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马克思视域下“非虚构”的虚构性 |
| 范文 | 摘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非虚构”的勃发业已成为难以忽略的当代文坛热点之一。从马克思的视域看，虚构是一种人类精神生产的特殊方式，文艺创造的基础是虚构。从这个角度说，非虚构文学仍是一种虚构的意识形态，其直面现实的亲身体验、以纪实的写作方式所重新认识的生活或书写的世界，仍然在人“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一虚构界说所规定的意识活动的动态疆界之内，是精神生产及其生产的结果。它其实是文学在新的历史阶段将虚构的表现形式与非虚构的主题内容相关联的转型表现，应把它纳入本土化精神生产活动的复杂运作机制中进行动态考察和综合分析。 关键词：马克思;生产;虚构;文学;非虚构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1-0106-04 在中国文学的当代生成与形态演化中，“非虚构”是一个指涉含混的宽泛概念。不论是作为一种边界模糊的文学门类或艺术体裁，抑或是作为一种写作的样式、态度与策略，它确实业已成为理论批评难以忽视的文坛事件之一。就“非虚构”在21世纪以来的发展态势以及相关研讨的侧重来看，在对象的来源上强调真实发生，在素材的获取上凸显真相实证，在个案的处理上注重活化历史，成为它众所周知的别样特色。可是，这种认知和定位，却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现了理论批评对其虚构性及其价值与意义缺乏应有的关注、重视和确切的判别。即便在某些时候对之有所问津的相关研讨，也大多是从实现文学创作或艺术表达的手段、技巧、修辞方式层面来进行描述和分析。 如此的取舍，不仅未能真正甄别出虚构对于“非虚构”的价值和意义，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将之从理论研究、批评实践中悬置起来。就此而言，如何看待和阐发虚构之于“非虚构”究竟意味着什么，既直接关系着对当下非虚构文学①及其写作的认识和把握，也在纵深层面关系到人们对于文学虚构性的当代体认，而马克思关于虚构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特殊方式的精辟论述，以及他从生产实践层面来研讨虚构特点的辩证操作，则为我们分析、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富于启迪性的理论视域。 一、作为精神生产方式的虚构 “生产”是马克思阐释人类活动及其性质、规律与特点的理论出发点。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活动不是由自然循环所决定的，而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162相应的，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人把内在、外在自然转变为自身的某种延伸的能动活动，其实就是人类意识自由自觉的普遍体现之所在。不过，人所特有的意识活动并非始终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层面，因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533。不仅其生成离不开人的感官感性、情感、实践语境等先决因素的多元制约，而且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它自身也形成了互有區别的层次结构、时代风貌以及相应的形态特征。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写的著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着明确而具体的阐述。他在其中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当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大分工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分离之后，“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534。由此看来，在他那里，人类的意识至少存在着两种类型：一种是“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另一种则是“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虽然就表面来看，这两种意识活动都包含着“想象”与“现实”这两个范畴，但却存在着实质性的根本区别。 前者主要是反映人与自然、他人之间狭隘联系的意识行为，直接受制于实践的直接对象并以其自然属性的自身展示作为自己的感知内容。不过，仅仅是“这种现实本身，对文本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文本并不是为了追求现实性而表现现实的。……文本也没有必要依照事实本身使自己成为虚构之物”[2]15。从这个层面来讲，作为第一种类型的产物——“现存实践的意识”，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生产产品，它只是进行精神领域生产的材料准备或“只是对直接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1]533，亦即代替了本能的、创造性有限的日常意识。 而后者则是真正具有生产性的想象，即付诸行动的精神生产。它在现实生活中所想象的对象本身其实是“子虚乌有”的思想观念，自觉构造的是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意识形态要素，充分体现被机械唯物主义所忽视的、蕴含在人的能动的实践中的主观意志以及感性实践自身的创造性[1]499。与之相对应，作为“摆脱世界”之后的精神生产的产品，意识形态在根本上具有虚构性，是想象出的再造。它生成于“我们对自己的现实生存条件的一种虚假的想象，不真实的想象，幻觉性的想象”[3]161，以及对这种想象性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自身的状况的观念”[1]524等——的构造体验、理解与认同。 比较而言，在马克思那里，虚构其实是在第二种类型上被界说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虚构是一种人类精神生产的特殊方式，即“不是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而是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它通过使原本不存在的精神对象成为一种不同于却又类似于“感性对象”的“思想客体”，从而表现人的思想概念、理想愿望、价值信仰，以及审美、娱乐和认识世界等方面的种种追求。 在当时，马克思提出这一说法的主要目的虽然主要在于批判以往形而上学唯心史观的虚假性、揭露德意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来龙去脉，但在同时也贯穿了关于人类意识的功能区分以及虚构的缘何存在与怎样存在的深入思考。就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活动而言，这一科学界说的提出意在提醒人们，虚构及其所营构的意识形态其实是一个与人在不同时代的理想、愿望与信仰追求密切相关的观念领域。文学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以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社会意识形式，我们之所以认为文学具有虚构的性质，首先也是在这一系统性层面上来说的。反过来讲，这也是虚构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即虚构是文学创造的基础，文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精神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人们对现实存在状况的真实认知。弄清了这一点，也就能相当明确地意识到，当人们读解文学、分析文本时，其实不仅在处理它们所呈现的事物或概念，而且也在处理它们被呈现的修辞方式。 具体来说，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外显，文学的“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可与此同时，它更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533换句话来说，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虽然首先是一种实践中生成并存在的对象化关系，是为了适应人的实践的需要并在实践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但是，作为精神生产中艺术生产，文学在思维方式上究其根本不仅仅是对世界的反映和认识，也不仅仅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4]230，其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力量。在此时，不论这种想象是把人与现实的关系予以理想化，还是以某种理想作为准绳来判断这种关系是否合理，其中都离不开虚构的参与，其实都在生产和再生产着某种意识形态蕴涵。或者更确切地讲，就本体存在而言，文学通过语言虚构对人事景物的叙述与描写本身就成为意识形态而存在与传播的。经由二者的合力，文学对于现实的关注也就如同马尔库塞、巴赫金、本雅明和伊格尔顿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家所说的那般：上升到对于人与现实关系的创造性想象层面，从而高于现实、超越生活。 当然，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图淡化、否认现实人生及其与文学的紧密关联，而在于经此层面澄清这种关系的本来面貌：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艺术形式，文学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但这并不排斥文学的虚构和想象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或者说，文学虚构既不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荒唐、虚假的主观臆想，亦非虚无或空洞的指涉。这一点，马克思在阐释古希腊的神话、艺术范式的兴盛与衰落时也曾切中肯綮地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5]35换言之，正如意识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一样，文学艺术活动与自然风物、历史现实以及社会人生的关系及其内涵和外延，其实也是在人类当下化的生产实践行为中持续重构的。而且，这种动态生成与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生活给文学的虚构所留下的想象空间。 二、“非虚构”的虚构性 由上所述，马克思在强调文艺创造的基础是虚构的同时，清晰揭示且强调了虚构与现实生活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虚构代表了处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中的人对于自身境况的正视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化表现，每一次人类交流方式的延伸都可能会带来新形式和新类型的语体划分;另一方面，虚构的衍生边界和可能程度往往取决于人与自然、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类生活方式给文学的想象、创造留下多大的话语空间。而维系、承传这种审美/政治关系的内在动因和逻辑基础，则是人类渴望超越现实、世界与自身的渴望、追求和坚守。倘若以此辩证视域构筑的理论平台来对所谓“非虚构”及其之于文学样式的冲击予以审视的话，就会发现其实际情状并非如同某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观点想象的那般简单。 首先，从“非虚构”作为一种文体类别的层面来看，虽然呈现在它表层的叙述对象确实不是如同“虚构”文学那样明显的“子虚乌有”或“扮假为真”，而是力求直接来源于某种“实存”或“实有”、对照着当下世界中的历史事件。但是，问题却恰恰在于这种状况是否就必然意味着它就是与虚构性无关甚至将其付之阙如的文体形式？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毕竟“任何叙事本身，无论主题是什么，都有其固有的虚构性。”[6]21诚然，如果不了解现实客体本身的属性与特点，文学是无法确定它是否满足主体自身的精神需要，也无从思考和判断客体存在的审美意义。然而，从对象化的关系角度而言，不同时期的文学实践对具体客体、对象或题材的选择固然是或明或暗地受到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势的规定和制约，但作家叙述的客体对象或摹写的大小事件，却无不是经过个人的思索、选择、加工、过滤与提炼的整体性社会生活，而社会现实一旦在实践中通过主体对象化和对象主体化的双向交互并被转化为文学文本时，就不再是文本之外的东西，而是成为一种与描述的事物相关却又非现实原貌本身的表意符号。 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所谓（狭义的）非虚构的还是虚构的文学，实际上都是“既定事物与想象事物之间相互缠绕、彼此渗透”[2]14的交融产物。或者说，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生产的表现形式，虚构与非虚构的文学创作，其实都是以语言符号改造对象世界并创造新的观念世界的艺术活动，二者所呈现的现实其实都是主观化、有所取舍的真实感而非生活事实。对于二者来说，文学语言的独特作用都在于为自身或他者建构想象性的现实。相较而言，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选取或侧重的具体问题不同：前者更为侧重对象化上的“神似”视场，而后者在表达现实生活上则更强调“形似”。所谓“神似”强调的是艺术上赋予意义的推论结构，即“以形写神”“离形得似”的可然、或然。而“形似”则相对偏重于以大量的感官细节、场景来写照现实生活的质感，即文学形象体系与摹写对象的契合，相似性与符合度往往成为判断的重要标准。 其次，从“非虚构”作为书写的方式、写作的态度与策略方面来讲，虽然在话语指涉与现实真实的相互关系上，“非虚构”以“真实”作为自身的核心追求。同时，践行非虚构书写的作者往往也突出自身是以平等乃至低于外在现实的叙述者身份存在[7]，并由此宣称自己关于人物、事件、景物、細节等的关切是从事实到事实，是实证的经验、可靠的叙述，迥异于虚构类写作对立于日常现实的不可靠叙事。可不容忽略的事实却在于，即便我们采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的映像功能观，将其杂糅了民族志、人类学、新闻学方法的书写视为一种意图在文学的语言言说之中营构一个真实的世界的“意向性”行为，可是“在文本产生的过程中，作者的意图、态度和经验等等，它们未必就一定是现实的反映。这些意图、态度和经验等，在文本中更可能只是虚构化行为的产物”[2]15，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其实都会参与到对作品真实意涵的规定。 这个时候，当谈到“写实”或“真实”时，往往并不是说它们很像或者就是实事本身，而是说人们在某种意义上接受其中的叙事符码或惯例重复。易言之，不论作家本人在文本中的叙述位置、体验视角如何，也不论其在介入方式、策略上对于虚构是“反”（如实复制或还原事实）抑或“非”（只描述真实发生的事件）还是“中”（没有解释，只有事实），在叙述中采用的是文字还是其它什么符号媒介，其有意为之的写作叙事、言说指涉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通过虚构将已知已有的世界重新编码为“抽象真实”的阐述活动。 作为本土新世纪以来尤为引人注目的非虚构写作者，梁鸿在其系列文本——《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中意欲指涉的地理对象——“梁庄”，在原初意义上的确是实际存在于河南西南的一个小村庄。可是，一旦当作家用现代汉语为根基的文学语言来命名它、拉近自身与现实世界距离，将其构思、情节化为文本内的存在之时，这一对象和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作家已有的知识结构、道德观、社会观念、文化观念等前理解的历史规约。继而当作家基于她在社会实践中业已形成的前见和阅历来进行筛选并将其进行有机整合之时，作为创作材料的“梁庄”不仅丧失了它在原有的现实体系中所具有的纯粹意义，还转而因成为作者能动地表现自身对生活的理解和解释的“人化的自然”而具备新的意义，即成为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实际上，即便在不否定其字面意义的真实内容的情况下，这个理解和阐释及其真假既不指向也不存在于被描述的现实“梁庄”自身，而是潜在于文本通过语符意指所构筑的那个艺术世界。 这个时候，与其说这个作为“故乡”的梁庄是对实有其事的如实表征，还不如说是作家按照自身的個体意向对于这个乡村面貌的主观阐释与有所取舍的重构和再造。而读者在欣赏该文本系列之时，虽然往往不由自主地拿现实生活作为根基来予以对照，而且也可以通过作家梁鸿的客观化展示看到“梁庄”并获得对农村生活更深刻的理解，但其在阅读中所感受、所获得的“梁庄”其实也只不过是通过语言虚构转述的符号景观。这一无论自觉与否都不容回避的关键点，即便是包括梁鸿等在内的非虚构作家也不得不予以承认的[8]。 就此而言，我们很难说呈现于“非虚构”表面的讲真话、叙真事和诉真情完全具有人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实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525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和生活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价值关系的“内在尺度”，主体正是在这种关系过程中鉴别自身的实际生活以及存在于自身之外的社会生活，进而以其营构的艺术世界来确证和实现人的感性存在和感性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其实是一种价值形态而不是反映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换言之，文学虽然关注作为写作客体的社会生活，却不是以认识客体本身或确切指谓和描述生活为根本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探讨它的社会意义、确定生活对象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新世纪以来的本土创作实践层面，“非虚构”的策动者和倡导者以及相应的媒体、平台所“注重作者的‘行动和‘在场”，所鼓励的“对特定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以及其所力图实现“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9]的宗旨，不仅难以胜过电子数码媒介所制作的影像纪实、所呈现的超真实，还会在揭示社会现象和问题、思索人生意义上面临叙事选择、限度和效应上的伦理质疑，甚至在描写与被描写、反映与被反映的认识论关系上有着过度强调客体的机械唯物主义之嫌。此时，“非虚构”在帮人认识、把握和改造世界上还有何独特性或积极意义呢？ 答案是明显的，“非虚构”不应仅是对“真实”或现实的直观反映和模写，即使它在文学书写上具有如实描摹生活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它只需记录事实或仅是符号性的信息载体。事实上，它的价值和意义还理应显现在作家以“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形式介入现实生活的积极策略、文化倾向和融入情感和理想的正面姿态。也就是说，“非虚构”文学与写作的现实意义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不仅仅是如同史学话语那样去衡量——深入观察现实、记载事实并揭示出生活在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而更在于改变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同时，“把光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使新信仰与新理想重复在他们心中震荡起来”[10]，亦即在价值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人生进行反思、批判与超越，以新的感觉、新的方式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 三、结论 种种同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文艺事实证明，文学“现实想象地想象某种东西”的虚构除了要思索自身与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追求理想的生存方式，还需要注意各种体裁、种类或样式的语境变化所导致的接受制约。事实上，文学的主、客体其实都是在不同时期的对象化活动中同时得到改造乃至重塑的。虽然作为文体和写作方式的“非虚构”在指物言事上，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格外关怀和关注现实人生、时代话题的优秀精神传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汲取美国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写实性非虚构小说、写作潮流的相关要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要淡化乃至放弃对于其虚构性的追问，更不意味着要将“非虚构”与“虚构”相隔离乃至相对立。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重要的理解都是一种实践的、与实践相关的东西，唯有通过实践的方式才能获得。从这一角度来讲，非虚构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意识形态，其直面现实的亲身体验、以纪实的写作方式所重新认识的生活或书写的世界，仍然在人“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一虚构界说所规定的意识活动的动态疆界之内，是精神生产及其生产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同文学门类的文学形态虽然彼此在内容或取材特征、叙事笔法和整体风格等方面各自有不同，但与其把“非虚构”的明确追求理解为对立于“虚构”的行为方式，还不如说它其实是文学在新的历史阶段将虚构的表现形式与非虚构的主题内容相关联的转型表现。 更进一步讲，每个时代面对的现实在具体形态上都互有差异，文学的形态样式和创作空间及其责任与担当，往往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而在当今媒介融合、“AI”（人工智能）和“VR”（虚拟现实）异军突起的新时代语境中，“非虚构对于现实的把握并非与人的体验相分离，而是融入虚构性，实现人的感知的延伸。”[11]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层面来讲，“非虚构”所关联的文学路径与表达方式、所推崇的现实性追求或内容“真实”，主要是针对那些无力面对乃至脱节于现实的技巧演练与情绪抒发、那些无法真正深刻地把握我们这个时代脉搏的虚假式创作，以及那些“架空”乃至“虚无”历史的消费化作品所存在的狭隘与弊病而言的[12]。 综上所述，要真正理解“非虚构”在当下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存在与发展，及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为人民”中的功用和意义，就必须把它纳入本土化精神生产活动的复杂运作机制中进行动态考察和综合分析。同时，非虚构文学及增强现实感的写作也必须借助于作为精神生产特殊方式的虚构来为新时代“画像”“立传”和“明德”[13]，方能使其关怀现实的创作活动超越个人固有的有限经验、琐屑感觉和零散而混杂的事件体验或现象记录，进而把美学因素和动态的历史进程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在与中华民族的母語传统、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等构成的关系整体中实现对现实人生的审美把握，自觉追求并提升具有审美意义和核心价值的远大理想与积极信仰，多元化地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求知”“求善”与“求美”的高层次精神文化需求。 注 释： ①相较于以往关注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而言，新世纪以来风行的非虚构文学更为强调个人化的独特视角、切身经验和细节解释，这使之不再被简单地被视为前者在文体意义上的替代性指称，而是有着自身自觉的文体建构和话语拓展。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M].陈定家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3]（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的笔记）[A]//（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C].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美）海登·怀特.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M].马丽莉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7]梁鸿.改革开放文学四十年：非虚构文学的兴起及辨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8（5）. [8]梁鸿.非虚构的真实[N].人民日报，2014-10-14. [9]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启事[J].人民文学，2010（1）. [10]沈雁冰.创作的前途[J].小说月报，1921（7）. [11]王轻鸿.非虚构与信息时代的文化逻辑[J].文艺研究， 2016（6）. [12]张江等.文学不能“虚无”历史[N].人民日报，2014-01-17. [13]张珊珊，李昌禹.“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我和总书记面对面）[N].人民日报，2019-03-05. 作者简介：王丹（1980—），男，汉族，湖北嘉鱼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 （责任编辑：朱希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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