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外国人卷入“文革”纪事 |
| 范文 | 孟 红 提起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中国人曾身临其境、深受其害而终生难忘、反思不已，也大都知道那是中国人自己非常岁月的非常事。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竟然有不少外国人也亲自参与“文革”，数位美国专家还写出过“造反大字报”，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红卫兵闯将一样搞过免费“大串连”，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的滔天风浪还波及到海外…… 一 1966年，让人们始料不及地，神州大地上一夜间骤然狂潮四起，“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8月18日，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接见千千万万汇聚如大海般的红卫兵时，广场上“万岁”呼声如雷、激情澎湃，一片势不可挡、英勇革命的沸腾景象。 在这声势浩大、突如其来的冲击波下，一向十分敬仰毛泽东的斯特朗，虽已80岁高龄，但“文革”初起时她也毫不例外地热血沸腾，在《中国通讯》中以八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向国外心存疑惧的外国人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 当时热情讴歌甚至亲自参与“文革”的外国人很多。1966年8月后，在中国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专家，也像朝气蓬勃的中国学生一样，热火朝天地搞起“大辩论”、“大字报”，搞得铺天盖地，有声有色。 来华工作的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四名美国专家，联手写出了题目为《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咄咄逼人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四位作者中，阳早和寒春是一对夫妇。阳早是美国农学家，1946年就到中国，决心为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出力流汗、有所作为。寒春原在美国从事核物理研究，曾参加过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与杨振宁在同一研究小组。她为了爱情和理想，1948年追随阳早来到中国。夫妻二人到过延安、黄土高原、内蒙古大草原、西安草滩、北京郊区农场……二十多年来像中国人一样，为中国农牧业机械化辛勤地工作。 这份大字报言辞激烈偏执、政治色彩浓郁地写道：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我们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八、取消特殊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美国：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 1966年8月29日 显然，这份出自美国专家学者之手的大字报所呈现出的火辣辣的“革命造反”风格，与无数中国人的没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在十天后的9月8日，对这四位美国专家的大字报作了特别批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意作。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八日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自愿”二字的下面，还打了两点，以示重要。 美国专家的大字报和毛泽东的批示立刻在全国引起不小的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67年11月第九期《红旗战报》上，为此“集中火力”批判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寒春，在“揭发批判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谈到他获悉毛泽东批示的消息时，慷慨陈词道：“现在，我们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没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他无限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只用了几个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分裂世界无产阶级的阴谋诡计砸得稀巴烂！我们摆脱了枷锁！大门向我们敞开了！现在靠我们自己去游泳了！” 不仅如此，更大的轰动效应是，毛泽东为这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作出批示后，北京不少外国专家也纷纷效仿学习，挺身而出，积极“造反”。随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造反组织相继建立起来，像模像样。 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李敦白出身名门，原是美国共产党党员，17岁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46年，他在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周恩来，后来来到延安。1949年初，他因为所谓“斯特朗国际间谍网”成员问题被逮捕，含冤入狱6年多。出狱后他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中美友好交往，他才放弃了这一要求。“文革”开始后，李敦白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这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在1967年夏天时已有70余名成员，倾向于支持当时北京“红三司”等最激烈的造反派系，李敦白也由此成为活跃于北京群众组织间的风云人物。1967年“一月风暴”掀起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身份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当上该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点发言：“7年前，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鲁晓夫揭露出来了，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今天，中国人民，清华井冈山的战友们，揪出了一个王光美，揪出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这是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我们感谢你们！”世事瞬息万变、风云莫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68年2月，红极一时的李敦白却被当作“国际间谍”被捕入狱，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曾激烈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却被专案组说成是刘的“同党”，硬要他承认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而王光美就是其中的成员，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 还需一提的是，1966年8月后，“文革”运动进入到“破四旧”等疯狂阶段。红卫兵一度冲击外国驻京使馆，一些在中国任职的外国人，为显示他们比中国人更革命，更热爱“文化大革命”，也频繁地指挥极端分子造反，有的英国人后来甚至被中国当局斥为极“左”组织“5．16”小组里的成员。 二 也许连许多当时的亲历者都不一定知道：在那癫狂般的特殊年代，一些外国人也在中国大地上搞过免费“大串连”运动。 湖南省韶山即毛泽东的出生地，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当时有一道特别引人注目的景致，那就是在蜂拥而至的红卫兵队伍中竟然出现许多白肤黑肤、白发黄发、蓝眼睛褐眼睛的外国人。据粗略统计：1966年10月间，仅去韶山的外国人就达3000人。他们中不少人确实崇拜“缔造红色中国”的毛泽东，当然也不排除许多人怀揣一份趁此良机免费旅游红色景区的小小愿望的成份。 在那种特殊的“气候”下，免费串连的外国人有着优先参观的特权。他们不必像徒步串连的中国红卫兵那样走得气喘吁吁、有时队伍七零八落如败军之将……与众不同的外国人他们有车接送，待遇较高。因为人家毕竟是贵客嘛。当成千上万的中国红卫兵挤得汗流浃背、脚被踩肿去瞻仰革命圣地时，外国人被送到不排队的地方从容参观。还常有非洲等地留学生，在毛主席故居等“圣地”咕咕噜噜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早已准备在旁的记者则会立即对此拍摄一番。这样，登在报上的“世界人民爱毛主席的书”大照片，让“文化大革命”多少锦上添花，抢人眼球…… 当时，北京的大学、重点中学里面都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在北大附中读书的村山喜二，父亲是日本大学教师、中国问题专家，他没料到儿子在中国成了具有红卫兵思想的日本少年。当时口号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都要到农村劳动。但郊外有市公安局的牌子：“外国人不得逾越！”村山喜二不能下乡，难过万分，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能和中国学生有同样待遇、同样革命！”“文革”开始后，村山喜二如猛虎出笼，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反”起来。他曾和不少高干子弟以“联动”的名义冲击公安部，被抓住受审查。那些高干子弟后来一个个都释放了，而村山喜二经审查，才晓得是个“洋红卫兵”。当时还怀疑：“他是不是日修派遣的特务？”有关方面不敢怠慢，急急忙忙上报。中央文革小组下令：尽快释放。 让人掩口失笑不已的是：二十年后，村山代表一个日本商社来华。宾馆见他北京话说得竟然那般娴熟自如，误以为他是一个冒牌日本人，于是，对他进行再三盘问，仔细核查。无奈之下，这个当年走南闯北的外国红卫兵，只好用流利的日语说话应酬。宾馆于是彬彬有礼了，这让他感叹不已…… 总之，“文革”中，许多外国人和组织团体都兴致勃勃地前来井冈山瞻仰。据统计，1966年到1975年，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来到井冈山……当时的报纸报道：他们像中国的红卫兵一样虔诚。在“文革”大串连中，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外国人，同中国人一样沉醉在“文化大革命”的梦幻中。更有甚者，就在中国人大搞个人崇拜的时候，来串连的外国革命者也跟着凑热闹。一个日本人提出批评性建议说：“现在仅仅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这是不够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世界革命的普遍真理！” 三 “文革”不仅在中国大陆风起云涌，而且还波及到国际上。一些中国红卫兵以“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为自己责无旁贷的重任，要把“文革”之火烧到国外。一些外国人的“左派”组织也以“毛泽东主义”为旗号，搞起类似“文革”的极端行动。 驻某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也成了“造反派”，在异国大街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大使馆附近张贴“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东道国提出了抗议。驻非洲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泽东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殴打、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在美国，出现了“左派”的标语、传单。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摆在大小书店出售。在英、法等国家出现了以国际红卫兵名义张贴的大标语：“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还出现了“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等。在非洲，更有强制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往人家怀里塞“红宝书”的事发生。欧美当时也出现了类似红卫兵的打着“毛泽东主义”旗号的组织。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了香港。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们在香港外国人、华人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 香港九龙地区的劳资纠纷引起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动荡。香港总督府外也贴满了大字报。 8月22日，香港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造成极为恶劣的国际影响。事后，英国代办处工作人员唐纳德·霍布森尔在给他妻子的信中，惊魂未定地说： 大约有五千人在院子里，一眨眼功夫，我就被打得浑身青紫。谁都可以用他们手中拿着的任何东西打我，只要能够得着。在一片暴怒中，女人们猛撞我，企图用她们的棍棒将我打晕。他们还揪住我的头发，想用我脖子上的领带将我勒死……所有的馆员们被强迫向毛主席鞠躬，遭到拳打脚踢。令人意外的是，打英国外交人员的，还有参加文革运动的英国人！一名英国外交官事后说：“真正最恐怖的，是这群殴打袭击的暴徒中，有一些英国人，其中有一个头目还是出身豪门，她穿着手工缝制的半统靴在一幅英女王画像上跳来跳去！”（见《大风暴》第25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 几乎同时，澳门的华人、英国人、葡萄牙人“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对他辱骂和围攻…… 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早已沉痛地不容置疑地给出了定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现在最为重要的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任何范围内重演。事实上，早在当年“文革”时，无数中国人和曾支持“文革”的外国人，在理智之后已经开始怀疑那场疯狂运动，并思考它的是非曲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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