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日合作是东亚经济一体化成功的关键 |
| 范文 | 曹广伟 陈思凡 摘要：东亚经济一体化由来已久，但在大国主导权竞争与权力制衡中进展缓慢。究其本质，就是由于历史、政治、地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之间信任缺失，以及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阻碍了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CPTPP达成及其后的生效实施破解了中日“权力制衡”的魔咒，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步入RCEP与CPTPP“双轨竞争、胁迫共进”的格局，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迎来转机。展望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将在中日合作推进（或不再相互牵制）中坚实前行。 关键词：中日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权力制衡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3-0018-03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思想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二战时期日本提出的“以创建日本、东亚与东南亚共存共荣新秩序为目标的‘大东亚共荣圈”，但因其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经济工具而颇受诟病。直到20世纪90年代，东盟与中日韩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构建的“东盟+中日韩”合作机制，才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式开启。但因东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领土主权纠纷、社会制度不同、历史认知错位、发展水平差异、主导权争夺等问题，导致一体化进程异常缓慢，长期停留在踯躅徘徊的状态。目前，《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简称中日韩FTA）谈判出现了可喜变化，希望各方珍视来之不易的机会，推进谈判取得预期成效，真正实现东亚经济的紧密融合。在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诸多因素中，中、日两国的战略决策及其相互关系是关键，唯有中日合作（避免相互牵制），东亚经济一体化才能取得成功。 一、中日两国对主导权的争夺，致使东亚经济一体化“胎死腹中”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冷经热、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恐慌，造成双方既无法效仿法国、德国形成合力共同主导东亚经济合作，又不愿接受对方成为区域合作的领导者，尽力协同配合，最终妥协的结果是二者支持东盟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东盟从维护自身优势地位出发，“坚持‘10+3（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系列会议在东盟国家间轮流召开，并淡化‘10+3的影响、突出‘10+1（东盟10国加上中国）的贸易谈判职能，周边大国争相与东盟交好，深化经贸合作，相继与东盟创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澳新—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以东盟为轮轴，以中日韩印澳新为轮辐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网络”。[1]但是相互交错的自由贸易安排，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互为抵冲，根本无法适应东亚地区以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生产贸易体系，背离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初衷。 为破解区域内错综复杂的自由贸易安排形成的“意大利面碗”困境①，中日韩积极倡导、推动涵盖整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建设，但中日两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模式设计、路径选择上发生严重分歧。日本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将日益向中国倾斜，在“10+3”框架下中国将失去有效的力量制衡，成为东亚经济秩序事实上的主导者;主张东亚共同体应坚持开放、透明、包容且普遍价值的原则，突破东亚区域范围的界限，在东亚峰会的基础上构建囊括东盟10国，以及中、日、韩、印、澳、新6国（即“10+6”）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借助印度、澳大利亚等区域外力量稀释、平衡中国影响，形成日本与伙伴国联合主导的局面。日本赤裸裸平衡、牵制中国的企图自然遭到中国坚决的抵制，中国认为区域外国家的加入将使东亚各国经贸合作平添变数，扰乱、迟滞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无助于“意大利面碗”效应的解决;主张在现有的“10+3”框架下深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创建一个友好的、自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自由贸易区。由于中日两国在“10+3”和“10+6”的路径选择上互不妥协，致使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徘徊的僵局，东亚自由贸易区或东亚共同体至今停留在概念层面，无法真正付诸实施。可见，中日两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路径选择的分歧，以及其后潜藏的主导权争夺，成为阻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二、日本由“恐惧中国”誘发的“牵制中国”战略，导致贸易谈判步履维艰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兴起使东亚国家，特别是被排除在TPP谈判之外的国家危机感倍增。不想被撕裂的东盟，不想被边缘化的东亚国家最终走到了一起，开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谈判，希望尽快在太平洋西岸构建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贸易组织，以抗衡、缓解TPP压力。但日本、澳大利亚等交叉成员国受到美国市场和TPP潜在收益的诱惑，全身心投入到TPP谈判，RCEP未获应有重视。虽然中国和东盟一再声明，希望各方谈判团队加紧工作，力争在2015年（2016年）达成共识，但RCEP谈判依然进展迟缓，至2016年底才完成经济技术合作、中小企业两个章节的谈判。2017年美国退出TPP后，东亚经济一体化形势骤变，各国本想将自由贸易谈判的重点转向RCEP，中国也力促各方加紧谈判争取2017年底达成协议，使之成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主渠道。 但是TPP价值衰减和RCEP地位提升，以及二者主次关系的反转，强力冲刷着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权力格局，原本平衡的天平逐渐向中国和东盟倾斜，日本等国猜疑、制衡中国的权力逻辑再一次浮现。日本担心失去美国的有效制衡，中国将凭借超群的经济实力成为各国眼中的贸易重心，成为打造环太平洋地区贸易领域的领导者，并臆测中国正在快速行动以填补太平洋地区因美国退出而产生的“贸易真空”。“日本决定独自牵头，扛起没有美国的亚太自由化大旗，积极协调沟通，力促各方在TPP协定改动控制到最小程度的基础上达成共识。”[2]在RCEP谈判中则采取多种手段制衡中国影响，避免RCEP在TPP生效前结束谈判。日本拉拢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致力于确立“自由化和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协定，要求大幅下调关税、跨境数据自由流通、严格取缔盗版等苛刻条款，以实现高水平贸易自由化，坚决反对达不到其标准的协定。这与希望建立宽松规则、谨慎下调关税的印度，主张国家进行数据管理的中国，优先考虑达成协议的东盟产生严重分歧，各方僵持不下。 日本在两大自由贸易谈判进程中实施的操纵手段取得了预期效果。TPP最终以《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的形式呈现，并已生效实施。新協议冻结、修改了原版TPP的22项条款，保留了95%以上的内容，基本维持了“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原则。反观RCEP谈判，日本坚持达成“高质量”“有内容”的协议，并拒绝妥协，故意拖慢谈判进程，对中国、东盟“尽快达成协定”的愿望形成有力制衡。 三、“双轨竞争”破解了中日“权力制衡”的魔咒，RCEP进程重回关注“利益取舍”的谈判本身 CPTPP的生效实施撬动了亚太地区的经贸格局，推动东亚一体化内部的权力争夺向CPTPP与RCEP双轨竞争转换，破解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权力争夺与制衡”的魔咒，使中日竞争回归关注“利益取舍”的谈判本身。 根据关税同盟理论，奉行高度自由化和严格原产地规则的CPTPP将对周边区域形成明显的投资贸易转移效应。面对来势汹汹的CPTPP，相关国家不得不削足适履，接受高标准贸易规则，加入CPTPP进程。目前，泰国、韩国、印尼、菲律宾、哥伦比亚，以及区域外的英国、斯里兰卡已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加入CPTPP的愿望。以日本为首的CPTPP成员国也希望借机扩张，以期按高水平的规则加速和深化亚太区域经济融合。这意味着亚太地区即将形成一个以日本为首的高标准自由贸易集团，有望弥补因美国退出而出现的权力真空，重塑亚太权力结构，消除日本等国对中国主导东亚，乃至亚太经济秩序的担忧。 CPTPP的生效实施及其潜在扩张，势必对RCEP形成战略挤压，游离于CPTPP之外的中国、印度、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国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加大推进RCEP谈判的脚步，以消除或对冲来自CPTPP的压力。这就形成RCEP与CPTPP“双轨竞争、外部平衡”的格局，实现权力竞争由内向外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日本对中国的猜忌，有效破解了阻碍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中日“权力制衡”的魔咒。完成CPTPP生效谈判后，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双轨交叉成员国也逐步将谈判重点转向RCEP，以弥补CPTPP不包含中国、印度等大型经济体的缺憾，希望在西太平洋地区打造一个类似于CPTPP的高水平的区域贸易组织。东亚贸易自由化谈判重回讨价还价的经济逻辑范畴，将在各方得益的预期中顺利前行。 四、面对美国贸易战的共同威胁，中日两国关系迎来转机 美国退出TPP后，要求与日本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并举起汽车关税的“大棒”，日本被迫同意开启日美贸易协定谈判。但是，日本也不想在强大的美国面前束手就擒，希望借助CPTPP和RCEP的集团力量增加谈判筹码，对农产品的承诺不必高于日本已签协议的最高水平。其次，日本凭借参与CPTPP、日欧EPA两大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逐渐占据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地位，希望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谈判中以CPTPP为模板提升贸易自由化水平，从而完成日本主导下的亚太经济秩序重构。 中国面临的压力更为严峻，美国先是对中国2500亿美元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施压中国开启中美贸易谈判，再在谈判中施压中国扩大市场准入、平衡中美贸易、进行结构性改革。虽然双方在中国进一步扩大进口、承诺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但贸易摩擦不会在短期内结束，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将会延续，特别在“执行两国间贸易协议的程序”条款下，美国可以采取“单边”但“成比例”的行动来惩罚中国未落实协议的行为。在美国全面施压下，中国唯有开启战略转移在东亚板块寻求战略依托，一是加速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经济深度融合的区域经济集团;二是改善中日关系，争取日本在中美竞争中保持战略中立，避免日美接近对中国联合施压。 当前，中日对改善两国关系、密切经贸合作，联合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此外，日本领导人对待侵略历史问题更加理性，深知自身的不当言行对周边国家人民带来的伤害和可能遭受的中韩强力报复，自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促使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破解中日关系困境的条件、环境逐渐形成，为中日两国合作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转机。 五、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开启由“竞争”到“协调”的新阶段 近年来，中日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遵循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坚持和平友好大方向，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实现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3]2014年以来，两国领导人多次利用G20峰会、APEC峰会、“10+3”峰会、欧亚首脑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国际平台，实现会面、增进了解，双方同意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培育政治互信、深化务实交流合作。2018年，中日关系迎来重大突破，实现了李克强总理访日和安倍晋三首相访华，中断了七年之久的领导人互访机制得以恢复，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在中日关系缓和、CPTPP和日欧EPA协定达成并实施的背景下，日本对RCEP的态度由消极抵制转为积极推进，并成功举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5次部长级会议，敦促各方加速谈判，争取2018年底前达成共识，在本地区形成一个自由、公平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市场。日本谋求在达成这一协定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将该协定打造成被特朗普放弃的一项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合作的替代方案。日本积极推进RCEP谈判的态度与中国不谋而合，两国领导人多次表示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中日韩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日联合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态势逐渐形成。 近两年来，中日协同谈判各方共同努力，推动RCEP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止2019年3月，经过2次领导人会议、15次部长级会议和25轮谈判，RCEP已完成90%的谈判任务，在“经济技术合作”“中小企业”、通关手续及贸易便利化、政府采购、植物检疫等6个领域以及部分“法律和制度上的事项”达成妥协，另有3个领域接近结束，在市场准入、金融服务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同时，决定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大选之后加快关于撤销关税的比例等意见分歧较大领域的谈判速度，力争达成协议。在中日韩FTA谈判进程中，中日达成基本共识，同意在RCEP已取得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从下一轮谈判起恢复工作组会议，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议题展开实质性磋商”[4]，力争达成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由贸易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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