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商圈党建：基于城市空间治理的党建新命题研究 |
| 范文 | 王思林 李华 [摘? 要]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党建新命题，商圈党建工作经历了“市场+单元”，区域化党建，垂直社区、平面社区“双社”融合，商圈党建联盟四个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组织方向—行动策略方向—空间治理方向”的理论研究动态。商圈党建具有党建元问题的重大理论探索价值和实践意义，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的工作可以跳出区域化党建、网格式管理方式的路径依赖，遵循市场经济和城市成长演化规律，探索以商圈作为城市基层党建的独立轴心，重新谋划部署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性工作。在推进过程中，尤其要把握商圈“空间性、经济性、弱政治性、开放性、复合性”的特征，从空间场域耦合、规划空间生产、关联区域治理、数字商圈场景构建四个方面来把握商圈党建的生产逻辑、运行机制和发展演变规律，以此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迈入新阶段。 [关键词]空间治理;商圈党建;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7? ? ? ?[文献标识码]? A? ? ?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1-0063-07 城市基层党建的发展呼唤着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商圈党建作为一个新命题的提出，既是对以往丰富实践的系统梳理总结，也是对空间、城市、市场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回溯。溯本追源、开拓创新的目的在于挖掘党建研究自身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价值，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的科学性。 一、商圈党建：作为一个新命题的提出 （一）商圈党建的形成发展过程。商圈党建是城市基层党建类型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党建形态。一方面，从传统党建来讲，商圈党建是城市社区党建的延伸与突破;另一方面，从组织形态看，商圈党建是城市社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新领域，是“两新”党建的新类型。从实践来看，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等沿海发达地区较早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上海市1999年在嘉兴大厦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楼宇联合党支部，标志着楼宇党建的出现。2011年，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结合区域特点，在世界广场大厦、建工大厦等先后建立商务楼宇综合服务站，开始探索区域化党建体系下的党建工作网络。2015年，浦东新区北蔡镇率先探索“1+N”区域化商圈党建模式。2012年，广东开始在全省实施基层党建创新书记项目，要求各地书记按照抓经济项目的办法和力度抓党建，深圳、佛山、广州等地开始提出构建区域化大党建新格局，并将商务楼宇、特色商圈等业态纳入其中。浙江省较早提出商圈党建概念的是宁波、杭州等城市。2009年，宁波市在《中共宁波市委关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的实施意见》中，明确地使用了商圈党建的概念。 从全国层面来看，商圈党建命题有其形成过程。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指出“要以开发区（园区）、乡镇（街道）、（社区）、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为单位，组建区域性党组织”。其中，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与商圈存在一定的重叠和交叉。从相互之间的关系看，商圈与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之间不是对等关系，后者未必构成前者，但前者则自然包含后者，是基于后者的更大的聚合空间。商圈不是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空间的一般堆叠，而是构造、生成全新城市空间的聚合，即一种全新的城市空间形态。 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推行区域化党建，可以由街道、社區党组织与辖区内单位党组织共同组建区域性党组织，也可以依托居民区、商务区、开发区等组建区域性党组织”。这表明中央文件中对城市党建“两种区域化党组织”生成方式开始有了差异化的思考。其中，“商务区”的提法尤其值得重视。商务区，尤其中央商务区（CBD）是一个城市现代化的象征与标志，是城市的功能核心，是城市经济、科技、文化的密集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这可以看作是中央党建文件“商圈”概念出现之前的一种类似提法。也就是说，商圈在商务区的提法中已经隐约可见、呼之欲出了，尽管其出现的语境仍然没有摆脱“区域化党组织”的组建范畴。 2017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同志提出“要把城市基层党建摆在重要位置，紧密结合城市人群构成分布、各类组织特点，与时俱进抓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表明城市基层党建在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布局中开始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需要新的思路突破。同年7月，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上海召开，赵乐际进一步提出要“推进街道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动，扩大商务楼宇、各类园区、商圈市场、互联网业等新兴领域党建覆盖”。新兴领域党建与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并列，商圈市场党建第一次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提出。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依托街道、市场监管部门、协会商会或产权单位建立商圈市场党组织”，依托楼宇、园区、商圈、市场或较大的企业，建设特色鲜明、功能聚焦的区域性党群服务中心（站点）。至此，“商圈党组织”不再在文件中隐藏在“区域化党建”之中，而是作为新兴领域党建的一种目次类型在中央文件中得到正式确认，并保留了进一步探索空间。 （二）商圈党建的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商圈党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市场+单元”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把市场看作是一个大的单位，将市场下面的摊位看作是更小的治理单元，将传统党建“单位+网格”的管理模式拓展延伸到市场中来。典型的是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党建模式，早在1995年开始推行党员“联摊制”，整个市场在31个交易区分别设立一个党支部，每个党员就近联系一个责任网格，承担监督、帮扶职责，推行党员亮身份、亮形象、亮承诺制度。二是区域化党建阶段。其特征在于把商圈看作是社区区域化党建的拓展和延伸，以社区为轴心，推动社区党建工作向商圈人群和商圈地域延伸，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和活动共促。如2005年湖北吉祥红韵商圈，就是依托吉祥社区党支部，以基层党员主心骨、社区居民贴心人、服务商圈店小二为职能定位，整合街道、部门、物业等多方力量，开展“服务进商圈”活动，推动社区党建空间向商圈经济空间的扩展。三是商务楼宇“双社”融合阶段。主要特征是将商务楼宇看作是垂直社区，将居民社区看作是平面社区，推动两者之间的互动融合。如2012年上海市淮海中路街道将楼宇视作“垂直社区”，形成“一核”——以党建为治理核心;“双社”——居民楼平面社区与商务楼垂直社区之间“双社交叉”（居民社区副书记兼任楼宇社区书记，建立楼宇治理议事会）;“三元”——政府、楼宇社区、职业群体的商务楼宇社区治理格局。四是商圈党建联盟/片区阶段。主要特征是将商圈党建独立出来，看作是社区党建、单位党建之外的一种独立形态，强化商圈党建的轴心驱动和自转效应。如杭州市天水街道和浙江省商务厅2018年共同发起成立武林商圈党建联盟，通过契约化建立联盟、清单式互通有无、制度化互联互动，引导各领域党组织打破行政隶属壁垒。总之，商圈党建的四个发展阶段，反映了商圈党建从“组织方向—行动策略方向—空间治理方向”的实践深化和发展变迁，反映了商圈党建理论与实践的日趋独立与成熟。 二、商圈党建的定位 （一）商圈党建的典型特征。商圈党建相比于社区党建、机关、事业单位党建以及传统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和园区党建，都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集中反映了商圈党建的典型特征。 空间性。空间不同于职业，也不同于街道社区的地域，地域的特色在于行政平面划分，而空间则是强调其天然性的物理空间特点和立体性界面特征，具有天然的去行政化色彩。 经济性。无论是商务楼宇、专业市场等狭义上的商圈，还是广义上的商圈，人员的主要社会行为是围绕着经济目的展开的，商圈的主要属性是经济属性，也意味着党建工作开展要服从服务于商圈的经济发展。 弱政治性。如果把基层党组织区分成依托行政权力的党组织和非依托行政权力的党组织两种类型的话，商圈党组织属于后一种类型。从参与主体来讲，区别于以老人、小孩为主的社区，而是以高学历、高收入、年轻化的白领职场人士为主。一般来讲，这些人崇尚消费主义和自由主义，比较关注个人的生活品质和经济利益，社会参与度低，法律维权意识强，个体自主意识强。 开放性。相比机关单位和社区，商圈没有封闭性的大院和门卫警卫，其物理边界更广，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的汇聚场所，满足人们购物、休闲、娱乐、审美、社交等多样性社会需求。 复合性。商圈空间范围内涵盖社区单位、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种所有制类型，内部又联系个体商户、物业管理者、产权所有者、市场监管者、行业商会等多种权力组织类型，勾连消费与生产、生活与就业，具有复合性的特点。 基层党组织的类型特点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是党建职域划分和功能定位;二是党建所依托的组织单位性质所决定。商圈党建从职域划分的角度讲，属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类型，承载着政治核心、政治引领的相应功能定位，但这只是非公有制企业类型一般性的党建特征，其更具个体性、独特性的党建特征则由其所依托服务的商圈空间特征所决定和形塑。因此，上述五个特点，既是商圈的特征，更是商圈党建的典型特征。 （二）商圈党建的功能定位。商圈对社会空间来说是一块经济消费区域，对党建空间来说则是一块新领地。商圈党建前期工作基础一般较为薄弱，需要党政力量的孵化和引领。但是，如果党政力量一味包办代替商圈联盟单位的活动，会影响联盟单位参与的积极性;如果放任不管，则可能会背离政治立场和原则，出现自由化、娱乐化的情况。“空间既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又是社会活动的手段。”商圈党建可以看作政治空间在商业领域的拓展延伸，也可以看作商业空间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从治理的角度对政治空间的引入和接纳。商圈空间内部存在政治资本与经济（社会）资本的博弈，党政力量希望通过生产治理和社会服务，在商圈内部中构建一种“引领—追随”的治理关系;而商圈职群人士，则希望尽可能增加商圈内部的生活和娱乐属性，构建一种“自由—满足”社会关系。同时，在任何一个空间环境中，“行动主体改变现有空间秩序的想象，在生活的世界中从来不会熄灭”。商圈职群人士、管理者、参与者既是空间关系的生产者，也是空间关系的消费者、使用者，从理性人的角度，其追求的是政治和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从单位党建、社区党建到商圈党建的过程变迁，反映了党与市场、党与城市、党与空间关系的新变化。从党的建设角度看，商圈党建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我国党建组织体系在中观层面的调整与适应，适应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稳定，使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变革中始终保持灵活性与柔韧性。商圈党建的产生可以看作这种“时间—空间—政党”调适的复合变化，这种三个因素的调整变化与博弈推动了旧的区域合作治理关系的解体和新的社会合作关系的建立，也呼唤着跳出单位党建和条块党建体系的区隔，站在城市市域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推进城市党建组织体系的与时俱进。 （三）商圈党建的工作机制。经过20多年的探索，商圈党建的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不断延伸，形成了类型多样的工作模式与管理机制。涵盖商务楼宇、特色街区、专业市场在内的大商圈党建工作机制，比较典型的有： 楼宇社区“一核多堡”模式。按照“楼宇社区建党委、楼宇企业建支部”的架构，形成了“一个核心、多个堡垒”的党建工作模式。 “一核三元”模式。“一核”指以党建为治理核心，“三元”代表政府、楼宇企业、职业群体等治理主体，以楼宇片区的方式将四者结合起来。 工作站模式。比如，北京市在商务楼宇党建工作中创新出“一委五站三服务”工作模式：“一委”即楼宇党组织，“五站”即党建工作站、社会工作站、工会工作站、妇联工作站和共青团工作站，“三服务”即党务、政务、社会事务。 市场组建模式。比如，杭州市长城机电市场商圈由3个机电市场组成，有5000多户各类五金机电商户，为了充分整合商圈各市场及市场内部各商户的资源，方便党组织对商户党员的管理，成立了长城机电市场商圈党总支，在市场和商户中统一开展党建工作。 商圈区域化模式。街道层面成立商圈党委，筹建以楼宇党建为点、商圈为覆盖面的，“校街社企”四位一体的商圈区域党建共建模式。 商圈党建联盟模式。以“强化党建引领、助力商圈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部门和街道帮助下，构建商圈党建联盟工作机制，通过轮值主席制度，推动商圈党建自我治理 狭义范围的商圈内部党建工作机制，分成三種类型：一是单独组建商圈党委。商圈党委有正式的党组织结构，设书记、副书记等职务，下设以企业、行业、楼宇等为单元组建的（联合）党组织。二是依托枢纽型的商圈商会组建商圈商会党委。商圈商会是统领整个商圈跨行业企业的沟通平台，是一种经济领域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三是组建没有正式的党组织架构的商圈党建联络性机构，如“商圈党建共建联席会”等。 无论广义还是狭义上的商圈党建工作机制，目前其缺陷在于：大多还是停留在传统党建的工作机制上，其原理仍然是试图把商圈党建工作纳入到既有的党建工作机制中;仍然没有超脱网格化管理或区域化党建的工作范畴，没有将商圈党建独立出来，对商圈党建的特点、发展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带来的负面作用是非公有制企业的类型越来越碎片化和分割化，面对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党建工作的运行机制显得“调适性”有余，“主动性”不足，“建设性”有余，“自觉性”不足。 三、城市商圈党建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一）空间场域：理解城市商圈党建的新维度。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社会关系“最重要的变化是国家可以直接治理的对象由原先以社会组织化为特点的‘单位为单元转变为以社会流动为特点的‘空间为单元”。城市商圈党建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话，需要两方面的突破。 一是理论层面，要给予商圈党建应有的党建地位。因为商圈党建不是城市原有党建工作和既有党建经验的顺延，而是随着城市空间演变而展开的党建创新，简单地套用单位党建或区域化党建的工作方式，都会掩盖其党建问题元理论的性质，也难以有效解决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遇到的问题。商圈党建理论与区域化党建理论的不同在于，其不是简单按照“两个覆盖”的要求，将党的组织单元覆盖和嵌入到企业单位中去，而是遵循城市商圈化规律的前提下，部署开展党建活动，并追求党的政治引领和治理作用的发挥。随着新的城市组织形态的不断生长和蔓延，这种覆盖和嵌入会越来越带有滞后性和乏力性。一些地方出现的党建有形覆盖与实质覆盖的脱节，和一些地方区域化党建“内卷化”现象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商圈党建理论是在不改变党的根本领导体制和组织原则基础上，将党的建设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耦合起来，遵循市场经济和城市成长演化规律，尝试以商圈作为城市基层党建的独立轴心，以商圈演化机理、商圈覆盖范围、商圈样貌特征、商圈覆盖人群为思考原点，重新谋划部署辖区范围内整体性党建工作，处理不同类型党组织关系。比如说，如果仅是从党建逻辑出发而不考虑城市演化规律的话，把专业市场、商务楼宇、特色街区、商圈、特色小镇等不加区分地视为传统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类型的话，难以得到高学历、年轻化、高收入职场群体的认同;同时，不从商圈自身演化规律出发来认识城市基层组织新业态的话，专业市场、商务楼宇、特色小镇等新的业态会越来越碎片化，难以实现兜底。 二是实践层面。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应该认识到：从产业集聚的角度看，商圈成为现代化都市的重要现象;从城市发展的样态看，商圈越来越成为城市的基本空间样态;从党建资源分布讲，商圈汇聚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成为党建资源的集聚地。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共同体的建立，要有把商圈党建工作作为突破口和牵引器的行动自觉。首先，要积极推动社区党建与商圈党建相对分离，构建立体性、复合型的党建网络。居民区与商圈是两种不同的公共空间，传统的依靠社区、居民区的统合“非公企业”的方式在社会人尚少的时候可以应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空间新业态的涌现，商圈空间越来越具有独立性，甚至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居民区的重要性，两者之间要相对分离，共建共进。其次，要遵循“区块统筹、商圈引领、因地制宜、圈层融合”的原则，在区和街道层面成立商圈党建领导小组，根据特色小镇、商务楼宇、专业街区的不同分布特点，通过单独建、联合建、行业建、联盟建、虚拟建等多种方式建立党组织和联络委员会，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在顶层架构上，可形成“商圈综合党委—商圈类型联合党总支—‘两新支部”的组织架构，以此重新构建“两新”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进而形成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再次，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要以街道为龙头、社区为基础、商圈为重点重新布局。新兴经济业态密集广布的街道可以探索按照社区商圈、次级商圈、中心商圈的范围半径，对管辖范围内的党建工作布局进行规划调整，跳出传统的以社区为中心的工作和管理半径、以区域化方式为路径依赖的思维定势，构建起一整套商圈党建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最后，要推动党建引领与公共治理的有机融合。同社区党建和单位党建不同，商圈党建与城市化的联系具有天然的亲密性和开放性，这也决定其工作方式不是单纯的送服务或搞供给，而是要善于搭建资源共享、志愿服务、协商共治的合作平台，将需求清单、供给清单进行有效匹配，以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为纽带，通过商圈经济与政治空间的良性互动，把圈域范围内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的治理潜能最大限度挖掘出来，构建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城市治理的新图景。 （二）规划生产：从党建空间形成到党建空间生产。就城市商圈来说，有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规律，党建工作不能依靠政治性来强行改变这种规律，也不能亦步亦趋地被动适应，而是既要静态的形成更要动态的生产。党建空间与商圈空间之间是共建共进、共生共促的关系。 从党建空间的生产来说，可以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政治空间的拓展。可以以不同商圈的辐射半径划分街道党建工作，将商圈经济纳入到大的政治空间范围中。同时，在党建引领、党建联盟的环境下，商圈范围内组织各种资源的共享和调剂，也可以完成政治空间对商圈经济空间的嵌入和缝合。二是治理空间的拓展。治理是商圈党建的重要议题。一方面是商圈区域范围内的共同治理，如文明城市的创建、最美街区的创建、大型峰会活动的支持，各个单位应该树立区域治理共同体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毗邻社区的治理，商圈党建单位不能搞封闭循环，要主动参与到毗邻社区的治理工作中去，如垃圾分类工作、共同防疫工作、停车问题等都有着较强的议题连接性。三是发展空间的拓展。商圈的繁荣在于大家的共建共商共治。其中，共商不仅指有事大家一起商量，也指商圈单位要共同参与到商业文化、商业氛围的营造和创建中去。像杭州市武林商圈党建联盟在疫情期间协调解决超15.79万个口罩等防疫物资，为商圈企业店铺送上“复工五件套”;成立金融临时党支部，协助企业贷款授信4.5亿元，就充分说明了发展空间拓展的重要性。四是公共空间拓展。商圈党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范围内的党员群众能够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一方面，体现在公益、兴趣、集体、社交活动能够打破“围墙”，在商圈范围内生动活泼地开展;另一方面，是场景化的不断拓展，商圈公共空间可以融亲子活动、邻里建设、教育培训、购物消费、创业培训、交通服务、低碳出行于一身，相比传统社区党建有更大的空間。这些空间党组织不会天然地占有和拥有，而是要积极主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地去构建和生产。 （三）关联区域与复合治理：城市商圈市场党建的政治节点。理解城市商圈市场的发展不能仅从党建的全覆盖逻辑来思考，更要从城市空间生产关系复杂性、多元性来思考。城市商圈市场党建的复杂性：一是来自参与主体的复杂性，牵扯到产权组织、物业管理单位、商圈党组织、商户、行业协会、商圈辖区单位、毗邻社区等多家单位。二是来自于空间区域的复杂性，商圈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活、生产空间，而是将生产生活休憩交往的功能整合起来的一个复合空间。在所有城市空间景观中，商圈的多样性、流动性、区间性、多元性特征最为明显。城市党的建设单纯从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角度是难以统合如此复杂的空间关系的，必须走向治理和整合的逻辑。但在引入“治理逻辑”和“治理机制”的时候，由于传统思维定势，很容易陷入为了抓党建而抓党建的路径依赖中。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引入新的关系支点。 “关联物权”或“关联区域”的概念创新对于城市商圈党建的思路突破有积极意义。城市商圈关联区域治理，一方面是因为物权关系衍生出的由居民—商户—产权单位—物业管理方—毗邻社区—行业协会商会等组成的，涉及到“私有关系、相邻关系、共有关系、公共关系联结而成的关联网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空间距离和人际关系衍生出的关于交通、购物、消费、居住、劳务、管理、行业自律等物业权利事件。从这两种关系交织成的场域来看，党政体制嵌入商圈治理中并没有像进入社区那样“理所当然”。因为从商圈社会组织的发育来看，大多低、散、小，自转能力弱;从行政体制来看，由于其条块分割、管理多头的特点，没有一家行政单位能够完全囊括商圈复杂的管理关系;反而党的组织以其系统性、开放性、灵活性、连接性的特点，在商圈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商圈党建模式并不是追求传统区域化党建对于一家家基层组织单位党建资源的链接，而是将商场商户、产权方、管理方、行政方、街区方等商圈参与者的主体意识激活。在纵线上，发挥好党的领导作用，理顺条块关系，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职责;在横线上，要以关联物权相关者的参与为前提，将其参与商圈党建和治理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最后，最重要的是要在中线建设上以制度提供者的姿态出现，改变传统党建服务提供者的单一角色。在商圈党建先天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提供孵化培育引导功能，尤其是在政治领导方面，提高商圈党建的规划能力和设计能力，并充当多方力量协同治理的仲裁者和调节人：一方面，通过制度化机制和工作平台的搭建，在商圈层面加快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体系的建立提供商圈“样板”;另一方面，以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社会自治和基层民主孕育新的生长空间。 （四）未来商圈与数字治理：城市商圈党建的新图景。商圈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最具变动性与进步性的景观样态，商圈的迭代升级、与时俱进推动着城市的发展进步，城市的技术进步也推动着商圈进一步繁荣。农业经济时代的主导空间是王宫和广场，商圈的特征和表现形式是商铺和商街;工业化初期的主导空间是工业区，商圈的特征和表现形式是市区百货中心;快速工业化时代的主导空间是工业区、商业区，商圈的特征和表现形式是超级市场、连锁店和仓储商场;后工业化时代的主导空间是商业、商务办公区，商圈的特征和表现形式是大型购物中心和城市综合体。当前，世界和我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数字经济阶段，城市商圈的消费方式、运营方式将会发生极大变化，逐步进入智慧商圈阶段。“智慧商圈未来是基于数据技术精细化运营和管理，以用户为核心，以数据为纽带，从ShoppingMall转为ShoppingPark。”商圈的边界在数字经济基础上形成基于“移动搜索拓展的商圈边界、依托快递服务的商圈边界、依托空间集聚的商圈边与此同时，从社会学意义上，未来商圈人的情感认同与文化认同将会更加感性体验化，商界、线上互动重构的商圈边界”等多种形态。与此同时，从社会学意义上，未来商圈人的情感认同与文化认同将会更加感性体验化，商圈的精神价值与人文价值将会得到重视，商圈将会成为满足人们生活消费、文化休闲、创业创新、社交集群等对美好生活向往更加功能复合的高密度活动区，与之相匹配，党建工作也将进入数字化阶段。数字化阶段的党建工作将依靠党建大脑推动商圈人、财、法、物、事、场在平台上的集聚和优化分配，人流、物流、信息流和消费行动轨迹将不再是单纯的商业信息，而将成为重要的党建数据和资源，商圈生态与党建场景将会全面融合贯通，基于“数据+算法+算力”驱动的党建工作将更加有趣、更有创意、更加赋能、更具意义，商圈党建工作和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也将进入新的阶段。 四、结论 商圈党建，是党建的新形態和新领域，是对党建元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商圈党建，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部分，是党的领导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本文作为一个命题提出，对商圈党建的类型、生产逻辑、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但这个研究仍然是初浅的，商圈党建的生产动力机制、未来发展演变、结构类型划分仍然需要更加实证的支持。理论层面上，商圈党建与城市化党建格局的关系、商圈的弹性与边界等问题仍然值得深入探讨。随着未来信息化、虚拟化的进程进一步拓展，城市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如何通过党建工作来把握，仍然需要在城市空间视域下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沿海发达地区新经济新业态党建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提炼研究”（18BDJ07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思林系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李华系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博士 （责任编辑：刘? 捷） 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列斐伏尔为个案》，《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 苏贾：《第三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6页。 李威利：《新单位制：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结构中的节点政治》，《学术月刊》2019年第8期。 刘建军、王维斌：《社区物权治理的政治逻辑》，《齐鲁学刊》2019年第4期。 阿里云研究中心：《后疫情时代的智慧商圈发展报告：2020步行街及商业地产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2020。 美团&清华大学：《数字经济时代的城市商业重构与治理报告》，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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