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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因素分析

范文

吴云勇

[摘? 要]产业结构优化是提高产业发展层次、增加产业生产效益、跨越产业结构调整障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地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对产业结构做出一系列调整，改变了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推动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如果说产业发展制约因素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阻碍，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因素就是带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力，城市化形态、金融发展、交通运输发展、对外开放贸易等是新时代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动力。充分发挥这些动力优势，有助于探索东北三省产业结构优化路径，跨越东北区域经济增长的“瓶颈期”，进而实现东北全面振兴。

[关键词]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动力因素;城市化形态;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0）03-0048-08

一、城市化形态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响应

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第三产业发展要以城市为根本，城市是新兴产业发展的载体，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城市化为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提供了空间支撑。区域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是指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空间开发与建设、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与调整、城镇体系的转变与功能优化等城市化体系调整，对产业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散和产业空间整合等产业结构体系变化形成的适应与反馈效应[1]。城市化响应对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影响主要体现在地区空间形态的转变，包括城市群、产业区的新建，城市资源的开发，主要资源城市转移，城市交通运输等方面。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有对应的发展特征与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

具体来说，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效应是指随着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科学技术进步，一个地区城市的产业结构演变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城市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东北地区①一直以来走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主要的产业城市、资源型城市如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城市化发展优势明显，而资源较少的城市地区相对发展落后。城市化发展不均衡，导致城市化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不显著。但随着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群、城市新区（开发区）等城市化空间形态的发育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东北地区的资源与要素重组、新产业发展以及地区经济整合，城市化以及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对于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整合化等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反馈效应[2]。

通过整理分析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的相互作用，可以发现城市化水平对东区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变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发展资源型城市、城市群与技术开发区建设、扩大沿岸城市发展链和交通运输上。

1.东北三省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优越，资源型城市数量众多，約占城市总数量的三分之一，以资源开发、加工生产为核心的资源型产业在产业结构发展中比重高。尽管部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层次不高，东北地区资源面临枯竭的风险，但是短期内东北的工业在地区产业结构中仍是主导产业，资源型城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重大，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水平的提升。

2.形成了辽中南、吉林中部和哈大齐等城市经济体。由于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与普通城市的地域发展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东北三省大力发展城市群，以工业化城市为主体，周边小城镇依附其建立地区城市群。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城市群内部产业资源共享，结构协调发展，为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结构整合提供城市支撑。近年来，东北三省的各大城市纷纷设立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技术研发区，为东北三省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与城市化建设注入新活力。

3.东北地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东北亚地区合作，扩大同周边地区沿岸城市的开放程度，建设边境沿岸城市产业链。大连、营口、锦州等南部港口则形成了沿海港口城市体系，已经成为东北地区物资集散和对外联系的重要窗口[3]。

4.东北三省都以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为主导产业，这为东北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东北地区不断优化与完善铁路与公路运输，形成了齐齐哈尔—哈尔滨—大连的新型齐大经济带，这为城市间地域合作与城市群集聚提供了新机会。同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带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

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升级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东北三省的城市化水平主要体现在城市化率，即区域城镇人口数量与区域人口总量之比。梳理近十年东北三省的城镇人口数量和城市化率变动趋势，可以清楚直观地反映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从而客观地分析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响应程度。

从常住人口数量分析，整体上看，东北三省这十年人口数量变动幅度很小，甚至在后期出现了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这也与东北地区人力资源外流，人员外迁的事实相符合。辽宁常住人口数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15年开始辽宁人口数量开始骤然下降，吉林常住人口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黑龙江的常住人口数却呈现下降的趋势。从城镇人口数量分析（如图1），东北三省城镇人口数量呈现微弱增长的趋势，辽宁城镇人口数量最多，黑龙江次之，吉林最少，辽宁城镇人口数量约是吉林的两倍。辽宁城镇人口从2008年的2591万人上升到2017年的2949万人，城市人口增长也说明了辽宁省城市化水平在提高。黑龙江城镇人口变动不大，呈现上下波动的形态，分三个阶段：2009年到2011年经历了小幅度下降后又回升;2011年到2014年呈现同样的趋势，下降的幅度比上一阶段要大，减少了约105万人;2014年至今，城镇人口又在逐年增加，黑龙江城镇人口变动趋势可能与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调节有关。吉林城镇人口数量最少，十年间城镇人口平均数为1491.8万人，增长趋势不明显，这也导致了吉林城市化水平较低。从城市化率上看（见图2），2008—2017年东北三省的城市化率都呈现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城镇人口数量的差异造成了三省城市化率的增长幅度差异很大，辽宁增长较快，黑龙江次之，吉林相对较慢。辽宁2008—2009年增长不显著，仅提高了0.3%，2009年城市化率开始迅速上升，增长了7个百分点。吉林城市化率增速缓慢，十年从53.2%增加到56.6%，上涨了3.4%。黑龙江城市化率有明显的波动，与城镇人口数量变动的趋势相一致，2011—2014年城市化率明显跌落，下降了约三个百分点，随后又开始迅速回升，城市化率总体趋势还是上升的。2017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8%，吉林城市化率略低于全国，而辽宁和黑龙江都比全国城镇化水平高。东北三省中辽宁城市化率最高，达到67.49%，黑龙江为59.40%;而吉林为56.6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87%。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上年相比东北三省城市化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提高。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整体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支持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水平有很大的双向影响作用，即金融发展加快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水平越高，金融行业发展越迅速。产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金融发展也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金融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有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促进产业现代化的大規模生产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国内很多学者研究运用回归或者协整检验，建立误差模型修正等方法实证分析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而得出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此外，金融行业快速发展，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为产业结构的转移提供大量金融支持。东北三省产业一直以发展传统工业为核心，产业结构分布失衡，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程缓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趋势是必然的。近年来，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过程中，东北地区各级政府推出大力支持金融发展，放宽行业进入准则、降低信贷融资标准、增强跨地区金融合作等一系列政策，为东北三省的金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同时，金融发展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发展对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有重要的带动作用，有助于传统产业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东北三省跨越经济“瓶颈期”。

金融发展是指通过对资金的来源和配置进行处理，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国外学者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D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4]。研究东北地区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用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来分析。从纵向时间角度来看，2009-2017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的年末存款余额与年末贷款余额变动整体是增加的，数值在逐年上涨。辽宁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从2009年的22758.6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54249.03亿元，存款余额增加了约2.4倍，这反映了辽宁储蓄率提升，人民收入增长，物质生活得到满足;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从2009年的15549.6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41278.75亿元，增加了近三倍，这说明辽宁信贷融资比例在提高，也侧面反映投资创业的比重在加大。吉林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从2009年的8318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1562.67亿元，增加了近三倍;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从2009年的6234.66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7959.69亿元，增长率约300%。黑龙江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都有明显的上升，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从2009年的11022.81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3615.07亿元，增长了200%以上;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从2009年的5988.33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9208.43亿元，增长了大约300%。从三个省横向对比可以得出，辽宁的年末存款余额最多，黑龙江次之，最后是吉林，辽宁年末银行存款额约是黑龙江的两倍，吉林的三倍，说明辽宁的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其他两个省。同时，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辽宁处于三省之首，黑龙江次之，吉林相对最少，仅仅在2009年吉林的贷款余额超过黑龙江，之后一直低于黑龙江，辽宁金融发展明显强于吉林和黑龙江两省。

另外，对东北三省年末存款额和贷款额进行简单的处理，求出存贷款比率，能够更直观地反映东北地区金融发展情况。由图3可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整体东北区域的存贷款比率都呈现大幅度上涨的态势，特别是黑龙江的存贷款比率上升幅度较大，由2009年的54.3%上升到2017年的81.3%，增加了27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的存贷款比率总体呈现先上升后平缓再上升的趋势，在2011年到2013年维持在70%左右波动，这主要由吉林在2011年到2013年经济下滑，存贷款比率下降造成的，2014年之后又开始平缓上升。辽宁存贷款比率起点高，增长幅度却不大，2009年的68.3%增长到2016年的76.1%，增加了约8个百分点，2014年到2016年有小幅度的回落之后又缓慢上升，导致存贷款比率下降的原因是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银行非信贷资产的增加。吉林存贷款比率呈现平稳后小幅下降再快速上升的趋势，到2016年增长了9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反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金融发展状况，金融存款额和贷款额都在逐年增加，存贷款比率整体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说明金融发展中金融效率的增长，对产业结构优化起到很好的支持作用。

三、交通运输业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区域间合作，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给交通运输带来了便利，提高了地区经济增长效应，拉动产业需求转换，促进产业效率提升。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有一定的带动作用。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产业结构优化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存在长久的稳定关系，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能够节约交通运输的成本，而且能够提高产业效率，促进完善产业结构中劳动力分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不仅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通过改善投入要素结构、推动需求升级、改善创新条件等途径，带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5]。新时代经济发展，要重视发挥交通运输产业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效益的作用，使交通运输投资与产业优化产生良性互动。

目前，东北三省工业化、能源化产业的投资量比重高，交通运输业优势还不突出，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有待提高。随着近年国家对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体系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在铁路方面，有满洲里、绥芬河、丹东等开放的铁路口岸，以及连接国内其他地区的5条进出关通道，在区域内部，以哈大线为纵轴，以滨洲、滨绥线为横轴，呈“T”字形骨架，与“T”字形骨架配合有“四纵四横”线路。（2）在公路方面，公路等级结构提升优化，通行能力提高，运输量持续快速增长，具有多个开放的公路口岸，初步形成联系国内的4条重要运输大通道，西部通道、中部通道、进出关运输大通道、环渤海跨海运输大通道。在区域内部，各级公路网络发展较快[6]。东北地区致力于发展交通运输业，对运输路线建设投资力度大，旨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拉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进而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2008-2017年东北三省对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量呈现先上升后短暂回落，再上升后下降的周期波动趋势，如图4所示。东北地区交通运输业投资量由2008年150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456亿元，2011年投资额下降了477亿元，下降了19.42%，主要原因是2011年东北经济低迷，第三产业产值下降，东北三省对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也相对减少。2012年交通运输投资量逐年上升，由2012年的2136亿元上升到2014年的峰值3321亿元，同比提高了55.48%，2015年随后投资量又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辽宁交通运输投资量在迅速下降。东北三省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处于周期波动状态，但总体投资量是在增加的，投资额由2008年的1501亿元增加到3014亿元，十年内翻了一番，呈现波浪式的增长趋势。吉林和黑龙江的交通运输业固定投资量趋势相近，都处于缓慢上升的状态，不同点在于2008—2018年黑龙江的投资量要高于吉林，2011年后两省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17年投资量也基本翻了一倍。辽宁情况特殊，2008-2014年交通运输投资量在逐步上升（2011年有微弱的下降），2015年开始骤然下降，2017年投资量跌落到了602亿元，这也导致了东北地区交通运输投资量的下跌。

四、对外开放贸易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

东北地区与韩国、日本等技术型国家以及俄罗斯、蒙古国等资源丰富国家接壤，独特的地缘位置为东北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外贸合作提供了天然的地理优势。东北地区要打破经济断崖式下跌、企业僵化难改、产业转型困难的局面，就要进一步扩大全面开放格局，强化东北亚区域外贸合作，吸引外来投资，引进资金与技术，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擴大对外开放，有利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有利于老工业基地提高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全面推进东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解决东北目前面临的经济发展活力不足、所有制结构较为单一、就业压力大等诸多问题[7]。

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地区调整经济结构模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必须抓住同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机会，扩大同日、韩、俄等国贸易合作与产业投资。产业结构的升级，直接影响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与效益，东北地区扩大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正向效应（见图5）。东北地区加强外贸合作，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作的开展需要做到：一方面，通过提高创新力度来更好地带动整个对外贸易产业的内化改革，使其得以增强自身的经济发展力，提高企业的经济利益所得。另一方面，将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效耦合，使得它们能够实现共同发展，进而更好地开展经济建设[8]。经过多年发展，东北三省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扩大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空间，也为东北三省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2004—2016年，东北三省对外贸易合作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东北三省对外开放的势头不断提高，货物进出口总额在逐年增加。东北地区进出口总额最多的是辽宁，其次是吉林，黑龙江最少。而在落实东北地区全面开放战略，特别是与东北亚区域各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中，往来最频繁的是日本、韩国和俄罗斯，但与三个国家的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同。辽宁的主要进出口国家是日本、韩国和俄罗斯，日本的进出口总额占比最大，其次是韩国和俄罗斯，所占比重最小的是俄罗斯，主要因为俄罗斯与黑龙江地理位置最近，对黑龙江的外贸影响较大。吉林的进出口比重中，日本所占比例较大，韩国和俄罗斯的占比情况相差不大。黑龙江由于地缘位置的原因，主要进出口国家是俄罗斯，与韩国、日本和蒙古国也建立了良好的经济贸易合作，韩国和日本进出口总额比重基本一致，蒙古国占比最少（见图6）。

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心主要是扩大对外合作，尤其是加强同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促进双边贸易，提高外商投资率进而优化产业结构。在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辽宁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最多，之后是黑龙江和吉林。2004—2014年，东北三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呈快速上升趋势，2015年开始骤然下跌，主要原因是辽宁外商投资额在2015年开始迅速减少。辽宁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04-2014年，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大，投资总额逐年增加，从2004年的54.1亿美元提高到2014年的274.2亿美元，但201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跌落到51.9亿美元，比上一年下降了约81%，与2004年的投资额相近，2016年继续下跌至30亿美元。2004—2016年，吉林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逐年增加，从2004年的4.52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22.7亿美元，上涨了5倍，平均每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增长14.7%;黑龙江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也在逐年上涨，从2004年的14.45亿美元提高到2016年的58.56亿美元，上涨了大约4倍，平均每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增长速度和吉林相差不大。吉林和黑龙江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虽然所占比重都很小，但总体上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具体的东北三省2004—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变动趋势情况见图5。此外，外贸依存度也可以反映地区开放水平与外贸投资力度，东北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体现了东北地区的外向程度，进而会影响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2016年，辽宁的外贸依存度为0.115，吉林为0.042，黑龙江达到历史新低，仅有0.004。东北三省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下降，平均值为0.053，远低于全国外贸依存度水平。如图6所示，辽宁2004—2009年外贸依存度下降迅速，总体下降了0.122，约占2004年外贸依存度的一半，2009年以后，虽然下降速度缓慢，但还是呈下降趋势。吉林总体上外贸依存度是平缓降低的，由2004年的0.093下跌到2016年的0.042，下跌了0.051。黑龙江的外贸依存度在东北三省中比重最小，2004—2016年黑龙江省的外贸依存度基本呈现平稳下降状态，14年间平均外贸依存度达到0.007。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外贸依存度变动趋势反映了东北地区还有待继续对外开放，加强对外贸易力度，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对外贸易，增加对外出口额，提高东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刘艳军，李诚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机理与调控[J].地理学报，2009，64（2）：153-166.

[2]刘艳军，李诚固，王颖，张婧.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空间效应[J].城市规划，2010，34（10）：30-35.

[3]聂英，赵玲.用系统分析理论构想东北自由贸易区[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6，（6）：117-119.

[4]吴娜.广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6，（12）：59-62.

[5]项英辉，张豪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东北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工程经济，2019，（5）：32-36.

[6]杨永平，周晓勤.区域一体化的东北地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战略[J].综合运输，2013，（7）：18-24.

[7]国家发展改革委.努力形成新一轮东北振兴好势头[N].中国经济报导，2016-3-22（A02）.

[8]王思格.略论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6，（3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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