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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的潜类别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范文

    文杨 黄明明

    

    

    

    摘要:探究不同潜类别自我客体化与女大学生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对女大学生社交焦虑进行干预。采用身体监视量表和社交焦虑量表对550名女大学生施测,探索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的潜在结构、人口学特征与社交焦虑状况,结果表明:(1)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水平较高,存在三种潜在类别模式:低自我客体化组、相貌监视组和穿戴监视组。(2)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潜类别的人口学特征不明显。(3)不同自我客体化类别的女大学生社交焦虑存在显著差异。由于自我客体化水平较高而出现的“相貌控”“穿戴控”,容易引发女大学生的过度自拍行为、社交焦虑等倾向,影响她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把握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异质性及其特点,有針对性地积极引导她们正确认识自我体像与自我价值的关系,对高水平自我客体化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自我客体化;潜在剖面分析;社交焦虑;女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2-0036-04

    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SA)是指个体在社交活动中体验到的消极情绪体验,导致了个体一定的心理痛苦,并由此给社交活动造成功能受损或消极影响[1],具有明显社交焦虑的大学生常常表现为社交活动减少,对大学生社会化进程具有极其不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交焦虑可以降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2]、引发个体自杀意念等[3],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大学生处于人际关系社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影响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因素很多,自我因素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女大学生在面临人际交往和恋爱等社交环境时,有吸引力的外表更能让她们体验到愉悦的情绪,增加其社交的自信心。然而,社会上主流的“女性标准美”往往给女大学生施加压力,让女大学生错误认为他人对自己外表的评价决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迫使女大学生将自己看成是被外界观看和评价的客体,这种现象称之为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cation)。所谓自我客体化,指将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基于外表被观看和评价的客体,突出表现在对自己身体的持续监视[4]。研究表明,自我客体化作为女大学生社交焦虑的诱发因子,往往通过促使女大学生持续性地监视自己身体,发现自己身材与社会理想美的标准存在差距而引发社交焦虑[5],可见,自我客体化水平越高,心理风险就越高。同时,自我客体化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会受到女性社会比较程度的影响,社会比较程度越高,自我客体化对女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越明显[6],甚至会引发女大学生进食障碍等心理症状的发生[7]。客体化理论指出,女性在客体化环境中容易形成自我客体化,并与社会理想身材形成对比,而实际体型和理想体型之间的差距会使女性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心理后果[4][8]。自我客体化在女大学生中普遍存在,是一种人格特质,同时社交焦虑是当前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体现,二者均与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紧密相关。

    目前关于自我客体化对女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集中在以变量为中心的量化研究和实验研究方面,主要考察不同自我客体化程度对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效果及其影响机制,缺乏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成果。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leanalysis,LPA)是将被试群体按照作答倾向分为不同潜在组别的重要分析方法,主要用于分析连续性的外显变量[9][10]。本研究拟采用LPA对在校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的潜在结构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自我客体化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以期有针对性地对各种类型的女大学生提出不同的干预措施和指导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以整群抽样方法在湖北省和江西省的两所高校中抽取550名在校女大学生,以班级为单位,由班主任统一施测并收集数据,收回有效问卷505份,有效回收率是93.8%,其中,大一201人(47.1%),大二80人(18.7%),大三93人(21.8%),大四53人(12.4%)。被试年龄在17-26岁之间,平均年龄21.05±1.07岁。

    (二)工具

    1.身体监视量表

    身体监控量表(Body Surveillance Scale,BSS)是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Objcet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的一个分量表,由McKinley和Hyde(1996)编制[11]、后由陈欣和蒋艳菊修订成中文版[12],单维度量表,主要用于测量女性的自我客体化水平。修订后的中文版量表共计8个题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范围从1(非常不符)到5(非常符合),总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自我客体化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为0.884。

    2.社交焦虑量表

    社交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SAS)由Fenigstein,Scheier和Buss编制[13],用于评定个体社交焦虑程度。该量表共有6个题目,单维量表,5点计分,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社交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为0.884。

    (三)数据处理

    利用Mplus7.4软件对自我客体化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按照潜在剖面分析模型的模型拟合度指标(AIC/BIC/aBIC/Entropy/LMR等)进行潜在剖面数确定,其中,AIC、BIC、aBIC均是越小模型拟合越好。LMR和BLRT对应的p值达到显著水平时(p<0.05),说明k个剖面的模型优于k-1个剖面的模型。Entropy值在0-1之间,一般地,Entropy>0.8时,说明分类精准性达到90%,Entropy值越高,分类精准性越高[14]。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21.0分析人口学变量对不同剖面自我客体化的预测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剖面下女大学生社交焦虑得分及其差异性,采用η2衡量方差分析效果。

    二、结果

    (一)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的潜在剖面分析

    设置1-6个类别对自我客体化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结果显示了不同剖面数的潜在剖面模型的拟合情况(表1),AIC、BIC和aBIC均随着类别数目的增多而减少,有可能类别数越多拟合情况越好,但从4个类别开始,Entropy值开始下降到0.8以下,且LMR也开始变得无统计意义(p>0.05),说明从4个类别开始,模型并未得到改善,而Entropy值在3个类别是最高,而且大于0.80,模型分类精准性较好。因此,本研究将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分为3个潜在类别。

    第一个类别的女大学生在自我客体化所有题目上的得分均较低,且在各个题目上的得分差异不大,故将类别1命名为低自我客体化组,约占据总体人数的5%。第二个类别的被试在题目2、3、4、6、8上得分均较高,而在题目1、题目5和题目7上得分较低(小于3分),结合题目的描述,将类别2命名为相貌监视组,约占据总人数的65%,人数最多。这一类被试在“题目1:我很少考虑自己的长相”、“题目5:在一天中,我会多次想到我的长相”和“题目7:我很少担心别人如何看待我的长相”得分较低,说明重视长相和身材,而在“题目2:我认为衣服舒服比好看重要”、“题目3:我认为身体的感觉比身体的外形重要”、“题目4:我很少将自己的长相与其他人做对比”、“题目6:我常常考虑我的衣服是否能让我看起来漂亮”和“题目8:我更关心我的身体能做什么而不是它看起来怎么样”得分较高,也说明了很重视自己身材。第三个类别的被试在题目6得分较高,其他题目上得分较低,题目6重点描述了对自己衣物穿戴的重视,可以将类别3命名为穿戴监视组,这类被试约占据总人数30%。三个类别的平均归属概率在89.9%至91.6%之间,表明3个潜在类别的分类结果较可靠。

    (二)人口学变量对3个潜在类别组的多项Logistc回归

    在潜在剖面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探究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潜在类别的人口学特征。以LPA结果为因变量,以年级(大四为参照)、生源地(农村为参照)、专业类别(艺体为参照)和恋爱情况(恋爱为参照)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项Logistc回归,其中低自我客体化组(C1)作为比较参考类别,得出OR系数,用于反映了不同年级、生源地、专业类别和恋爱情况在自我客体化各个类别上的比值比率。本研究中的多项Logistc回归结果显示,以低自我客体化组(C1)为参考,与相貌监视组(C2)和穿戴监视组(C3)进行比较,得出的比值比率(Odd Ratio,OR)显示,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的潜类别会受到年级、成长地、专业类别及恋爱情况的影响,但影响均不显著。

    (三)不同自我客体化类型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及社交焦虑水平比较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以3个潜在类别为自变量,自我客体化和社交焦虑所得均分为因变量,对女大学生社交焦虑水平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结果显示,不同自我客体化类型女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不一致,其中,穿戴监视组的女大学生社交焦虑水平最高,而低自我客体化组女大学生社交焦虑水平也是最低,相貌监视组女大学生社交焦虑水平中等。事后比较结果显示,穿戴監视组相对于低自我客体化组和相貌监视组具有显著的社交焦虑(p<0.05),而相貌监视组虽然比低自我客体化组的社交焦虑水平高,但不显著(p=0.324>0.05),自我客体化水平在三个类别上出现显著差异(p<0.001),且两者之间差异显著,相貌监视组的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水平最高,低自我客体化组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水平最低。

    三、讨论

    (一)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异质性、水平及其特点

    本研究采取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究了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潜在类别,发现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存在三种类型:低自我客体化组、相貌监视组和穿戴监视组,且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的异质性明显。自我客体化水平较高的两个组别(相貌监视组和穿戴监视组)占据了总人数的95%,可见大多数女大学生在校园内依然存在明显自我客体化。在三个自我客体化潜类别中,从自我客体化水平来看,相貌监视组和穿戴监视组的女大学生的自我客体化水平较高,且低自我客体化组、相貌监视组和穿戴监视组的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水平彼此存在显著差异,说明质性不同的三种类型自我客体化的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程度不一样,本研究与已有研究的结论基本保持一致[15]。从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的发生特点来看,不同潜类别组的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发生特点存在明显差异,低自我客体化组(C1)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发生率较低,其主要特点就是自我客体化不明显,相貌监视组(C2)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特点是集中对自己相貌的监视,包括长相、身材、体重等,特别在乎自己的相貌以及他人对自己相貌的看法,喜欢与别人的相貌进行对比,这类女大学生属于“相貌控”,该类别女大学生的自我客体化容易引发体像烦恼、进食障碍等[16][17],严重时可能会让女大学生产生整容的想法。穿戴监视组(C3)突出表现在对自己衣着服饰的搭配特别在意,注重衣着与身材的“标配”,喜欢化妆,是典型的“穿戴控”,容易引发女大学生的过度自拍行为、社交焦虑等[18][19],并出现对衣物搭配的强迫倾向[20],影响大学生日常生活。因此,把握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异质性及其特点,有针对性地积极引导女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体像与自我价值的关系,对高水平自我客体化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具有重要意义。

    (二)不同类型自我客体化者人口学特征及其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在潜在剖面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发现自我客体化潜在类别没有明显的人口学特征,即不同类别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水平不存在明显的人口学差异,且在不同潜类别上具有基本相同的变化显著性,这说明自我客体化在校园中是普遍存在的。另外,不同类型自我客体化的大学生社交焦虑水平出现显著差异,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保持一致[18][21],符合自我客体化理论的基本观点[4],即自我客体化对女大学生社交焦虑起到促进作用。事后检验结果表明,穿戴监视组女大学生社交焦虑显著高于其他两个潜在类别组,这表明女大学生的穿戴重视度可以显著预测社交焦虑,越注重衣服搭配、穿戴服饰等,表明其社交焦虑越明显。而相貌监视组与低自我客体化组的女大学生社交焦虑差异不显著,说明还有很多比相貌更加显著的预测因素,如社会排斥、自尊等内外部因素[22][23]。因此,自我客体化作为心理健康的破坏因子,容易引发女大学生一系列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女大学生在面临社交困难时,化妆打扮、服饰穿戴等形象不能解决自己的社交问题,应该正确认识自我价值与社交活动的关系,积极合理地利用已有的社会支持系统和他人或组织进行互动,建立良好的友谊。

    总之,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将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分为3类质性不同的潜在类别,探究了自我客体化潜在类别的人口学特征及其与社交焦虑的关系,为针对性地预防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及社交焦虑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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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文杨,男,汉族,湖北武汉人,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研究方向为网络传播和传播心理学。

    黄明明,男,汉族,河南信阳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应用心理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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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8:3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