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浅谈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下的广州佛教寺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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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印度佛教约在东汉末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州，通过建立寺院进行译经、讲经和交流等传教活 动。广州佛教寺院是译经、讲经、交流和僧众停留之地，是求法和传法的中转站，也是当时的外交场所。广州的 寺院选址与商业活动有密切关系，其建筑风格保留着印度文化的飞天、力士等印记。可以说，广州佛教寺院的建 立与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广州;佛教传播;佛教寺院 中图分类号：B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9-0120-03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诞生于天竺（今印 度），而佛教传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是世界宗教史研究上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学术界基本认为佛教传 入中国应在两汉时期（约公元 2 世纪），传入中国的传播 途径，也有陆路和海路传入两种观点：陆路即由西域经中 亚大陆而来的，海路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南亚传播到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1]。尽管这两种说法到现在暂无定论， 但位于南海沿岸的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港口 城市，无疑是佛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的重要据点。此后 两千年，佛教通过建设寺院进行传播并实现本土化，广州 城里城外建立众多道场，高堂殿宇林立，信奉佛教者众 多，而这一切离不开海上丝绸之路的推动。 一、广州早期的佛教活动 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孙权命步骘把交 州治所从广信移到番禺（今广州），番禺成为岭南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因为中原战乱频繁，陆上丝绸之路贸易 受到影响，地处偏僻的岭南相对安定，因此海上贸易使用 率大大提高，海上丝绸之路搭建了一条连接世界之路，佛 教也在这个时候随商业活动来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 港口的广州。 相传，东汉建和元年（公元 147 年）来华的安息国（今伊朗）高僧安世高，便是在广州登岸再北上洛阳汉译 佛经，在其南游江南后再到广州传授小乘佛法。三国吴 五凤二年（公元 255 年），“西域人支彊梁接到交州译出 《法华三昧经》”，《广州宗教志》将此作为佛教传入广州 的最早记载。但公元 226 年，吴国将交州拆分交州和广 州，当时交州的州治在龙编（今越南河内东）而非番禺， 吴永安七年（公元 264 年）复分交州置广州。因此有学 者认为支彊梁接译经的地方不在广州，不能作为佛教传 入广州的最早记载，而把西晋太康二年（公元 281 年）， 西竺僧迦摩罗至广州城西建三皈、仁王二寺作为佛教由海路传入广州最早的记载 [2]。《光孝寺志》卷 2《建置志》 记载：故南越赵建德王府，“三国吴虞翻谪徙居此，辟为 苑囿，多植蕉波苛子，时人称为虞苑，又曰苛林。翻卒后 人施其宅为寺，扁曰制止”，这应是广州有佛教的最早記 载，但没有确切的年份。虞翻在吴嘉禾二年（公元 233 年）去逝，虞翻的居所改作寺院应在公元 234 年前后。如果 这时间推测属实，则比迦摩罗要早。 当然，一件新鲜事物刚开始出现时并不一定被人注 意并记载，待被注意并加以记载时，已有一定的影响了。 由此推想，在佛教传入广州有确切的文献记载的吴晋年 间之前，广州地区已有僧人活动。佛教传入广州的确切 年份学界有众多推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东汉末年广州地 区已有佛教传入，而且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业活动 来到岭南地区。 二、广州佛教寺院的功能 （一）译经、讲经、交流和停留之地 在中国，佛教的传播是与佛教的经典翻译同步进行 的。佛教初来中国，因语言和文化不通，外国僧人便开始 翻译佛经再将其广泛传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岭南 相对中原地区的安定吸引大量外国僧人在此停留。同时 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商贸活动，使广州有一定的经济实 力，能支持佛教各项活动。到东晋末年，广州与洛阳、南 京并列为中国三大译经中心。 据《高僧传》记载，东晋隆安四年（公元 401 年），北天竺高僧昙摩耶舍在白沙寺弘法，有徒众 85 人，之后 昙摩耶舍在虞苑旧址建大殿，设置译场，命名为王园制止 寺（今光孝寺），寺名“制止”，是皇家接待外来僧人的住 所。南北朝时期，有天竺高僧求那跋摩、昙摩掘多及其弟 子竺法度、求那跋陀罗、僧伽跋摩、智药三藏等到广州译 经、讲经，王园制止寺作为译经的主译场，王仁寺、云峰 寺、竹林寺、朝亭寺、白沙寺以及梵僧集中居住地如婆罗门寺皆作为译经的分译场。僧人们有源源不断的翻译任 务，每当译完一部经便讲一部经，当寺院里面开讲佛经， 来听经的僧俗川流不息 [3]。南朝普通八年（公元 527 年）， 印度佛教禅宗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西来中国传教，在广 州绣衣坊码头登岸。《光孝寺志》卷 3《古籍志》记载：“梁 武帝普通八年，达摩初祖至寺。广州刺史萧昂表闻，帝遣 使迎至金陵……今大殿东南大井，初祖住此所穿也”。梁 武帝萧衍信佛，听闻达摩来华即派遣信使来广州迎接，广 州刺史更是将达摩的住处安排在皇家接待外来僧人的王 园制止寺。
随着佛教在广州发展，信仰佛教的人逐渐增多，外来 高僧络绎不绝，建立寺院尤其必要，此时寺院便是中外僧 众译经、讲经、交流和停留之地。 （二）求法和传法的中转站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经历了漫长的传播过程，大量 佛经的翻译，中外僧侣交流渐多，到隋唐有了不同宗派的 开创，在唐代出现了佛教繁荣的新局面，学习佛法的僧俗 者众多。随着海上贸易的需求日益渐增、造船技术的发 展和航海技能的提高，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畅通，中国僧 人兴起了赴海外求法的热潮。同时，也有仰慕大唐的外 国使者前来邀请高僧前去传法，其中日本和朝鲜最为活 跃。 唐咸亨二年（公元 671 年），义净法师从广州启程赴 印度求法，在归国途中曾滞留室利佛逝国（故地在今印 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进行著述和佛经翻译，在 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曾暂回过广州购买抄写梵经的 纸墨和寻找助手，同年再返回室利佛逝国。武周长寿二 年（公元 693 年），义净法师正式回到广州并停留将近两 年，分享求法的成果。义净法师一直住在制止寺，他在室 利佛逝国所著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作为西行求法的成 果向僧众分享交流。据义净法师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 僧传》记载，在初唐前往印度等国求法的 56 人中，有 34 人是从海路出行，其出发点主要是在广州 [2]。 此外，唐代高僧鉴真大和尚曾受日本僧人邀请六渡 日本传法，但前五次东渡均受阻。唐天宝七年（公元 748 年）六月，鉴真大和尚在第五次东渡航行时，不幸在 海上遭遇台风袭击，漂流到振州（今海南崖州），后经崖 州（今海南文昌、澄迈）、桂林（今广西桂林），于天宝九 年（公元 750 年）在端州（今广东肇庆）被太守送至广 州，得到广州太守卢奂出城迎接。在时大云寺（今光孝寺） 停留讲律授戒数月 [4]。 无论是以义净法师为代表的西行求法还是鉴真大和 尚的东渡传法，时为世界级港口的广州因其航运的发达 及佛教文化的繁荣吸引不少高僧选择在这里停留和中转，他们在广州驻锡进行佛教文化交流，这些佛教寺院见 证了佛教的蓬勃发展。 （三）城市外交场所 佛教在唐代发展达到了顶峰，自唐以后广州的佛教 发展趋向平稳。佛教更多地融合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 密切联系，佛教僧侣们渐渐从事更多的社会活动，并通过 商业活动来支撑佛教寺院的繁荣昌盛。自此佛教寺院的 活动，也从译经、讲经和交流走向多样化。 南汉国开国君主刘龚崇信佛教，在广州府城四面建 了二十八寺，分东南西北各七座寺院，对应天上的二十八 星宿，其中南七寺有一千秋寺，这便是海幢寺的前身，是 珠江南岸最早的寺院。南汉后千秋寺日久荒废成为民居， 明代为有名的郭家花园。明末，光牟、月池两位法师向园 主郭龙岳募缘得到宅子，取名海幢寺。清初，得到平南王 尚可喜的支持，海幢寺大兴土木，修建殿堂和整理园林， 成为广州当时辉煌的寺院 [5]。因海幢寺面临珠江，环境 幽雅，得到官宦和文人雅士的青睐。乾隆五十八年（公 元 1793 年），两广总督长麟先后在海幢寺接待马嘎尔尼 和荷兰使团，此后海幢寺渐成为广州举行外事活动的场 所。由于清代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众多外国人通过海 上丝绸之路来华，在受季风影响停留广州的时候，朝廷对 外商的自由有一定的限制，与海幢寺隔江相望的十三行 成为他们贸易和聚居的地方。清中后期，海幢寺成为官 方规定外国人可定期前往游览的宗教场所。外国人在游 览海幢寺的同时，通过观察寺内僧侣的生活来了解中国 佛教，海幢寺也起到宣传中国佛教的作用。海幢寺除了 通过印经向外国人传播佛教思想，还借助外国人喜爱的 外销画展示中国佛教寺院的发展，并传播中国佛教。有 一组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在 19 世纪收 购的以清代广州海幢寺为题材的外销画，画作所绘海幢 寺的盛景包括宏伟的建筑、优雅的园林、庄严的佛像和进 行佛教活动的僧侣等，画家集中捕捉寺内独有场景并结 合西洋绘画手法，从而得到外国人的喜爱。清代的海幢 寺因其优越的地理区位和时代的特殊性，作为广州极具 特色的外交场所，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外国人了 解中国佛教，同时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佛教传播 出去。 三、广州的佛教寺院建设 （一）选址与商业区域关系密切 有学者曾统计过，广州自西晋始建佛寺到清末，先后 出现过大约 160 多所寺院，而这些寺院的建设绝大多数 与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商业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6]。 同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的僧人与商人关系 密切，他们大多同处一地。由于海上出行经常受季风影响，珠江广州段的水面宽阔，遇到风浪时，外国船只从珠 江口的屯门沿扶胥进出广州城，进入城西南的内港码头 停靠，中外商贸活动也主要集中在城西南的内港附近。 因此在这些商业地带同时活跃着大批的中外僧人，他们 在广州停留时以此作为据点，创建或扩建了不少寺院。 此外，大乘佛教弘扬的正是度无量众生到彼岸的大愿，随 着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结合，六祖慧能更提出“佛法在 世间，不離世间觉”的理念，寺院与商业的关系更加密切。 随着商业发展，广州商业区在清初移至东堤沿江一带，码 头、城门地区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人员流动大，在闹市中 建寺，方便为社会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服务，如赠医施药和 兴办公共事业，也让佛教更好地传播和发展，因而佛教寺 院遍布城内城外繁华的商业地带。
（二）凝固在建筑上的外来印记 初来广州的梵僧兴建寺院是为了译经、讲经、交流和 停留，但是此时印度神庙类的佛教建筑并没有立刻被人 接受。于是，在中国早期佛教寺院是以独尊佛塔开始，以 后以前殿后塔、塔殿并列、前殿后塔和余下佛殿为序列进 行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印度佛教建筑元素渐渐与本土 建筑风格相融合，从留存至今的佛教建筑上，至今仍能看 到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佛教文化符号，它们鲜明的艺术 表现形式凝固在建筑上作为佛教西来的印证。 飞天和力士是常见用于建筑构件装饰的图像，飞天 图案来源于印度佛教，据佛经载，为“乾达婆”和“紧那 罗”二神的衍变，他们身披云彩般轻盈的飘带，擅长弹奏 乐器和唱歌跳舞，所代表的佛教意象是对西方极乐世界 的憧憬和赞美。力士同样来源与印度，意思是大力的男子， 在佛教中护法神便是金刚力士，喻意以力量守护佛法 [7]。 在广州光孝寺内，现保存的东塔、西塔铸建于南汉年间， 是现存国内年代最久、体量最大的铸铁塔。在东西两塔 的塔檐可看到有成对出现的飞天图案，描绘着西天极乐 世界的梵音净土。东西塔莲花须弥座的塔基四角由力士 来支撑，托塔力士脚踏莲花，头顶须弥座，以力量守护佛 塔。位于寺内东北角的六祖殿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年间， 宋咸淳五年（公元 1269 年）冬焚毁、重建，明朝天顺三年（公元 1259 年）重修。在六祖殿建筑梁架驼峰上有 飞天图案的雕刻，飞天身披飘带，体态轻盈灵动，以飘逸 的姿态托起梁架巨大的重量。还有大雄宝殿屋脊上的脊 兽，出现了以仙人和力士为主要形象的脊饰，与中国传统 建筑屋脊装饰为仙人和走兽的形制稍有不同，这是作为 外来文化的佛教与本土文化融合落地的实物证据。此外，在大雄宝殿后方的瘗发塔，俨然保留了印度佛塔的风格。 位于大殿前院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幢，由青石刻制于唐宝 历二年（公元 828 年），佐证了印度密宗在唐代从海路来 到广州传播的历史事件。 同样位于广州城闹市区的六榕寺，始建于南朝刘宋 年间，寺塔高耸引人注目。梁大同三年（公元 537 年）， 昙裕法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扶南国（今柬埔寨）迎佛 舍利回到广州，并兴建一座华丽的木塔，将佛舍利供奉于 塔基地宫，赐名宝庄严寺舍利塔。北宋初年寺塔毁于大 火，宋绍圣四年（公元 1097 年）舍利塔得到重建，历代均有重修。元至正十八年（公元 1358 年），塔心加建大 铜柱，柱身布满浮雕小佛像以及被云彩围绕的天宫宝塔 图，而这与印度神庙类的建筑风格相似。 四、结语 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密切，两千年来，政权更 替，城市兴衰变化，但佛教在广州乃至中国的发展从不间 断。佛教在广州传播并融合当地发展，在海上丝绸之路 的推动下，影响着佛教寺院的生活和建设。由此可见，海 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艺术和 宗教的交流之路。 参考文献： [1] 吴廷璆 ， 郑彭年 . 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 [J]. 历史研究 ， 1995（2）. [2] 王丽英 . 试论广州宗教文化的历史地位与滨海特色 [J]. 广 州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5（4）. [3] 易 行 广 . 佛 教 先 传 入 广 州 所 起 的 历 史 作 用 [J]. 岭 南 文 史 ，2006（2）. [4] 姚崇 新 . 广州 光孝寺 早期沿 革与驻 锡外国 高僧事 迹考 略——兼论光孝寺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J]. 广州 文博 ，2018（4）. [5] 王元林 ， 陈芸 . 清代中后期广州海幢寺的对外开放与中外 宗教文化交流 [J]. 世界宗教文化 ，2018（6）. [6] 何韶颖 . 广州历代佛教寺院分布及其形成因素研究 [J]. 华 中建筑 ，2011（2）. [7] 张近慧 . 光孝寺建筑装饰与岭南佛教美术图像 [J]. 装饰 ， 2008（2）. 作者簡介：张嘉颖（1989—），女，汉族，广东广州人，单位 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方向为文化遗 产保护。 （责任编辑：朱希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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