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唐顺之“本色论”及其崇陶情结发微 |
| 范文 | 李金坤 摘? ? 要：明中期，唐宋派代表人物唐顺之所倡导的“本色论”文学观，是此派重要的文学理论纲领，而“本色论”又是以唐顺之“天机论”为理论基础的。“天机论”实则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体现，它是“本色论”的思想根源。唐顺之所论“天机”“性源”“心源”“完美神明”与“直抒胸臆”“信手写出”“上乘文字”等关键词，前面诸词实乃“天机”之别称，后面诸词实乃“本色”之另说。“天机”是本根、灵魂，“本色”是本能、本真，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将二者自然融合为一，相辅相成，才能熔铸出“胸中流出”“真见露出”之“上乘文字”，最终达到文以明道的创作目的。陶渊明的“真”与“自然”的审美范式，正是唐顺之所倡导的“天机”与“本色”文学观的最佳体现。所以，唐顺之从中华浩瀚无垠的诗海中精准选择陶渊明作为本色派的一面鲜艳而高扬的旗帜，钟情陶诗、身体力行、情结深厚，通过自己乡居田园诗的成功创作实践，圆满构建了知行合一的“本色论”文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唐顺之;天机论;本色论;心学;陶渊明;知行合一 中图分类号： I209.9?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文章编号：2095-7394（2020）03-0029-08 一、引言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学者称荆川先生，江苏常州人。他潜心向学，无所不窥，博洽群籍，造诣深厚，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也是难能可贵的抗倭英雄。他在诸多领域都有出色的建树。如文学，是古文大家、时文巨擘与本真诗人，与王慎中并称“王唐”，开创“唐宋派”，其“天机论”与“本色论”等文学思想影响晚明文坛颇深。如哲学，承继并发展阳明心学，将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结合，是“南中王门”传人，对清代常州学派影响甚大。如史学，著有“六编”、《左氏始末》、《批点<史记><汉书>》等，对晚明史学启蒙、实学等思潮具有“道夫先路”（屈原《离骚》）之作用。至于在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音律等诸领域，亦多有钻研，硕果累累。对此，唐鼎元曾给予极高之评价，认为：“有明一代，著作之富莫过于公（唐荆川）与杨升庵、王凤洲三家……汪洋八编，天地古今盖无所不包矣，而八编之外著作又有数十种，公之一生其勤苦若此。”[1]唐顺之不愧为文武兼善、知行合一的杰出人物。 正因为如此，自明清迄今，唐荆川研究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仅从人们所广为关注的唐顺之“本色论”研究观之，近十年来就有不少成果，①可谓对“本色论”的内涵、价值、意义、源流、影响等都有全面的研究。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宏观、中观、微观灵活运用，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然而，学术研究从无止境。本着这样的认识，本文则拟于前人研究“本色论”的基础上，就唐顺之“天机论”“本色论”的本质特征再作新探，并结合唐顺之两次乡居所作大量田园诗的解读，来厘清唐顺之深厚的崇陶情结之缘由，从而窥探唐顺之“本色论”文学思想的理论根因与知行合一的策略之美。 二、唐顺之“本色论”及崇陶情结论略 明中叶，在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思潮基础上产生的唐宋派，秉承王阳明 “致良知”的“心学”主旨精神，倡导学习唐宋散文之文法，而又不失自家之面目，最终达到彰显人的独立精神之目的。陈书录认为：“唐宋派之所以在明代中叶卓然自立，关键是他们将王守仁及王畿的‘自然之良知演变为别具一格的文学思想……唐顺之的‘洗涤心源，独立物表，不仅典型地体现了唐宋派文化心态的风貌，而且也是唐宋派独特的艺术追求。”[2]廖可斌也曾进一步指出：“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唐宋派力图突出地表现主体精神，把是否具足独立的主体精神，即所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千古只眼‘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本色等，看作衡量作品价值的首要标准。也就是说，倡导表现独立自觉的主体精神才是唐宋派的根本特征，主张学什么乃是次要的，后者是由前者决定的。与这种思想旨趣相应，唐宋派在艺术上也不追求，甚至是有意突破主体与客观世界、意与象的统一，力图使主体精神得到充分凸现，并把这作为文学创作的唯一目的。”[3]作为唐宋派主要领袖之一的唐顺之，他率先提出了“文章本色”的文学观念与理论主张。其云： 文莫犹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摺，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者，不足以与此。② 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突出“一段精神命脉骨髓”的重要性，所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就是文章中所彰显出来的能够充分体现作者精神境界与思想灵魂的独立自觉的“主体精神”，而要体现这种“主体精神”，就必须做到“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者”，否则，就不能彰显人的“主体精神”。接着唐顺之从正反两面举例详论了这个问题。指出： 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通过上述鲜明比较，充分肯定了唐顺之“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的“本色”文学观的审美内涵与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与“本色”文学观相关联的，唐顺之还提出了“天机说”。“天机说”是唐顺之心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天机”一语，出自《庄子》。其《大宗师》云：“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秋水》云：“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庄子》中所论“天机”，即为人的天性，与生俱来，不可强求，不可更易。唐顺之所谓“天机”，即取《庄子》之意。他于《答王遵岩》中云：“近来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将四十年前伎俩头头放舍，四十年前意见种种抹杀，于清明中稍见得些影子，原是彻天彻地、灵明混成的东西。”这“彻天彻地、灵明混成的东西”就是“天机”，也即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即人之“初心”，人之自然本性。黄宗羲《襄文唐荆川先生顺之》中曾以“以天机为宗，无欲为功夫”概括唐顺之的学术追求与主张[4]，的确如此。因此，他以静修为途徑，一心求道，而视声色酒肉、文词技艺皆为欲根孽障，必尽力加以铲除。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云：“人穷返本，所谓霜降水涸，天根乃见也。用是参透世情，节忍嗜欲，以培养性源，久之，此心凝静，百物皆通。”? 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补传》中对唐顺之强忍苦修以求天机的行为曾有详细记载：“家居冬夏唯一青布衣，巾履有数年不易者。往来村郭乘一小舟，侧足盘膝而坐，见者不以其为贵人。或遭凌侮，同舟之人不胜其忿，唐子处之怡如也。夜卧唯一板门，冬则置草其上以为温，父见之泪下，以银三钱买一床与之。终身亦无厚褥，病羸借软褥于所亲，疾愈仍还之，有自作诗可证也。”唐顺之《囊痈卧病作三首》自注云：“余平生无厚褥，止一褥，既薄且敝。病骨觉冷更不堪也，乃从亲人家借一褥衬之，平生有厚褥与重褥自今始。而余素戒肉，养病乃肉食。”唐顺之之所以能够忍受如此超乎常人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其目的就是要求得“天机”之性源。正如其《与聂双江司马》所云：“ 尝验得此心，天机活泼，其寂与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与之寂，与之感，只是顺此天机而已，不障此天机而已。障天机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尽，则机不握而自运，所以为感也，所以为寂也。天机即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立命在人，人只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色色信他本来一语，最是形容天机好处。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於感，非真感矣。” 因此，他“尝病世人徒事口说而不知反之本心，徒事闲行而不知得之静坐，徒事外求而不知吾性中自有玄明一窍，必若孔子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颜子之仰钻瞻忽，是乃圣贤传心一脉，吃紧用功处不外乎此。使其功业早毕，寿年又永，坐老深山，或养成玄明一段真景象，当有进于是者，然即其所造，亦可谓千人之俊而万人之杰矣。”（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补传》） 对唐顺之所得“圣贤传心一脉”之“天机”及其因获“天机”造就“千人之俊而万人之杰”之事实，予以清晰之阐释，甚中肯綮。 唐顺之企图通过摒弃嗜欲来保持心境澄明，通过静观默识来体认天机，从而达到身心两忘，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唐顺之身体力行如此忘我地求索“天机”之美，其用意何在呢？很显然，这与他倡导的“本色”文学观有直接的内在关系。如果说“天机”论是文章最根本之“性源”的话，那么，“本色”论则是“天机”论于文章中的直接体现。换言之，“天机”论，反映在文学思想上，则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本色”论。唐顺之所论之“本色”，是相对于“文采”而言的，在创作的内容上表现为重在抒写创作主体一己之道德本心，在创作方法上则表现为不受法度拘限。对此，唐顺之《与洪方洲书》中说得颇为清晰：“盖文章稍不向胸中流出，虽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处只是别人的差，是处只是别人的是也。若皆向胸中流出，則炉锤在我，金铁尽熔，虽用他人文字亦是自己字句。如四书中引《书》引《诗》之类也。愿兄且将理要文字权且放下，以待完美神明，将向来闻见一切扫抹，胸中不为一字，以待自己真见露出，则横说竖说更无依傍，亦更无走作也。如何如何？向曾作一书于鹿门，论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说，兄曾见之否？”在另一封《与洪方洲书》中又强调“本色”云：“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概而言之，唐顺之所论总是不离“天机”“性源”“心源”“完美神明”与“直抒胸臆”“上乘文字”“信手写出”等关键词。其实，前面诸词实乃“天机”之别称，后面诸词实乃“本色”之另说也。“唐顺之虽然也强调‘开阖首尾、经纬错综等文章之‘法，但同时又倡导作文不要专注于‘绳墨布置的形式化而应重在表现作家胸臆，应该说有其明智的一面。但从另外一点来看，‘本色论也包含着唐顺之文以明道的精神实质，‘直抒胸臆，信手写出的前提是要‘洗涤心源。所谓‘洗涤心源，主要指正心弭欲，加强自身道德涵养，体味圣贤之道，实际所遵循的是儒家修身养德、端正人心的道德完善原则。这样的作文之道自然讲究先道德后文章、将道德涵养融贯到文风之中，以便写出‘字字发明古圣贤之蕴（《与王尧衢书》）的文章。”[5]在唐顺之看来，只有首先具有“完美神明”之“天机”，同时具有“直抒胸臆”之“本色”表现，才能达到“上乘文字”的理想审美效果。“天机”是本根、灵魂，“本色”是本能、本真，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将二者自然融合为一，相辅相成，这样才能熔铸出“胸中流出”“真见露出”之“上乘文字”，最终达到文以明道的创作目的。 唐顺之在文学创作历程中具有前后两期不同的追求与特色，早年主要是诗宗初唐，中年后即取法邵雍，追求“法与理俱妙。”唐顺之的弟子姜宝《履庵万公集序》云：“吾师荆川先生入馆局之初，尝学西汉为文，学初唐、中唐为诗。其晚年所取文，乃司马温国公，谓其质任自然，不求为西汉而未尝不西汉;诗取邵尧夫，谓其本性而得之乎天机之自动，不肖似风云月露之形，然未尝无吟风弄月之趣味。”很显然，唐顺之崇尚司马光“质任自然”的文风与邵康节“本性而得之乎天机之自动”之诗歌特征，此二者之融通，恰是唐顺之所倡导的“天机”本性与“本色”文风的精彩之处。唐顺之《与王遵岩参政》对邵雍之诗高度评价道：“近来有一僻见，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者。然文莫如南丰，则兄知之矣，诗莫如康节，则兄亦且大笑。此非迂头巾之说，盖以为诗思精妙，语奇格高，诚未见如有康节者。知康节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犹是二影子之见。康节以锻炼入平淡，亦‘语不惊人死不休者矣，何待兼子美而后为工哉？”唐顺之高度认可邵康节的诗歌就是“诗圣”杜子美的别传，他们都有一腔关注现实、反映民生的“天机”本性，都有直抒胸臆、一吐为快的“本色”自然，在唐顺之心目中，邵康节简直就是宋代的杜子美，尽管思想境界、名声地位难与杜甫同日而语，而唐顺之对邵康节的推崇可谓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矣。接着又云：“古今诗庶几康节者，独寒山、靖节二老翁耳，亦未见如康节之工也。兄如以此言为痴迂，则吾近来事事痴迂，大率类此耳。”唐顺之认为，古今诗歌史上能与邵康节相媲美者，只有寒山与陶渊明二人。虽然邵康节、寒山、陶渊明三人的诗歌都非常自然质朴，但“以锻炼入平淡”的邵康节诗歌语言的锻炼之工，较之寒山与陶渊明二人来，则要略胜一筹。那么，唐顺之何以如此推崇邵康节之诗与曾南丰之文呢？“严格说来，所谓‘唐宋派的主脑人物王慎中和唐顺之，实际上是宗宋派，说得更清楚些，是道学派，因为他们真正推崇的，首先是宋代理学而不是文学。唐氏说：‘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丰（曾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与王遵岩参政》）王氏也说：‘由西汉而下，（文章）莫盛于有宋庆历、嘉祐之间，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曾南丰文粹序》）曾巩之文、邵雍之诗，即使在宋人中，文学气息也最为淡薄。所以，这里虽在论诗说文，评价的基准却是道学。”[6]张慧琼则认为“‘唐宋派应称为‘本色派”，指出：“以王、唐等人为成员构成的作家派别姑且可称为‘本色派，基于以下几个原因：该派主要作家成员交往紧密，在反对‘前七子文学拟古主义方面同声应气;大都浸染王阳明心学思想，共倡‘本色论文艺观，创作上不同程度地实践了‘本色论，阳明心学是‘本色论的思想根源。”[7]以王、唐为代表的此一派成员，“他们将王守仁哲学意义上的‘理演变为文学意义上的‘言适与道称（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雍里先生文集序》）;将王守仁哲学意义上的‘心演变为文学意义上的‘直抒胸臆，信手写出（《荆川先生文集》卷七《答茅鹿门知县》），并且主张将‘言适与道称与‘直抒胸臆合二为一，落实到创作实践中。”[8]唐顺之极力推崇“在宋人中，文学气息也最为淡薄”的“曾巩之文、邵雍之诗”，这是因为，“唐顺之提倡的本色，着眼点不在艺术性方面”[9]，其目的就是为了借助于王守仁哲学意义上的“理学”与“心学”思想内核，来支撑并融汇其“直抒胸臆”的创作主张，进而最终为其倡导之“天机”论、“本色”论张本也。 唐顺之极力推崇邵康节“以锻炼入平淡”的“本色”诗歌特色的同时，又进一步往前追溯到晋代“质而实绮、癯而实腴”[10]的陶渊明诗，苏轼这“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八字之评，其实质内容与唐顺之评邵康节诗为“以锻炼入平淡”的特色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唐顺之看来，邵康节与陶渊明之诗都具有深衷浅貌、语朴情真的“天机”发抒、“本色”为贵的鲜明审美特征。这是苏轼“独好渊明之诗”的根因所在，也是唐顺之标举渊明诗为“本色”范式的真正用意所在。因此，唐顺之于《答茅鹿门知县二》中则十分肯定地指出： 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困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 唐顺之将陶渊明任情而发、信手写出的诗称其为“宇宙间第一等好诗”，而认为沈约那些重律雕句、满卷累牍的诗是“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从优劣鲜明的评判中，强调了诗文“机心”发露、“本色”呈现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既有震撼力，也有感染力。 三、唐顺之乡居田园诗中深厚的渊明情结发微 唐顺之于嘉靖十四年（1535）春因告病而客居宜兴，两年后赴京师复职，期间为前家居时期;嘉靖十八年（1539）冬，因与罗洪先、赵时春等联名疏请皇太子监国而触怒嘉靖皇帝被罢黜为民。嘉靖十九年（1540）归乡，至嘉靖三十六（1557）年复出抗倭，其十七年间为后家居时期。前后家居近二十年时间。由于完全置身乡村，这期间所写诗歌内容主要是乡村风土人情、山水田园风光、隐逸自在情怀以及自身疾病实录。就作诗数量看，前家居时期有70余首，后家居时期有320余首，前后总共作诗400余首，占其全部诗歌近600首总量的大半。唐顺之居家时期诗歌最鲜明的情感特征，就是一个“真”字，所谓景真、事真、人真、物真、语真、情真，语言质朴，直抒胸臆，如话家常，几乎无典，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给人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阅读审美感受。读他的这些家居之诗，常常可见飞鸟、游鱼、山川、清溪、泉水、松月、蝉唱、鸡鸣、狗吠、钓客、渔樵、耕人、河汉、海日、青天、白云、山客、溪氓、田叟、村醪、野燕、山鸡、钟声、梵音、僧侣、佛塔、茅屋、山田、绿荫、幽径、菊花、村墟、春服、虫语、藤花、白云、新雨、炊烟、落日、芳草、古藤、枫树、青松、白石、雨露、粳稻、禾黍，等等。这诸如此类的各种意象，大凡读过陶渊明田园诗者，都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我们不能说这些意象都是唐顺之完全取之于陶渊明的田园诗，但作为极其崇仰、分外钟爱陶渊明诗的唐顺之，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借用或化用陶渊明诗中的意象，这完全是可能的。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句，十分形象的将官场比作是“樊笼”，而唐顺之也十分喜欢这个词，多次加以运用，有时为了押韵之需要，还变之为“笼樊”，如《山庄闲居》首句则云：“身名幸自谢笼樊，白首为农誓不谖。”谖，欺诈、欺骗之意。此二句意谓：我十分庆幸自己脱离了像牢笼一样尔虞我诈的黑暗官场，尽管白头做农民但我很开心，因为我能坚决做到再也不欺骗别人了，从此洁身自好，保持自己的良好声望。由唐顺之对陶渊明田园诗意象的大量移用以及对陶诗“樊笼”一词的借用或变用之现象可知，陶渊明的确是唐顺之十分钟爱的本色诗人偶像。 唐顺之钟爱陶渊明是至深至广的，可谓细致入微。在其日常生活中，只要涉及到与陶渊明有关的事情，唐顺之心中的陶渊明形象顿然便会鲜活起来。如有一次，唐顺之饮用友人华补庵惠赠之嘉品参酒，因参酒具有补虚益气、滋阴壮阳的作用，他即刻想到陶渊明素患瘵疾（痨病），却依然好酒，这是不利于身体康复的，表现出唐顺之对陶渊明带病饮酒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怜惜之情。其《华补庵三度惠酒而此番所惠参酒者绝清冽可人虽味甚浓厚而置之杯中淡若无色可谓嘉品因剧饮至醉遂成口号奉谢三首》其二云：“每甘樗散惟须酒，欲补虚羸却藉参。瘵疾陶生兼好饮，举杯深见故人心。”作者自注云：“渊明素瘵疾”。陶渊明当然知道，饮酒是不利痨病治愈的，但他依然要饮酒，何以至此？这是因为，陶渊明所处时代充满了篡乱与黑暗，他一方面可以借酒韬晦免祸、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可以借酒化解人生的种种感伤、焦虑、郁愤、痛苦。所谓“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并序》）、“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游斜川并序》）是也。正如鲁迅所说：“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漠，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11]因此，朱光潜先生指出：“陶渊明诗篇篇有酒，这是尽人皆知的，像许多有酒癖者一样，他要借酒压住心头极端的苦闷，忘去世间种种不称心的事……酒对于他仿佛是一种武器，他拿在手里和命运挑战。”[12]陶渊明如此不顾瘵疾而嗜酒的良苦用心，作为“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的千载知音唐顺之是深会于心的。“举杯深见故人心”一句，此“深见”二字，已充分表达了唐顺之对陶渊明知患病而饮酒的极端行为惺惺相惜的理解与同情，若非高山流水般的知音岂能如此？唐顺之对陶渊明情结之深厚，于此可见一斑！ 对唐顺之与陶渊明几首诗在意境与精神方面之比较分析，来窥探唐顺之深厚渊明情结之鲜明迹象。 在抒写辞官归田自由清静之乐方面，唐顺之的代表作有七律《山庄闲居》： 身名幸自谢笼樊，白首为农誓不谖。 贯住山中知鹿性，数行树下识禽言。 巾车每许邻翁借，书帙间同道士翻。 醉后渐看松月上，满村鸡犬寂无喧。 陶渊明的代表作有五古《歸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唐顺之与陶渊明在诗中都将尔虞我诈的黑暗官场比作是牢笼，都写到挣脱牢笼之后回归田园的自在轻松、甘为农人耕作自得的安慰、与自然景物的和谐相处、邻里友人的融洽和睦，以及生活环境的清幽宁静、高雅脱俗。一言以蔽之，归田无忧，自得其乐。唐顺之的七律与陶渊明的五古，虽然诗体不同、字数有别，但思想内容则是相对应的，如：“身名幸自谢笼樊，白首为农誓不谖”，则对应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贯住山中知鹿性，数行树下识禽言。巾车每许邻翁借，书帙间同道士翻”则对应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醉后渐看松月上，满村鸡犬寂无喧”，则对应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很显然，唐顺之与陶渊明这两首诗同写辞官归田之乐，其精神脉络是相通的，其思想境界是相谐的。 再就归田生活自在状况的描写，看看唐顺之与陶渊明归田精神的脉承之处。 唐顺之七律《和徐养斋移居二首》： 何年挂却侍中冠，新筑山居一亩宽。 种黍聊为终岁计，移花应待早春看。 门移绿树人稀到，身谢红尘梦亦安。 更是谢家兄弟好，长吟池草对江干。 窈窕岩阿丛桂秋，清溪一曲草堂幽。 荒园自向闲中剪，灵药多从病里收。 叶上题诗应满树，沙边载酒不惊鸥。 莫道东山淹谢傅，苍生日夕待嘉谋。 陶渊明五古《移居》二首： 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樂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唐顺之与陶渊明诗题中都有“移居”二字，所不同的是，一个诗体是七律，一个诗体是五古，唐顺之是和友人徐养斋《移居》二诗，借此表达自己归田务农的宁静之悦、物我之谐及劳而所获的自得之乐;而陶渊明却是实写自己旧居遭火后移居新址南村的“多闻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奇文共欣赏”的与高素养的邻里友人相处和睦的仁爱之乐与“登高赋新诗”“农务各自归，闲暇自相思”“力耕不吾欺”的游览之快、友爱之深、劳获之悦的理想生活方式之美。唐顺之与陶渊明一样，他们以一颗澄明之心，一枝真诚之笔，自然真切地描写人情物态之真、颂美民风淳朴之善、体悟万物和谐之美。阅读唐顺之与陶渊明此类描写归田之乐的诗篇，每每使人相见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万物和谐的美好世界。由此可鉴 ，他们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们并不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自然风光及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们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眷恋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这些无不给唐顺之与陶渊明归田诗境增添了至真、至善、至美的亮丽色彩。 就唐顺之与陶渊明的几首归田之乐的诗歌简要的比较阐析，不难看出，在诗歌语言的质朴、意象的真切、精神的呈现等方面，都有十分相似之处。无疑，这是唐顺之有意学习陶诗而潜移默化所致。因为，在唐顺之看来，只有像陶渊明这些不为声律、文句所限而“信手写出”的诗歌，“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因为其“本色高也”。 其实，陶渊明“本色高”之根因，首先在于一个“真”字。元代陈绎曾《诗谱》云：“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几于《十九首》矣。”[13]关于何谓“真”的问题，梁启超针对陶渊明的为人与作品曾作过一个十分精要明了的解释：“怎样才算真呢？要绝无一点娇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就这一点论……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泽两个人，而陶尤为甘脆鲜明，所以我最崇拜他。”[14]正因为陶渊明具有超乎常人而难能可贵的“真”字，所以，他的的诗才能具“化境”的“本色美”的审美特征。正如朱光潜所评价的那样：“陶诗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亦质亦绮。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境，渊明所以达到这个境界，因为像他做人一样，有最深厚的修养，又有最率真的表现。‘真字是渊明的唯一恰当的评语……渊明的思想和情感都是蒸馏过、洗炼过的，所以在做人方面和做诗方面，都做到简炼高妙四个字。工部说他‘不枝梧，这三个字却下得极有分寸，意思正是说他简炼高妙……渊明全诗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15]其次在于“自然”。明代的许学夷指出：“靖节诗真率自然，倾倒所有，晋宋以还，初不知尚;虽靖节亦不过写其所欲言，亦非有意胜人耳。至唐王摩诘、元次山、韦应物、柳子厚、白乐天、宋苏子瞻诸公，并宗尚之，后人始多得其旨趣矣。”又举陶诗自然成趣、触处生春之诸多佳例云：“其诗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等句，皆境遇成趣，趣境两忘，岂尝有所择哉。本传谓其‘任真自得，信然。”[16]陶渊明如此“直抒胸臆”“信手写出”的“田家语”的自然诗句，委实又是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别有“任真自得”的审美妙境。 由此可見，陶渊明的“真”与“自然”的审美范式，正是唐顺之所倡导的“天机”与“本色”文学观的最佳体现。所以，唐顺之从中华浩瀚无垠的诗海中精准选择陶渊明作为本色派的鲜艳而高扬的旗帜，钟情陶诗，并身体力行，情结深厚，也就不足为奇矣。 注释： ①研究唐顺之“本色论”的论文有：刘尊举《“本色论”的原初内涵与理论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贝京《唐顺之本色论重析》，《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张慧琼《论唐顺之的文学思想》，《船山学刊》2010年第2期;王伟《唐顺之文学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②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见朱剑伟主编《唐荆川诗文集》卷七，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以下凡引此著诗文者，仅标题目，不另出注。 参考文献： [1] 唐鼎元.唐荆川公著述考一卷[M].铅印本.1935（民国二十四年）. [2] 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272. [3]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09. [4] 沈善洪.明儒学案：卷26[M]//黄宗羲，吴光.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694. [5]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4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9. [6]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247. [7] 张慧琼.唐顺之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287. [8] 郭英德，过常宝.中国文学史：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403. [9] 朱世英，方遒，刘国华.中国散文学通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112. [10] 苏轼.与苏辙书[M]//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同学编.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35. [11] 鲁迅.而已集[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38. [12]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2[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15. [13] 陈绎曾.诗谱[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630. [14] 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M]//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同学编.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267. [15] 朱光潜.陶渊明诗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248. [16] 许学夷.诗源辨体：卷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01-107. 责任编辑? ? 赵文清 Discussion on Tang Shunzhis “Theory of Inherent Qualities” and His Complex Worship of Tao Yuanming LI? Jinkun （School of Literature，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ang and Song genre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Tang Shunzhi advocated the literary view of “Theory of inherent qualities”， which is an important outline of literary theory of this genre and based on “Theory of natures mystery”. This theory is the embodiment of Wang Yangmings thought of mind， which is the ideological root of “Theory of inherent qualities”. The key words from Tang Shunzhi， such as “the natures mystery”， “the source of nature”， “the source of heart”， “the perfect God”，“the direct expression of ones feelings”， “writing freely” and “excellent words”， are actually the other names of “natures mystery”. The latter words are actually the other saying of “ inherit qualities”.“natures mystery” is the root and soul; “inherit qualities” is instinct and truth， both of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Only by integrating the two naturally into one and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can the excellent characters of “flowing out from the chest” and “revealing the truth”be fused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writing for expressing morals. Tao Yuanmings aesthetic paradigm of “truth”and “nature” is the best embodiment of Tang Shunzhis literary view of “natures mystery” and“inherit qualities”. So Tang Shunzhi chose poems from the vast expanse of sea of poetry and precisely selected Tao Yuanming as an example. He loved Taos poems， and physically practice Taos theory， and successfully built the literary thinking system of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deology”through practice of creation of pastoral poetry. Key words： Tang Shunzhi; Theory of natures mystery ;Theory of inherent qualities; study of mind; Tao Yuanming;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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