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张謇的政治人格分析：秩序与稳定的终极追求 |
| 范文 | 刘斌 汪兰丽 摘要：对秩序和稳定的终极追求是清末民初立宪人张謇的代表性政治人格，探讨其政治人格形成的背后原因有助于理解近代立宪变革群体的政治文化变迁。从张謇的人生轨迹中可以看出，严谨的家庭教育培育了张謇忠孝、务实的士人人格，幕府就职与科举之途，锻炼其初步官僚性依附性政治人格，清末民初的现实政治环境又塑造了其变革弊政以求自强的爱国主义思想;而张謇死抱着“传统的灵魂”，作为传统士人的求治、维稳与秩序关切的理念，使其拒斥革命，追求“君民一体，安民安境”，且无法适应大众新文化时代的到来，只好作为清之遗民，思想境界停滞在已经不存在的“故国”中。这种政治人格并非特殊现象，而是清末民初立宪派中士人的普遍现象。 关键词：张謇;政治人格;爱国主义;拒斥革命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2-0116-04 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某个民族与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自觉的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群体中个人的人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影响下培养了一批传统忠君卫道的臣民。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存在其中的乡民的言行举止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张謇作为近代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其政治人格不仅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离不开当地乡土中国的浸润式的塑造。 一、严谨的家庭教育培养了张謇忠孝、务实的士人人格 张謇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其父张彭年小时因家境贫寒未能读书，但是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那种敬仰之心影响了他。在张謇幼年，其父严格督促其读书，将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在张謇的身上得到实现。最早张謇在私塾学习，到10岁的时候已经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千家诗》《孝经》《大 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书，这种传统的文化书目的训练式地学习，对张謇早先的人格形成有着奠基作用。[1]2在张謇进入科举考场之后，因为家中三代无人入学为生员，在清代属于“冷籍”，应试往往要受到学官以及保人等多方勒索，所以在通过改名冒籍之后参加应试，如此便需要一定的酬钱，这在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中经常发生。但对于张謇而言，他和他的家庭经历了至少五年的敲诈骚扰，压力非常大，受尽凌辱之苦。 传统乡土中国下的下层人民为了向上层社会进取，大多化屈辱为动力，张謇在奋发之后终于获得了参加举人的考试，在科举的道路上又进一步。最终实现了其父为其设计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其母金氏对其教育方面也是功不可没，以厉著称。在张謇三、四岁时就教其识字。当张謇正式读书时，其母“责课尤严，夜必命诵说日所受者。偶嬉游，必痛笞楚。”这使得张謇兄弟们读书不敢懈怠。母亲对张謇交友做人方面的教育也是很严格的。甚至连张謇结交何人都要追问其品行习性如何，如果好才同意与其结交。她时时嘱咐张謇要诚恳待人、谦恭做事、勤俭持家、念贫济贫、忠君孝父。①乡土中国下的底层人民从来不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传统中国老百姓的上进之心从来不缺，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这种精神一直延續到当今。张謇在科举考试上经历了二十七年的艰苦奋斗，多次名落孙山，每次都重新振作起来，为实现这种理想与抱负锲而不舍的追求，于其家庭教育息息相关。这种人格一旦形成，也会折射到其他领域，无论是后期的创办实业的坚忍不拔，还是立宪运动的矢志不移，都体现了张謇这种人格特征。 但从拉斯韦尔的《权力与人格》中，我们看到另外一种解释，拉斯韦尔认为，存在一种以强烈的权力欲为特征的基本政治人格，它补充人们某种心理上的扭曲。政治运用权力控制他人的机会，吸引着人们参与政治。[2]也许张謇早先乡土生活中的对现实政治的某种腐败，以及其科举考试中受到的一些非正常性待遇导致其强烈地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己权力占有。②当然这只是一种政治心理的试探性分析，但是传统中国的科举制的确是下层社会民众通往上流社会的一个途径，与身份的转换与权力的获取直接相关。这也间接体现了张謇也可以被归属为传统士人的界定范畴内。 二、幕府就职与科举之途，锻炼其初步官僚性依附性政治人格 传统士人的发展路径无非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官僚层面，或者通过幕府进入到官僚体系里面。张謇在21岁的时候被孙云锦相中，进到江宁发审局担当发审局书记员。在此过程中，他依然潜心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学习，进入惜阴书院，继续为科举考试做准备，而学习的基本内容还是没有逃离传统的东西，如《史记》 《三国志》《通鉴》等。同时也帮助孙云锦处理些政务，关注民生。作为传统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依然是这一阶段张謇的主要奋斗目标，辅助君王成就一方事业是士人的基本人生理想。 23岁，张謇应吴长庆邀请加入其军队幕府。在这段幕府生涯中，张謇参加了多次科举考试，依然没有考中，虽然也帮忙军务，但是大多数时间还是放在考试准备上。在参与一系列的幕僚工作之后，看惯了很多官场的腐败与倾轧，张謇对传统官场的弊端深感失望，尤其看到吴长庆抑郁而死，触动很大。尔后又与袁世凯交恶，更是对其政治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袁世凯与吴长庆属于三代关系，祖上交往很深。袁世凯投奔吴之后，被安排同张謇学八股文，但袁世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3]844袁从一文官逐渐上升为朝鲜战场的红人，自吴长庆回国之后，袁世凯攀援上李鸿章，在张謇与一些士人看来，这是典型的忘恩负义，背弃旧主。于是张謇联名其他人写信批判袁世凯，后果断与袁世凯绝交。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张謇身上带有明显的传统士人的道德观，恪守正统儒士的做人规则，对这种溜须拍马的行为深恶痛绝。虽然在吴长庆幕府中没有获得多少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过多地展示出其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至少结识了不少朝野人士，也了解不少朝中内幕，开阔了政治视野，在参与一些关乎国家的事务中也锻炼了其政治素质。幕府生涯结束之后，张謇返回乡里，希望从乡村中找到济世救民的方法，但是通过十年的努力，收效甚微，遭遇重重阻扰，于是又重新回到科举考试的路途中来，于乡试中获得南元，国子监应试第一名，但是后期数年的会试又遭遇重重失败。一直到1894年才终于获得状元，前后经历了数十年，获得状元已是41岁，实现了其读书人的正统道路，通过科举跻身于上流社会，不论其在考试中与清流派的各种渊源关系，但终究还是离不开其个人的才华。 从张謇的科举考试以及其幕府的经历，其传统士人的那种身份特征显露无疑。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政治抱负一直让张謇没有放弃这条晋升之路。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传统的士人，虽然后期有着维新变法的思维，力举立宪，开设国会等政治主张。张謇这种传统士人的政治角色在近代政治社会中，广泛参与了近代各种政治活动，与官僚阶层有着这样那样的深入接触，其自身也多次担任各政府的官僚，在政治文化上体现出传统封建官僚的那种依附性政治人格。从其后期一边做实业，一边同官府之间有着的千丝万缕关系也可以看到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作为传统士人在近代实业救国的潮流中的依附性特征。 三、传统士人精神的新时代内涵：变革弊政以求自强的爱国主义 晚清中国朝政衰朽，面对列强的虎视眈眈，清廷无力应付，动辄割地赔款。百姓颠沛流离，流民四起。作为传统士人的张謇，面对这种动荡的局面，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必然促使其产生变革弊政以求自强的强烈愿望。中国虽然当时是一个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千年的国家，但是每当社会危机总还是能激起民族的求新求变的精神，中国从古都不缺变法图强的传统，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十一世纪的王安石变法，还是明代的万历年间的一系列改革;传统易道的变易观念与近代社会的进化论思潮结合了起来，是故，诸多有识之士分分阐述求变求新之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4]267而张謇也多次阐述了这种求变之意：他认为“著天道之盈虚，审人事之消息，赅物象之变化者，莫备于《易》。”[5]351另外，张謇作为传统士人的典型代表，对传统儒家的中庸之道也非常推崇，强调中和，不偏不倚，主张孔子的以和为贵之论。张謇同时认为，世界变化，但道无时不存，中道无时不变，这种政治心理的下的求中求平衡的变革思维无疑是保守渐进的改革思路，强调贵在其中的中庸原则，要恪守必须要遵守的尺度，反对暴力与激进的变革思路，这与梁启超的改革理论有着一致性。 中国文化的宏大叙事传统，总是从大而抽象的观念入手，传统士人的改革动机或者是变法动机，大多着眼于国家层面，对个体的关注通常是放置在国家这个整体之下。张謇的政治人格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传统的忧患意识以及文化上的变通观念坚定了其变革弊政，以求自强的政治信念。其政治理论的起点依然是从如何让国家富强出发;改革、立宪都是为国家富强充当手段和工具的，工具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立宪本质是难以在中国推行真正的宪政，传统的政治习惯与政治文化时刻在内心最深处牵制着这些士人。但是正是因为传统士大夫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让张謇从过去对天下的责任转化为近代的对国家的责任，也即爱国主义。在这种爱国主义的积极刺激下，张謇一生投身于如何发展民族工业，用实业拯救中国的经济，广泛开展教育方面的改革与投入。希望通过其乡村路线以及社会自治路线曲线救国。在微观方面，以爱国主义这种责任伦理出发，张謇对君主立宪以及共和立宪都比较真诚的拥护，在后期的政治参与中对立宪积极宣传与倡导。在七十天的东游日本之后，张謇的立宪思想逐渐成熟，从1904年到1911年，张謇积极投身到全国性的立宪运动中，多次请愿活动，以及在民国制宪活动中广泛参与，积极调和，充分体现了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的立宪意愿。 在具体的立宪原则上，强调效仿以民众参与为基础的英国式君主立宪。在立宪原则的争论中，一直存在三种不同的立宪观。第一种强调实行日本德国式的君主立宪，保持皇室以及官僚的存在，立宪作为一种现代形式的政治符号并不具有真正限制君权的实质意义，立宪政治的形式不妨碍权力的集中运作，就日本而言，立宪反倒没有打击天皇权力，反倒加强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日本早期现代化来说，这种立宪恰恰起到加强国家权威，运用这种权威力量调动各种资源以推进现代化。这在后文对日本的明治维新的论述中会有详细的介绍。另外一种就是英国式的立宪观，宪法出于君主与议会的共同协议，制宪权由君主与议会共同掌握，议会有相当的权力来限制君权的滥用，这样一种立宪观可以充分调动下层人民的参政权利以及通过地方自治来强化民众的权利意识。第三种立宪观一般对采取何种方式的立宪没有明确的看法，只要是立宪就是对专制制度的改善，只要立宪就可以改变传统社会的政治弊端，达到富强的目的。张謇就属于第三种。但是从其具体的一些立宪的言论来看，他总体上还是倾向英国式的立宪方式。后期在立宪过程中他对国会，责任内阁以及地方咨议局等事关民权的立宪机构的重视也可以看出其倾向的是英国的立宪方式。选择这种方式并非是要对皇权要彻底的推翻，而是希望下层与上层社会有互通之渠道，强调国会，议院对政府权力的一种监督，希望能够全民一致的共同为国家发展奋斗，“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納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至于颠覆眩乱者也。”[6]298，可见其立宪的目的在于让君民一体，安民安境，秩序与稳定永远是传统士人所在乎的。 四、传统士人的求治、维稳与秩序关切下的排斥革命 张謇在1912年针对革命派宣扬的革命实现手段发表了《革命论》一文，充分展示了其对暴力革命的怀疑与审慎的态度。认为历史上的革命有不同的类型，大致分为四种基本层次，一为圣贤革命，二为豪杰革命;三为权奸篡夺式的革命;四为盗贼窃国式之革命，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汤武革命是唯一的一次“圣贤革命”，其余的农民起义以及王朝更迭大多“假汤武者豪杰或庶幾？其次类皆出入于权奸盗贼之间。”③实际上，这种对革命的态度是大多近代资产阶级实业者的普遍心理，社会安定，秩序稳定的局面更利于商贾们生存。对传统秩序的维护，或者是对安定的局面的期盼不仅是士人的普遍追求，也是工商业人士的共同希冀。自由从来不是中国人最急切的，而秩序才是大多数中国人最在乎的，安全感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渴望得到的，中国人对生死的理解往往比他国的人民更深刻，在面对自由与生命的死亡这一选择上，大多数中国人选择的是抛弃自由，而选择生存。实用主义的文化气质在中国人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等革命派虽然推翻了旧王朝，但是却无力充分调动支持自己继续革命的力量，现代化的政治纲领无法适应中国的现实政治状况，政治浪漫派遇到政治实力派的时候总是显得苍白无力。民主政治在张謇看来也是无法解决中国的民族危机，中国的统一以及整体社会秩序的恢复在革命派手中貌似没什么希望。 五、传统的灵魂无法适应新文化运动中大众文化的崛起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运动领袖们，借助西方的科学民主两大主题，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抨击，希望从人本主义入手，对中国的民众进行个性解放。这种思潮延续了梁启超的国民性理论，希望造就新一代国民，强调从个体的人出发，号召每个个人都去珍惜自己的个人权利和幸福，真正确立以人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于是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与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形成了严重的冲突，所以批判儒家的传统，对其中的纲常名教大家鞭笞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特征。 这对张謇来说无疑是当头打击，如果从表面形式上去对各种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变革弊政，这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所应承担也必须接受的责任理论。但是如果将这种反传统的改革真正落实到个人的生活层面，则很难让人接受。个体之于政治，有时候显得很遥远，比较抽象，有时候抽象隔膜到自己可以逃离那种比较直接的政治场，比如辞职，抑或游走于乡间田野;但是儒家传统的生活習惯，却与自己如影随形，不可分割，已经刻到骨髓中去了，这是大多传统知识分子的普遍反映。张謇坚决反对批判孔子及儒家伦理道德的做法。早在其《变法平议》中就强调过，法可变，但是道不可变，带有明显的中体西用的政治态度。[7]209他对这种强调自由、民权、平等、人权等观念非常反对，认为对是毁坏人伦、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尤为恶劣，此“必使人非人，国不国”，“必男女有别，而后人禽有别也”，认为蔡元培在北大招收女生，为“教育界之玷”[7]210张謇对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人伦道理有着非常的执着于坚持，充分表现了一个传统的士人的那种文化坚守，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也可以被看成清之遗民，在他眼里，清至民国这种转变虽然在政治层面上有了朝代的更迭，但是传统中国的儒家文化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变化，故国已经不在，但是故国的人臣民还在。 结语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下形成的政治人格就是如此，政治与伦理从来是不分家的，在文化上统属于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下，在长期的这种儒家文化的浸润下，难以对个体进行现代化的革新，所以也就无法认同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人本主义了。那么反过来理解起在政治上的各种宪政参与以及自治行为，其本质依然是传统士人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而已，并非不干涉个人的权利等西方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了。张謇这种政治人格并非特殊现象，而是民初立宪派中士人的普遍现象，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张謇，还是立宪派中的杨度等人，大多在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于抉择。对表层的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他们是有一致的变革心态，但是真正触及到传统儒家士人的那些核心精神以及在儒家思维影响下的传统政治人格时，就显得很拒斥与难以接受了。 注 释： ①张謇：《金太夫人行述》，见《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转引自王敦琴：《江海乡土文化对张謇文化性格的影响》，载《南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②在张謇的《家书》，《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58页，张謇谈到“十八岁后，受通如枪父之辱，故在青年未尝一日高兴己”可见其年少时的那种心态何等压抑。 ③《革命论》，《张謇全集》第五卷（上），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张謇认为：盖汤武本非有取天下以自私之私，因民苦不堪之命，而不得不革，则命必如何而适于民，革必如何孚于当，自不得不审之详而策之备。他认为汤武革命是时势所需，而且做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不是草率而行仓促之事。上顺天意，下顺民心，按现代的政治术语称之为有着充分的政治合法性的变革。 参考文献： [1]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M].中华书局出版，1986. [2]（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权力与人格[M].胡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3]张謇，啬翁自订年谱[M]//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 [4]易经遵朱序[M]//张謇全集（第五卷）·上.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 [5]沙健庵六十生日序[M]//张謇全集（第五卷）·上.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 [6]年谱自序[M]//张謇全集（第五卷）·上.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 [7]卫春回.张謇评传[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刘斌（1983—），男，汉族，湖北大悟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政治社会学及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汪兰丽（1981—），女，汉族，湖北崇阳人，单位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学与边疆地区社会治理。 （责任编辑：董惠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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