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敦煌词文同卷杂抄现象解读 |
| 范文 | 摘要：以《季布骂阵词文》为代表的敦煌词文写本的命名方式各不相同，且存在名实错位的现象。这些词文与书仪、诗、蒙书、赋等不同文体杂抄在一起的现象表明，它们具有某一共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功能，具有同物异名与同名异物的特征，这也是说唱文学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词文；杂抄；同物异名；同名异物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诚如潘重规先生对敦煌文学研究的重要见解，变文是讲经文、因缘、缘起、词文、诗、赋、传、记等文体的统称。变文的种种异称，不过是讲说故事时用不同文体的“外衣”来表现的结果。不过，词文这一“外衣”的内在属性如何，却是一个重要的难题。比如词文的性质和指称范围以及同卷杂抄现象所蕴含的文化因素，都需要加以澄清。这正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标。 一、词文性质和范围的推断 词文是联系于唐代“唱词”艺术的说唱文学类别，并且联系于说唱艺人即“词人”的表演，不但指文本层面，而且指传播方式或说唱手段。《季布骂阵词文》是现存惟一一种明确标识“词文”文体属性的写卷。可以通过对《季布骂阵词文》的十个写卷及其他相关文献来考察词文的具体性质，进而对词文的指称范围加以限定。 与词文相联系的说唱伎艺是唱词，这可以从词文有关写卷中发现端倪。P.3386尾题云“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上一行正文最末两句为“且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P.3679首题“捉季布传文一卷”，第二行起首为正文，曰“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拨马收军词文□昔时楚汉定西秦□未辨龙蛇立二君……”，正文末尾为“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S.1156/2尾题为“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正文结尾为“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唱下直[真]”。S.2056v/1首题为“大汉三年楚将骂阵汉王羞耻群臣拨马收军词文”，占两行，第三行开始为正文。S.5441/2首题为“捉季布传文一卷大汉三年楚将服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拨马收军词文”，空一格即为正文，正文末尾两句为“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紧接着是尾题，为“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 从这些词文的前后题及正文的关系可以看出，词文是“词人”借助“唱词”的艺术手段进行表演的。王小盾先生《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认为，词文是在唐代开元年间兴起的，以“词”的名义，采用俗曲曲调，在“歌场”表演；主要素材是《孝经》、《千字文》、《金刚经》等儒佛典籍。这可以从敦煌写本中找到旁证，P.2721《开元皇帝赞金刚经》曰：“皆谈新歌是旧曲，听唱《金刚般若词》，开元皇帝亲自注，至心顶礼莫生疑。”又有《新合孝经十八章》曰：“新歌旧曲遍城乡，未闻典籍入歌场，新合孝经皇帝感，聊谈圣德奉贤良。”前者是以《金刚经》为演唱内容，后者是以《孝经》为演唱内容，均为“典籍”，且以“皇帝感”的曲调在“歌场”演唱，并且说“听唱……词”云云，正是“唱词”，即词文。 《季布骂阵词文》五种写卷中有四种在正文中明确指出“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汉书》是传世典籍之一。而且P.3386《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文后，紧接着即是《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每章五言八句，共十八章，正是“皇帝感”曲调的形制。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辞总编》卷三《杂曲·普通联章》载“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七言四句，共十八首，包括S.2721、P.3910、S.0289、S.5780等写卷，其论曰：“唐王李隆基周旋于三教之间，以愚其民；括《孝经》文义于歌舞淫伎之中，播之广场，如施醇酎，惟恐闻者不醉，其罪大矣！当于歌舞验之。”[1]735又收录“皇帝感”“新合千文皇帝感辞”，七言四句，共九首，包括S.0289、S.5780、P.3910写卷。而《唐声诗》录“皇帝感”两体，分别为五言八句和七言四句。任半塘先生《教坊记笺订》“曲名·皇帝感”条下注云：“盛唐为七言四句声诗，内容集《孝经》，详《敦煌曲校录》。中唐为五言八句声诗，见卢纶集中，题‘皇帝感词。”[2]87《全唐诗》卷二八“杂曲歌辞·皇帝感词”即卢纶之诗，曰“提剑云雷动，垂衣日月明。禁花呈瑞色，国老见星精。发棹鱼先跃，窥巢鸟不惊。山呼一万岁，直入九重城。……”，五言八句，共四章，与《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形制相同。由此，《季布骂阵词文》与《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杂抄在一起，看似毫无关系，其实关系紧密：二者同是在“歌场”由“词人”用“皇帝感”曲调借助“唱词”艺术演唱“典籍”的“词文”。伏俊琏先生《文学与仪式的关系——以先秦文学和敦煌文学为中心》一文认为：“（敦煌）写卷中不同体裁的作品杂乱地抄在一起，表明它们是在某些仪式中共同传诵使用的底本。”[3]也就是说，虽然《季布骂阵词文》与《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之间有五言联章和七言长诗之分，但是它们的生存环境是相同的。或者说，《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虽是十八章五言八句的“诗”，采用“咏”的方式，诗而声之；《季布骂阵词文》标明是“词文”，演唱方式是“唱”，词而唱之，其实二者属于同一范畴，均联系于“唱词”艺术，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质言之，如果以《季布骂阵词文》为参照物，则《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为诗体的词文；如果以《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为参照物，则《季布骂阵词文》为词文体的诗。 这样就解决了一些写卷被称为词文的原因，如P.3645前题为“季布诗咏”的写卷，同样的内容也抄在S.1156v/2上面，紧接着“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尾题的后面同一行开始抄写正文，最后的尾题是“季布一卷”。通过分析这两种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的词文文本，还可以看出词文在演唱时的程序，即都是先说一段简短的散文，然后过渡到韵文的韵唱。如前所引，P.3679首题“捉季布传文一卷”，第二行起首为正文，曰“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拨马收军词文□昔时楚汉定西秦□未辨龙蛇立二君……”在其他卷子里为题名的“……季布骂阵……词文”等文字在这个写卷里却是正文，其中“词文”下面即是韵唱部分。《季布诗咏》也是如此，开头先是一段简短的散文：“汉高皇帝诏得韩信于彭城，垓下作一阵，楚灭汉兴。张良见韩信煞人交（较）多。张良奏曰：‘臣且唱楚歌，散却楚军。”然是用“歌曰”引出一段韵文，七言八句，然后又用“词曰”引出一段韵文，二十二句，以七言为主。 由以上对词文的界定以及从文本中考察出的表演程序，又可以进一步判定《百鸟名》、《董永》、《下女夫词》等亦为词文。 P.3716v，首题“百鸟名 君臣仪仗”，然后是正文，先有一段散说：“是时二月向尽，纔始三春。百鸟林中而弄翼，鱼翫水而跃鳞，花照勺（灼），色辉鲜，花初发而笑日，叶含芳而起津。山有大虫为长，鸟有凤凰为尊。是时之（诸）鸟即至，雨集云奔，排备仪仗，一□（仿）人君。”然后是一段韵唱，二十句，七言为主，杂六言与三言；接着又是一段散文：“熏胡鸟、鹄鹄师、鸿鸟子、□鹩儿、赤觜鸭、碧生（玉）鸡，鸳鸯作伴，对对双飞，奉符追唤，不敢延迟，从此是鸟即至，亦不相违。”散文之后，又是一大段韵唱，却以“三三七七”句式为主。S.3835亦是如此，不过，S5752仅存开头六行，无法睹其全貌，暂存疑。 S.2204，即《敦煌变文集》中拟名为《董永变文》的也就是词文。一是因为它与《季布骂阵词文》一样也是借助七言韵文叙事，一韵到底，仅有一处“三三”句式，即“揲将来，便入箱”，夹杂在七言句式中。七言中夹杂“三三”句式，在最为典型的《季布骂阵词文》中也存在，即“嫌日月，爱星辰”，P.2747、P.3697、S.2056、S.5441中均为如此。《百鸟名》中的“三三七七”句式更多。 《下女夫词》，现存写本十七种，主要有P.2976 、P.3147b、 P.3266v、P.3350 、P.3893、 P.3909、 S.3877v、 S.5515、 S.5949等。同一内容有如此众多的写本，说明这在民间流传之广，其中P.3909，册子装，首尾完整，中间有多处缺页，其中《女家通婚书一本》的内容残缺，后为《论障车词法第八》，《论障车词法第八》的内容亦残缺，其后即为《下女夫词》。从与杂抄在一起的内容来看，这是一种婚礼仪式相关的写本。P.2976，正面内容依次为： 《齖齿可文》、《下女夫词》、《咒愿新女婿》、《封丘作》、五言诗四首、《五更转》、杂写、《自蓟北归》、《宴别郭校书》、《酬李别驾》、《奉赠贺郎诗一首》、《温泉赋一首》等，其中却以文学作品为多。之所以称《下女夫词》为词文，一是因为它是与特定的仪式结合在一起的，张鸿勋先生认为它“实是结婚仪式上的喜歌”[4]；二是因为它的题名“词”即为体裁标志，而又非文人填词之词，实际上是民间唱词艺术之词。 但是，前文表格中被学者认定为词文的作品，在命名上却存在很大区别，有的称“词文”，有的称“传文”，还有的称“词”、“吟”、“诗咏”、“文”、“书”等，很不统一。具体的文本形式虽然都以韵唱为主，但是又有很大差别。怎样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我们认为可以从敦煌写卷的杂抄现象来加以考察。 二、词文同卷杂抄现象概览 以上论述，根据写卷的题名及相关系分析了词文的性质，但是，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与《季布骂阵词文》杂抄在同一写卷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一些写卷纯属偶然的随意杂抄，是当时敦煌民众敬惜字纸的结果。因为当时西北边陲，纸张尚未得到广泛流行，非常珍贵和紧张，有些纸张用过以后，还被保存下来，然后在背面或空白处继续抄写其他内容，与写卷上原来的内容毫不相干。如S.1156正面抄写《进奏院状上》，是唐僖宗光启三年（887）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反面抄写《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和《季布诗咏》，题记曰：“天福肆年己亥（939）岁（下缺）四日记，沙弥庆度。”二者抄写时间相距长达50多年，内容上互不关联，这就是利用旧纸重新抄写新内容的例子。在“敦煌卷子中，除佛经卷子外，其他的汉文卷子，几乎都是正反面使用。”[5]这是因偶然因素而杂抄在同一写卷的情况。 还有一些杂抄现象却是有意为之，并且是有规律可循的。为了全面地了解这一杂抄情况，我们把与《季布骂阵词文》有关的写卷罗列如下，就可以一目了然（据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又经核对原卷照片加以改正）： S.1156进奏院状上（首题）。说明：此乃光启三年（887）沙洲进奏院上本使状。 S.1156va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一卷 S.1156vb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首题）尾题：季布一卷。题记：天福肆年己亥（939）岁（下缺）四日记，沙弥庆度 S.2056杂小抄（首题） S.2056v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笑骂收军词文（原题）。说明：迄于“唯言祸难在逡巡”。 S.5439季布歌一卷（尾题）。按：小册子，首缺。 S.5440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 S.5441a捉季布传文一卷（首题）。题记：太平兴国三年（978）戊寅岁四月十日，孔目学士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按：小册子，封面杂写满篇。 S.5441b王梵志诗集卷中（首题） P.2747 捉季布传文。说明：与P.2648同卷 P.3697a不知名文字。题记：显德贰年乙卯岁（955）九月廿六日圆□记。 P.3697b捉季布传文一卷（首题） P.3697v受八关斋戒文 P.2648捉季布传文。按：与P.2747、P.3386同卷。 P.3386a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原题） p.3386b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五言（尾题）。题记：维大晋天福七年（942）壬寅岁七月廿二日三界寺学士郎张富盈记。戊辰年十月卅日三界寺学士。计写两卷文书，心里些些不疑，自要心身恳切，更要师父阇梨。说明：一句“满山”，存第一章至九章，下接P.3582卷。 P.3197捉季布传文 P.3197va状一通 P.3197vb杂写五行。按：其中一行为：“天福五年庚子岁（940）十二月廿日真。” P.3197vc状一通（倒写） P.3197vd诗一首（倒写） P.3197ve杂写五行 P.3197vf“丙寅年六月十七日大王夫巡边”一行 P.3197vg文□等启一通 P.3197vh状一通。按：十八行，说“奉使甘州”事，昔字迹不清。 P.3197vi杂写若干行。按：内有：“维大宋干德四年岁次丙寅（966）六月十七日大王夫人出南门巡边”二行，诗一首。 以上《季布骂阵词文》的各个写卷，有现存独立为一卷或一册的，如S.5439、S.5440等，其余的都是与其他内容杂抄在一起。在这些杂抄写卷当中，S.1156、S.2056、P.3197、P3697几种在内容方面没有必然联系，属于偶然因素在正反两面分别抄写。P.3386，已如前述，写卷内容相关，属于词文的不同记录形态。也就是说，它是固定在文本上的词文，而非实际表演的词文，因为它实际上是敦煌学士郎所抄的，是用于学习的，其中有题诗曰“计写两卷文书，心中些些不疑。自要身心恳切，更要师父阇梨”。朱凤玉《敦煌学郎诗抄析论》：“寺学学郎，由僧人担任师父，通过抄写文书，稳定学习情绪，加上师父开导，向学之心渐渐趋坚定。”[6]11 还有S.5441一种，其中词文与同卷杂抄内容存在一定的关联。这个小册子封面杂写满篇，写有“戊寅岁”、“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二月廿五日阴奴儿书记”、“戊寅年二月十七日田继长李应绍阴驴子文三人李应绍舍头（？）身造□管笔须□□□□自手书□耳后有人来独（读？）诵者更□怪……”、“戊寅年二月廿日……学士郎田文继（？）李应绍文同……”、“戊寅年二月十日阴奴儿写文字一卷自手书记耳”、“戊寅年二月廿二日阴奴儿写季布一卷手自书记耳”等，字体了草，杂乱难识，墨色不一，大小各异，又互相穿插，还有涂鸦，似非一人所写。翻页之后开始抄写《季布骂阵词文》的正文，其中第十四页最左端在正文以外写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上大夫二”一行。正文其他地方有多处涂抹痕迹。正文末，尾题云：“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四月十日记孔目学士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尾题左面一行又写有约七字，似乎先写上后又抹掉，勉强可以辨认出后四字似为“驴子（？）错唱”。第二十四页开始抄《王梵志诗集卷中》，其中“王梵诗集卷中”这几个字连续抄了三遍，首行一遍，下有两字，似“了也”，次行两遍，墨色浓淡不一。从以上写卷可以看出，这个写卷是学士郎所抄，是作用教材使用者，因为“唐宋学校教育，学生入学，首从识字、习字开始，因此，习字成为学童学生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习字的目的有二，一是巩固所识之字，一是练习书法。……唐五代时期，虽然印刷术已问世，但并未普及，学生所用课本仍然主要靠抄写。”[7]如此写卷在字里行间所写的“一二三四……”之类，即是当时学生练字留下的痕迹。封面中的多处题记时间不一致，阴奴儿的题记最早在二月，尾题却是四月，前后间隔长达两个月左右，这说明当时学生抄写教材是非常缓慢的。由于纸张稀缺，学生所用教材自然要循环使用，封面中杂乱的题记可能是阴奴儿的同窗所写，属于恶作剧性质，如其中的“阴驴子”显然是阴奴儿的绰号。要之，这个小册子是学士郎所抄写的教材，与其他相关写卷的身份不同。它的记录方式不同于前文所述《季布骂阵词文》与《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季布骂阵词文》和《季布诗咏》的关系，因为这些是作为唱词艺术的底本而存在的。 《季布骂阵词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的词文同卷杂抄现象也应该引起注意，因为这关系到词文的名实错位问题。如前所述，词文的名与实存在的一定程度的错位，即它们虽然都可以称为词文，但是具体命名又不同，文本形态也有差异，又与差别很大的其他内容同时杂抄在一份写卷里。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仍然以表格的形式来对其他词文同卷杂抄现象加以汇总： 拟题 卷号 卷号详情 同卷抄写题名与说明 百鸟名 P.3716 P.3716ve百鸟名（首题） P.3716瑜伽师地论手记。卷卅一一端残，卷卅二洪真记。 P.3716va新集书仪一卷（尾题）。题记：天成五年庚寅岁（930）五月十五日炖煌伎术院礼生张儒通。按：卷中有四处倒写“沙门洪真”。 P.3716vb王梵志诗一卷（首题） P.3716vc晏子赋一首（首题） P.3716vd赵洽（冷？）丑妇赋一首（首题） S.3835 S.3835c百鸟名（君臣仪仗） 题记：百鸟名一卷，庚寅年十二月日押衙索不子自手记名 S.3835a太公家教（尾题） S.3835b千字文（首题） S.3835va太平兴国九年（984）马保定城宅契 S.3835vb回文诗四首。说明：又有“辛卯年十月廿八日”一行 S.5752 S.5752b百鸟名 按：中有：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不清） S.5752a晏子赋一首（首题）。按：只存题签一行。 S.5752c丑妇赋 下女夫词 S.3877 S.3877vf下女夫词一本 S.3877a葬经（拟） S.3877b申年五月廿八日神龙乡百姓张纳鸡雇庸工残契 S.3877c春座局席转帖抄 S.3877va干宁四年（897）张义全卖宅契。说明：共两份，大同小异，或一为初稿，一为净稿。 S.3877vb S.3877vc壬戌年（938）正月沙州洪润乡百姓令狐安定状 S.3877vd赤心乡百姓王再盈妻阿吴出卖儿子庆德契 S.3877ve己巳年十月七日洪润乡百姓安力子及男□□等卖地契（此行在文中） P.2976 P.2976下女夫词。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卷纸断缺残损，文字多有不同处。……，似别有异本。”（页1184） P.2976a咒愿新女婿 P.2976b高适诗数首 P.2976c温泉赋一首 进士刘瑕（首题） P.2976d杂写 P.3350 P.3350a下女词一本（首题） P.3350b祝愿新郎文 P.3893 P.3893下女词（残）说明：去扇诗等诗多首，均有题。 P.3909 P.3909a下女夫词残文 P.3909b今时礼书本（首题）。说明：残存论通婚书法第一、论障车词法第八。 P.3909c儿郎伟 S.5515 S.5515下女夫词。按：窄幅纸。又，据金冈照光目录，背有汉字数行。 S.5949 S.5949下女夫词一本（原题） 董永 S.2204 S.2204a董永变文 S.2204b太子赞（首题） S.2204c父母恩重赞（首题） S.2204d十劝钵禅关（首题） 新妇文 S.4129 S.4129a新妇诗。按：此依黄永武定名。 S.4129b十二时曲 S.4129va崔氏夫人训女文。按：其前一行为“齿牙齿可书一卷”。 S.4129vb杂抄与诗 P.2564 P.2564b新妇文一本（首题） P.2564a晏子赋一首（首题） P.2564c太公家教壹卷（首题） P.2564va不知名佛典 P.2564vb不知名书（有□□章第□□等等 P.2564vc杂写，线描头像 P.2564vd残契约 P.2564ve杂帐 P.2633 P.2633a新妇文 P.2633b尺牍（正月孟春犹寒） P.2633c酒赋 P.2633d崔氏夫人耍（训）女文 P.2633e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说明：“正月孟犹寒”后面有“书手判官泛员昌、韩宝上”。 P.2633v杂写若干行。说明：中有“壬午年正月九日净土寺南院学士郎□”。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除了因为循环用纸的原因而把毫无关系的内容杂抄在一张写卷上的现象之外，其他还有一些把词文与书仪、诗、蒙书、赋等不同文体杂抄在一起的现象。这就要探讨词文与这些文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词文与书仪 词文与书仪抄在一起，说明词文与某种仪式有一定的关系。前文已经举了《下女夫词》的例子加以说明，再如P.3716中《百鸟名》与《新集书仪》抄在一起，就是因为二者一样，是与某种仪式有关。书仪是关于书信体式以及吉凶礼仪的著述，在敦煌写卷中有一百件左右。其中有一类综合性书仪，或曰吉凶书仪，涉及唐代士庶生活的方方面面，约有十五种，《新集书仪》即包括在内，有P.3716等十余件写本。《新集书仪》沿袭张敖《新集吉凶书仪》（有P.2646、P.2622等十余个写本），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是唐代士大夫生活的行动指南或准则。如张敖《新集吉凶书仪》正文前有叙云：“人之有礼即安，无礼即危，以识材遗明于仪礼，是以士大夫之家吉凶轻重而礼经繁综，卒难寻栓，乃有贤才撰集，纂要吉凶，号曰书仪，以传时节，实为济要。……今采其的要，编其吉凶，录为两卷。使童蒙易晓，一览无遗，故曰纂要书仪，叙之云尔。”正文曰：“但看前人高位，如重即言合（阁）下，如是节度使亦云节下，武官职即云麾下，平怀亦记室，次亦侍者、执事，余任酌量轻重行用。”《新集书仪》在“迎天使顿上送上”条下曰：“初马上相见，呼本使官，某官起居，某官尊体万福”。可见当时的官制、仪礼、行为准则在当地的深远影响。 《百鸟名》题名下题有“君臣仪仗”四字，具体内容是讲鸟类王国在春天来临之际“排备仪仗，一仿人君”，以谐谑的语调讲述百鸟各司其职，按照仪规拜见凤凰的有趣故事。如“白鹤身为宰相，山□□（鹧鸪）直谏忠臣，翠碧鸟为纨坛（纠弹）侍御，鹞子为游奕将军……”，所列官职，皆为人间常见。文中又有“奉符追唤，不敢延迟”之语，可以看出礼制的重要性。因此，《百鸟名》与《新集书仪》杂抄在同一卷子的事实说明，二者都与社会生活中的礼制有关。有趣的是，《百鸟名》S.3835尾题云：“庚寅年十二月日押牙索不子自手记□”。《中国官制大辞典》“押衙”条曰：“武官名，亦作押牙。牙指牙旗，即军中对立的两旗，因其如虎牙之状，故以牙旗为称。押衙掌领仪仗侍卫。《旧唐书·惠文太子传》说：‘金吾，天子押牙。代节度使属官中有都押衙，除掌领侍卫仪仗之处，并稽察军法之执行。五代沿置，后唐时石敬塘留守北京，以刘知远、周环为都押衙，分典兵、财两务。”[8]1040可见身为“押牙”的抄手对当时仪礼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写下这件《百鸟名》，里面也有礼制内容，却幽默风趣，当属于游戏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P.3716中与《百鸟名》抄在一起的还有《王梵志诗一卷》，二者有何关系？王梵志之诗，属于白话通俗诗，抄在这里的若干首，却是与礼俗有关的。如“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物同箱柜，房中莫畜私”，这是说悌；“立身行孝道，省事莫为愆。但使长无周，爷娘高枕眠”，这是说孝；“尊人对客饮，卓立莫东西。使唤须依命，弓身莫不齐”，这是教训要尊敬长辈；“蒙人惠一恩，终身酬不极。若济桑下饥，扶轮可惜力”，这是说要知恩图报；“有儿欲娶妇，须择大家儿。纵使无姿首，终成有礼仪”，这又是直接说明娶妻要娶大家闺秀有礼仪者。可见，王梵志诗与前两者抄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与仪礼有关。P.3909“下女夫词残文”后抄有“今时礼书本”，残存“论通婚书法第一”、“论障车词法第八”等，这也说明“下女夫词”与礼俗之间的关系，因为“下女夫词”实际上就是婚嫁喜歌。 至于同卷《瑜伽师地论手记》却与此无关，因为《新集书仪》抄写于天成五年（930），《瑜伽师地论手记》下有“洪真记”三记，同时《新集书仪》正文空白处有“沙门洪真”四处，倒写。姜夫先生《莫高窟年表》公元958年（显德五年）洪范大师残牒条下曰：“S.196卷，今存七行。按洪范大师他无可考。惟同时洪字辈僧侣，尚有洪敞、洪真，而洪真最为好学，写经最多，不知与范有无契义。”那么，洪真应该生活在五代晚期，其所抄写时间当在天成五年之后了。 （二）词文与蒙书 书仪类写卷与词文抄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在文化属性上都与礼俗有一定关系；又与蒙书抄在一起，说明它们都具有启蒙教育的作用。“书仪是被作为敦煌当地的童蒙教材而使用，因而被‘学仕郎或‘学郎们传抄诵读。”[9]35 P.3716《新集书仪》尾题曰：“天成五年庚寅岁五月十五日敦煌伎术院礼生张儒通”，P.3691《新集书仪》尾题曰：“天福五年庚子岁二月十六日学士郎吴儒贤诗记写耳续诵记”。其他如P.3386《季布骂阵词文》为学士郎张富盈所抄，S.5441《捉季布传文》、S.5256《百鸟名》为学仕郎阴奴儿所抄，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写卷都是由学士郎所抄写传诵。同时蒙书亦是学士郎必需的教材，因此词文与蒙书也抄在一起，以供他们学业习读诵。S.3835《百鸟名·君臣仪仗》与《太公家教》、《千字文》等蒙学读物抄在一起，P.2564“新妇文一本”（首题）与“太公家教壹卷”（首题）抄在一起，就是这种情况。 （三）词文与民歌 S.2204词文《董永变文》（拟题）与《太子赞》（首题）、《十无常》（首题）、《父母恩重赞》（首题）、《十劝钵禅关》（首题）抄在一起，说明它们之间也有共同之处，即都与民歌有关。 本写卷《太子赞》，共二十七首，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辞总编》据首章之末三字拟调句为“证无为”。其文曰： 听说牟尼佛。初学修道时。暗灵宫启告父王知。道我证无为。释迦牟呢佛。太子初学道。曾作忍辱仙。五百外道广遮拦。修道几经年。释迦牟尼佛。…… 《敦煌歌辞总编》曰：“内容演悉达太子本生出家成佛故事，与卷五《五更转》‘太子入山修道赞相同。但此二十七首中每有前后不相衔接处；有四首又属代言体，文气更觉有隔。料当时之原本必有白语，以穿插联系；全本必甚长，乃用于歌场之讲唱辞也。……敦煌曲内与此相近者，有[0031-]《喜秋天》四首，[0801-]《五更转》五首，及[1040-]《五更转》十五首。在[0031]辞后之校语中，并曾推到刘宋之《读曲歌》及晚唐始见之《巫山一片云》、北宋始见之《卜算子》。《读》《卜》二调均句法同而叶韵异，……惟《巫》调与‘证无为较，句法与叶韵均同。斯堪注意。”[1]803可见，《太子赞》是用民间曲调《巫山一片云》来演唱的，而且与其他多种民歌有关系。 本写卷《十无常》共十首，唱调名本义，其文曰： 每思人世流光速。时短促。人生日月暗催将。转茫茫。容颜不觉暗里换。已改变。直饶便是转轮王。不免也无常。堪嗟叹。堪嗟叹。愿生九口坐莲台。礼如来。伤嗟生死转回路。不觉悟。巡环来往几时休。受飘流。纵君人世心无善。难劝谏。愚疾不信有天堂。不免也无常。堪嗟叹。堪嗟叹。愿生九品坐莲台。礼如来。…… 关于此组歌辞，任半塘先生说：“此组……曲调甚好，乃后期《杨柳枝》所自出，每句随长句末字之平仄叶韵，甚少见。前片与后片之平仄句法全同，惟在换韵处，后片末句衬二字。前九首之末句同作‘不免也无常，于是成‘重句联章。此调之来源仍在民间，非佛曲歌辞原本所有。”[1]1082可见，这组文字乃是运用“杨柳枝”的民间曲调来唱的。 《父母恩重赞》，十三首。其文曰： 父母恩重十种缘。第一怀躬受苦难。不知是男还是女。慈悲恩爱与天连。菩萨子。第二临产足心酸。命如草上露珠悬。两人争命各怕死。恐怕无常落九泉。菩萨子。…… 《敦煌歌辞总编》拟名为“十种缘”，云：“此组……第一首开端曰：‘父母恩重十种缘。兹以‘十种缘作调名，与‘十恩德之名并行。”[1]768关于“十恩德”十首，任先生曰：“十辞格调通用三五六七言，错综而成，……不但‘依腔着词，即平仄叶韵，亦甚严整。……料作者必取诸当时民间流行之俗曲，原必有一曲牌名在。”[1]752由此可见，“十种缘”之《父母恩重赞》亦出自民间俗曲。 《十劝钵禅关》，存二首，其文曰： 第一劝汝学参禅。心须坚。禅门禅理性甚玄。悟者少。迷多般。欲得学人悟本性。出巡环。不在内外不中间。无住相。徧三千。弥陀佛。 第二劝汝平善男。勤勤参。众生世上有二三。一世了。莫贪婪。多见众生我着相。物上贪。似与明珠不肯捻。抛却走。一场憨。弥陀佛。（下阙） 《敦煌歌辞总编》拟调名为“拨禅关”，且曰：“此二首均作‘七三七三三之两片，五十六字，二首之平仄，十九相同，显为‘依调填词。……而音响和软，有类郑卫之音。”[1]1004 以上各种歌辞与被称为词文的《董永》有关联，即《董永》可能是采取民歌之体来说唱的。首先，《董永》有讲唱发端之辞，以示提醒听众，与上述曲调同。如开头曰：“人生在世审思量，暂时吵闹有何方（妨）；大众志心须净听，先须孝顺阿耶娘。”这与《太子赞》“听说牟尼佛。初学修道时”之发端相似。“‘听说，乃讲唱发端之辞，号召大众，用心倾听，故料其于歌辞前后，原有白语。”[1]813而且，《董永》中尚有一处“三三七”的句式存在。其次，从思想内容上讲，《董永》与其他同卷文字都有借通俗曲调以劝善之意。《太子赞》借赞佛陀修道之事来劝人修道，《十无常》借人生无常来劝人修道，《父母恩重赞》则是劝人孝敬父母，《十劝钵禅关》则是劝人修禅，而《董永》则是劝人行孝。 （四）词文与赋 在敦煌写卷中，有不少赋体作品，有的与词文杂抄在一起。这又说明词文与赋有一定关系。 赋的特征之一是铺排。如P.3716《赵洽（冷）丑妇赋一首》（首题）： 畜眼已来丑数，则有此一人。幍飞蓬兮成鬓，涂嫩甚兮为唇。无兮利之伎量，有妒毒之精神。天生面上没媚，鼻头足津。闲则如能穷舌，馋则佯推有娠。耽眠嗜睡，爱釜憎薪。有笑兮如哭，有戏兮如嗔。眉间有千般碎皱，项底有百道粗筋。贮多年之垢污，停累月之重皲。严平未卜悬知恶，许负遥看早道贫。 这篇赋对丑妇的面貌进行铺排描写，突出其奇丑的形象。 赋还有一特征是主客问答。如P.2564《晏子赋》： 梁王问曰：“卿是何人，从吾狗门而入？”晏子对王曰：“王若置造人家之门，即从人门而入；君是狗家，即从狗门而入。有何耻乎？” 梁王曰：“齐国无人，遗卿来〔也〕！”晏子对曰：“齐国大臣七十二相，并是聪明智惠，故使向智量之国去；臣最无智，遣使无智国来〔也〕。” 此篇赋写梁王与晏子的对话，突出晏子的机智聪敏。敦煌赋还有一个特征，是俗赋占一定的比重，这些俗赋的点是通俗俳谐。如《酒赋》： 今年九月寒应早，高潘百度尊前倒。人醉何愁不得归，马识酒家来去道。入凝冬，香满室，红地炉，相压膝。银铛乱点野驼酥，叠叠酒消鱼眼出。户外多应极溧寒，筵中不若三春日。孔夫子，并颜渊，古今高哲称大贤，辩士甲乙鲁仲连，何晏马融老郑玄。桃花园里非无地，走入壶中却有天。璨然可观词赋客，兴洽文章光惮赫。人生一代不荣华，彭祖徒劳年七百。醉眠更有何所忧，衣冠身外复何求。但得清酒消日月，莫愁红粉老春秋。 “《酒赋》中那种颠狂的举止，野性的放荡，排弃了读者本身所具有的纯然平静的情感，使读者忘却了赋家那种‘但得清酒消日月，莫愁红粉老春秋深深忧虑，而代之以一种可怖性、可笑性相交合的情感。”[10]《温泉赋》也被《太平广记》所引《开天传信记》称为“词调倜傥，杂以俳谐”的，充满了诙谐调侃的色彩。 从这些写卷中赋体作品与词文的比较可以看出，词文也具有赋体的特征。如《百鸟名》中罗列了许多鸟儿的官职或称号——宰相、直谏忠臣、侍御、游奕将军、六军神策、通事舍人、太史等，与赋体的铺排特征相一致，运用拟人的手法，又具有俗赋的俳谐色彩。《下女夫词》本来就是喜歌，用于婚礼仪式中，充满喜庆气氛。《新妇文》是在闹新房的时候对新郎子的调侃戏谑之词。其文曰： 夫齖□新妇者，本自天生，斗唇合舌，务在暄（喧）争。欺儿踏，骂詈高声，翁婆共语，殊总不听。入厨恶发，翻粥扑羹，轰盆打□，雹釜打铛。嗔似水牛料斗，笑似辘轳作声。若说轩裙拨尾，直是世间无比。斗乱亲情，欺邻逐里。阿婆嗔着，终不合觜。将头自□，竹天竹地，莫（摸）着卧床，佯病不起。见□入来，满眼流泪。 这篇词文不但语言多四六，而且非常幽默，后半部分的“新妇诗曰”云云，以三三七句式为主，却是一套“十二时”。 由以上分析可知，敦煌词文的文体具有不确定性，是与其他文体交互渗透的，与书仪、蒙书、民歌和赋均有一定的关系。 三、敦煌词文的同物异名与同名异物现象 张涌泉先生《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一文指出，“敦煌文献以写本为主体， 具有写本文献的特征，了解和认清其特证，是正确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最基础的环节”，[11]认为敦煌文献具有分券不定、符号不定、内容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误等五个方面的特征。其实还应该加上“命名不定”这个特征，即同物异名，与同名异物。 首先，词文的同物异名现象。前文所列词文的篇目，是学界大致认同的，可是也有个别篇目受到质疑。比如《董永》就被认为是变文，《下女夫词》被认为是剧本，《百鸟名》被认为是诗话等，而这些都被收录在《敦煌变文集》里面，同时又有学者不认为这些是变文。这表明，因为文体标准的不同，词文的文体归属也会发生变化。其实，这种同物异名现象在敦煌写卷中是十分常见的，不变词文如此，其他写卷也是这样。如同为变文，“刘家太子变”又题为“前汉刘家太子传”；《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即题“因缘”又题“变”，“丑女缘起”文末又题“上来所说丑变”，“苏武李陵执别词”却近于话本等。同为赋，《晏子赋》时而称“一卷”，时而称“一首”。词文也是这样，“季布骂阵词文”又题为“传文”、“歌”，“新妇文”又题为“书”。可见，虽然同为词文，它们的名称却是变化不居的，具有同物异名的特点。 其次，词文的同名异物现象。敦煌写卷中明确标明“词文”的仅“季布骂阵词文”一种，从它的又一题名“传文”、“季布歌”来看，它与《黄仕强传》显然不同。《燕子赋》（二）亦云“此歌身自合，天下更无过。雀儿和燕子，合作开元歌”，此又是赋体。《季布诗咏》题名为“诗”，显然又与话本《叶静能诗》大异其趣。就具体的文本呈现来看，虽然都是词文，其文本形态又是有差别的，《季布骂阵词文》和《董永》是七言诗赞为主，《百鸟名》是骈俪文与三三七句式与六言等杂言的结合，《下女夫词》是对话体，《新妇文》又是骈俪与“十二时”的结合。可见，同一个名称却指向了不同的具体对象，具有同名异物的特点。 以上论述表明，词文写卷存在着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现象，而这种现象正是俗文学的普遍、必然的现象。因为俗文学的命名习惯与正统作家的命名习惯是大不相同的，作家文体命名是建立在文本层面上的，而俗文学是主要表现为口头层面上的。作家文体命名注重作品的篇章体制，如诗词赋赞不同于章表奏启，一睹其名，便可大致确定其篇章体制。历代众多的文章学著作也是从篇章体制入手从而界定某一文体的特征与写作规范的。如宋王应麟《玉海》：“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12]3692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的语言规范和章法结构及表现形式，如刘祁《归潜志》：“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求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用，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13]138但是，俗文学特别是敦煌俗文学写卷，却与这种作家文体的金科玉律判若霄壤，因为俗文学的文体不是简单的篇章体制问题，而是某种社会功能制约之下的艺术手法的组合问题。《百鸟名》因为涉及到官场礼仪，故与《新集书仪》抄在一起；又因其铺张诙谐，故又与《晏子赋》、《丑妇赋》抄一起；又因它是蒙学读物，故又与《太公家教》、《千字文》等抄在一起，作为学士郎的教材。它们杂抄在一起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它们具有共同的篇章体制，而是由某种共同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参考文献： [1]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唐）崔令钦撰，任半塘笺订.教坊记笺订[M].中华书局，1962. [3]伏俊琏.文学与仪式的关系——以先秦文学和敦煌文学为中心[J].中国文化研究， 2010（4）. [4]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其类型初探[J].文学遗产，1982（2）. [5]刘鉴唐，杜文平.敦煌居民·生活·组织与敦煌卷子·成因·封藏[J].文史杂志， 1995（6）. [6]朱凤玉.敦煌俗文学与俗文化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7]杨秀清.浅谈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以学郎诗和学郎题记为中心[J]. 敦煌研究，1999（4）. [8]（后晋）刘煦.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 [9]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0]伏俊琏.敦煌的俗赋[J].古典文学知识，1997（5）. [11]张涌泉.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J].敦煌学辑刊，2010（1）. [12]（宋）王应麟.玉海[M].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 [13]（金）刘祁.归潜志[M].中华书局，1983. 作者简介：韩洪波，男，河南驻马店人，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说唱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13BZW084）；2014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4-gh-7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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