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价值认同探要 |
| 范文 | 摘要：现代性的发育成熟过程中孕育了“后真相”，从“前真相”到“后真相”，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时间跨度，显现的是一定的阶段差异，反映的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借助于新媒介诱发的普遍征候。“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价值认知被解构，价值判断受误导，价值底线再降低。为消弭“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价值认同困境，无论是思政教育工作者还是大学生群体自身当坚持开放思维、培养批判思维、守住底线思维，引导大学生认同主流价值观，警惕西方意识形态变相植入，提升大学生的价值判断与品位，从而规避“后真相”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价值认同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3-0121-0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近年来，伴随着主观让步于客观，情感先于真实，质疑多于共识的“后真相”时代到来，部分大学生价值认同浅表化，其价值观念可塑性、主观情感易渲染等特征给予了“后真相”一定的发展空间，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主流价值认同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为此，探要“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价值认同是当下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灌输与认同的紧迫课题。 一、透视“后真相”时代的含义及其本质 “后真相”，顾名思义，相对于“前真相”的概念。从“前真相”转化为“后真相”，意味着认识与价值观念自“前”向“后”发生了某种转变。最初，“后真相”运用于哲学层面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价值论中。在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经特朗普成功逆袭入住白宫、朝韩关系两极逆转，再到英国脱欧公投等此类“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各种与事实相左，与传统相背离的“网红式”政治屡见不鲜，尽显国际形势的风云诡谲，“后真相”得以发酵拓展。2016年11月16日，post-truth（“后真相”）入选《牛津英语词典》年度词汇，意在反映2016年是具有紧迫性政治的一年。同年12月9日，“后真相”（postfaktisch）被德语协会选为年度热词，旨在相较于事实，“俨如感同身受”。 （一）哲学认识论层面 在哲学认识论层面，“后真相”定然不是一个崭新的问题。认识的过程本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这本身就涉及人的主观性和物质客观性两个维度，主观性泛滥则成为经验论、实证主义、怀疑论以及相对主义的跑马场。中国先秦时期就有诡辩论之说，宣扬独立于主观情感之外的事实真相是不存在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则出现于古希腊时代。普罗泰戈拉声称“个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基调，这显然与基于事实的真正判断相互冲突。就本质上而言，怀疑论是具有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的。在认识论上，如果说“前真相”是思维方式在主观与客观两个维度上产生了分歧，那么“后真相”则是在现代性发育过程中产生了客观事实与主观意念的本末倒置，是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妥协于价值共识。因此，有学者用黑格尔“坏的主观性”概念来描述“后真相”时代坚实客观性的坍塌和纯粹主观性的无拘无束[1]。 （二）社会生活层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地揭示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双向关系，“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又与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在“后真相”时代人摆脱对人的依赖，转化为对物的依赖，物化的交往方式由此得出。这种物化的交往方式是以利益为导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交换关系和功利关系。交往符号化，也称之为交往异化。交往异化衍生出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第三类词即半真半假、虚实不定，故称为信任异化。在西方政治生活中，这种信任异化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国家曾经揭示政治事实的公共媒体、政客们如今沦为“谎言制造机”，借助媒体打造虚假形象，摆弄事实。在看似慷慨激昂的公众演讲中透露着经过加工处理的碎片化信息，俨然一副道貌岸然之相。美英等西方国家政治公信力被弱化的同时，民粹主义日益盛行，偏执的民粹主义者将真相解释权握于自己手中，做出客观事实让步于主观意念的价值判断。“后真相”的致命弱点正是在于这一点，缺乏客观理性。 （三）新媒介传播层面 新媒介传播是“后真相”滋生繁衍的土壤。“有图有真相”在“后真相”时代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网络技术愈发达，普通民众对图片信息处理加工技术运用越娴熟，图像表意狂欢的背后是“有图还真不一定有真相”，這是鲍德里亚口中的现实与超现实的时代。马基雅维利口中的“恶之花”是现代性发育的动力，也是卢梭眼中的悲观动力。基于对新媒介的悲观态度，将“后真相”时代理解为是一个被篡改的时代也不为过。新媒介传播由“纵向”传播转变为“扁平化”传播，海量信息的散布传播，裹挟着虚假不定、看客们无从得出事实真相，也不赖于探寻何为事实真相，仅凭个人的直观感受，基于个人主观情感的掺杂而做出价值判断。 从“前真相”时代到“后真相”时代，不是跨越，也不仅仅是时间维度上的过渡，而是呈现出一定的阶段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是天平的两个极端，“后真相”时代断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彻底无视。在新媒介传播的诱导下，物化交往形式下的信任异化被放大，事实解释与真相建构杂糅着个人的主观判断，真相滑向主观认识，从而导致客观事实、权威解释、政府公信力等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 二、“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价值认同困境剖析 当代大学生基本属于“网络的一代”，网络时代与“后真相”时代的叠加，无异于是虚假于真实被放大，客观让步于主观被放大，价值判断偏向于主观情感被放大，长此以往势必动摇大学生价值认同的客观基础，引发大学生价值认同困境。 （一）“后真相”时代解构大学生价值认知 原初语境中的“认同”（拉丁文idem）概念包括客观存在的相似性和相同性，指向心理认识上的一致性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建构认同的基础是对于认同对象认知的一致性[3]。西方民主制度与经济制度间的纽带被断裂，互惠性和共享性的经济发展受阻，导致西方社会面临着社会结构性危机，社会价值共识随之瓦解。这里，笔者所言“后真相”时代的西方社会共识瓦解并不是等同于认为当代中国面临同样的社会结构性危机。而是这股由“后真相”现象引发的社会思潮值得警惕，就一定程度而言，它是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认知的一种解构。“后真相”时代，犬儒主义心态盛行于青年大学生之中，对事实的判断不是依照证据，而是跟随个人的喜好，偏听偏信一家之言，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导向相冲突。显然，这与主流价值认同一致性背道而驰，主流价值认同的客观基础受到冲击。 （二）“后真相”时代误导大学生价值判断 在吉登斯看来，随着社会的流动性和交往范围的扩大，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呈现“脱域”状态。原本大学生在认清事实根据时倾向于依赖专家知识，然而专家在意见看法上产生分歧，往往就同一事件做出不同的解释，解释与解释间产生矛盾冲突，“后真相”时代“解释冲突”尤为突出。当权威知识陷入解释学冲突，加之民间信息出现泛滥和冗余，如何获得真相就成为社会的难题，如何疏导大学生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陷入困境。另外，群体承载着社会主流价值导向的工作，假如是与社会主流价值唱反调，那就是对个人之于群体价值判断的误导。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写道：“群体会相信子虚乌有的一切，诸如刀枪不入，诸如神灵鬼怪，诸如预言谶语，诸如一切与精神力量相关的事情。但凡这类不合逻辑的事情，总是能够获得他们近乎疯狂的虔信。”[4]“后真相”时代价值观念多元化、价值秩序多维化，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中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学生成为不同价值文化的拥趸者和践行者，进而会削弱社会主流价值认同。 （三）“后真相”时代降低大学生价值底线 “网络的一代”是情绪化被放大的一代，是借助于新媒介在“后真相”助推下的思想要自由、感情要宣泄的一代。“吃瓜群众”一大片，偏激的大学生也不少见。“后真相”时代在其本质上有离散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陷个体价值取向于多元化，社会价值于复杂化的嫌疑。大学生价值取向具有可塑性，在心理上追求个性和自主化，突出表现在利益需要和情感兴趣上。因而，在价值取向与观念认同上趋向于对内价值同质化，对外排他性的亚文化小圈子。这种亚文化小圈子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处理与传播上被放大，愈发与以主流价值为导向的一元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更有甚者在“后真相”时代展开争夺话语权的较量。其中不乏部分大学生造谣传谣扭曲事实，丑化社会制度，挑衅政府权威，与社会主流价值相对立。将客观事实置于个人主观意念之上，会导致价值底线一降再降。 三、“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价值认同困境应对之策 “后真相”是一个极具负面影响的时代现象和社会思潮，置身于这一思潮中的大学生价值认知被解构，价值判断受到误导，价值底线逐步下滑，是大学生对社会主流价值认同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一）坚持开放思维，引导大学生认同主流价值观 价值认同的物质基础是个人与社会存在共同利益，满足共同的需求、实现共同的利益是社会大众最终达成价值认同的基础。国家的发展是个人发展的大前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历了站起来的艰辛、富起来的拼搏到强起来的自信。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有理由相信党领导的方针正确，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政治正确，更有理由相信我们的价值正确。自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话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中国之治”为世界所认可。首先，要为我们自己所认同。应时代发展所需，我们仍然要坚持开放思维。社会越开放，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导向性要求越高。面对“后真相”时代的冲击，我们要在坚持开放思维中，站稳自己的立足点，守住意识形态主阵地，于繁杂的负面信息中越发彰显主流价值的价值。关起门来大搞教育或许收效甚微或许适得其反，“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换一个角度看就是“越对比越知其好”。在开放中坚持引导，在引导中坚持开放不失为一良方。 （二）培养批判思维，警惕西方意识形态变相植入 西方社会诸如“普世价值”、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当代青年大学生而言，对其实质内涵和思想体系并未全然了解。仅仅从微博、微信等新媒介传播中获取皮毛，可谓“只言片语”的了解中加上部分个人主观理解。这是“后真相”时代下，涉世未深的大学生部分写照。甚至少数大学生以此标榜个性，趋之若鹜，引发价值困惑。如若不加以及时引导，则会价值取向跑偏。价值引导要求在坚持灌输主流价值的同时培养学生自主批判思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青年大学生并非年幼无知的小孩，在价值引导过程中简单告知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恐怕没那么容易接受。着重点应在于培养批判思维，引导大学生自主辨别是非对错。当西方意识形态变相植入时，相关职能部门需及时介入，“敢于亮剑”的同时透彻分析其产生背景、思想实质、演变轨迹以及未来发展走向，引导大学生从源头上抵制西方价值观念的腐蚀。要防止青年大学生因知之不全，主观想象而引发价值认同嬗变或扭曲，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盲目崇拜而形成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防御机制。 （三）守住底线思维，提升大学生的价值判断与品味 大学生价值取向可多样化、多元化，但这不是毫无底线的混乱无序。价值取向需要社会导向，大学生价值取向定然要在偏斜运动中趋于必然的直线运动，定然要与社会主流价值相吻合。在“后真相”时代背景下，价值引导需要坚持开放思维，培养批判思维，更需要守住底线思维，这是大学生价值认同的最后一道防线。新媒介传播视域下，青年大学生对信息传递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其有助于拓宽视野，开阔眼界，然而附着于信息传播之上的夹杂着错误的价值观、恶俗的腐蚀性思想，无疑是对青年大学生价值认同的弱化。如若只是外部介入，通过“围追堵截”的方式加以解决，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价值认同从源头上而言，应当是获得情感认同。思政教育工作者需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结合，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提升青年大学生价值品位，扮演好价值引导工作的守望者与傳播者角色。 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理解。”[5]想必“后真相”作为一个外来词在中国生根定然有其现实基础。“后真相”时代下推进大学生价值认同，要认清“情感先于事实”的特征，在需求多元、众声喧哗的场域下引导大学生认同主流价值观。唯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大学生的情感认同，方可规避“后真相”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李腾.“后真相”时代青年政治认同的困境及其应对[J].中国青年研究，2019（1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詹小美，王仕民.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政治认同[J].中国社会科学，2013（9）. [4]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戴光年，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2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张丽（1991—），女，汉族，安徽安庆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 （责任编辑：马双）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财经大学2020年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价值认同探要”（编号：CXJJ-2020-367）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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