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的理论反思关系重构：社会工作实务取向的分歧根源及其超越 |
| 范文 | 文军+高艺多 〔摘要〕实践性是社会工作的核心特质和生命力，对社会工作实务取向的分析有助于更完整地看清现代社会工作发展的总体脉络。与以往“个体—社会”二元分析不同，社会工作的实务取向实际上存在个体治疗、人际改善与社会倡导三种类型。对此，尝试从核心内容、范式特征、理论基础和服务形态四个方面来比较三种实务取向的分歧，进而从功能论、冲突论和互动论三个理论框架来剖析这种分歧的根源，并尝试提出通过“关系重构”来实现对社会工作不同实务取向分歧的超越。 〔关键词〕社会工作；实务取向；分歧；关系重构 〔中图分类号〕C9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5-0016-09 ①社会工作想象力是在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基础上提出的，指的是为了实现杰出的社会工作实践而需要具备的同理心（empathy）、悬置的怀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洞察（insight）和充分的智慧（resourcefulness）等各种品质的结合。参见Katherine van Wormer.Our Social Work Imagination： How Social Work Has not Abandoned Its Mission， Journal of Teaching in Social Work， 2002，22（3/4）：21-3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13 & ZD043）；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都市的底层社会及其公共治理研究”（13JJD840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回到马克思：西方社会结构理论的比较与反思”（13BSH002） 一、社会工作三种实务取向分歧的主要表现 任何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立场而采取的一种操作方法的回应与运用。在迄今为止的社会工作实务取向中，无论是在价值预设和理论形态还是在服务对象和操作实践上，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或者微观与宏观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可以说，关于传统社会工作实务取向的论争，基本上可以划分为社会正义取向（解放叙事）和社会控制取向（治疗叙事）两种立场。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个体联结状况不良也是造成个体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提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人际改善”取向。大约在霍尼（Horney）和克莱因（Klein）提出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文化观（socio-cultural view）十年后，苏利文（Sullivan）挑战了弗洛伊德式追究内心过程的精神分析方式，将关注点聚焦于人际环境中（interpersonal context），认为人际环境塑就了个体的性格和行为，由此被称为“人际关系流派”。〔3〕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工作的发展，或许是对“个体—社会”二元逻辑的屈从，人际改善这一取向常常被放置于社会工作实务取向的微观层次（家庭）或宏观层次（社区）上不加区分地合并起来讨论。这种实体化、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使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境地，并由此演化出个体—社会、行动—结构、微观—宏观之间的诸多对立。〔4〕因此，我们认为社会工作的实务取向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即个体治疗、人际改善与社会倡导三种基本取向。对此，我们可以从核心内容、范式特征、理论基础和服务形态四个方面来分析这三种实务取向的分歧所在（参见表1）。 第一，从核心内容来看，个体治疗取向倾向于把贫困与情绪等问题看成是个体的道德困境和社会功能缺损的结果，采用个人化的诊断、治疗技术，从而实现服务对象个体特征的改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慈善组织协会（COS）活动主要是基于私人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和道德使命感，在经济上救济那些贫穷者、放纵者和懒惰者，提高其自我效能感，渗透着资本主义社会浓厚的个体主义色彩。〔5〕人际改善的取向认为每个人都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主要着眼于提高服务对象与其相关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人际关系质量，进而恢复个人的社会功能。以中国乡村社会为例，每个个体都有其个人的圈子，圈子内部的成员地位有强有弱，并且与外部的圈子处于竞争地位。〔6〕换言之，人际改善取向下的社会工作从服务对象所在的“圈子”入手进行专业干预，进而改善服务对象的圈子质量，帮助服务对象解决社会适应问题。社会倡导实务取向的社会工作者不仅将自己看成是普通的慈善人员，而是以社会变革者或倡导者的身份定位，他们的目标是弥补社会上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强调预防而不仅局限于治疗的范畴，致力于提高服务对象的文化、道德和智力层次，改变相对不良的社会环境。〔7〕因此，其倡导的目标主要是为缺权或无权的第三方争取福利或利益，这样的尝试可能催生出新的符合民意的决策。〔8〕 表1社会工作三种实务取向及其分歧 个体治疗人际改善社会倡导核心 内容把贫困与情绪等问题看成是个体的道德困境和社会功能缺损的结果，采用个人化的诊断、治疗技术，从而实现服务对象个体特征的改变认为每个人都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一定的位置，着眼于提高服务对象与其相关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人际关系质量，进而恢复个人的社会功能以社会变革者或倡导者的身份定位，其目标是弥补社会上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强调预防而不局限于治疗的范畴，致力于提高服务对象的文化、道德和智力层次，改变相对不良的社会环境范式 特征强调个体身、心、灵的改变从人际关系（家庭、朋辈、社区）层面改善其社会网络的质量努力改变最终的决策，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对决策方式、途径进行改造和重塑理论 基础以里士满的《社会诊断》为标志；病理学实践取向，以精神分析、认知行为、任务中心等理论为代表社会化理论、社会互动理论以及心理动力学中的客体关系理论 、人际心理治疗理论 、依恋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生态系统、赋权视角、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社会发展视角、反压迫实践及多元的社会运动模式服务 形态表现为辅导、个案工作、心理治疗、临床社会工作等小组工作、俱乐部等社会投资、社区为本、参与自决、社会正义、国际意识等 第二，从范式特征来看，个体治疗取向强调个体身、心、灵的改变。一是突出个体本位，个体是所有价值和意义的尺度，个体的尊严、价值、幸福和利益超过任何事物；二是案主自决，个体本身有权利和自由决定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三是个体负责，由于个体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是自主选择的，个体理应对行为负有完全的责任。〔9〕人际改善取向主要针对服务对象所在的人际系统（家庭、朋辈、社区等）即从关系层面改善其社会网络的质量，坚持“人在情境中”的信念，认为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的，并且履行着特定的社会功能，人们一旦在心理、社会方面出现了问题或不良状况，必然与其所处的人际关系强度与质量密切相关。社会倡导取向的社会工作者力争站在服务对象和第三方决策者的立场上，通过作出努力改变最终的决策，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对决策方式、途径进行改造、重塑。这一取向坚持人是政治的，人的问题来自社会结构而非自身引起的错误。〔10〕 第三，就理论基础而言，个体治疗取向以实证主义为母本，向标准看齐，以里士满的《社会诊断》为标志，使得社会工作表现出了浓厚的病理学实践取向，尤以精神分析、认知行为、任务中心等理论为代表。而与人际改善这一取向匹配的理论有社会化理论、社会互动理论以及心理动力学中的客体关系理论、人际心理治疗理论关于客体关系理论（Object Relational Theory）和人际心理治疗（Interpersonal Therapy）理论的解读详见Joseph Walsh.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Brooks Cole，2009.、依恋理论等理论积淀。对服务对象问题的回应，不仅要从个体的认知和行为入手，也要兼顾其所处的家庭、团体和社区的社会网络支持体系和资源系统。〔11〕基于社会倡导取向的社会工作实务，其采取的理论模式主要有生态系统、赋权视角、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社会发展视角、反压迫实践及多元的社会运动模式。如社区工作和社会行动模式，将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发展出社区改良思想、和平思想、维护妇女权利的思想和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教育等社会工作思想，这些思想和理论也使社会工作与社会公正、人的权利等联系起来，成为社会倡导的重要开始。〔12〕1994年，全美社会工作协会指出：“社会工作的主要使命是增加人类福祉，帮助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尤其关注对弱势的、被压迫的和贫困群体的需要满足和赋权。”〔13〕2014年，在墨尔本召开的世界社会工作联合大会也对社会工作进行了重新定义：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是促进社会改变与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学科。 第四，就服务形态而言，个体治疗取向的社会工作将个体问题的存在作为干预起点和服务的前提，其在实务中往往表现为案主辅导、问题诊断、个案工作、心理治疗、临床社会工作等服务方法，由此逐步形成了精神分析模式、认知治疗模式、叙事治疗模式、危机干预模式等一系列治疗模式。尤其是“精神分析方法”曾一度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核心模式，而且很大一部分是为较为富有的私人提供有偿服务，而真正需要社会工作服务的公共领域的贫困人群却很难充分享受到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14〕坚守人际改善取向的社会工作者们最常使用的服务形态则是小组工作方法及俱乐部等，借助小组动力增进服务对象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反思既往的人际互动模式，重构新的人际交往模式；此外，社会工作者除了通过小组工作的方法对服务对象本身的认知、互动范式进行干预之外，还会考虑与服务对象相关的重要他人进行沟通、协商，以期形成合力，共同构成帮助服务对象成长与进步的正面促进力量。社会倡导的服务形态主要呈现为社会投资、社区为本、参与自决、社会正义、国际意识等。〔15〕在社会工作倡导过程中涉及三种主体——倡导者、服务对象和决策者，倡导者（社会工作者）关注服务对象（一般是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表第三方团体立场，社会工作者努力尝试去改变某项社会政策或法规，更为重要的是对决策模式进行一些变革，如此便会大大增加倡导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根据社会工作者与决策者的一致性程度，可以将社会工作倡导实务的社会情境类型化为三类：同盟者情境（alliance situation）、中立者情境（neutral situation）和对抗者情境（adversarial situation）。相关详细分析可参见Michael Sosin，Sharon Caulum.Advocacy： A Conceptualization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Social Work， 1983，30（1）：12-17. 二、理论范式相异：社会工作实务取向分歧的深层根源 在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追求过程中，社会工作先后经历了病理学实践取向、社会与结构实践取向和生态增能的实践取向三个实践逻辑阶段，这种发展逻辑展现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之间的张力。〔16〕社会工作者们在如何更好地提升人类福祉这一问题上存有差异化的取向，其间的差异和人们对增进人类福利的观念密不可分，治疗性社会工作源于个人主义思想，变革性社会工作则与集体主义相连。〔17〕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也存在着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与整体主义（holism）两种截然不同的争议，这种理论性的争议在社会工作领域也势必会渗透到实务层面〔18〕，社会工作专业与其他专业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其理论与实务联结相当紧密。由此我们不得不聚焦至社会工作中理论与实务的关系（此处侧重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进而分析社会工作实务取向分歧的深层理论根源。本文认为，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功能论、互动论、冲突论与传统社会工作实务三种取向形成了一定的匹配关系，是实务取向形成的主要理论根源。 （一）功能论范式：个体治疗取向的理论根源 从斯宾塞、涂尔干的社会有机论到齐美尔的本源功能主义，再到帕森斯、默顿等为代表的现代结构功能主义，功能论持续时间之长可见其对社会现象的较强解释力。功能论认为社会是整体性的，侧重维护社会的均衡性，整体中的每个部分都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他们相互依存，共同维持着社会的存在。如果我们借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工作的功能，可以看到个体层面主要体现为塑造公民人格、调节不良情绪和转化不当行为等功能，群体层面的功能主要致力于社会目标导向、规范或道德约束和整合集体价值等方面，社会层面的功能则体现在实现社会整合和推动社会进步上。〔19〕功能论范式强调人类社会本质的一致性，并且认为人们的行为都是被决定的而非自由意志，格外重视社会事实的一致性、决定性和客观性，遵循传统的科学模式和线性的技术理性路线。功能论范式表现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则更加强调个体治疗的取向，这是社会工作一直以来长期存在并受到批判的取向，该取向着眼于问题目标和过程导向，如传统社会工作坚持“接案—预估—计划—实施—结案”如此线性的干预路径，就是基于问题解决进而设计干预过程的实务表现。豪（Howe）将功能主义范式又分成了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 theories）和行为理论（behavioural theories），社会系统理论关注社会有机体的平衡和稳定，行为理论中则包含了很多心理、精神动力和行为矫正方面的理论，关注个体的错误和问题行为，设法对个体问题行为进行矫正以符合正常的社会期望和标准。〔20〕一项20世纪末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对社会工作者理论依据的调查显示，使用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工作者超过一半，占比53%，其次是现实疗法（reality therapy）占比48%，然后分别是人本主义（42%）、新弗洛伊德理论（33%）、行为主义（32%）等理论流派。〔21〕由此可见，主流社会工作的专业技术和方法是功能论导向的，不仅强调问题个体化，且试图运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解决，这显然是修补性质的社会工作。正是由于个体治疗这一实务取向背后所蕴含的功能论范式作为强大的理论支撑，才使得其在社会工作实务界长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二）互动论范式：人际改善取向的理论根源 从理论层面来看，符号互动论是社会学理论中一种微观的框架和视角，用于阐释通过人与人之间频繁的互动，社会何以产生并维持这一问题，芝加哥学派的乔治·米德（G. H. Mead）以其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成为该范式的集大成者。当时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是实证社会学，它是一种试图“自上而下”的社会研究范式，聚焦于宏观结构对个体产生的影响。而互动论则抛开所谓的传统，尝试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聚焦于微观层面的个体互动过程，进而理解社会是何以组织起来的。〔22〕基于互动论范式的社会工作将社会问题看作通过个人、群体之间频繁的互动产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包含着人们彼此相关的社会行为。社会问题基本可以看成是社会群体界定的产物，社会事实是由社会行为构成的，应该成为社会工作者关注的焦点。互动论范式的社会工作实践突出对主体经验的重视，而对宏大结构的关注有所式微。反观现实情境，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社会个体化现象逐渐兴起，在去传统化和脱嵌的处遇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越来越微弱，强关系逐渐向弱关系转化。“孤单的个体小舟将如何在晴雨难测的社会汪洋中平稳停泊靠岸”？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人们生活的社区也在面临个体化社会带来的转型，共同体认同逐渐削减。但是，人们对意义和价值的寻求并不必然是个体本身的，作为社会性的人类，意义和价值还来自与身边社会网络的联结，正如社会学家库利（C.H.Cooley）所使用的“镜中我”概念，即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通过个体与他人互动才得以形成的。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也不仅仅包含躯体、心理两个个体性的维度，还包括了社会维度的健康，并且是一种能够持续适应和回应环境带来的压力、变化的动态的平衡过程。由此可以看出，个体要想实现全面维度的健康，仅仅躯体、心理层面完善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社会、环境维度有所观照，这为社会工作人际改善实务取向提供了现实合法性、合理性之前提。 （三）冲突论范式：社会倡导取向的理论根源 冲突论是当前一种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理论流派。它认为社会是不平等的、紧张的、冲突的，早期冲突论的代表者有马克思、韦伯等人，现代冲突论主要以达伦多夫、科塞、李普赛特等为代表。早在19世纪末期，汤恩比馆的成立就体现了当时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倡导的实务取向，那时的工作人员不单将自己定位为友善访问员（慈善人员），而是以社会变革者/倡导者的身份要求自己，他们的目标是弥补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强调预防而不仅限于治疗范畴，并且与乡村的服务对象一同居住和工作，共同致力于提高他们的文化、道德和智力层次，改变当时不良的社会环境。从价值观上来讲，社会倡导使命坚持人是政治的，人的问题来自社会结构而非自身的错误。〔23〕伴随着20世纪福利国家改革的失败，激进社会工作应运而生，致力于解放穷苦大众和受压迫群体，力求重构社会工作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为激进社会工作提供了思想根源，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和社会工作的“软弱”进行强烈抨击与批判，渗透了冲突论的范式和大量解放政治学的元素。〔24〕借鉴社会冲突论，不难看出，权利失衡、利益剥夺感和阶层的封闭性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深层根源。〔25〕因此，社会倡导取向的社会工作坚决反对专业形式中的“案主化”（clientisation）或还原主义，并认为人们生活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但必须承认这个世界同时也充满了不公正的事实，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一同通过改造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而解决人们在意义世界中遇到的种种问题。〔26〕社会倡导实务取向立足于社会是不平等的立场，主张社会工作要想做出改变（make a difference）就要尝试从结构入手，改变决策甚至决策机制才能真正为服务对象争取到最大福祉，正是冲突论视角的实务体现。〔27〕 三、关系重构：超越社会工作实务分歧的可能 通过对个体治疗、人际改善和社会倡导三种实务取向的分歧及其深层理论根源的剖析，我们尝试将“关系”再度提到社会工作实务的重要议程上来，即通过“关系重构”来探索实现对社会工作实务取向分歧的超越。 第一，将社会工作实务取向的超越落脚于“关系重构”有着相应的理论基础。尽管西方文化中并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精准地诠释汉语语境中的“关系”，但“关系”这一现象并非中国文化中独有，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核心正是人类本身。回顾历史，从19世纪末的慈善组织会社到当代社会，社会工作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围绕在个体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在发展初期采借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以人为基点的学科理论的社会工作专业，其工作重点也向来是协助服务对象处理周遭的关系问题，因此，“关系”的处理与研究在社会工作专业中占据着不容小觑的地位。比如，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在阐述社会静力学时就着重强调了“社会相互联系的定律”；斯宾塞将社会按照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并进一步说明军事社会中人们之间是强制性的合作关系，而工业社会中，人们之间则是自愿合作的关系。〔28〕滕尼斯更是将关系阐释到了极致，他认为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商业化社会过渡后，人际关系的特征及社会整合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他提出“社区”与“社会”这两个概念来分别表征人类社会生活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29〕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社会关系结合方式的变化是导致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变化的原因；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认为“社会交往的形式”是人们在日常交往和行动中的最基本形式〔30〕；托马斯·舍夫（T.Scheff）将符号互动论传统与心理分析组合成一般的情感社会学理论，建构了人际协调与社会团结模型，试图将情感的微观水平与社会文化力量制约的宏观水平联系起来。舍夫采纳库利的观点，人类持续地处于自我情感状态之中，特别是自豪和羞愧情感之中。有关舍夫的人际协调与社会团结模型详细分析可参见乔纳森·特纳、简·斯黛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5-127页。必须承认的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实务界对个体治疗和社会倡导的重视远远超过“关系”这一层次，这种现象既是关系论的复杂性高于实体论的表现，也是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长期对立的直接体现。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根源在于将个体与整体实体化、本体化了，要超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对立，就应该彻底抛弃本体化、实体化的思维方式，从“关系”的角度对个体、社会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31〕 ①在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典型案例来予以分析和说明：一位发展潜能十足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一段时间的抑郁之后选择了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从个体来看，精神分析学派专注于其童年的特殊经历，认知行为疗法则关注其非理性的认知与行为；从结构分析来看，或许在这位青年学者的理想国中，当下的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完美甚至千疮百孔，但即便我们意识到了他心中的不满与愤怒，是否能立即通过倡导改变社会来拯救他的生命呢？显然做不到。跳脱“个体—整体（结构）”思维，我们可以尝试从关系层面入手来思考：当一个人“生无所恋”之时，离开这个世界的决定就会毅然决绝地做出；当一个人处于意义的缺失和关系断裂的“绝境”中，还怎么可能感受到幸福与快乐？这时，作为社会工作者在意识到个体意义缺失、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还需要立即采取的一个行动那便是巩固服务对象所处的关系网络，对服务对象主观上认为几近断裂的关系加以重构。在关系重构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服务对象个体进行认知、行为、叙事等理论指导下的干预，另一方面运用适当的方式将服务对象的关系资源进行整合，共同为谋求社会的改变进行倡导。或许这样的干预才是更靠近服务对象也更接近远期目标的方案。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关系重构”是架在单独个体与整体社会之间的桥梁，一方面通过对人际关系网络的质量和韧性进行改善有助于使个体告别孤独感，重新回归意义感、存在感，满足其被关怀、被尊重、被接纳等这些人类共通的渴望，另一方面通过对人际关系的强度、广度的提升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形成，进而具备更具实践智慧和凝聚力的社会倡导力量。 ②萨提亚模式个人内在系统的说明使用了冰山的隐喻，该模式认为，冰山的各个领域或组成部分是：行为、应对姿态、感受、感受的感受、观点、期待、渴望、自我。各个部分相互作用，具有系统性。第二，关系重构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发展状况做出的具有可行性的专业决定。今天全球社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概言之可谓意义的缺席、关系的断裂与制度的变迁，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从个体、关系和结构三个层面对社会失范进行的阐释。〔32〕在这个被描述为“风险社会”与“个体化社会”并存的世界，个体显得如此渺小，同时有些不合理结构又似乎难以撼动，因此我们需要从关系视角入手，尝试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以重构：其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社会关系有哪些？当人们面临问题和困惑的时候，究竟如何看待其社会关系？如何从修复（重构）关系的角度协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是社会工作专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其二，从构词上来看，“社会工作”一词的核心目的和效果聚焦于“社会性”即“关系性”这点。 〔33〕社会工作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是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34〕，利他主义是关系重构的伦理基础，关系重构是利他主义的必然要求和实现路径。 第三，关系重构亦是社会工作者协助服务对象积累社会资本、编织社会网络、构筑社会支持的必要途径。“社会资本是真实和虚拟资源的总和。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和认可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累积而成的。”〔35〕社会资本是资源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通常我们可从三个层面来衡量个体社会资本的高低：微观上个体所拥有的资源与能力、中观上人际关系网络大小和紧密度、宏观上所属的社会制度环境。通过关系重构实现服务对象中观层面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助于进一步链接微观与宏观两极的社会资本。随着社会转型加剧，个体的活动范围和领域已经不局限于家庭这一初级群体范畴，逐渐向社区、社会组织等其他次级群体范畴扩展，这就意味着个体承担的社会角色变得更加复杂化、多样化，进而可能出现角色冲突、社会功能发挥阻障等问题，社会工作有助于协调服务对象及其所在的社会环境，恢复和重构良好的社会关系，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整合社会资源。〔36〕唯有如此方能重构社会支持，从而实现全人发展（whole-person development）的理念。①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强调的“关系重构”与前文所述的“人际改善”实务取向是存在根本区别的，其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关系重构并不意味着对个体治疗和社会倡导取向的抛弃，三者呈现整合、综融的状态，且关系重构介于两极之间发挥纽带作用；其二，关系重构的内容并不局限为一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其他层面的关系。受萨提亚家庭治疗中“冰山理论” ②的启发，我们试图建构社会工作专业实务取向的“关系重构”模型，其核心特征体现在： 第一，明确关系重构的功能定位。首先关系重构是介乎个体治疗与社会倡导之间的部分，作为纽带或桥梁将传统实务取向的两极加以联结。同时，如图1，总体来看此冰山模型分成两大部分，分别是水平面以上和水平面以下，“个体治疗”位于水平面上方，“关系重构”位于水平面上方但与水平面相碰触，而“社会倡导”则位于水平面下方。之所以如此布局，是因为传统的个体治疗往往从个体的认知、行为、情绪等角度对服务对象进行干预，这种干预很大程度上是可视化的操作，并且可行性最高，但是个体的改变并不必然意味着结构性的变革，因此位于水平面最上方；传统的社会倡导是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对不够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提出抗议和挑战，虽然成功的社会倡导能够实现社会一定程度、一定层面的结构转型，但是这一取向对社会工作者的要求非常高，不仅要具备微观的技术层面，更要有政治家一般的高瞻远瞩的政治方略，并且受到社会工作与具体场域下不同民族国家的制约，可行性相对较低。而“关系重构”无论是对社会工作者的要求还是可行性都介乎冰山两极（个体治疗与社会倡导取向）之间，同时以“关系重构”为基石，不仅会影响到个体层面，也为社会倡导提供了强有力的群体力量和社会基础。 第二，理清关系重构的主要内容。关系重构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自我、他人和情境三个层次。首先是个体自我关系的重构。这正如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提出的人生八阶段理论中，将青春期概括为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阶段。其实，不仅是在青春期，个体无论处于何种情境中，首先并且时时刻刻在对话的一直都是自我，敢于面对真实的自我，重构个体与内在自我的关系，表里如一的个体才会收获真正的幸福感。其次是个体与他人关系的重构，此处的“他人”包括家庭和其他家庭以外的熟人，正如齐美尔在《陌生人》中所言，“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无非是真正陌生的”，那么地球上的人和我们都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结，这种关系便使得个体与他人之间并非纯粹陌生的关系，更不用说生活在个体身边的他人了，这也正是传统的人际改善所强调的。当然，社会关系的建构并不是那般容易的事情，特别是重塑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关系。〔37〕因此，重构与社区中其他人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最后是个体与社会情境关系的重构。本着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理念，情境不仅包括社会情境，更要回归到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生态情境或自然情境，共生才是最大的和谐，与自然情境共生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生命质量，也有助于延续和增进全人类的福祉（well-being）。因此，需要个体获得地球人、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逐渐重构与自然生态情境的关系，进而呈现完整的个体、完整的人类和完好的世界。 四、关系重构在社会工作实务运用中的前景及反思 社会工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尝试将理论建构与实务干预有机结合的过程，也是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38〕、从理论的分割运行到整合理论的过程。〔39〕关于如何超越传统社会工作实务取向的分歧，既有研究中也已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有学者设计了社会工作的“唯实践范式”（Just Practice），重点强调五个主题：意义（meaning）、背景（context）、力量（power）、历史（history）和可能性（possibility）〔40〕，突出社会工作的实践性；也有学者指出新时期社会工作应该走向批判性实践（critical practice），其三个要点分别是新伙伴关系（new partnerships）、社区里的社会工作（social work in the community）和研究性实践中的保护角色（the role of prevention in research minded practice）〔41〕；还有的学者通过与移民群体的长期接触和实践，发展出五个基本主题，分别是自我意识和非评判、同理心和信任、沟通和联结、体验和同感以及接纳和重新开始，并指出这些“传统”社会工作理念往往被实务工作者忽视，因此需要呼唤这些主题的回归。〔42〕上述观点是通过强调社会工作的实践性、批判性和传统理念的回归作为对传统社会工作实务取向的超越路径。 实际上，传统社会工作实务取向的内部分歧表现出了“问题根源”和“繁荣根源”的一体两面性，在社会问题复杂和人类经验丰富的现实驱动下，我们逐渐选择放弃过分聚焦、松散分裂的行动框架，转而探索更加系统、有效的实务取向和行动方案。〔43〕从理论框架上来看，“关系重构”实务取向的优势之处还在于其超越了传统实证主义的理论框架，产生了建构主义的实务转向。在社会建构论看来，意义是人主动建构的结果，但建构意义并不一定是单独个体能够胜任的事情，意义代表着人与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二者互构的产物，社会建构论要求社会工作者重视“关系”的力量和作用。〔44〕因此，关系重构取向主张恢复个体在关系中的主体性，找寻其相对于关系的意义所在，进而在重构了关系、寻到了意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社会参与和倡导，从而有效彰显社会工作作为“道德与政治”实践的本质。作为助人的实践，社会工作离不开对个体心理状况和需求进行评估，进而对个体进行干预；社会工作也离不开对个体的人际关系进行修复，恢复其社会交往等功能；社会工作更离不开从结构、政策层面进行倡导，通过改变决策促成更多个体的根本性改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工作助人实践是综融性、整合性的行动框架，而不仅仅是上述三个行动框架的某一个方面，“关系重构”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与好的社会工作理论的标准相似，好的实务取向也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符合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伦理、遵循科学验证、避免伤害性和符合本土社会的文化情境。〔45〕在全球化大潮的影响下，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和现实国情去重构我们自己的实务取向，这种实务取向是以超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与分裂为诉求的。〔46〕 从现实情形分析，市场经济体制下，在个体责任和社会支持体系弱化的情况下，社会工作着眼于“关系重构”有助于直接增强个体的社会支持体系，拓展个体的社会资本。我们知道现实社会中个体解决问题的路径相对匮乏，一般来说有两种解决个体问题的传统思维：一种是将个体划分为生理和精神，另一种是将解决问题的路径分为个体和社会。前者对应解决问题的方案是生理治疗和精神治疗，后者对应的解决方案是个体治疗和社会变革。〔47〕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个体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具有社会属性，社会属性的问题既不能简单通过生理、精神治疗完成，也不能仅仅从个体自身入手，社会变革固然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这样的解决方式在机制和体制上受到很大制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关系重构”取向在解决个体的社会性问题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 “关系重构”这一超越传统实务取向分歧的设想，在实际操作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关于程序、结果、适用性和对社工素质要求等方面的讨论与思考。例如，如何对个体的关系进行预估？个体与自我、个体与他人以及个体与情境的关系在不同的实践情形下孰先孰后？排列关系先后次序的标准是什么？如何针对预估的关系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方案设计？实施环节中如何对“关系”进行重构？其中个体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该如何处理？社工介入后的效果即个体关系重构与否如何做出判断？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结案后个体与自我、他人和情境的关系重构的持续性如何？问题“反弹”甚至关系再度“断裂”的可能有几分？这些都是在实务操作程序中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从结果来看，“关系重构”并不仅仅是以往社会工作实务取向的中观“人际取向”，它追求的是一种渗透个体、社会两极的介入结果。那么如何保证实务工作者在介入后达成链接个体与社会两极的结果，这也是有待继续探讨的重要问题。此外，就“关系重构”的适用性而言，它对服务对象的类型是否有着不一样的要求？具体是什么要求？毋庸置疑，在以“人情”、“关系”、“差序格局”等为代名词的中国社会，“关系重构”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如何适应于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化？这还需要在实务操作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此外，“关系重构”对未来社会工作者的要求究竟是“通才”还是“专才”？对此，我们认为“通才”与“专才”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绝对式问题，特别是社会工作职业化刚刚正式走过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本土，我们既需要通才社工拥有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来从事社会工作研究，尤其是跨领域的研究，也需要在某一领域做得十分精致的专才进行干预或者干预研究。因此，“关系重构”并不对秉承此取向的实务工作者提出苛刻的通才或专才的要求，或许T型人才真正是我们目前社会工作领域更需要的。 〔参考文献〕 〔1〕刘继同.“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与构建和谐社会〔J〕.甘肃理论学刊，2007（6）. 〔2〕〔40〕Jane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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