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关于李贽的思想和研究 |
| 范文 | 〔摘要〕 李贽作为中国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他提出的很多命题具有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和前瞻精神，所以受到明清以来众多思想家、文学家的尊崇与赞颂。其思想价值，并远播海外，特别是对东亚诸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不衰。 〔关键词〕 李贽；思想；价值；东亚；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1-0042-06 2013年，中国的泉州与日本的横滨、韩国的光州被推举为亚洲文化之都，9月28日在光州举行的第5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上举行了授牌仪式，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日本文部科学省大臣下村博文，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刘震龙，与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庆宗，横滨市长林文子，光州市长姜云泰三地市领导，共同在光州举行了东亚文化之都的授牌仪式，并共同在《2014年东亚文化之都附属协议书》上签字。根据协议，三座文化之都旨在以“东亚文化交融彼此欣赏”的理念与目标为基础，为构建亚洲文化共同体和增进相互交流而努力。以此为契机，三地将展开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教育的活动和国际交流，并通过三国间的交流，树立起东亚文化之都发展的典范。 2014年10月，在庆祝泉州荣获东亚文化之都的庆典之际，同时举办了“李贽与东亚国际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其意义深远。泉州所以能获取东亚文化之都的称誉，因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是“光明之城”，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这里是多元文化的汇集，这里是展示“亚洲价值”的榜样。笔者想指出的是，在这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李贽则是一颗光彩夺人的闪亮的明星。关于李贽的思想精神与价值，笔者在提供给研讨会的论文中已作论述，这里只就纲目提示。李贽作为中国走向近现代的启蒙思想家，他提出的许多理论命题，不但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如从民之性顺民之欲的为政治国理念，圣凡一律人生平等的社会理想，与世推移反对践迹的发展史观，希求童心真心反对假人假言的人格修练，弘扬小说戏曲重情重俗的美学思想，在当时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批判精神和启蒙意义，在今天也同样值得借鉴与吸取。 正因为李贽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他提出的很多命题具有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和前瞻精神，所以，受到明清以来众多思想家、文学家的尊崇与赞颂。从这些尊崇与赞颂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李贽的光辉与价值。这里我们先以明清时代的焦竑、公安三袁、汤显祖和曹雪芹为例加以论述。 焦竑虽是耿定向的门生，却对李贽无限钦佩，深受李贽的影响，两人成为挚友。焦竑在《送李比部》中说：“中原一顾盼，千载成相知。相知今古难，千秋一嘉遇。”[1]甚至把李贽推崇为圣人，称他“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2]他还为李贽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作序。在《李氏焚书序》中称赞“宏甫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不顾人有忤者。”又说：“然其虑人必忤而托言于焚，亦可悲矣！乃卒以笔舌杀身，诛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焰，抑何虐也！”对封建统治者对李贽的迫害及焚其著作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并断言：“今焚后而宏甫之传乃愈广，然则此书之焚，其布之有火浣哉！”李剑雄点校：《澹园集》下册《续澹园集》附编一佚文辑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火烷布即石棉布，《列子·汤问》：“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3]古人认为火浣布经过烈火的燃烧后，就更加洁白似雪，这就如我们现今所说的火中凤凰，经过烈焰而更获得永生。焦竑以此称誉李贽的著作虽遭禁焚，但却传之愈广，更显其价值的伟大与永存。在《李氏藏书序》中，焦竑极其称赞李贽的人品与著作：“卓吾先生隐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晖川媚，有不得而自掩抑者，盖声名赫赫盈海内矣。”又说：“先生高迈肃洁，如泰华崇严，不可昵近。听其言泠泠然，尘土俱尽。而实本人情，切物理，一一当实不虚。”又说：“先生程量今古，独出胸臆，无所规放。”其著作“若蛟龙之兴，云雨雷电皆至。”世人“卒赖其用”，“余知先生之书当必传，久之，学者复耳熟于先生之书，且以为衡鉴，旦以为蓍龟”。李剑雄点校：《澹园集》下册《续澹园集》附编一佚文辑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李贽被神宗朱翊钧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迫害致死后，焦竑不顾个人安危，又写了《荐李卓吾疏》，其中说：“卓吾先生秉千秋之独见，悟一性之孤明。其书满架，非师心而实以道古；传之纸贵，未破俗而先以惊愚。何辜于天，乃其摩牙而相螫；自明无地，溘焉朝露之先晞。……痛逝者之如斯，伤谮人（者）之已甚。虽有志者不忘在沟壑之念（李贽在狱中有“志士不忘在沟壑”诗句），而杀人者宁不干阴阳之和！”李剑雄点校：《澹园集》下册《续澹园集》附编一佚文辑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在对统治者迫害李贽发出强烈抗议的同时，对李贽进行了崇高的评价，文词泼辣，气势慷慨，深切感人。李贽被害以后，焦竑遵照他的遗愿，为他的墓碑题写了“李卓吾先生之墓”，同样表现出他对李贽的尊崇，对封建统治者的愤慨。 公安三袁更是把李贽尊敬为自己的导师。他们不仅经常与李贽诗文唱和，并三次亲赴麻城芝佛院与武昌向李贽求学问道。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一再对李贽的精神给以赞颂，对李贽的著作给以崇高评价。袁宗道称赞李贽“龙湖老子手如铁”，“胆气精神不可当”，“莫道世无赏音人，袁也宝之如琼玖”。[4]并说他读李贽的著作“目力倦而神不肯休”，“读他人的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5]袁宏道不但把李贽直称为师：“自笑两家（指李贽与焦竑）为弟子，空于湖海望仙舟。”[6]而且赞李贽的《焚书》是“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的佳作。[7]袁宏道还把当时的社会比作一个大罗网，把李贽比作是要用“无羽镞”“扇海作洪炉，燎山煮精玉”，从而解除这个大罗网的“大妄人”[8]。袁中道不仅在诗文中多次赞誉李贽，而且在李贽被迫害致死后，特意撰写了长篇《李温陵传》，满腔热情赞颂李贽的斗争精神，并称颂李贽的著作是“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为议论，皆为剑刀上事，狮子迸乳，香象绝流，发咏孤高，少有酬其机者。”[9]公安三袁还曾多次把李贽比为三教大圣人之一的老子，可见其对李贽是如何的尊崇。再者，作为文学家，公安三袁在文学主张与文学创作上，也深受李贽的影响。他们所倡导的“性灵说”，正是在李贽“童心说”影响下产生的。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赞美其弟袁中道的诗是：“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所以，其作品是“愁极则吟……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在此文中，袁宏道还特别称赞“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而且“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10]袁宏道强调的“独抒性灵”、“愁极则吟”、“任性而发”及“真声”，无疑都是要表现真情实感，显然这与李贽《童心说》中所提出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而“童心”就是“真心”，是人们不受“闻见道理”束缚的“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11] 汤显祖对李贽也极为钦敬。他在《答管东溟》中说：“听以李百泉（指李贽）之杰，导其吐属，如获美剑。”[12]在《寄石楚阳苏州》中说：“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13]李贽遇难后，汤显祖特作《叹卓老》诗以悼之：“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13]情深意浓，深切感人。汤显祖特别重视文艺创作中“情”的作用，说他著名的《南柯记》和《邯郸记》这“二梦”之作，都是经历了“因情成梦，因梦成戏”[14]的过程，并把他平生的戏曲创作活动称之为“为情作使”[15]。在《牡丹亭记题辞》中更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6]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又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17]正因为如此，汤显祖反对闻见俗礼的“是非之理”损毁文艺创作，他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18]又说：“情在而理亡。”[19]汤显祖的至情论，实是对李贽“童心说”的直接继承与拓展，那就是要文艺作品表现绝假纯真的真情实感，这正是当时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思潮的反映。 曹雪芹没有留存下什么资料，但一部《红楼梦》所表现的不正是李贽的思想与精神吗？其中反对封建专制，批判封建礼教，弘扬男女平等，歌颂真人凡人，不正是李贽提出的理论命题吗？贾宝玉曾攻击封建社会最高的伦理道德标准“文死谏，武死战”：“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便只管胡闹起来；哪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拼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都是沽名钓誉。”[20]这不正是李贽在《答耿司寇》中所说的：“夫君犹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谏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避害之心不足以胜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顾，况其无害而且大有利乎！”[21]这都表明曹雪芹是深受李贽的影响的。明清时代也有不少人批判甚至痛骂李贽，如《四库全书》主编纪晓岚对李贽的著作一概不收，只存其目，并痛加批斥，“以暴其罪”，但这不正好从反面说明李贽的伟大吗！近代以来，随着对封建统治的批判，对封建礼教的抨击，对科学、民主、自由的呼唤，对李贽就更为重视。1916年吴虞发表了《李卓吾别传》，借李贽对封建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先声。鲁迅直接论述李贽的文字不多，但他那种反传统的思想与李贽一脉相承，他那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与李贽的批判文风一脉相承。周作人曾说，晚明以来的启蒙思潮是“五四”运动的内因，其代表人物就是李贽。他在《俞理初论莠书》一文中又说：“从前我屡次说过，在过去二千年中，我所最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共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并称三人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光”。周作人：《俞理初论莠书》，发表于《风雨谈》1943年5期，后收入《药堂杂文》，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当代学人推崇李贽的就更多了，周扬、谢国桢、蔡尚思、冯友兰、任继愈、季羡林、欧阳中石、冯其庸、汤一介、莫言、敏泽、郭预衡以及香港的饶宗颐，澳门的梁披云，台湾的李亦园、李敖等等，他们在自己的多种论著中都给李贽以高度评价。这里略选几项题赞与事例以见其对李贽的倾心。北京通州李贽墓前有三块题词碑，东西两侧并列初迁碑记和再迁碑记两块，居中则立有周扬的“一代宗师李卓吾先生墓”题词碑。以下题赞均见张建业《李贽评传》（新三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蔡尚思一题赞：“卓识大胆反旧传统，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人。”二题赞：“在中国封建王朝二千多年的历史中，敢于公开反孔并以身殉的，只有李贽一个思想家，这是何等的伟大！”任继愈一题赞：“研究李贽思想，促进麻城发展。”二题赞：“李贽以激烈的姿态激烈的言辞和挥洒自如的文风，抨击当时社会的混乱，政治的腐败，道德的虚伪，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欧阳中石一题赞：“焚不能焚，藏而愈彰。”二题赞：“藏了又藏藏不住，焚而焚后简犹存。卓吾自贽行何忌，敢作离经辩异论。”三题赞：“欲焚而存，愈藏愈彰。天无私覆，大道必长。”冯其庸题赞：“李卓吾是明代后期卓越的思想家，是启蒙运动的先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过程中最早的呼喊者和先行者，是一名以身殉道的伟大斗士。”郭预衡一借前引汤显祖《叹卓老》为赞，二借李贽《题南京永庆寺伽蓝殿门》对联为赞：“少作书生，未见升堂入室；老为庙祝，粗知扫地焚香。”汤一介录李贽的《童心说》为赞：“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莫言作诗为赞：“先生卓然思不群，痛斥道学倡童心。著书藏焚续藏焚，为官清贫复清贫。风盈两袖伤同僚，文无一字袭前人。击柝巡城退倭寇，挺直瘦骨举千钧。”落款是“纪念李贽先贤斗胆而作甲午五月书莫言”敏泽题赞：“铁骨铮铮殉理想，思想解放作先锋。”鄙人一题赞：“童心不泯，直面人生。”二题赞：“李贽隐龙湖，千年是非殊。暝暝天幕下，冉冉晨曦出。”三题赞：“倒翻千古是非窠，惑乱乾坤胆气足。焚书不焚藏不藏，天下闻名李卓吾。”四题赞：“藏书不藏破迷雾，焚书不焚存精神。”香港国师大师饶宗颐录李贽《定林庵记》文句为赞：“道不虚谈，学务实效。”澳门学术泰斗梁披云不仅题写了“中国李贽研究学会”、“芝佛院”，而且题写了李贽的《赠利西泰》，赞李贽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的前瞻精神。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一录李贽《与耿司寇告别》中句为赞：“不蹈故袭，不践往迹，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以赞其精神。二题赞：“弦歌胜地，海曲山崇。孕育偉人，晋唐遗风。学说精妙，发聩振聋。荆楚论辩，语如刀锋。天下士子，靡然皈宗。播扬先哲，共仰高峰。”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前些年在北京演讲时说：“中国历史上我只佩服两个人，一是李贽，一是李赘。”这不免有调侃之嫌，但也表明李贽在当代一位学人心中的地位。从以上的题赞，我们可以看出李贽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崇高价值。 不仅如此，笔者还多次撰文指出，李贽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特别是对东南亚诸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里仅以对日本及朝鲜半岛的影响为例加以说明。 日本挣脱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而走向近代化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维新的思想先驱是吉田松阴（1830—1859）。吉田松阴的思想形成从哪里来？从李贽。吉田松阴在德川幕府极其严密的封建统治时期，创办了一个学校“松下村塾”，用李贽的著作作为教材，先后培养了八十多名学生，并形成了一个阳明学派。就是这个学派发动了明治维新，从而推动日本走向了近代化。所以日本人称“松下村塾”為点燃明治维新革命天火的圣坛。吉田松阴对李贽极为崇拜，他曾说“卓吾居士”是“一世奇男子”，而且“其心往往与仆合”，对李贽的著作他“反复甚喜”，并亲自对《焚书》《续焚书》《续藏书》进行了抄录。当李贽的著作被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禁毁之时，却在日本起到推动历史改革与进步的作用。中国对李贽的著作一再禁毁，对李贽的思想一再禁锢，却日益走向衰蔽，受到日本及其他列强的侵略。这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历史悲剧。 正因为李贽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日本学界对李贽的研究极为重视和尽力。这里仅就其主要学人及其代表著作加以介绍。明治26年（1893）在三宅雪岭所编的《王阳明》一书的卷末载有陆羯南的《李卓吾评传》，以论文的形式对李贽进行了评价，成为当时研究李贽的一篇代表作。二十世纪以来日本对李贽的研究更为深入而热潮。昭和7年（1932）吉田松阴的研究者广濑丰出版了《续吉田松阴研究》，不但论述了吉田松阴对李贽的研究与倾慕，而且对李贽的传记、著作、思想及学统都作了他自己认识的详实的评介，成为日本研究李贽的一本必读入门书。而后昭和9年（1934），铃木虎雄在《支那学》第7卷第2号和3号上连续发表了6万多字的《李卓吾年谱》。由于掌握资料的不齐备，其中难免有误差，如他把《赴京留别云松上人》一诗系年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就是一例，并说“也许是卓吾离开龙湖，要去北京时作的，虽然证据没有。”[22]实际上，这首诗与《宿吴县二首》作于同时，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李贽为官后经江苏吴县赴京时而作。李贽终生为官后经吴县赴京，只有嘉靖四十一年由泉州出发的这一次。该诗中有“支公遯迹此山居”句[23]，支公指支遁，字道林，晋代僧人，曾在支硎山（今江苏吴县西南）隐居修行，故又称“支公”。由此诗句可证该诗是写于嘉靖四十一年经吴县而赴京之作，而不是万历二十八年由麻城龙湖“要去北京时作”。再者，万历二十八年，李贽正避难于河南商城黄柏山法眼寺，万历二十九年，在马经纶陪同下北赴通州，并不经江苏吴县。因此，铃木虎雄之说不确。该书虽有遗误之处，但广收资料，依年代顺序把李贽的著述及活动作了比较完备的撰述，表现出日本学人对李贽的重视。 此后，日本学界对李贽的研究日益深入，不少学人从哲学、文学、史学、政治史、思想史及其著作的考释等不同方面撰写了大量有关李贽的著作，并对李贽的著作进行了翻译，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学人当推岛田虔次与沟口雄三。1949年岛田虔次出版了《近代思维在中国的挫折》，[24]认为李贽所提出的理论是中国近代思维的一个顶点，给李贽以极高的评价。1962年岛田虔次又发表了《儒教的叛逆者李贽》，日本《思想》462号。把李贽称之为进步的唯物论者，反传统思想的英雄。该书对日本人了解李贽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沟口雄三是日本研究李贽的又一重镇。1971年由平凡社发行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收有沟口雄三翻译的《焚书》《续焚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四十二篇，并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同时，又参考铃木虎雄的《李卓吾年谱》和容肇祖的《李贽年谱》作了一个详尽的年表，并附一篇“代解说”之文，阐述了他对《焚书》的认识和评介。后来沟口雄三又发表了《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该书有索介然和龚颖的中文译本，书名《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7年版。又有龚颖的中文译本，书名《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和展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他对李贽的评价。该书对岛田虔次以欧化的尺度研究李贽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强调应该从中国的思想史发展以及李贽所生活的明末这一特定时代研究和认识李贽及其思想。他认为李贽并没有完全否定既有伦理纲常的规定，但他同时强调对“财”、“势”、“利”的看重，他是在探索与旧有天理相对立而又适宜于明末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新天理中人们的求道之路。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沟口雄三把李贽称为中国思想史上提出“存人欲之天理”的第一人。沟口雄三的这一论断，被日本学者疋田启佑称为“是近年来李卓吾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25]1986年，沟口雄三又出版了《李卓吾——矢志前行的异端》，[26]这是一本启蒙性的读物，分为《吉田松阴和李卓吾》与《李卓吾其人其思想》两部分。前者叙述了李贽对吉田松阴的影响，后者以传记形式评介了李贽的生平、思想及其影响，对普及李贽有着一定的意义。沟口雄三还写有多篇有关李贽的论文，从不同方面对李贽进行了研究和评述，而且思路开阔，多有独到，可以说是日本研究李贽的最有成就的代表学人。 其他日本学人还有很多从事对李贽的研究，如小岛祐马、三宅雪岭、楠木正继、冈田武彦、八木泽、岩间一雄、增井经夫、后藤基已、奥崎祐司、荒木见悟、山下龙二、疋田启佑、佐藤炼太郎等等，都有关于李贽的论著面世，从不同方面对李贽进行了研究和评述，表现出李贽在日本学界的重要地位。 李贽对朝鲜半岛（韩国和朝鲜）也有重要影响。与李贽生活的同时，在朝鲜有一著名使臣和诗人许筠（1569—1618）。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国立首尔大学进行演讲时，曾引用许筠下面一诗中的后两句：“国有中外殊，人无夷夏别。落地皆兄弟，何必分楚越。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博得大学师生的热烈掌声。许筠的父亲和兄弟都是外交官，并对中国的文化很是熟悉。许筠在父兄影响下，对中国文化也深有研究，对李贽更为崇拜。许筠于1597年以朝鲜使臣身份出使过中国，在此期间，他是否与李贽有所接触没有记录可查，但他在1614年和1616年再次出使中国时，曾3次到通州，并停留多日，很有可能会去瞻仰李贽之墓。在许筠的著作《乙丙朝天录》中有《读李氏焚书》七绝三首，全诗如下： 清朝焚却秃翁父，其道犹存不尽焚。彼释此儒同一悟，世间横议自纷纷。 丘侯待我礼如宾，麟凤高标快睹亲。晚读卓吾人物论，始知先生券中人。 老子先知卓老名，欲将禅悦了平生。书成从未遭秦火，三得台抨亦快情。 第一首在斥责清朝封建统治者对李贽的著作一再焚禁的同时，称赞了李贽思想的传世不灭，精神长存，儒释之争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第二首中的“丘侯”当指丘坦（1564—？）字坦之，号长孺，湖北麻城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武举人，官至海州（今江苏东海）參将。工书，善诗，与李贽交往密切的友人，公安三袁在北京城西创立蒲桃社的主要成员之一。著有《北游稿》等。万历二十四年（1596），丘坦欲往朝鲜作一些事情，李贽曾写信给他，其中说：“兄欲往朝鲜属国观海邦之胜概，此是男儿胜事。然兄之往，直为资斧计耳。特地寻资斧于朝鲜，恐徒劳，未必能济兄之急也。虽然，事亦难料。途中只恐逢着微生亩，渠必说些无意味言语，或呼兄而告曰：‘丘何为栖栖者耶！无乃为佞乎？千万勿听之！”[27]一方面指出到朝鲜去寻“资斧（财物）”，不一定成功，但也不必因为他人“无意味”的言说而动摇了做男儿胜事的志向。许筠与丘坦的相识是在丘坦赴朝之时，还是许筠出使中国之际，现不可知。但从“丘侯待我礼如宾，麟凤高标快睹亲”诗句中，可见两人交谊之深切。由此也可以推测，许筠也许是通过丘坦与李贽有所面晤，至少也是通过丘坦对李贽有所了解，并接触到李贽的著作。诗中对李贽著作的称赞，对李贽虽遭迫害却不畏强权精神的颂扬，都显示出他深受到李贽的影响。许筠还著有《闲情录》，其中引用了李贽《焚书》中的多篇文章。许筠所以那样倾慕李贽，与他自己的激进思想有密切关系。十六世纪的朝鲜王朝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受中国文化影响，以儒家学说作为王国的指导哲学，特别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已成为治国的理念，僵硬死板的教条，束缚着社会的发展。作为政治家兼诗人的许筠，有着改革政治的强烈愿望，他又多次出使中国，深受当时在中国兴起的阳明学派的影响，更会从李贽身上和著作中得到启迪，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作为一位文学家，许筠在文学思想上也深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这在他的韩文小说《洪吉童传》中得到鲜明体现。像李贽和吉田松阴一样，许筠触怒了封建统治者，被处以极刑，迫害而死。许筠虽没能像吉田松阴那样虽以身殉国，却引起了明治维新的改革风潮，但他借助李贽的思想以图进行社会改革的理念也在朝鲜引起了反响。因此，现代韩国学者称“许筠是韩国的李贽”。[28]许筠之后，朝鲜后期的实学派李晬光、朴趾源、金正喜、于若镛、李建昌等也都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这里不作论述。 现当代在韩国对李贽的研究也极为深入。尹南汉的《朝鲜时代的阳明学研究》，刘明钟的《韩国之阳明学》，许敬宗的《许筠诗研究》和《许筠评传》，李家源的《儒教叛徒许筠》，及有关朝鲜半岛的文化思想史、文学史研究著作中，都有关于李贽的评述。还有金惠经、金越会、崔在穆、李钟虎、朴钟学、金庭希、崔浩源等，也都有对李贽研究的论著面世。韩国的学者还对李贽的著作进行了翻译，如尹南汉译的《道古录》，金惠经译的《焚书》，洪承直的《焚书选译本》等。 韩国现当代对李贽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申龙沏。申龙沏是庆熙大学教授，庆熙大学中央博物馆馆长，京几道文化财委会委员，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委员，韩国李贽研究室主任等。申龙沏是韩国汉学研究的学术泰斗，更是韩国李贽研究的领军人物。申龙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时，就将李贽作为他的硕士论文主题，撰写了《中共对于李贽政治思想的受用》。而后攻读博士时，又把李贽的平等观特别是女性的问题作为博士论文，撰写了《李贽的社会批判——女性观》。从此以后，他就把李贽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三十多年来，撰写了大量有关李贽的论文。特别是评传式的专著《孔子，撼动中国的自由人——李卓吾》，对李贽的一生及其著作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并对中国李贽研究的历程作了叙写，包括“文化大革命”中把李贽作为法家的热潮进行了评说。该书还附有大量有关中国文化与李贽的图像，有些极为珍贵，从中可以看出李贽在朝鲜半岛与东南亚的深远影响[29]。 综上所述，从李贽对中国、日本及朝鲜半岛的深远影响，从历来众多学人对李贽的深切研究与赞誉，我们称李贽是东亚文化的一颗闪亮明星，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定位。我们在宏扬东亚文化，推进东亚文化交融彼此欣赏的理念与目标时，加深对李贽的研究应当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李剑雄点校：《澹园集》上册：卷三七[M].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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