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美新媒体管理研究现状比较分析 |
| 范文 | 赵萍萍 〔摘要〕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日益发展和迅速普及，从内容监管到法律法规的颁布，各国政府日益意识到新媒体管理的重要性，新媒体管理一直都是中美学界焦聚热点。相比之下，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偏向实务；而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管理体制或运行机制、经验与模式、立法与呼吁等诸多方面，缺乏基于从宏观到微观，结合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文化实力的系统性比较分析。 〔关键词〕新媒体管理；文化差异；电子政务；网络反恐；内容监管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6-0107-03 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和信息流动的主要载体。与传统媒体相比而言，新媒体在传播特性上具有互动性和即时性。互动性表现在个体既可以是传播者也可是接收者，信息流动的方向更加多元而不可控；即时性表现在信息的传播和扩散速度之快非传统媒体可以比拟。因而，相对于已经成熟的传统媒体管理体制，新媒体管理成为中美及各国当前政府管理能力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作为互联网和新媒体发展的主要发源国家，美国对于新媒体的管理经验可以为我国新媒体管理提供重要借鉴。由于中美之间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存在巨大差异，在加强新媒体管理过程中厘清哪些经验适合于我国、哪些经验脱离我国国情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比较近年来中美新媒体管理的主要研究现状，并梳理出中美在新媒体管理研究方面的异同，从而总结出经验和策略，以此为基础深入思考如何更为有效地加强政府在新媒体管理中的作用，为政府有效管理新媒体提出创新性建议。 一、美国新媒体管理研究现状分析 新媒体管理一直都是美国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大量文献的梳理，对其管理研究方向做了具体的分类，主要有以下两类： 第一，政府如何通过新媒体提供电子政务。Darrell West （2004） 研究了借助新媒体的电子政务服务能否更有效地提升服务水平并影响公民对于政府的态度；Welch （2004） 等研究了电子政务是否有助于政府更加负责和透明；Caroline Tolbert （2006） 等研究了电子政务是否助于提升民众对于政府的信心；John C Bertot （2010） 等研究了政府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来提供公共服务和现有法律法规的关系，指出虽然政府使用社交媒体能够更好地进行政务公开，但同时也需避免涉及安全和隐私的信息泄露；〔1〕John Carlo Bertot （2012） 等还研究了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创造一种政务公开的透明氛围以此来遏制腐败； Dennis Linders （2012） 提出在社交媒体时代民众如何借助社交媒体为政府的服务和决策提供建议。 第二，政府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网络反恐。Maura Conway （2006） 分析了恐怖主义借助社交网络来进行信息搜集、人员招募、巩固财源和社交沟通来组织恐怖活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该如何遏制和打击组织恐怖活动的手段。〔2〕Bruce Klopfenstein （2006） 也研究了在新媒体时代恐怖主义如何利用新媒体来散播自己的新闻和消息以获得影响力，提出政府如何平衡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护公民隐私安全。〔3〕Ian Brown （2009） 等以英美为例，探讨了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护公民隐私之间的难以平衡的障碍，以及由此可能对民主制度和法律的深层影响。〔4〕Von Behr （2013） 等以十五起恐怖和极端主义事件为例得出结论：互联网对于极端激进活动有明显的影响力，为政府如何有效地从网络管理角度遏制恐怖活动提供新视角。〔5〕 二、我国新媒体管理研究现状分析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中美新媒体管理比较的系统性研究还存在空白，现着重将国内学者对于我国新媒体管理研究成果整理如下，主要分为六类： 第一，利用新媒体实现政务公开。彭兰（2006）提出新媒体可以成为发布政府信息的有效平台；〔6〕徐晓日（2008）分析了电子政务在信息管理、组织结构和决策方式层面对传统政府运作机制的冲击；唐亮（2011）提出政府微博作为政府信息公开载体，发挥着倾听民众呼声和树立良好形象的全新平台作用。〔7〕 第二，利用新媒体进行网络反恐。皮勇（2004）探讨新媒体时代恐怖组织的形态与活动方式的变换，为如何打击和遏制网络恐怖活动犯罪提供了对策建议；张彪（2008）从制度和技术两个方面探讨了对于基于网络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的防御对策。 第三，利用新媒体实现有效的危机管理。匡文波（2009）提出在新媒体突发事件发展不同阶段分别采取预警、防微杜渐、疏通和亡羊补牢等不同的应对手段；〔8〕李鹤（2010）以2009年的一系列突发事件为例着重探讨了新媒体时代处理突然事件的“黄金4小时”法则；谢耘耕、徐颖（2012）通过2009-2010年发生的132起国内影响较大的舆情热点事件的量化分析，提出政府需加强突发公共事件信源管理研究。〔9〕 第四，利用我国众多转型中的国有媒体和政府微博实现对于谣言和激进言论的有效平衡。呼雨等（2013）结合网络新媒体谣言的传播规律，从政府行动和谣言受众等方面分析，为政府辟谣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孟鸿、李玉华（2012）提出有效防治网络谣言需要健全法律法规，建立辟谣信息发布机制，提升技术监管能力和开展网络媒介素质教育。〔10〕 第五，利用新媒体在海外宣传我国的正面形象。刘瑞生（2012）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亟需重视；余源培（2013）提出正确看待网络时代意识形态的虚幻化现象，从而搞好新媒体意识形态建设；陈蓉（2012）提出新媒体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新思路，社交媒体能够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西方媒体垄断条件下塑造的片面的中国国家形象；范红（2013）提出塑造国家形象需要国家级别统筹，有效利用新媒体。 第六，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国家安全和情报信息泄露问题。沈雪石（2005）提出信息主权严重关乎国家安全，应对此给予高度重视；马振超（2012）提出新媒体的崛起已经具备挑战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能和不可忽视的因素；黄永垠（2010）提出网络已经成为领土、领海和领空之后的第四空间，政府需要高度重视其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 此外，还有不少论文的内容涉及较为宽泛，针对性不足，因此，这里就不再单列。 三、经验及启示 相比之下，在新媒体管理研究方面，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偏向实务，研究的问题非常具体，不管是在法律法规研究上面，还是在具体实务的研究操作层面，都具有一定的实际操作价值。而我国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管理体制或运行机制、经验与模式、立法与呼吁等诸多方面。从整体来看，宏观整体论述多、微观个案研究少；定性研究多，量化研究少；意义分析肯定多、内容细化研究少。对策建议研究多，学理把握研究少；主观推理研究多、客观调查研究少；浅层描述研究多、深入展开研究少。虽然也有对发达国家管理经验的引介分析，但相应缺乏有针对性的的系统性研究。 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内学者对于我国新媒体管理和美国学者对于新媒体管理的研究既有相同主题，也有属于各自新媒体特征的不同研究方向，这种不同或差异既源于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也源于科技文化传播实力的差距。在比较研究中，相同的主题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新媒体管理的研究经验，而属于中国新媒体特征的方向则需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加以研究，并为政府决策提供创新思路。目前，我国学者尚未有对中美新媒体管理路径和机制的系统性对比研究，也缺乏基于从宏观到微观，结合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文化实力的系统性比较分析。 然而，新媒体管理从内容监管到硬件分析，都需要极为具体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针对性研究，这就要结合具体数据和具体案例分析为基础，通过细化自身新媒体发展的具体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借鉴发达国家新媒体管理机制的有效经验， 认清当前国际形势，把握发展方向， 研究新媒体管理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Bertot， John C， Paul T Jaeger， and Justin M Grimes. “Using ICTs to Create a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E-Government and Social Media as Openness and Anti-Corruption Tools for Societi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7（3）. 2010. 〔2〕Conway， Maura. “Terrorism and the Internet： New Media—New Threat？” Parliamentary Affairs 59（2）. 2006. 〔3〕Klopfenstein， Bruce. “Terrorism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New Media.” Media， terrorism， and theory： A reader. 2006. 〔4〕Brown， Ian， and Douwe Korff. 2009. “Terrorism and the Proportionality of Internet Surveill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6（2）. 2009. 〔5〕Von Behr， Ines， Anas Reding， Charlie Edwards， and Luke Gribbon. “Radicalis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in 15 Cases of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Brussels： RAND. 2013. 〔6〕彭兰.新媒体： 大有可为的公共信息平台〔J〕. 中国记者，2006，（2）. 〔7〕唐亮.政府微博发展的理性思考〔J〕. 传媒，2011， （5）. 〔8〕匡文波. 论新媒体传播中的 “蝴蝶效应” 及其对策〔J〕. 国际新闻界，2009，（8）. 〔9〕谢耘耕， 徐颖.新媒体环境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源管理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 （4）. 〔10〕孟鸿， 李玉华.“我国网络谣言防治对策探讨〔J〕. 理论探索，2012，（4）. 【责任编辑：刘彦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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