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戏剧与政治 |
| 范文 | 王涛 摘要：古希腊的戏剧分为悲剧和喜剧。悲剧曾经在城邦时代的公共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教化功能。随着悲剧的衰落，喜剧的兴起，城邦政治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受到极大的挑战。戏剧的社会政治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故事；戏剧；公共生活；民主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人们为什么喜欢看戏？因为戏剧是通过表演的方式讲故事。人的生活离不开故事。讲故事，是人在面对现实的时候的一种生活态度；听故事，是人（尤其在人的儿童时期）接受教化、提升教养的一种方式。喜欢故事是人的本性使然。虽然故事的内容未必都是真实的，但虚构并不是故事的缺点。对讲故事的人而言，重要的是他（或她）从向别人讲故事中表现出的生活态度；对听故事的人而言，关键的是故事向他（或她）传达的意义。 一、悲剧的教化功能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时代，观赏戏剧构成了城邦公民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古希腊人来说，看不看戏剧，这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一个标准。由于还没有出现造纸术，当时的希腊人只能用昂贵的羊皮来写字。这导致普通的希腊公民根本读不起书（虽然他们不乏闲暇），也没有多少文化。尤其是那些乡野公民，几乎不识字，不是文盲，就是半文盲。至于看戏，它的门槛很低。不管一个人识不识字，有没有文化，只要有眼睛、有耳朵，他（或她）就能够看戏，所以说戏剧是一种大众的艺术。正是由于它具有易被大众接受这一特点，因此观赏戏剧便成为古希腊公民进入公共生活接受教化的主要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奴隶则绝无可能对戏剧产生任何兴趣，或者被允许进入剧场看戏。古希腊的戏剧分为悲剧和喜剧，两者均起源于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宗教集会活动。从历史上看，古希腊的戏剧表演经历了两个时代，在喜剧时代来临之前是悲剧时代。悲剧为肃剧，传说它脱胎于酒神祭祀时吟唱的颂歌。相对于喜剧而言，悲剧较早为公民们所青睐，并且受到城邦的大力支持。喜剧为谐剧，其雏形是酒神祭祀活动期间的狂欢歌舞和民间滑稽戏。在悲剧盛行的年代，喜剧是无法登大雅之堂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模仿的是“高尚的行动，即好人的行动”，[1]47而喜剧模仿的是“低劣小人的行动”。[1]47作为下里巴人的文化形式，喜剧通常带有一些粗俗猥亵的成分，一向为崇尚公益的严肃公民所不齿。与之相对，古希腊悲剧的着意在于“严肃”，而不在于“悲”，它对于城邦政体的维护和秩序的实现至关重要。 悲剧的社会功能被称作“卡塔西斯”（catharsis），这个词包含着宣泄、陶冶和净化的含义。有学者认为，卡塔西斯作用是悲剧所独有的，就是说，人们在看悲剧的时候，对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也产生了一种同情（sympathy），于是乎联想到自己，这样就可以将自己的一些不好的情感或者情操，加以宣泄，加以陶冶，加以净化。[2]所以说，古希腊悲剧的着意在于严肃，而不是悲惨，通过情感教化来培养公民品质，这确实是悲剧所独有的震撼力。关于悲剧在古希腊城邦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专门讲过：“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情感得到净化。”[3]在他看来，人类恰当的情感本身就是美德（virtue）的构成要素。在古希腊人看来，美德是一个人持续的行为。正如一只燕子成就不了整个春天，一次偶然的行为也构成不了美德。但是持续的行为是需要靠情感来加以推动、维系和鼓励的。可以说，一个准备践行道德的人，若没有理性的指引，则盲；若失去情感的鼓动，则空。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有力的情感包括怜悯（或同情）和恐惧（或敬畏），二者皆是洞见人类良好生活的源泉。这一观点对后世的伦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近代伦理学家休谟就认为，“同情是道德产生的来源，道德评价的标准，美德养成的基础”[4]；而康德则指出，“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给人心灌输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5]当然，由于命运具有不可抗拒性的特征，因而古希腊人在面对必然的命运的时候也许会感到一点恐惧；而康德则主张对道德法则人要时常抱有一颗敬畏之心。因为在后者看来，道德法则是人自己给自己立的法。古代人由于无法控制外在的自然，以及在改造外在自然的过程中组成的社会关系，因而对主宰这一切的某种必然性即命运难免会感到恐惧（虽然古希腊人对生活往往是感到乐观的）；在康德那里，人凭借自己拥有理性这一点，能够洞察到自己是自由的，因而对道德法则更多的是保持敬畏。 二、喜剧的兴盛与民主的衰落 古希腊的悲剧演员在表演时经常发出人性脆弱、生命无常的感慨（或说出一番警示世人的话语），提醒观众在成功时勿要得意忘形，因为命运织就的罗网难以挣脱。清醒的人，要时刻保持对厄运的警惕，从而让人行为有所节制。节制，是维系城邦政治秩序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希腊人的一项重要的美德。而节制对民主的意义自不待言。所谓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公民集体公开自愿地接受共同体内的正义和自制。在古希腊人宏伟的扇形悲剧剧场中，通过惨遭厄运的剧中人的呼喊，观众们认识到，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人的生命通常是脆弱的。对于身处剧场之中的公民而言，自己的生命是脆弱的，各种打击会不期而至，如同剧中角色那样，不可避免要遭遇不幸；别人，即围坐在自己身边的那些公民伙伴的生命，也同样是脆弱的，同样容易遭受不幸。如果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克服大共同体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就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同情，从而激发起分担彼此命运的愿意。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所讲的，悲剧催生的“人性的同情与关爱是支撑希腊民主制度的情感基础”。[6]由此可见，悲剧盛行于古希腊城邦政治的上升时期，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顶峰时期，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古希腊城邦世界均将观看戲剧作为教化公民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实行民主政体的雅典，戏剧作家更是备受尊崇，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教师。有学者指出：“在对雅典公民政治化过程中，在将政治思考置于公共领域过程中，戏剧是一个根本因素。”[7]73雅典民主政体创立以后，观看戏剧便成为公民参与城邦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但戏剧作家是由城邦精心挑选的，受城邦的资助，而且观看戏剧的公民也可以从城邦领取一份津贴，数量与做陪审员的津贴相当，以鼓励其履行公民职责。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古希腊城邦由盛转衰，雅典民主也变得日趋荒唐。这一过程实际上伴随着雅典表演文化的重大转折，即悲剧的衰落和喜剧的兴盛。在后伯利克里时代，大概是因为连续的战乱和金钱力量增长（体现在战争中雇佣关系的盛行）的原因，雅典公民对严肃的东西越来越提不起兴趣，转而更加关注私人的生活和个人的享乐。由于公民们喜好的变化，喜剧开始受到重视，地位不断提升，进而能够像悲剧那样堂而皇之地登台表演了。这样一来，喜剧就逐渐地取代悲剧，成为雅典公民主要的户外文娱活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代。喜剧在雅典的盛行，一方面，对当时城邦中流行的各种虚伪、腐败的现象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从而动摇了公民们对于城邦伟大的集体事业和公职人员崇高的品质的信念；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城邦公共生活的娱乐化，导致公民们对私人生活愈发专注，刺激了公民们的私欲，结果毁坏了维系健康民主所需的积极情感，使从前维护公益的群体意愿荡然无存。 三、启示 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古希腊城邦政治进入衰退期。战后，在死灰复燃的雅典民主政体中，插科打诨、戏谑调侃的喜剧仍然大行其道。公民失去了悲剧所提供的良性教化，行为日趋荒谬，容易受人蛊惑，毫无节制，僭越法律，民主政治遂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这一切却绝非战争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人，往往更看重悲剧，因为悲剧着意于严肃，能够凝聚和鼓舞人心。正是在一种严肃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召唤下，国人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部队每打一场大战之前往往都要演戏，主要演什么戏呢？演《白毛女》、《九件衣》等等，這些都是悲剧，战士们在看了《白毛女》之后，就激愤了，争先恐后地要为喜儿报仇，要解放劳苦大众，所以不怕牺牲，勇敢地去战斗。[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营剧团纷纷改制，按照商业化的模式运行，我国的戏剧表演艺术也在悄然发生着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有积极的效果，如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了文艺事业的繁荣等，但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后果。在市场化的浪潮下，有的地方剧团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社会效益，不仅回避一切严肃的东西，尤其是传统的悲剧剧目，还不惜在花哨的表演中加入一些低俗猥亵、荒淫怪诞的内容来吸引观众的眼球。这种现象的泛滥，有可能会腐化和瓦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基，因而属于政府干预的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革，时代精神绝对不会一成不变，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是戏谑也好，还是娱乐也罢，都应该有一定的限度，政府应该守护好这个界限。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古希腊戏剧只面向和野蛮人相对的文明人。现代戏剧主要针对的是市民。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戏剧的受众也越来越宽泛。但无论如何，一个剧场能够容纳的观众数量毕竟是有限的。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大众文化的繁荣。从此，戏剧被搬上了银幕，变成了电视信号，走进了千万普通人的家庭。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使得观众看剧的条件进一步降低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中大众影视作品的意义，绝不仅仅是（靠歪曲历史，违反常识，或者偷偷塞进一些庸俗猥琐的镜头）娱乐一下观众而已。事实上，观看影视剧，它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渠道，它所发挥的正是类似于古希腊戏剧的政治教育功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生产什么样的影视作品，这个问题才值得认真对待。我们看到，那些曾经在中国观众的影视屏幕上泛滥一时的荒诞的“抗日神剧”，受到了《人民日报》的严肃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影视剧的制作者和表演者，在继续担负着为公民提供基本教养的职能，许多偏远地区的中国人，正是在看电视过程中学会了讲普通话，然后外出打工，并且逐渐融入城市社会。只不过，传统的舞台变成了现在的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然而，这些人在本质上仍然是讲（演）故事的人，而观众则是听（看）故事的人。差别仅仅在于，由于在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之间发生的是面对面的关系，这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可能性，而演故事和看故事的人之间则缺乏交流的条件。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罗锦鳞.世界上最古老的希腊戏[EB/OL].百家讲坛，http：//www.cctv.com/lm/131/61/85877.html. [3]古希腊悲剧[EB/OL].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Xh86Dx2I36oXm3wAQhmNdR5jXJP9l1u8XJ3kYzNRzVWkH3gcfArNhHehBZCnsval_CLHR8lO9CseSCDQCYaliQEn2-XkDmhM75FScxlq6E_-inHTwPQ-aQG7vh-nlsuLDE0BQ9R-QZnpMeZkltOSsa. [4]卢屏.浅析休谟“同情原则”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作用[J].南方论刊， 2010（12）. [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关文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6]玛莎·努斯鲍姆.艺术不制造敌意，而在于用爱求正义[EB/J].澎湃，（2015-09-16）.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5001_1. [7]克里斯托弗·罗，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M].晏绍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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