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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范文

陈浦秋杭邓晶陈清华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全要素生产率 DEA-Malmquist指数法

一、前言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基于自身研发投入带来技术能力提升之外，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也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本国跨国公司逐渐通过对外投资项目，加强与东道国相关产业联系，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反向获取，通过逆向溢出，提升本国生产率。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也已经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在特定阶段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中国正从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向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并重转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推进，中国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张。截至2019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2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中国在吸引外资获取先进技术的同时，“走出去”战略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推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中国东部的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一直处于全国前列。截至2019年底，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577.9亿美元，占全国的16.26%。本文基于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方法来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了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期为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和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好的理论参考，也为中国其他省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二、文献综述

从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李梅，2010;刘宏和张蕾，2012;张建和李占风，2020），但这一效应受到母国与东道國技术差距、东道国研发支出、技术创新能力等因素的影响（韩玉军和王丽，2015）。OFDI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显著提升母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传导机制主要包括R&D费用分摊、外围研发剥离、逆向技术转移和研究成果反馈机制（赵伟等，2006）。Branstetter（2000）证实了日本和美国企业之间存在双向外溢效应，从微观角度来说，母国对境外子公司进行投资，进而利用其完备的设施和发达的经济条件，学习其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模式，同时也可以降低母国的研发支出，企业之间的直接传导更易于提高母国技术吸收能力。Love（2003）利用英国面板数据证实英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宏观层面来说，母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形成技术的原始积累，加之内化吸收先进技术，最终会提高本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白洁（2009）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邵玉君（2017）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角度出发，发现中国对欧美日的OFDI阻碍了技术进步，而同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OFDI则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且这些国家越开放，越有利于中国国内技术进步。为进一步观察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差异性，众多学者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结果发现省级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示出了更为复杂的特征。刘明霞（2010）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与逆向溢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模型比线性关系模型拟合得更好。陈岩（2011）认为，对外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在省级层面效果并不一致，取决于跨国公司所在省市的吸收能力。蔡冬青和刘厚俊（2012）研究发现，东道国完善的技术市场体系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和外部环境等能够显著促进被投资国的技术进步。吴书胜和李斌（2015），尹东东等（2016）也肯定了吸收能力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程度、研发投入等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李梅等（2014）围绕制度环境的研究认为，政府的教育扶持、科技扶持、金融支持、政策开放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未能发挥积极作用。

不少学者发现，从省级层面来看，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李梅和柳士昌，2012;尹建华和周鑫悦，2014;杜龙政等，2018;韩先锋等，2018）。韩先锋等（2018）基于环境约束视角发现，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邱丽萍和叶阿忠（2019）对于2010-2017年中国各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O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尹建华和周鑫悦（2014）依据门槛值将中国技术差距分为三类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中、高技术差距区域存在逆向技术溢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存在于高技术差距区域，而中技术差距区域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部分学者则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欧阳艳艳和喻美辞（2011）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逆向技术溢出与第二产业的关联度较大，在第三产业中，与交通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关联度较大，与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关联度较低。蒋冠宏（2017）合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与37个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显示，不同投资目标国对于行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高收入国家的跨国并购显著促进了行业生产率进步。叶娇等（2016）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也肯定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并发现对于不同的行业、地区、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存在显著差异。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不同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作用不同，使得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成本发生改变，并相互发生替代，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导致技术溢出效应对具有差异性生产要素结构的不同地区、行业等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国内外学者从国家、地区、企业等各层面围绕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机理

外商直接投资即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进行投资，或者与本国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直接投资导致本国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一般认为是正向的技术溢出。对外直接投资是相反的操作，一般是为了取得在境外的经营控制权，向外提供资本和技术的相关行为。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以向东道国学习先进技术并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即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时，应该综合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

整理相关文献发现，企业获得对外直接投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的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研发费用分摊机制。母国在境外建立子公司或者研发机构，可以充分利用其研发资源，从而降低自身的研发成本和风险，获得高新技术。该机制的效果可以用研发费用投入的相关指标衡量。二是逆向技术转移机制。本国企业并购境外企业或与其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同时享有其所拥有的先进技术与人力资本等资源，从而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越高，技术转移机制效果就越好。三是平台利用机制。母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也能利用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的基础设施及其发达的金融系统，从而获得一个更好的平台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四、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时，大都参考Coe和Helpman提出的CH模型。根据前文关于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机理和传导机制的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研究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1.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参考肖林兴（2013）的方式来选择投入和产出指标，以江苏省各地级市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各自产出。其中，把各年GDP值都以2009年为基期换算成实际GDP。以固定资产存量和全社会从业人员分别作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衡量指标。其中，参考Goldsmith（1951）的永续盘存法来测算每年的固定资本存量计算公式如（1），计算出2009-2019年江蘇省各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

其中，K为t年该地级市的固定资产存量，为固定资产折旧率设为5%，I;为固定资产流量，P是第t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采用上述方法计算出江苏省各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出样本期内各年度13个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排名状况。整体来看，苏州市在样本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在全省居于首位，无锡市也保持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且在样本期内保持了相对稳定，南京市、常州市全要素生产率在全省排名均较高，在样本期内处于相对稳定波动的状态。

2.其他控制变量

研发资本存量（R&D）、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也如同上述固定资产存量一样采用永续盘存法来核算，仍然以2009年为基期，在此不再赘述。

母国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先进技术时，还需要具备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衡量其吸收能力的指标包括金融发展水平（FIN）和经济开放度（OPEN）。一般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在进行融资时成本相对较小，进一步促进企业加强创新和增加研发投入力度，也更有利于企业提高自身能力，吸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本文选用金融机构年底贷款余额和GDP的比值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也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效应，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学习吸收境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及管理模式，从而提升自身能力，本文选用各地级市进出口总额和GDP的比值来衡量该地区的开放程度。

2.数据来源及其描述性统计

本文样本数据的选择过程中，选取江苏省2009-2019年各地级市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其中，各地级市GDP、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全社会就业人员数等数据均来自历年《江苏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本文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五、回归结果与分析

面板数据回归过程中，当前学术界主要使用以下三种回归方法，即混合回归、随机效应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由于混合回归方法的使用前提条件是面板数据在截面和时间上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即可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面板数据直接回归;而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两者的区别在于，固定效应回归的使用条件是面板数据不随时间但随个体会发生变化，即不存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而随机效应回归则假设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服从某一个随机分布。本文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检验首先排除了混合回归方法，随后，本文采用豪斯曼检验来确定是采用固定效应回归还是随机效应回归。其中，本文豪斯曼检验结果P值为0.1797，接受了原假设，即最终选择随机效应方法来对本文计量模型进行回归。本文最终计量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回归结果可知，模型F统计值显著，模型总体拟合优度较好，而主要变量回归结果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切实存在，OFDI显著促进了江苏省各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其全要素生产率将会提高0.0377%。其余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方面，除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控制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系数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亦即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程度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显著的，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开放程度越高，则越有利于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可以进一步提高地区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对地区吸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力具有负向影响，但这种效应并不显著。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文章基于地区层面的角度，利用2009-2019年江苏省各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作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在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开放程度也进一步促进了地区TFP的提高，而金融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建议

一是地区采取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江苏省各地级市发展存在较大差异，苏南发展较快，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吸收能力也较强。因此，江苏省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也可以鼓励企业加快“走出去”，增加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辐射周边地区，带动临近地区的发展。对于发展相对不足的地区，则需要加大对其的资金支持，完善金融体系，为其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加大政府补贴，并对企业进行税收方面的优惠，促使地区企业加大开放程度，学习境外先进技术及管理模式，以提高自身吸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的能力。

二是加大地区企业研发投入力度。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地区R&D投入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只有加大研发资本投入力度，不断进行技术升级，方能不断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同时，企业也应该充分利用当地高校、研究机构资源，为其进行创新活动储备充裕的人力资本。企业要充分利用所在地的各类资源和政策优势，增强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充分内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

三是积极提升地区吸收能力。地区政府从多方面入手，充分发挥地区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的同时，也要注重人才的储备和引入，完善金融系统，保证效率和公平，解决中小企业存在的融资难问题，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走向世界，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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