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邓小平在广州点燃改革开放第一把火 |
| 范文 | 高宏的 编者按：当前人们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都把这一开局的时间定格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本文告诉读者，在此前曾有一个酝酿过程，而1977年11月邓小平秘密南巡广州，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1977年11月，当北方大地已被初冬的冰雪覆盖之时，南中国的广州却是一片绿茵盎然。就在此时，邓小平与叶剑英在广州会合，这离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才仅仅三个多月；而一年后的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一次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邓小平秘密南巡的一些细节，对许多人来说，至今仍是一个谜。 一、邓小平1977年南巡广州前的国内局势 要说及小平为何1977年秘密南巡广州，就不能不简述一下他来之前的国内局势。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顿时举国欢腾，人们都翘首企盼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但是初春乍寒，这种盼望过了一年多仍无多大的起色！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习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正式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提出。这篇社论是由康生的秘书、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起草，由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宣传的汪东兴批示刊发的。“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和红旗杂志社这三个单位没有任何人参与。紧接着，在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再次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鉴于陈云、王震等老同志要求邓小平重新复出的呼声，当时华国锋虽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还是重复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 粉碎“四人帮”后半年，全国的拨乱反正工作不但没有明显进展，反而因清查制造了不少新的冤假错案。针对许多人仍处在思想禁锢之中的状况，邓小平于这一年的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日，他在同汪东兴、李鑫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邓小平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这是他第三次复出。这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8月12日至18日，他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他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7月30日晚，邓小平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引得全场欢声雷动。这是他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分管军队、科技和教育，他立即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动作。人们把目光投向了1975年曾大搞整顿的邓小平，中国也随之而震动了！ 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召集了30多名科学家和教育家参加。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其中他针对关于“文革”前17年的估计问题，指出：“主导方面是红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 这“两个估计”就是说：“文革”前的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通过“文化革命”来打倒他们。邓小平针锋相对指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庄严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要摘掉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还高呼：“老九不能走！”他同时还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他要求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提出应坚持考试制度。他还决策指出：“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就在这次座谈会上，小平认真地对科教专家们说：“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当时许多人得知这一内容后都热泪盈眶，大家都把中国繁荣昌盛的希望寄托在小平同志身上。 8月2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提出：“目标是准备大体用五年时间，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把军队整顿好、建设好，恢复和发扬毛主席培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此外，从这一年的2月开始，许多老同志及其家属子女，纷纷来找邓小平，或通过写申述信，要求平反及落实干部政策。如：邓小平接待陶铸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听她们讲述原中共中央常委陶铸的冤案和自己的遭遇。他还阅读了许多来信，如：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子女请求尽快结束对母亲王光美的审查，批准她与子女团聚；中共元老之一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秉元申述林伯渠逝世后受到诬蔑诽谤及其子女亲属遭受迫害打击；原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儿子王兴要求为父亲恢复名誉；原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夫人邹靖华要求落实许光达平反后有关待遇；总后老领导万毅要求恢复工作；原邮电部副部长成安玉要求平反；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请求尽快给老舍作结论的请示等。邓小平将这些都批转给了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但都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邓小平在沉思，如何打破这一僵局…… 二、邓小平秘密南巡广州的主要活动 1977年11月8日，邓小平携全家乘专列离开北京。途中，他与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的华楠等谈叶剑英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的起草问题。11日，邓小平抵达广州。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于11月11日由北京乘专机飞抵广州。他此行来广州是冬休及兼做调查研究，并在北京与邓小平相约在广州交谈一些工作问题。同日到达广州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苏振华，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罗瑞卿，总政副主任梁必业等。 邓小平和叶剑英到广州之后，住到了广州市北郊白云山下的广东省第六宾馆，即原来的第六招待所。邓小平住在三区的七号楼；叶剑英住在四区。这两个区现分属南湖宾馆和松园宾馆。 提到南湖，许多老广州都知道这是一块神秘的地方。那时的“南湖”称“磨刀湖”，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以给毛主席、周总理、康生及江青要来广州冬休的名义命令广州军区负责兴建。该工程于1971年5月以“战备工事”名义动工，由人民解放军某部负责施工，前后历时三年半，共耗资6000多万元。 邓小平到广州后的当天下午3时，他携全家参观了白云山。当走到山顶公园的一栋房子前时，陪同者告诉他，“四人帮”曾经在这里拍过一个电影。听完后，其他人都走远了，他却站在那里细看了许久，像是在思考什么。整个参观过程中，小平都很少说话，但他抱起外孙女时却很高兴。这天下午5点多钟，大家才兴致勃勃回到宾馆。 第六宾馆的三区和四区相隔一段距离，中间还有一条马路，邓小平经常散步到四区。他多次与叶剑英秘密交谈，每次谈话，连秘书都不让在身边旁听。在广州，邓小平批示了多份中央文件，审阅了人民日报宣传小组报送的根据反映“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真相的内部情况改写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并作出批示；还同叶剑英一道主持过两三次会议，研究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会起草相关文件问题。 17日下午及18日上午，邓小平在苏振华、罗瑞卿、梁必业等人陪同下，分别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总政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首道（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焦林义（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坚真（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及广州军区负责人许世友（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向仲华（中央候补委员、广州军区政委）等人的汇报，并发表谈话；18日下午，邓小平、叶剑英等在珠江宾馆一号楼前广场接见了广东省、广州市局级以上和广州驻军师职以上干部共1800余人。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先后同许世友、韦国清、苏振华、罗瑞卿、姚依林、梁必业等人谈话，多次听取从北京抵达广州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文件起草组华楠等人的汇报。20日，他作《松园》诗一首：“四面青山列翠屏，松园终不老闲身。会当再奋十年斗，归读阴那梅水滨。” 11月20日，邓小平乘飞机返回北京；12月3日，叶剑英也返回北京。他们又开始了新举措的筹划。 三、邓小平1977年南巡广州的主要成果 邓小平这次南巡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他对广东省委和广州军区领导同志的谈话中，绝大部分重要精神已收录进《邓小平文选》。概括起来有如下内容： （一）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把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在谈话中比较全面地谈到了发展工业、农业、旅游、外贸等。他认为，抓好生产，解决好群众的生活，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在这一年8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曾指出：“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在广州谈话中，他对这一观点更加明确，指出：现在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还可以，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应有长远考虑。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这一提法，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后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口号了。 （二）要解决“三农”问题 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牵涉到国家的全局。小平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三农”问题，涉及了农业生产方式、分配制度、农民负担等。如在谈到农村政策时指出：“民主评分不能普及，大队核算也不能搞早了。生产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不能随便过渡。”他批评说：“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现在农村中好些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实际上我们也存在‘苛捐杂税。”“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小平的谈话精神为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及鼓励农民的首创精神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政策是关键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谈得最多的就是政策问题，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邓小平在这里既提出了政策的重要性，还希望广东能“先走一步”，即“看准了的”可以“不要等中央”，这就等于给了广东一把尚方宝剑。针对边防部队防止不了偷渡逃港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他明确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还说：“‘四人帮搞的‘洋奴哲学帽子满天飞，把我们国家赚钱的路子都堵死了。从旅游角度可以解决广东许多问题。”他说：“要采取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按劳分配制度。奖金制度要恢复。规章制度、管理制度，好的要恢复。总之，要把那些合理的恢复起来，改掉那些不合理的。”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指出：“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四）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 邓小平针对落实政策问题时指出：“我收到金敬迈的一封信，有人说他整了江青的‘黑材料，至今不让他搞创作。你们要查一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四人帮打倒了，政策到现在还没有落实。”金敬迈在“文革”前因创作小说《欧阳海之歌》而闻名，“文革”中他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负责文艺口，因无意中接触到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而被关进监狱。粉碎“四人帮”后，他通过贺龙女儿贺捷生将申述材料转到了邓小平处。此时正逢邓小平南巡，他于是在广州军区将此事提出。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被“四人帮”的代理人所把持，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多仍是一潭死水。在邓小平等人的建议下，1977年12月10日，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他上任那天，中组部鞭炮齐鸣，万众欢腾。胡耀邦上任后，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中组部全体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终于有了实质性的开端。1978年4月，中央批准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并随之开展改正错划“右派分子”工作。11月14日，宣布为四五清明节悼念周总理事件平反。以后，又为彭德怀、陶铸平反，直至为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随之，其他的冤假错案的平反也就迎刃而解了。又经过10个月的波折，金敬迈的冤案也于1978年9月获得平反。 七七南巡广州，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第一次外出巡视。在这次巡视中，他开始产生了改革开放思想的雏形，提出了许多前瞻性观点，实际上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把火。紧接着，邓小平又在四川和东北点了两把火。1978年5月，他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思想解放的熊熊烈火终于燃烧在中华大地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举行，一个新的时代终于在这火的涅槃中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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