创作蔚然成风，出现了一大批风格各异，深受少年儿童读者喜爱的名篇名著，引领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F.E.佩吉特（F.E. Paget）的《卡兹科普弗斯一家的希望》（The Hope of the Katzekopfs，1844）；罗斯金（John Ruskin）的《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1851）；萨克雷（W.M. Thackeray）的《玫瑰与戒指》（The Rose and the Ring，1855）；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水孩儿》（Water Babies，1863）；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奇境漫游记》（Alice in Wonderland，1865）和《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Alices Adventures in the Glass，1871）；乔治·麦克唐纳（Gorge Macdonald）的《乘着北风遨游》（At the Back of North Wind，1871）、《公主与妖怪》（The Princess and Goblin，1872）、《公主与科迪》（The Princess and Curdie，1883）；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它故事》[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1888，包括《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自私的巨人》《忠诚的朋友》和《神奇的火箭》]和《石榴之家》[A House of Pomegranates，1891，包括《少年国王》《小公主的生日》《渔夫和他的灵魂》和《星孩儿》]；约瑟夫·拉·吉卜林（J.Rudyard Kipling）的《林莽传奇》（Jungle Books，1894-1895）和《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so Stories，1902）；贝特丽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兔子彼得的故事》（Peter Rabbit，1902）；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的《五个孩子与沙精》（Five Children and It，1902）、《凤凰与魔毯》（Phoenix and Carpet，1904）、《护符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Amulet，1906）和《魔法城堡》（Enchanted Castle，1907）；約翰·巴里（John Barrie）的《小飞侠彼得·潘》（Peter Pan，1904）；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1895）、《梦里春秋》（Dream Days，1898）和《柳林清风》（Wind in the Willows，1908）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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