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世纪英国大学的产生与演变 |
| 范文 | 摘要：大学是12世纪文艺复兴留给后世最重要的遗产。行会制度的发展、城市的复兴和翻译运动为大学的产生创造了重要条件。牛津大学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所。牛津大学是教师和学生在与市民、城市和教会等势力的斗争中逐渐形成，是由学者组成的行会。从其与城市当局、教会的关系演变和其享有司法权的逐步世俗化可以看出牛津大学特权涵盖范围的广泛性。另外，牛津大学也具有流动性与国际性、特权性以及风气自由的特点。牛津大学模式影响了后世大学的模式和理念，构成了英国和西欧教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英国；牛津大学；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G649.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牛津大学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它继承了12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欧文化传统，伴随着城市的兴起而诞生，在教权和王权的支持下日益壮大，同时，伴随着兴起，牛津大学也表现出自身的特征。笔者试从大学兴起的条件、学校体系建构、学校特征等三个方面探讨牛津大学早期的发展历程。 一、 大学的兴起 随着城市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社会日益需要更高层次更专业化的人才。中世纪大学的崛起与发展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而应运而生。大学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物。“12世纪不仅是学术复兴的时代，而且是机构创新的时代，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建。它以修道院和大教堂学校为起点，以最早的大学的出现结束”。[1]259也就是说，伴随着12世纪知识的扩展，大学自然而然诞生了，知识革命兴起的同时伴随着机构革命，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城市复兴和翻译运动功不可没。 （一）城市复兴与知识分子的诞生 “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诞生而诞生。在城市同工业和商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其作为一种专业人员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并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开始安家落户”。[2]4城市从11世纪开始走向复兴，到12世纪，城市既是商业中心，又是知识中心。思想上的繁荣与复兴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来，人们求知的热情被激发，大量被吸引到城市。由于自身具有的学术魅力，教师往往能吸引大批追随者，反过来学生蜂拥而至又促进教师数量的增加，学校的规模逐渐扩大，设备逐渐完善，慢慢扩展为大学。如在巴黎大学任职的阿伯拉尔，其深邃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吸引了大量学生慕名而来，从此在法国，巴黎成为最受欢迎的学术中心之一；在博洛尼亚大学，当欧内乌斯（Imerius）讲授法律时，便引来一大批追随者，他也因此被冠以博洛尼亚大学法律之灯的称号。巴斯奎尔曾说：“大学是‘人组成的”，[3]即大学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由此可见，大批知识分子因名师执教而来，并在以后和名师一起构成了大学的主体即学生与教师。而城市也有能力提供满足大量学生与教师的物质条件和自由宽松的氛围。对知识的渴望和人才培养的需求，使城市中的学校数量得以增长。 城市中存在着各种按照商业和手工业进行劳动分工的职业，城市居民以此建立行会，以达到自我防卫和自我管理的效果。“与封建等级制不同，行会中虽然也存在师傅、帮工、学徒这样的等级，但其并不是固定的，一个人只要遵守行会的规定，通过公共考试，就可以向上流动”。[4]从此随着行会制度的发展成熟，知识分子便以此为参照建立自己的行会，他们模仿商人行会组织，集聚于一处，成立学者阶层的社团（即中世纪大学的最初机构），以达到在与教会、市民、城市当局等各种势力的斗争中保护自身权利的目的。巴黎大学是由教师组成的社团，博洛尼亚大学是由学生组成，牛津大学则是仿照巴黎大学的模式，也是一种教师的社团。“从严格意义上讲，早期中世纪大学只是一种行业组织，一种来源于手工业行会在智力生活领域内形成的行业组织”。[5]503“‘教师和学生们的社团是最早的而且仍然是最好的大学定义”。[1]260 （二） 翻译运动与大学知识和方法 这一时期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著作的翻译者无疑为大学的兴起提供了许多知识的源泉和方法。“真理不仅是时代的儿女，而且是地理空间的产物。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货物一样运载的人员周转的转车台，是精神贸易的市场与通街”。[2]11在12世纪，当西方国家几乎还没有原材料可出口时（不过纺织品生产已渐趋繁荣），从东方，从拜占庭、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尔多瓦运来了珍奇的产品和昂贵的物品。除了调味品与丝绸外，中世纪的手抄本也把希腊——阿拉伯文化带进基督教的西方。虽然翻译运动开始于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但翻译运动主要还是在西班牙的托莱多进行的，“基督徒们也来到被异教徒于1087年重新占领的托莱多，在那里，从1125年至1151年，基督教的翻译家在大主教莱蒙德的保护下工作”。[2]12“托莱多翻译学校将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文集以及许多伟大的穆斯林和犹太哲学家及科学家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因而在一段时间，作为一个文化中心，托莱多与巴黎和波隆那齐名”。[6]20712世纪的翻译家是这次复兴运动的先驱，他们在西班牙专心致志研究的对象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文献。这些最早类型的研究者和专业化的知识分子为西方国家填补了希腊拉丁遗产在西方文化中造成的空白。哲学、科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些翻译工作者的巨大贡献。当然，比这些材料更重要的，也许就是方法了：求新探索的好奇心、推断力，敢于突破传统的理性精神等。总之，新知识的传入，吸引着具有旺盛求知欲的青年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些著名的教师门下求学，渐渐组成教师与学生的行会。“只要知识仅仅局限于中世纪早期的文科七艺，大学就不可能产生”。[1]102这些新材料使得基督教教义被知识分子们融合到古希腊的哲学与科学当中，经院哲学应运而生。它是中世纪伟大的知识创造。 二、 牛津大学的体系建构 （一） 大学特权的逐步获得 牛津大学与牛津城之间的关系演变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正是在这两种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牛津大学获得的特权逐步增多。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和谐的方面。牛津大学的大学师生与市民不仅在文化上存在冲突，在政治、经济、商业利益也经常有摩擦。“城市居民与大学之间的矛盾可以从当时的流行语（Town and Gown）（城镇与学袍）中得到很好的反映”。[7]大学常常通过迁徙或罢课来争取相应的特权。城市当局考虑到城市的发展，便不得不对大学做出种种让步。因为在一个城市全部人口中，大學师生占有的比例并不小，如果一所大学开始罢课或者迁离，这不仅会影响到城市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使城市丧失因大学团体活动所带来的数目可观的经济收入和一大批已有的、潜在的消费人群，同时也将使城市官员失去接受教育、提升素质的场所。因此，城市当局也争相满足大学的种种特权要求，一方面为了防止教师和学生迁到其他城市去，想方设法留住本城的大学师生；另一方面提出各种优惠条件，并发出诚挚的邀请，以吸引其他城市的大学到自己的城市来。 这种明显的让步妥协可以从牛津大学与城市的几次冲突的最终处理结果中看出。随着牛津大学人数的增长，一系列保护牛津大学的皇家令状的颁布使得大学地位日益提升。尤其是英国爱德华一世颁布的1275年特许状，“牛津大学特权的发展也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1275年特许状授予校长一种广泛的审判权，无论来自任何地方和任何党派的学者，其个人行为都归属校长管辖”[8]55；而1288年争端引发了牛津城北的地方总管与大学校长之间的矛盾。牛津城北是一大片宽广的街道和开阔地带，学校欲将其作为操场使用，引起了地方总管的强烈反对，由此双方产生了矛盾。案件由国王咨议院审理，最终结果是：大学的权利得到了支持，那位多管闲事的地方总管则被免去了在牛津的职务；1290年，在国王和议会的判决下，校长首次获得了明确而具体的审判权力，从此之后学校奉行的学术至上的宗旨开始拥有了法律上的支持，并且除了杀人及故意伤害罪之外，若当事人一方为大学职员，校长则拥有犯罪案件的审理权；至此，“大学被恩准的自主管理权已经扩展到教师的‘家庭成员（即雇工和仆人们），同时也普及到仪仗前导、羊皮纸制造者、照明用具制造者、作家、理发师以及其他穿制服和长袍的工作人员”。[8]57 1335年酒馆事件可以说是牛津大学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但也为牛津大学争取到了大量特权。这次危机源于一次酒馆冲突，大致情形是：以酿酒商为代表的市民们与学者们因酒的质量问题发生争执并演化为武力对抗。在这次暴力事件中，学者死伤众多，一年之后，学者们以“罢课”来要求国王对“暴徒”进行惩处以及对大学人员进行赦免并获得进一步保障。1335年6月，国王发布了一项赐予大学特权的特许状，恳请教师们恢复教学。可以看出，本次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大学获得了新的特权，而城市再次蒙羞。从此以后，面包、烈酒和啤酒的法定价格，度量衡的法定标准，对垄断和囤积案件的审理权力，对“食物的管理”，对大学教职员工以及校外人士双方携带武器行为的惩治，对清理和铺设街道的管理，对拥有特权者财产的估定及纳税标准的制定等的处理权，完完全全地单独归于大学校长名下。作为惩罚，市民还需缴纳罚金，主教给予牛津大学以“宗教慰藉”的精神补偿，并每年举办“神圣学者纪念日”，一直持续举办到1825年。令人惊异的是，这次事件中的一些主要违法者得到了特赦，“对首恶的仁慈以及对大众的苛刻，这种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中世纪观念的特性：即共同特权的获得建立在共同责任之上”。[8]62这里的共同特权应指大学特权，共同责任指城市市民责任。直到14世纪初，对于大学与城市之间长期争论的每一项内容，前者都赢得了永久性的胜利。从此以后，整个牛津城都在实质上处于大学的统治之下，正如海斯汀所讲：“大学，在不幸中茁壮成长”。[8]51 （二） 大学司法权的世俗化 1066年诺曼征服后，英格兰在引进西欧大陆封建主义的同时，也移植了一个相对强大的封建王权。历代英王不愿看到司法权四分五裂的局面。于是，在不打破封建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诺曼王朝的国王们在1086年“末日审判”①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自己既是一国之君又是封建大宗主的身份，借助“国王安宁与正义”②与“索尔兹伯里誓约”③为司法管辖权的世俗化找到理论依据。12世纪，金雀花王朝的开创者亨利二世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扩张国王司法权，奠定了英国早期司法体系的基础，有利于早期英国司法管辖权的世俗化以及普通法④的形成。就像梅特蘭所讲：“在我们的法律史上，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为整个英格兰的法律在这一时期从形式到实体都在发生变化”。[9]136 英国司法管辖权的集中对以后英国普通法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当教会与大学展开司法权的争夺时，国王自然是站在大学的这一边，设法加强大学司法权的世俗化，以便于国王司法管辖权的扩张。牛津大学管事法庭的设立、对犯事学者的优待以及处罚方式的温和均可体现其司法特权范围涉及之广。尤其是“学者优待权”：这项权利只给予同大学关系密切的校外特权人士、学者的仆人，以及诸如抄写员、文具商等参与学校特殊交易的人员。大学会设立专门的管事法庭，在大多数的案例中，犯事的大学教职员工都会受到大学设立的“管事法庭”的比较温和的处理。而校外犯事者没有这样的优待。学者优待权甚至使得大学拥有了对犯下反叛罪或其他重罪的大学成员实施判决的权力。当时凡是涉及校内人士的，以及其他一切与大学具有特别商业关系，同时又愿意遵守大学法则、享受与大学同等特权的校外人士的任何形式的争执，都要由校长法庭解决。 （三） 牛津大学早期与教会关系的演变 研究牛津大学早期与教会的关系演变对于了解牛津大学早期内部组织机构独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在由牛津大学早年培养出的罗伯特˙格洛泰斯特担任主教期间，他一如既往的保护和鼓励大学，教导教师们如何从事学术研究，而牛津的教师们也对其表示心悦诚服，大学与主教关系和谐；到了亨利主教任内，二者之间第一次产生了嫌隙，争论的焦点在于牛津大学到底应该实行自治还是由主教统治，二者的争执一直持续到1257年。亨利主教与大学的对抗表现在学校内部即为教师们与大学摄政团的对立，最终大学坚持制定了新法规，朝着自治的道路方向发展。再后来，通过一系列扩大的皇家特权，校长终于被授予了独立的大学治理权；而在理查德主教任内，双方再次保持了和谐并大力支持大学特权的扩张和行使，通过一系列宗教命令在宗教议事会上郑重承认了牛津大学的种种特权；最后是萨顿主教，他与大学摩擦不断，牛津全体成员从传统习俗的角度出发，针对主教，要维护大学理念下学者的基本权利。总体而言，萨顿是最后一个试图严重干涉大学内政的主教，后迫于英格兰大主教的压力，不得不向大学做出让步。而大主教支持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牛津大学的校长还具备另外一层身份：即大主教代表。毫无疑问，也正是在大主教的支持下，大学从林肯教区主教手中陆续获得了诸多管理权和自治权。至14世纪早期，大学在与主教斗争的过程中实质上已成为二者中更具实力的一方。 因此，“牛津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宗教真空状态下的产物”，[8]70也可以说，牛津大学是伴随着一步步首先从主教，继而又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逐渐走向独立自治的道路。 综上，大学特权涵盖范围的广泛性正是英国大学的一个独特性格。起初是其他行业的社团与大学的教师社群共享牛津城，但后来大学逐渐变得更有势力并最终主导了这座英格兰的重要城市，由此可以看出牛津大学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牛津大学的这段发展历程也反映出中世纪的牛津城所遵循的是一种独特的英国式的治理体系：这是一种既非地方分权，也非中央集权，而是一种在中央巡视和控制下的地方享受自治权力的治理体系。 三、 牛津大学的特点 （一）流动性与国际性 中世纪牛津大学的国际性离不开其宗教性的特点。中世纪大学是按照教会的独特生活方式去活动的，其特别重视教会的国际性质和世界性质。大学教育的基本原则是遵循教会的教义，拉丁语作为教会的通用语言也成为他们的语言。无论教师或学生，只要是大学的成员，大多数都是享受‘僧侣生活待遇的预备人员或在职人员。大学具有宗教团体和教会一样的国际性质，这便使得学生和教师养成勇于冒险的精神和乐于到国外居住的习惯。中世纪的牛津大学汇聚了欧洲各个国家的师生，他们通用拉丁语，全欧洲基督教世界都会认可由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去欧洲各个大学任教。整个中世纪大学的学生阶层都具有超强的流动性和超强的国际性。“博洛尼亚有英国的执事长（Archdeacon）和德国的民法学家，巴黎不仅有瑞典和匈牙利的修道士，还有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修道士。甚至大教堂学校也吸引了阿尔卑斯山以外以及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学生。不仅如此，一个学生可能上多个学校。12世纪初，美茵兹的阿达尔贝和12世纪末巴佐什的居伊都在北部的巴黎和南部的蒙彼利埃求过学”。[1]277另外，中世纪牛津大学的入学要求没有任何语言、智力、国家或社会的限制，也无固定的入学时间，其不论出身和来源地，不论富裕或贫穷，不论身有残疾或是健康，牛津大学接受任何想进入大学学习的人。其最低要求便是入学者的道德品行和宗教信仰，并在最后获取学位时参加相关的考试。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中世纪牛津大学的民主性和平等性。 （二） 特权性 王权与神权的斗争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大学便是处于这两种权力的夹缝中。大学师生为维护自身权利从普通市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和起义中寻找榜样。大学亦在市民、贵族、国家和教会等各股力量斗争的夹缝中寻找发展机会。各股势力也为了各自的利益竭力讨好大学，“权威者们为了使大学改变其吸引力，从一方转到另一方，争相给大学以赞助”。[10]159牛津大学便是在与世俗社会以及教会的斗争中逐步获得特权。牛津大学就像一位平衡大师，游刃于多角矛盾冲突的夹缝中，保持一种绝妙的平衡以独立存在。 牛津大学初建仿照巴黎大学模式，作为一种师生的行会，享有很多被国王或教会授予的特权，如司法自治权、居住权、罢课权及迁徙权、教学许可证颁发权、免税权等。再加上教学上形成的辩论之风，形成了大学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精神。居住权除了给予师生们基本的人身保护和公民权利外，还有一些别于普通公民的优待，如固定租金和提供房屋等优待；司法自治权、罢课权和迁徙权在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至于免稅权，中世纪的税收完全来自农民和平民，牛津大学的师生们是免税的并被赋予了教士和贵族的待遇；此外还有所谓的“教师通行律”即“大学得发证书许其教师讲演各处而免除考验之权，及‘停讲，即当教师与大学所赋予的权利相违背时，得停止讲演的特权……1129年牛津大学遂由国王亨利一世（Herry I， 1068-1135）赐予该校最为实际的增添的权利，按王当时和巴黎的有能力的教师和学生的约定：“如君等自愿迁入吾英伦王国，而留学于此，吾人将特为指定城、邑都市，为君等安身之所，一切得任君等自由择用，且能以种种妥善之法，令君等安享自由及太平之幸福也”。[11]85这项谕令吸引了大量巴黎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为以后牛津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中世纪大学特权的获得，为牛津大学进一步获得自治权、摆脱世俗政权和教会的的过多干预、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权利基础，也成为近现代大学争取自治和捍卫学术自由的至关重要的精神武器。 （三） 牛津大学自由风气的形成 人一旦有了特权，就容易变得造次轻忽起来。而如上所述，中世纪的牛津大学既得有这些权利，于是慢慢就变得独立起来。具体到学生身上，既然拥有了诸多特权，便慢慢变得放纵无忌起来。“当日他们的情形，似乎极为分散，耗材敝神，以求佚乐，喧哗好怒，易起争端；与城中百姓时起冲突，即他们自己群内，亦时有不和之事出现，每一邦团，常常尽量虐待其他邦团。例如由巴黎一些学生互相控告之案，知其中尽有许多酒徒、浪子、纨绔子、饕餮之徒、强暴汉、登徒子和行险侥幸的人”。[11]86我们知道，有时候当一部分人比较另类的见识或者其铺张夸栩的举动被赋予自由行动的权利之后，那么自然而然难免会使这些学生渐渐沦入所谓的不洁恶习和淫邪秽行当中去了。这种情形，在那时被叫做“漂流学生”（Wandering Students）的生活中尤为显而易见。“这一班人，是由那种修行主义堕落的结果所生较自由的生活，和一般社会赞许那以僧侣为例的漂泊的习俗这两种原因产生出来的”。[11]86也就是说，他们既继承了僧侣遗留下来的漂泊的习俗，但同时却抛弃了僧侣本身所具备的苦修的性格。所以这等学生和僧侣有相似的地方，即当他们由一个大学漂流到另一个大学时，也是以乞讨为生。这就使他们只顾目前，不计来日，变得游荡怠惰，甚至滋生出种种不德不雅的行为，更别提对其进行人格上的培养了。其中一些人由于过于迷恋这种生活，为了使其长存不敝，组织了一种假拟的类似于漂流学生的会社，叫做“古烈亚（Goliardi）或游荡子（Vagantes）”。[11]86有趣的是，在这样一种堕落的氛围中，夹杂着一种令人愉悦的日耳曼和拉丁的歌曲。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大概是想表达他们对那种不为一般礼法所容许的种种放纵无忌的快乐的欣赏，同时也是对当时教会的拘泥于繁文缛节及腐败的情状和社会上的种种束缚的抗议。此种歌曲的各种汇集，曾流传至今。 四、结语 牛津大学的创建为进一步传承和发展英国文化提供了载体。首先，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牛津大学的兴起和早期的独立发展历程抑制了当时的教会特权的扩张和神学观念的传播，使得科学世俗文化知识逐渐深入人心，为世俗政权进一步摆脱教会的控制奠定了基础；其次，从教育史上来看，牛津大学的兴起是英国社會开始走向繁荣昌盛在文化上的初步表现。牛津大学不断与宗教神权做斗争，其不断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的精神打破了传统的基督教神学教育独霸讲坛的局面。并且，牛津大学仿照巴黎大学建立的“教师大学”的大学模式为后世大学所借鉴和效仿。以牛津大学为代表的中世纪大学是西方近代大学的先驱，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欧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兴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注释： ①谷延方、黄秋迪：《英国王室史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2004年版，第22页。转引自曹恒民：《试述早期英格兰国王司法管辖权的扩张》，《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秋季卷。威廉一世继承王位后，为了扭转国王统而不治，中央王室权威孱弱的局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自1085年圣诞节后，威廉开始了“末日审判”的调查。调查内容涉及面广，包括耕地和人口，人口是自由人还是农奴，耕地是自由土地还是农奴份地；调查涉及众多财产项目，从不动产到动产，包括土地、房屋、猪羊、耕牛，甚至包括餐碗、鹅鸭，这些均需一一登记注册，使人产生末世来临的感觉，最后将调查结果称为《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这一重要措施意义在于，首先在支配全国经济资源上，为英王提供了参考依据，其次也利于英王巩固最高宗主权，更重要的是它为英王司法管辖权的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 ②曹恒民：《试述早期英格兰国王司法管辖权的扩张》，《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秋季卷。其依据在于“国王是正义的源泉”，有权审理“违反国王的安宁”的违法犯罪行为，并可以在地方公共法院或下级地方法院“缺乏司法”时直接给予自由民以司法救济。这就使得英王可以突破其基于封建世俗宗主身份只能处理与其封臣之间案件的局限，为英王扩张其司法管辖权提供了理论基础。 ③曹恒民：《试述早期英格兰国王司法管辖权的扩张》，《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秋季卷。威廉于1086年8月在索尔兹伯里召开誓忠会，要求大多数封建主向威廉王宣誓效忠：自1086年以后，所有佃户，不问其所领之土地系直接得于王者或间接得于贵族者，其对于王均属直接之人民。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也。因此，在英国，国王是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等于在宣告威廉既是王国的国王，也是可直接控制各级封臣的最高封君，凡是违背誓约者，均属叛逆者，得尔诛之。 ④约翰˙哈德森在《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中指出，普通法集中体现了英国的法律传统。它诞生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习惯法，深受凯尔特人和丹麦人习惯法的影响。横向比较东方国家，普通法初创时期是一种非常简陋的东西，相当于一些地方的习俗。到了大征服者威廉时期，其设立王室法庭，选出法官组成流动法庭，巡回各地并利用当地的习惯法解决司法问题，普通法自此开始从各地习惯法中脱胎，英国开始拥有了适用于全国各阶层、各行业和各群体的法律。亨利二世时期进行的带有明显的中央集权色彩的司法改革，使得王室法庭与普通法庭的关系被重新界定，进一步促进了普通法的成长。约翰˙哈德森：《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参考文献： [1]（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M].张澜，刘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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