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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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度性话语权作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制度性载体，是支撑该国影响力的重要保证。由于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较晚，加之制度性话语权稳定性很强，使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构十分困难。自2016年起席卷而来的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格局与国家话语权态势，也为陷入制度性话语权困境的中国带来了突破的机遇，以推动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构。具体路径：（一）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作为提出国享有规则制定权、规则解释权、议题设置权等，使制度性话语权得到空前提升;（二）合理填补国际组织权力“缺漏”，发挥集群效应，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扩大中国影响力;（三）丰富中国学术话语，填补话语体系漏洞，加快理论创新，构建话语博弈机制，完善自身话语体系，提升国际理念贡献。 关键词：制度性话语权;国际组织;国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4-0011-05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全球化的弊端，逆全球化思潮受此影响开始抬头，随后持续疲软的世界经济使全球化逐渐褪去了推动经济增长这一巨大光环，而那些本在光环掩盖下的全球化局限性与弊端逐渐暴露，反对的声音也随之高涨。尤其是自2016年起，特朗普政府开始实行“美国优先”政策、英国公投“脱欧”及美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等，这些事件共同表明逆全球化浪潮已在长期的潜滋暗长中开始爆发。对于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中国应全方位审视国际局势变化，探寻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路径以扭转当前弱势地位。 一、制度性话语权的基本内涵 制度性话语权作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分支，以国际普遍交往为前提，正是有了国家间的合作与交往，话语才上升为国际话语，开始与国家权力结合，国际话语权由此出现，而后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入，一些国家组成贸易伙伴关系并创立了国际组织，制度性话语权随之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国际交往理论，指出当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持续扩大时，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与交往便应运而生，虽然世界交往的内在推动力是生产力，但商品贸易这种物质层面的交往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往往伴随着政治、文化等精神层面的交往，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生产与消费的世界化推动了话语的世界化，国际话语权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观，指出了国际交往的内在动因，并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与世界交往的内在联系，强调“生产本身是以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进一步指出经济的发展对话语权的重要影响，为后世对制度性话语权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第一次将“话语权”作为一个独立概念进行探讨的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他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话语、拥有发声的途径，同时话语也能通过语言的应用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扩张权力甚至掌握权力，提出了“话语即权力”这一重要命题。自此，对于话语权的探讨便与日俱增，但当时的学术界并未将国际话语权进行细化分类，也未提出制度性话语权这一概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首次明确提出制度性话语权这一概念，但对于制度性话语权的含义未做出官方界定。笔者认为，制度性话语权作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的主体是国家并非个人，国际关系变化的根源在于权力竞争与国际结构改变，就制度性话语权这一概念而言，应该将其作为“国家权力”的话语权来界定范畴。其次，在国际社会中，单一话语的影响力往往只能留存于话语发出后短暂的一段时间，而当话语拥有制度的依托，则能维持长期而稳定的影响力。因此，制度性话语权指一国在国际组织中，通过掌握规则制定权、解释权、议题设置权及组织权等方式，将话语权固定在制度与规则之中，使话语成为制度性话语，获得持续影响力和高度公信力。再次，制度性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体系中最为稳固的一项权力，在全球化初期各大国际组织创立时已完成了首次分割，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及先发优势掌握了当今世界制度性话语权的大端，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本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而制度性话语权不足也成为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短板。 二、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应积极推进制度性话语权建构 对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國制度性话语权建构进行探究之前，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即逆全球化浪潮是否能扭转全球化发展趋势。制度性话语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全球化下国际分工与合作需要国家间的普遍交往，而在此基础上的国家话语已不再只是交流层面的沟通工具，成为了国家权力意志的体现，想要在国际交往中占据主导权，必然离不开强大的国际话语权作为支撑，而保证国际话语权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制度性话语权由此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逐的重要权力。所以，当前的逆全球化浪潮是否会逆转全球化发展趋势关系着制度性话语权是否仍有存在意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交往理论，世界交往的内在推动力是生产力，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长期存在的背景下，由于资本逐利本质不变，全球化发展趋势也必然不会出现改变。目前的逆全球化浪潮可以说是旧全球化模式长期以来积病的爆发，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全球化的实现形式，但不会扭转全球化发展方向。因此，逆全球化浪潮下制度性话语权仍具有存在意义。 其次，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自全球化初期就一直存在，但相较于以民众抗议、抵制为主要形式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则“是一种制度安排，是建制性的、政策性的合法政府行为，与打破国家壁垒和放松政府管治的全球化理念相反，逆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更强调民族边界和国家利益，不惜在全球共同市场重新设置贸易壁垒”[2]，西方发达国家在新一轮“自上而下”的逆全球化浪潮中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加大反倾销、反补贴力度，强化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关税壁垒设置，出台了一系列进出口管制政策，严重扰乱了国际贸易秩序，也对中国的对外贸易造成巨大打击，在此情况下，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十分必要，不仅能够通过国际规则制约逆全球化举措，抑制逆全球化浪潮的消极影响，而且有利于改革现有国际制度和体系不合理之处，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此外，逆全球化浪潮也给中国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带来了宝贵机遇。制度性话语权之所以长期被西方国家霸占，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构建了现行国际体系，掌握了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权、解释权，议题设置权等具体权力，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国际话语权，从而保证了这些国家维持稳定的国际影响力。而新一轮由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破坏，这对于迫切需要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来说是一次实现变革的机会，中国应加强制度性话语权竞争的顶层设计，主动出击改变制度性话语权的弱势地位，在综合分析国际环境变化的基础上，把握时机变被动为主动，推进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构。 三、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构的现实机遇 （一）现行国际体系出现较大变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组织创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领域目前仍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主导构建了现行国际制度体系。凭借着创立国身份及背后强大的国家实力支持，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国际组织中的规则解释权、议题设置权以及高额的投票权、决定权，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据着制度性话语权的绝对优势。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后发者”，融入国际社会时国际秩序的主要规则已经制定完毕，中国只能较为被动地加入现行国际体系以争取发展的机会，并不持有与实力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这也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限制性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重视程度，并在外交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特别强调要“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将制度性话语权放在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重要位置。 话语权作为国际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关系变化及全球化发展态势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逐渐暴露出局限性，不仅多数国际组织对于危机后的新问题与新状况应对不足，而且难以复苏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使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意愿大幅下降。与此同时，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其国际诉求也发生变化，试图通过更为积极的融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处理等方式实现本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在此状况下，国际“有效话语”的主体越发丰富，国际话语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是制度性话语权作为话语权体系中最为稳固的部分，仍被西方发达国家掌握，制度性话语权格局并未出现实质性突破。 近年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做出了一系列“国际退出”及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极大破坏了多边合作机制。尤其以美国为典型代表，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不仅对已达成的国际合作频繁出尔反尔，在国际事务中拒绝履行国际义务，随意践踏国际规则，而且接连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条约，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退出行为并非是在利益受损之下的被迫退出，而是通过“威胁退出”及“现实退出”以达到制衡目标的一种策略选择，虽然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利益驱动下自主地做出这些逆全球化举措，但这类退出行为仍要面对较大的负面后果，其中就包括制度性话语权的减弱，这同时也导致现行国际体系内的制度性话语权出现部分“缺漏”，给中国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带来机遇。 （二）“西方方案”濒临破产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被認为是实现国家现代化与推进全球治理的唯一路径，大量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单线式”现代化观的指引下，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通过依附西方推动本国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也在这一过程中增强了对他国的控制，实现了制度性话语权的扩张。在全球化初期，这一发展路径的确推动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逆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使依附西方的不良影响暴露无疑。 首先，贸易关系不平等，经济发展受干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追求本国单一利益最大化而非共赢，凭借资本与技术优势，塑造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权力关系。在收益分配层面，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全球化价值链的顶端，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初级加工厂和原料获取地，严重依附于西方，只能在国际分配中得到极少份额，不仅本国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还要以牺牲国家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当发展中国家试图突破这一局面、调整本国的生产链定位时，发达国家便以双重标准进行外部干预：一方面指控发展中国家操纵市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另一方面在本国大肆推行贸易保护政策，试图阻碍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弯道超车”，改变当前的全球化发展方向，从而重新确立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发展格局。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举步维艰，开始探寻新的发展路径。 其次，需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矛盾转嫁。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的实体产业为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将工厂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实体产业呈现空心化趋势，此外，制造业外流也造成了大量相对过剩人口，加剧了发达国家失业现象，使阶级矛盾越发尖锐。对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制造业回迁本土与促进本国资本回流的政策，试图缓解国内阶级矛盾，调节私人利润与社会回报的不平衡状况，但这些带有逆全球化性质的政策在暂时缓解发达国家内部矛盾的同时，也造成了国际贸易成本的增加、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等一系列负面影响，而这些后果往往由更为依赖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来承担。由此可见，发达国家通过逆全球化举措实现了内部矛盾的外部转嫁。 再者，全球陷入“治理赤字”。在全球化初期，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确在推动国际事务处理、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难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持续疲软的经济发展态势与不断加剧的国家内部矛盾，对国际事务的处理能力及参与意愿逐渐下降，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开始在部分领域呈现疲态。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使“西方方案”的弊端进一步显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秉持着本国利益优先的发展理念，不仅没有按照所谓的“西方方案”去引领世界的正向发展，反而频繁逃避发达国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与责任，大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及单边、孤立的外交战略，严重影响到国际公共品供给，增加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导致全球治理陷入困境。 逆全球化浪潮下，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暴露出诸多弊端，不仅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在全球化中的角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推动这些国家重新审视原有的不平等关系，逐步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其他路径选择，而且国际发展的混乱态势和“治理赤字”现状，也使世界迫切需要全球治理的崭新方案，这就为“中国方案”走向世界提供了现实机遇。不同于西方以掠夺、分化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发展方式，中国在数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深刻认识到全球化使各国发展环环相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赢。中国通过对本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结合对国际局势变化的分析，逐渐形成了应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问题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是新型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建设性方案，内在的包括“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范式及理念，是全球化时代世界治理的中国答案。逆全球化浪潮下推动以“一带一路”为典型代表的“中国方案”走向世界，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并在国际合作中自动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优势。 四、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一）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制度性话语权主要有两个提升路径，一是在既有的国际组织中，以国家实力为支撑，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处理、主动履行国家责任、推动国际体制改革，从而逐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二是中国主导构建新型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范式，中国作为创设国享有先天的制度性话语权优势，并且伴随着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也得到相应发展，典型代表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访问中亚四国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此后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一带一路”被作为国家发展规划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热切关注和强烈反响，它不仅有助于中国创新国际合作与交流形式，打造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而且将改变中国在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占有态势，为扭转中国制度性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不成比例的“错位”现状带来机遇。 “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目标，这一崭新的合作范式是对西方主导的不平等合作关系的颠覆，在逆全球化浪潮下，不仅给那些受到逆全球化政策负面影响的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也给那些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有利于沿线国家丰富国际合作形式、减轻对原有的不平等发展模式的依附度、优化区域合作环境，从而抑制逆全球化浪潮对国际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享有规则制定权、规则解释权、议题设置权等制度性权力，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在“一带一路”合作范式内达到了空前高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挖掘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需求，以经济合作为突破口进行多领域交往与合作，建立起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依赖关系，从而提升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中的接受度;另一方面，通过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把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变成结构性权力”[3]。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将外汇优势、基建优势、产能优势转化为了能源保障与制度性话语权优势，实现了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内含于倡议中的中国制度性话语权也会在当前水准基础上实现进一步攀升，并在未来的国际合作中发挥长期稳定的影响力。 （二）以国际组织为平台提升中国影响力 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另一路径就是在既有的国际组织中，以国家实力为支撑，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处理、主动履行国家责任、推动国际体制改革，从而逐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首先，应合理填补权力“缺漏”，充分发挥集群效应。当前逆全球化浪潮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退出行为属于不具常态性的偶发行为，对于中国而言，这是对制度性话语权再分配的一次宝贵机会，中国应抓住机遇，在协调好广大发展中国家话语诉求的基础上，针对西方发达国家退出而产生的制度性话语权真空地带进行合理填补。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承担的，国际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难题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而发展中国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并且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发展历程与发展诉求，因此协同发展中国家共同填补制度性话语权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集群效应，消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霸权”猜忌，推动中国制度性话语获得持续且正向的影响力。 其次，应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稳固现行国际体系。国际组织中个别弱势国家的退出行为时有发生，并不会对现行国际体系产生较大影响，但逆全球化浪潮下秩序主导国的退出，则会造成多种不良后果。一方面可能引起多国的效仿，危及全球治理秩序稳定;另一方面，其退出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现行国际组织对公共事务与国际合作的协调组织能力。因此，如不能有效抑制此类“国际退出”行为的消极影响，即使中国提升了在现行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也终究是无意义的填补。因此，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起到带头作用，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相关活动，协调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应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合理范围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稳定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稳步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三）完善话语体系，提升国际理念贡献 话语是掌握制度性权力的工具，当一国话语在传播中实现了对他国的同化，话语就达成了从国家话语到国际话语的升级，并在意识的指导作用中影响未来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因此，话语体系的完备程度与质量高低对一国制度性话语权建构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应丰富中国学术话语，填补話语体系漏洞。西方在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均占据着话语权的绝对优势，中国学术话语则较为匮乏，长期以来世界都以西方学术理论为基础解读中国发展实践，存在着“中国实践—西方解读”的局面，然而这样的学术话语内在的包含了西方意识形态，在运用时难免出现自带角度的偏颇，使国际社会难以公正的看待中国发展，也制约了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因此，填补中国学术话语漏洞十分必要，中国应以自身实践为基础，充分挖掘话语要素，将自身实践及发展经验提炼为鲜明且准确的学术话语，为解释中国经验，推广“中国方案”奠定理论基础。 其次，应加快理论创新，推动中国话语走出去。要想实现中国话语对世界的内化，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必然要使中国理论具有国际性与全球视野，既要满足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也不能是脱离现实的假大空，只有具备高度真理性、共同价值性及现实可能性的理论才能最大程度得到世界认同。例如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中国理论创新的典型代表，自提出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较高的肯定，成为了世界范围内中国话语走出去的典型代表。由此可见，中国话语走出去不仅要依靠话语媒介，更重要的是要以实践为基础、以世界为视角，推动中国话语及理论的创新，使话语具有真理性、传播性。 再者，积极构建话语博弈机制。西方发达国家推进逆全球化举措时，必然要争取民众的支持，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加大了对中国的攻击与诋毁，通过运用西方仍具遗留影响的“冷战思维”及“零和博弈”理论，将中国推上舆论战场，污蔑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他国利益受损基础上的，通过将中国塑造为全球化的利益窃取者，来为其逆全球化举措创造合理性。长期以来，面对西方的舆论攻击，中国总是采取被动的“刺激—反应”模式，往往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待中国反击时，该内容已失去了关注度，导致国际社会只看到了西方对中国的指责与污蔑，却很少看到中国的澄清与反驳，严重损害了中国形象。目前的逆全球化浪潮使中西方的话语冲突更为激烈，基于此，中国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被动回应模式，积极构建话语博弈机制，针对西方国家常用的攻击手段进行集中研究，找出对策逐一突破，并在日常的话语博弈中提升本国话语能力、完善话语博弈机制，从而实现舆论场的反攻，改变长期被动的局面，夯实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构的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郭鎮之.逆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困境与对策[J].对外传播，2020（8）. [3]王义桅.“一带一路”的国际话语权探析[J].探索，2016（2）. 作者简介：王倩（1995—），女，汉族，河南郑州人，单位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御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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