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话语权实现路径研究述评 |
| 范文 | 师吉金 [摘?要]中国话语权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中国话语权的实现路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中国话语权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主要包括提升国家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问题导向、重视话语形式、加强理论宣传和队伍建设等，反映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以及研究内容的广泛性。但是在现有的成果中，也存在着诸如理论性和实证性失衡等问题。关注、分析、汲取这些成果，有助于学术界深化对中国话语权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话语权;实现路径;述评 [中图分类号]A849;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4-0136-09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学术界对中国话语和中国话语权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研究的内容包括话语和话语权的内涵、中国话语和中国话语权构建的意义和作用、存在问题及原因、实现路径，等等。我们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了解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已发表关于“中国话语”的期刊论文800余篇、硕士学位论文近百篇、博士学位论文50余篇。已有学者对中国话语和中国话语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如杨昕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述评》，钱容德的《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研究综述》，陈明琨、徐艳玲的《近年来“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述评》，张传泉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述评》，刘春霞的《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述评》，刘希岩、谢玉环的《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研究述评》，赵长峰、吕军的《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述评》，等等。也有对相关问题研讨会的综述，如郎廷建的《“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理论研讨会综述》，李俊鹏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跨学科对话——“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综述》，陈雪雪的《建构“话语中国”——第一届中国话语高端论坛综述》，李庆云的《“思想传统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研讨会述评》，等等。这些述评都是综合性的，涉及到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的多方面内容。在中国话语和中国话语权的内容中，实现路径十分重要，因为目标、意义、作用，最终都要通过实现路径体现出来。因此，实现路径也就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构建路径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包括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中国话语权在内的一切工作必须遵守的原则。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2]但是，在构建中国话语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却存在一些问题。 韩玲、杨义福提出，在话语体系建设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不同程度地“失语”“失声”，在国内大讲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外却不能理直气壮地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只讲中国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任何话语体系都是特定意识形态的表达，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推动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首先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3]杨鲜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是在吸收以往全部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紧紧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实践课题来确立理论主题，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经验、中国梦想进行科学正确的解读，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立足点。[4]朱培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坐标，在“西强我弱”的背景下，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要立足中国社会现实进行科学批判和理性建构，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和文化领导权。为此，要科学认识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客观的真理性品质，要科学认识并坚持马克思主义面向未来的价值性品质。[5]韩美群提出，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核心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地位。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全方位和全过程。[6]赵欢春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建构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的核心要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就成了“空心萝卜”，失去真理力量的话语注定没有生命力。[7]冯来兴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来阐发马克思主义;要用简单质朴的、形象的语言，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来阐发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掌握和接受。[8]邱仁富从中国道路话语体系方面说明问题，提出，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根基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众多根基之中要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的丰富语言宝库中汲取营养。[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0]有学者提出了构建中国话语和话语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讲好中国故事。 韩玲、杨义福提出，要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不断增强我们的话语自信。[3]宣言提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关系国家形象，关系我国际话语权，关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在讲故事时，要发掘中国之美，创新中国表达，汇聚中国和声。[11]陈曙光、杨洁提出，中國话语，归根结底是中国故事的学术呈现，只有洞察中国故事的本质性规定，方可迎来中国话语的决定性出场。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书写的革命的中国故事、发展的中国故事、治理的中国故事、文明的中国故事、改变世界的中国故事，构成了中国话语最深刻的基础、最充足的根据。[12]甄红菊提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也只有讲好中国故事，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指导力才能得以阐释。[13] 二、提升国家实力 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的提升，国家实力是最重要的环节。话语权提升的实践证明，没有国家实力的提升，就不会有真正的话语权。这一点，在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中基本成为了共识。多数学者都注意到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所说的，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说，话语权的强弱往往是由说话者的地位和身份决定的。说话者的地位和身份主要是指国家的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角度看待中国话语。张西立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以及国际话语权问题，之所以在今天被提升到如此历史高度，根本原因还在于蓬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答实践的推动和呼唤。[14]张传泉提出，人的语言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而是受到了物质的制约，如空气发生器官等等。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综合国力强则话语权强，综合国力弱则话语权弱。[15] 从国内的实际看待这一问题是研究的重点。张文显提出，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精华的反映，是对自己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和理论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源泉，也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础。[16]郑艳凤提出，中国话语的产生、完善是实践的需要，中国话语来源于实践;中国话语被接受、发挥作用，同样离不开中国实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包含着多层含义，包括改革开放以来 40年的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 70 年的实践，近代以来近 180 年的实践，中华民族 5000年的历史实践。在这个长时期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17]陈雪雪从话语权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角度看待问题，认为话语权力与经济硬实力正相关，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在国际话语场的表现，不过是以话语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经济硬实力的起伏变化也将或快或慢地导致国际话语权力的同向变化。[18]张传泉从经济建设对话语权的作用方面说明问题，认为内容决定形式，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谈不上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扩大中国话语权，首先应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综合国力，夯实中国话语权的社会基础。[15]国家实力包括物质方面的实力即硬实力，也包括文化方面的实力即软实力。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9]P44学者们十分重视软实力在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的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李培林提出，增强中华文化对外软实力，把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之中，用中国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发展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营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20]戴木才提出，应该积极创新中国话语体系的思想内容和价值内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从思想和价值观上真正提升“中国话语权”。[21]加强智库建设也是学术界注意的问题。赵癸萍提出，智库具有政府决策的咨询功能、 社会民生的反馈功能、科学研究的推动功能，人才培养的储备功能和国际交流的平台功能，其作用得到世界和中国的高度重视。[22]许徐琪、孟鑫提出，智库是产生理论、输出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是一国文化软实力和话语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载体之一。面向实际、面向基层，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学习西方智库之所长，使其具有现代性，做到既能接地气，也能走出去。[23] 三、坚持问题导向 马克思曾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4]P289-290这里所说的“时代声音”、“最实际的呼声”和话语权密切相关。习近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題。”[10]P74“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25]P342不仅如此，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传播、中国话语权确立密切相关。在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的建构问题上，注意问题导向十分重要。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并研究了这一问题。侯惠勤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说明，提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从实践上看这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从思想上看则是通过善于正确地提出问题而把握思想领导权和话语权。不难看出，围绕着“根本问题”而设置的主导性议题，必然是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主要形式，而正确地设置主导议题和揭穿伪命题，则是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两大任务。[26]陈曙光提出，建构中国话语要有“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所谓中国问题，是指“中国特有”“历史形成”“普遍存在”“根深蒂固”和“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问题是话语建构的逻辑起点。“中国问题”是贯穿话语的生命线，中国话语的创新始于问题的发现，有问题的地方，才有话语创新的空间;问题是话语的生长点，“问题”丛生的时代，往往也是“话语”中兴的时代。“中国话语”只有建基于“中国问题”之上才是现实的，“中国问题”也只有提升为话语中的“问题”才是深刻的。[27]韩美群提出，只有把握“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建构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的话语体系。[6]韩庆祥、王海滨认为应从现实逻辑的角度出发，从两个方面看待中国问题。一是基于现实逻辑提出和分析中国问题。在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 中生长或产生出来的“中国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们所要回答的“时代性课题”，从哲学上来讲，可从目标和手段两个基本维度来把握：目标维度即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手段维度即怎样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二是研究基于现实逻辑又高于现实逻辑的哲学层次的“中国问题”，以优化和引领现实逻辑。在这样的问题域中，有四个具有统领性的根本问题：第一是面向“过去”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第二是面向“现在”的结构转型、力量转移和关系协调的问题。第三是面向“未来”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四是面向蕴含在过去、 现在、未来之中的带有规律性的最“本质”问题。[28]朱培丽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待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征服人心并且逐步走向强大，就在于其所谋求的正义社会秩序符合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利益诉求。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坚持切忌教条式地重复，而是要回归真实的社会场景，以问题为导向，以现实为参照，在深入探讨和解决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凸显的深层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中，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和话语体系，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合乎历史情境的“发展式回归”。[5] 四、重视话语形式 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是话语权取得的两个重要条件。在这两个条件中，话语内容是构建话语权的主要方面。与此同时，话语形式在话语权构建中也十分重要。没有好的话语形式，会直接影响话语传播，影响话语权的构建。因此，在现有的成果中，对话语形式的研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韩庆祥提出，要完善“中国话语”，调整中国话语方式，寻求获得中国话语权的言说方式。要由一味注重政治宣传的话语言说方式转向注重政治、学理、大众相统一的话语言说方式，由疏离人的心灵的话语言说方式转向具有人性化的话语言说方式，由一味注重宏大叙事的话语言说方式转向也注重具体且可感知的话语言说方式，由“权力傲慢”的生硬式的话语言说方式转向注重平等对话交流式的话语言说方式。[29]胡刚提出了建构符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要求的学术性话语符号的问题，提出：要重视提炼表述“中国形象”的“标识性概念”，加强对国内外基础理论问题或重大思想前沿问题的研究，为“中国经验”向“中国理念”“中国主张”的转变，实现“中国理论”对“中国道路”的准确解读等提供科学的学理支撑和丰富的学术话语资源，形成带有鲜明“中国烙印”的新话语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和有效接受的社会意识，形成自己主导的话语模式，既不能肆意“话语垄断”，也不能随意“缺位失语”。既要讲“中国话”，也要科学合理使用“现代语言”，要形成适应时代特征和语言习惯的话语模式，增强中国话语的亲和力。一是通过理性、系统的话语表达，接地气地呈现意识形态话语在引导政治价值倾向上的要求，不一味强调“宏大叙事”，而是“以小见大”;二是力求使用世界其他语言环境的人们乐于接受的“国际话语”，以易于理解的话语表述和塑造和平发展的“中国形象”，通过互利尊重、平等双向沟通范式阐述理念，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力。[30]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话语中的作用是学术界一直重视的问题。赵庆寺提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培育与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根本要求，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强底层设计。具体而言，要把中华传统文化理念融入价值引领、文化产业、学术创新、公共外交和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去，从而进行综合施策、重点推进，切实提高以中华传统文化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有效性。[31]换晓明提出，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如果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表达，往往可以将深奥的理论通俗化、晦涩的讲解大众化。寻求和打通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述话语，就是借传统文化之根，叙改革发展之语，讲治国理政之理。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32]韩玲、杨义福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供了鲜活有力的文化滋养。中国话语体系的生成与发展，必须牢牢扎根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必须不断以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成果来浇灌和培植新的话语构成元素，对接传统与现代，在继承的基础上探寻中国特色话语的新发展，凝练具有时代价值的学术话语。[3]邱仁富提出，中国话语的建构必须以传统为根基，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表征为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优秀传统。[20]李勇华提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也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充分利用的沃土资源。[33]安文华梳理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提出：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国古代名贤，特别是儒、道文化为我们建立了古代意境的话语体系。我国的古代文化卷帙浩瀚，博大精深。在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必须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的思想和内容，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极有启迪。[34]韩震提出，提炼出适合描述中国道路、体现中国力量、反映中国价值、表达中国精神的中国话语和话语体系;立足反映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统，提炼出能够打动“他者”心扉的人间生活话语;紧跟社会发展、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的步伐，适时地提出具有原创性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议题;对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和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凝练出让世界能够理解并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话语及其话语体系;重视提升用外语讲述中国话语、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35]赵斌提出了面向世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问题，认为建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必须遵循包容开放的原则，始终坚持以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应当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和气魄，不断汲取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大胆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优秀文明成果，并注意把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同中国的文化和现实需要结合起来。[36]邱仁富提出，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建构，以全球化的眼光、全球战略高度，以开放的姿态，敢于、善于借鉴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话语体系和话语力量。[9]李勇华提出了要海纳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资源的问题，认为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都应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这样，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才具有全球的包容性，世界的整合力，对人类命运的前瞻力。[33]田鹏颖提出了在解构“西方话语”中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问题，认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照搬和套用西方话语逻辑没有出路，必须在解构“西方话语”中把握中国话语体系的世界视野、历史视野、当代视野、未来视野，从而坚定“四个自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中，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37] 五、加强理论宣传和队伍建设 话语的构建，离不开宣传工作。从某种角度和某种程度上说，科学的宣传决定了话语的构建。这是国际话语构建的经验教训，中国话语的构建也不例外。习近平指出：“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10]P161学者们特别关注了创新传播机制的问题。习伟提出，对外宣传是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关系到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在对外宣传工作上应该摒弃多头宣传的旧模式，探索以大宣传观引导、全党动手、以事实为基础、以文化为抓手的对外宣传新模式。大宣传观就是要实现对外宣传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交流，实现宣传思想和方针无缝传达、无缝对接，央视外宣工作策划合理、实施科学。[38]张新平、庄宏韬提出了明确话语定位、精准塑造中国国际形象，提升话语质量、增進话语认同的问题。在明确话语定位、精准塑造中国国际形象方面，要认识到话语定位决定着一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方向，关乎国家国际形象和被国际社会接受的程度，是国家提升国际话语权需首要考虑的因素。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树立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要求，构建中国话语。在提升话语质量、增进话语认同方面，要要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要提升对外新闻报道的质量，打造有吸引力、有说服力、高质量、可信赖的中国新闻媒体话语体系;要传播和践行已得到国际认可的中国话语;要争取话语法理依据。[39]赵斌提出，要注意研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让外国人能够听得懂、听得进;要充分利用新兴载体、改进传播手段、提高传播能力;要努力拓宽传播渠道，创建立体化、多维度、多平台的传播网络，将中国的话语权整合、凝聚起来。[36]孙寅生提出，要建立覆盖全球的全方位、立体化的媒体传播系统，文化传播和宣传思想工作要不断加强和覆盖全球，宣传媒体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要全方位启动，在差异传播上下功夫，充分利用互联网传播的立体化传播效应，不断提高国内国际舆论引导力，赢得舆论宣传工作的主动权，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切实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40]冯来兴提出，要不断探索“中国声音”的通识性表达，增强其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要通过内容和形式一定程度的转换，运用国外能听得懂、且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和手段，讲好“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现实、解释中国原因、展示中国形象，不能仅仅是“做”得好，而且要把做的说出来，要“说”得好。[8]张新平、庄宏韬提出，要完善对外宣传和传播制度，要打造一批国际知名媒体，要大力发展网络新媒体。[39]龙钰提出，随着社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承载话语的信息已不再是简单的线性传播而转化为网状传播。呈现传播主体多样化、传播渠道开放化、传播形态社会化等特征。网络的开放性、离散性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和资源的广泛共享，打破了单向性、局域式的传播生态格局。在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等传播渠道的同时，我们必须学会用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方式表达话语精髓，才能避免失语。[41]许徐琪、孟鑫提出，要全力打造一支具有较强对外宣传能力的旗舰媒体。特别是中央媒体，主动承担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不同门类的媒体应各司其职，发挥自身优势，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认真做好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工作，共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向全世界。[23]注意学术研究和宣传的关系，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重要问题。刘伟、陈锡喜提出，要深刻认识学术研究与宣传教育的关系，宣传教育从学术研究中汲取营养、获取学理支撑，学术研究以宣传教育和政策咨询为价值旨归。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要求我们加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要使二者并重并得到协调发展。既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审视宣传教育的学术性，又从宣传教育的视角把握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价值。[42]冯来兴提出，话语体系中语言的表达方式常常是结论性的，并不需要进行论证，这就要求我们用学术语言将这些结论性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8]队伍建设是理论研究和宣传、构建中国话语不可或缺的条件。学者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杨鲜兰提出，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虽然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但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和宣传思想队伍尤其责无旁贷。[4]赵斌提出，努力打造一支德才兼备、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队伍，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根本保证。我们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队伍必须具有清醒的理论自觉，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必须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36]赵欢春提出，任何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的建构，都必须由一个专业化的理论队伍来实施，这支队伍担负着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的历史任务。为了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话语权，就要建设一支反应快、能战斗，有深度、有远见，懂政策的高素质的理论队伍。在信息高度开放交互的互联网时代，这支理论队伍既要兼顾官方的和民间的，又要统筹国内的和国外的，最好专业的、业余的都有，从而形成一支沉底盖边、结构科学的有战斗力的理论队伍体系。[7]赵癸萍提出，要培养复合专业人才，畅通话语创新的传播渠道。话语传播和话语表达是话语创新的喉舌，而各类型专业人才的培养则是话语传播和话语表达的关键所在。由此，在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政治学、新闻学、传播学、语言学相关学科基本理论前提下，综合培养精通不同领域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是创新性话语得以广泛传播、优质表达的重要抓手。具体说来，培养精通国际规则的人才、专业的新闻传播人才、优秀的对外翻译人才。[22] 六、中国话语权实现路径研究评析 以上对学术界关于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实现路径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归纳。从这些研究中，我们既可以看出成绩，也能看出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的成绩 分析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如下成绩： 第一，学术界高度重视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的实现路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话语权问题确实是涉及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重大问题，因此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必然会导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就我所检索到的学术著作、报刊论文、硕博学位论文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而要研究中国话语权问题，无论如何也绕不过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的实现路径。学者几乎都重视这一问题，在分析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后，许多文章都专门用一个部分来阐述这一问题。其余的文章虽然没有这样做，但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涉及到这个问题。 第二，学术界对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的实现路径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多个学科。这是和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联系在一起的。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都或多或少地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学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多些。当然，从总体上看，从学科角度的探讨还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但无论如何，从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是值得关注的学术界的成绩。 第三，学术界对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这是前两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学术界对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构实现径的研究归纳成5个大的方面，每个方面又有若干不同的视角。实际上，这只是对涉及较多、较详细的研究进行了归纳，还有一些研究由于相关成果不多，又限于篇幅而没有将其纳入到本文中来。此外，还有一些和本文中所注意到的论文成果内容观点有重复的研究成果没有被纳入到本文中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二）研究中的不足 虽然学术界对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的实现路径问题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研究中的不足。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和实施改进措施。 第一，在现有成果中，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衡。从现有的成果看，绝大多数侧重于理论研究，侧重于实证性研究的成果较少，这必然会制约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的实现。当然，理论研究十分重要，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作为对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的实现路径问题，实证性的研究也必不可少。只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重，才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针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衡的情况，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在中国话语路径构建中，既要注重理论研究，也要注重实证研究。从某种角度说，实证性的研究的针对性更强。据此，要求侧重理论研究的人和侧重实证性工作的人密切合作，交流沟通，互补短板，既要阐明中国话语的构建路径的理论问题，也要从实证的角度，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中国话语的实现路径。 第二，在现有成果中，关注中国话语如何走向世界的多，而对于中国话语如何在国内充分发挥作用的研究较少。从整体上说来，话语权的实现既包括国际也包括国内。当然，中国话语如何在国际上发声的问题较大，因此关注中国话语如何走向世界必须作为研究的重点，如同习近平指出的：“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0]P162但是，也不能忽视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在国内构建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话语权在国内和国外的实现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偏废了哪一方面都不利于话语权的实现。很难想象，不被国内人民群众重视和接受的话语会被世界接受并发挥应有的作用。据此，就要求我们在解决中国话语的实现路径时，一方面要继续深入研究中国话语如何走向世界的的路径，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中国话语在国内发挥作用的路径方法。同时，要研究如何使这两方面互相促进。 第三，在现有的成果中，从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多，从学科角度进行研究的少。“中国话语”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学术问题。政治和学术是有联系的。政治问题的传播，学术研究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在学术研究中，学科起着很大作用。习近平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前述成绩时，谈到了多学科的研究，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远远没有达到要求。据此，我们要重视学科在中国话语构建中的作用，相关学科要自觉地为构建中国话语、研究中国话语、传播中国话语做贡献。我们必须特别重视习近平提出的：“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1]第四，在现有的成果中，对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实现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欠全面和欠深刻。路径的确立，有两个前提是必须考虑的：一是认识到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构建的重要性，二是在确立过程中存在着必须解决而又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从现有的情况看，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第二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只有分析清楚在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构建中存在着哪些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够有的放矢地提出构建路径。 第五，在现有的成果中，对国外话语传播、话语权确立的研究少。我们不能否认，从话语传播、话语权的确立看，发达国家起步较早，成效较大。这与发达国家的国力有关，也与发达国家注意话语和话语权有关。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并坚决反对发达国家在话语传播和话语权确立中的西方中心、西方标准，警惕和坚决反对一些西方媒体的做法，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中国“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丑化、妖魔化中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43]P215，科学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44]P25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研究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话语传播、话语权确立问题。而实际情况是，虽然很多研究者都提到了实力与话语权、权力与话语权等问题，也注意到了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但是却少有成果对发达国家话语权问题进行整体研究，对于有针对性的个案研究也不多。这既不利于我们充分认识发达国家在话语传播和话语权确立的整体情况，也不利于我们在研究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权路径实现问题时汲取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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