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元诗发展述论 |
| 范文 | 查洪德 摘要：元诗的发展、分期、特色等宏观问题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开展，现在看来，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深入考察会发现，元诗发展的历程、元代诗坛的状况，都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其他时期不同的显著特点：如元代诗坛发展的线索可以清晰地描述为前中期多源归一，后期多元竞胜；元代前期和后期诗坛领袖都是在野诗人；元代诗史可以上溯至跟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元诗如此开端，颇富奇异色彩。展开后期诗史来看，以往对元后期诗的定性很不客观。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关键词：元代诗歌；元诗发展；开端奇异；初融未合；至清至和；承平雅颂；多元竞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23-009 元代是继唐宋之后中国诗史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在唐、宋诗发展高峰之后，中国诗史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元代诗人已经很难创造超越唐宋的诗史奇迹，但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时代的成就，走出了不同于唐宋诗的发展道路。元代文人已经不可能用诗歌换取社会政治地位，也不依靠诗歌博取声名。在元代写诗，不需要歌时颂圣，也没必要刻意炫才。不能靠诗歌致显达，也不会因作诗而获罪。写诗不需要婉曲其语，深晦其意。人们读元诗，觉得没有唐宋诗那样意蕴深厚了。元代诗人几乎没有前代诗人那样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诗中也少有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对人生问题的深邃思考。这都使得元诗似乎不及唐宋诗。但诗歌创作没有政治意图的助推，也就摆脱了政治的桎梏。元代诗歌与前代诗歌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回归诗人自身：诗歌成为文人自身生活和群居社交生活的需要，写诗不是为了给人看，只是自我情感以及朋友交往的需要，“自乐吾之性情”“以诗为日用”[1]等新的诗学观念在元代产生并为不少人接受。元代诗人身份构成的复杂性，诗人来源和写作地域的广阔性，所写内容和情感体验的多元性，也都远超前代。从各个方面说，元诗都具有多元丰富性。元代诗歌于是呈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我们需要认识这新的面貌，用新的标准对元诗做出价值判断。 就一般意义上说，元代的文学史以蒙古灭金（1234年）为历史起点，但元代诗歌发展的历史，则应上追到跟从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1215年，金中都破，北方最大的文化中心进入蒙古统治区。自此至蒙古灭金，是元诗发展的早期。1234年蒙古灭金，大批旧金文士渡河而北进入蒙古统治区，蒙古政权下之诗坛发生了极大变化。进而元灭宋统一南北，直到忽必烈去世，都属元诗发展的前期。前期，是元代诗坛形成但南北诗风未能融合，分别沿袭宋、金诗风的时期。1294年，忽必烈去世，元成宗即位，元诗发展的历史进入中期。延祐儒治，一批文人登上文坛，元代代表性诗风形成并主导诗坛。1333年，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即位，元代历史和元诗发展都进入了后期。后期诗坛，是一个主导性诗风衰落、多种风格各标奇秀的时期，多元竞胜是其特点。元诗发展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元诗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走向：前、中期多源归一，后期多元竞胜。具体而言，前期诗坛多源汇流：有早期蒙古政权下的诗人、北方旧金诗人和南方由宋入元诗人，多源汇聚为元代诗坛。到元中期，南北诗风融合，形成了以“元诗四大家”为代表的主导性诗风。到后期，这一主导性诗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多元竞胜的局面，形成了多元风格和多地域中心的多元诗坛。 一、元代诗史的奇异开端 元代诗史的发端，应上追至蒙古破金中都、部分金代文人进入蒙古政权。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诗人是耶律楚材及丘处机。 耶律楚材是蒙古政权下第一位诗人。蒙古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29岁的耶律楚材被征至蒙古帳下。他从永安（今北平）出发，一路经过居庸关、武川、云中（今大同），抵天山（此指阴山，非新疆天山）之北，涉大碛，逾沙漠，达成吉思汗行在。明年随军西征，夏过金山（今阿尔泰山），越瀚海（即哈密以东之沙漠），经轮台县、和州、五端（今于阗）、普剌、阿里马、虎司窝鲁朵、塔剌思（唐之怛逻斯）、讹打剌、寻思干（即撒马尔罕）、蒲华（今不哈拉）等，留居今乌兹别克境内。在西域，他有比较长的时间居住在寻思干，即西辽的河中府。这些奇异的经历，他在《西游录》中有具体记载。西行途中和居住西域期间，他写了大量诗歌。这些诗特别是写于西域河中府的诗歌最具特色，如《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其五：“二月河中草木青，芳菲次第有期程。花藏径畔春泉碧，云散林梢晚照明。含笑山桃还似识，相亲水鸟自忘情。遐方且喜丰年兆，万顷青青麦浪平。”[2]96他在异域新异环境中度过一段宁静的生活，《游春十咏》充分写出这里的新异与宁静，这些都是耶律楚材给中国诗史带来的新内容。蒙古军队的打仗与围猎，也用他的诗笔带进诗史，其《扈从冬狩》云：“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长围成。长围不知几千里，蛰龙震栗山神惊。”“壮士弯弓殒奇兽，更驱虎豹逐贪狼。”[2]214中原古代也有田猎，但只有蒙古围猎才有如此规模和阵势。 耶律楚材为诗，崇尚平易自然，追求空灵的诗境，又崇尚古雅简淡，也推崇清新雄奇。他的作品呈现多种风格，王邻称其诗“其温雅平淡，文以润金石；其飘逸雄掞，又以薄云天。如宝镜无尘，寒冰绝翳，其照物也莹然。”[2]4 “温雅平淡”，“飘逸雄掞”两种风格的作品，耶律楚材都写得很好，前一种如《过济源登裴公亭用闲闲老人韵》：“山接晴霄水浸空，山光滟滟水溶溶。风回一镜揉蓝浅，雨过千峰泼黛浓。”[2]161写得晶莹如玉，美得令人向往。后一种风格如《过阴山和人韵》：“临高俯视千万仞，令人凛凛生恐惶。百里镜湖山顶上，旦暮云烟浮气象。山南山北多幽绝，几派飞泉练千丈。”“山高四更才吐月，八月山峰半埋雪。”[2]21其雄奇之风，磅礴之气，在中国诗史上也是少有的。耶律楚材在元代诗史上的地位，可以概括为两句话：接宋金之绪，开元诗之端。王邻推崇其作，赞扬他并美前代：“辞藻苏、黄，歌词吴、蔡。”[2]4言其接续宋（北宋）金。清人顾嗣立《元诗选》耶律楚材小传说他：“当经营创制之初，驰驱绝域，宜若无暇于文，而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非偶然也。”[3]379-340寓开端元诗之意。 早期活动于蒙古政权下的诗人还有全真教道士丘处机和他的若干弟子。丘处机是著名全真教士，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他以73岁高龄，西行万里，到西域觐见成吉思汗。一路西行途中，他写下了数量可观的纪行之作。这些作品，载在其弟子李志常记录其西行经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孙锡《长春真人西游记序》言其：“所至辄徜徉容与，以乐山水之胜，赋诗谈笑，视死生若寒暑。”[4]537他一生诗作，大致以西行途中所作为佳。如道出居庸，入峡门作《初入峡门》，在宣德过冬，作《赴龙岩寺斋以诗题殿西庑》等，都是可读之作，也都比较好地描述了一个中原人眼中的北方奇异风光。这类诗中，《泺驿路》可作代表，这是他行至今乌兰巴托附近（此地南接鱼儿泺驿路）所作：“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饮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4]562初入绝域，一切都让他感到惊奇和不理解。再西行，到达今新疆境内的金山（即阿尔泰山），他却写出了很静幽的作品，《金山三绝》其二是如此清净无尘：“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独啸夜光球。”[4]569境界是安静的、阔大的，诗人的心也是安闲的。毛麾论丘氏诗歌风格说：“其恬淡闲逸，纵凡俪俚，无所拘碍，若游戏于翰墨畦径之外者，不雕不琢，匪丹匪青。土鼓蒉桴之不求响奏，玄酒大羹之不事味享。”[5]其主导风格是虚静、清淡、冲和、不避俚俗的质朴，但又不失之死寂。 丘处机和耶律楚材，一位全真道士，一位佛教居士，其一生诗歌创作，最具特色最引后人关注的，是在距中原万里的西域所作，在如此特殊的地域，和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时期写出。元代诗史如此开端，不能不称奇异。 二、南北初合未融的前期诗坛 窝阔台汗六年（1234）蒙古灭金，元北方文坛形成。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宋亡，元南方文坛形成。从公元1234到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是元代文学发展的前期，约60年。南北文坛，承金接宋，各自沿固有方向发展，虽合而未融。 元前期，南北诗坛都不零落，都创造了一个时期诗歌的相对繁荣。在北方，如清人赵翼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6]621在南方，如钱谦益言：“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7]黄宗羲则说：“文章之盛，莫盛于宋亡之日”[8]。 谈当时的南北诗坛，都有一些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易代之际诗人的时代归属，特别是一些代表性诗人、影响一时的诗人，北方如元好问，南方如刘辰翁。 （一）前期北方诗坛。明末毛晋刻《十元人集》，收《遗山诗集》二十卷。清人顾嗣立编《元诗选》，以元好问为首。宋荦《元诗选序》云元诗之盛：“遗山、静修导其先。”[3]5还有后来编《元诗别裁集》的张景星等，他们都明确以元好问入元。而沈德潜、翁方纲等人对此极端不满，坚决反对将元好问归元。这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我赞同清人赵翼《题元遗山集》之说：“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6]621他是金代诗人，更是元代诗人，“两朝文献”并不相妨。他未仕元，但曾入元世侯东平严实幕府。他并非不想仕元，而是未能得到忽必烈之任用，沈德潜在遗山诗选例言中也说道：“元世祖未尝欲其仕。”[9]在金亡元初的三十年间，元好问是无可争议的文坛领袖。元好问和他的同辈们，生逢丧乱，或悲歌慷慨，或寄怀深远，所作诗歌，为后人所重：“唐以来律诗可歌可泣者，少陵数十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10]忽必烈即位前三年（1257），元好问去世。元好问以后北方文坛的繁盛，是由他的弟子或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创造的。他们都终生仰慕、宗法元好问。整个忽必烈时代的北方诗坛，没有出现新的宗主。这几十年，是一个没有元好问的元好问时代。清人顾嗣立说：“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好问遗山，而郝陵川、刘静修因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11]这一批創造中统、至元大盛的，有世祖潜邸文人、东平行台幕府文人、河北三镇文人，以及“河汾诸老”诗人。其中较为突出者，除顾嗣立说到的郝经、刘因外，还有刘秉忠、卢挚、王恽、胡祗遹等等，以及与元好问情同父子的白朴。他们同受元好问影响而又各具特色。 这一时期北方的学术格局，也是诗坛格局。大致说，在怀卫地区的苏门山（今河南新乡辉县市百泉风景区内）有理学家许衡和他的朋友姚枢、窦默等人的怀卫之学，他们属义理派。在河北邢州（今邢台）刘秉忠、张文谦为代表的邢州学派，他们属经济之学，成员还有郭守敬、张易、王恂。由金代科举出身的一批词章之士集中在东平严实幕府，其实际领袖却是元好问，代表人物有王磐、徐世隆等。当然还有一些人游走于不同中心，具有多重学术色彩，比如王恽、胡祗遹、郝经等人。也有不归任何一派的，比如卢挚、刘因。这三大学术中心，也是文学中心。这些文人，多有诗文创作，只是所操之学不同，诗歌成就与特点也不同。 （二）前期南方诗坛。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宋朝廷进降表，元军入临安。元政府诏谕：“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12]179这是一个保护文化的诏谕，由此南方文人在宋亡后，没有遭受北方文人金亡后的苦难，南宋诗坛由此也很自然地成为元代的南方诗坛。宋元易代给南方诗人心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他们或慷慨悲歌，或哀婉低回，抒写着亡国之痛和家国之感。林景熙、汪元量等一批遗民诗人，刘辰翁、牟巘、黄庚等隐逸诗人，方回、赵孟頫等一批仕元诗人，以及戴表元、赵文等，用他们不同的创作共同创造了南方文坛的繁荣。 进入元代，庐陵人刘辰翁成为南方文坛领袖。南宋灭亡、科举停废，是刘辰翁成为文坛领袖的历史机缘。元代重开科举，刘辰翁的时代也就终结了。如元人欧阳玄所言：“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点校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于是诗又一变矣。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江西士之京师者，其诗亦尽弃其旧习焉。”[13]83刘辰翁代表了元前期南方诗坛以奇崛诗风横扫江湖诗风的走向。在浙江则有主张改造江湖诗派、以唐诗精神振兴诗坛的，其代表人物是戴表元。戴表元影响不及刘辰翁，但他诗、文、诗论的成就，都可称那个时代重要的领军人物，在浙江当地，他具有文坛领袖的地位，但影响限于一地。他的主张与影响，后来通过其弟子袁桷带向大都文坛。 与刘辰翁批评唐宋诸家诗大致同时，另一位由宋入元的诗论家方回也作了大致相同的工作：选唐宋律诗三千首细加评点，编成《瀛奎律髓》。就文学批评成就说，方回不亚于刘辰翁。方回也是诗人，客观地说，应该是宋元之际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但方回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的诗坛领袖，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在诗坛萎靡不振的晚宋之后，刘辰翁提倡学李贺、陈与义，以李贺之“变眩”与陈与义之“清俊”震耀诗坛。方回则是理性的诗论家，他系统梳理律诗格法，从法度上指出学诗途径，不可能有震动诗坛的效应。大约也正因为这样，刘辰翁诗学震耀一时而未能持久，方回的一些诗论，影响至今。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诏江南访贤。同一年，江南有吴渭发起的“月泉吟社”以“咏春日田园”为题的征诗活动。次年，程钜夫向朝廷举荐二十多位江南贤士，月泉吟社“春日田园杂兴”评诗结果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揭晓。有意思的是，发生在元代前期南方诗坛的这两件影响最大的事，时间竟如此巧妙重合。这仅仅是时间的巧合吗？其实，它标志着南方文人的朝野大分化。至元二十三年（1286），距宋室降元已经十年，亡国的冲击波渐渐退去，文人们要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在一部分人入朝的同时，一部分人坚守林下，吟咏田园，南方文人的人生抉择，就此剖判。从这一节点上看月泉吟社活动，或许能发现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而这一发现，也许还是很重要的。被评为第一名署名“罗公福”（连文凤）的诗“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14]，和赵孟頫答忽必烈的“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1），简直就可以看作这一分化中两类人的宣誓词。 宋亡入元，南方诗坛迎来了一个繁荣时代。繁荣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亡国的心灵震撼，二是停科举带来创作能量的释放，三是创作的自由。第一方面无需再说。第二方面，当时论诗者几乎以庆幸的心态看待科举停废，如戴表元说：“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15]黄庚说：“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文。”[3]251至于第三个方面创作自由，元代诗文写作几乎没有任何禁忌，整个元代没有一起文字狱。有几个文字案，都没有兴起狱，从元初就是如此。骂官员，贬胡人，甚至揭皇帝之短的内容，在元代诗文皆可见。可写所欲写，能言所欲言，在古代中国，这是特别可珍视的。 政治上的南北统一，客观上要求南北诗风融合，告别旧时代的南北诗风，形成元代自己时代的诗风。但由于长期南北分治，造成了很大的南北差异，包括诗风的差异和诗歌观念的差异。南北文人之间也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南北文风的融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真正的融合，新的诗风的形成，则到中期。元后期采编《皇元风雅》的谢升孙《元风雅序》有言：“中土之诗，沉深浑厚，不为绮丽语；南人诗尚兴趣，求工于景意间。此固关乎风气之殊，而语其到处，则不可以优劣分也。编诗者当以是求，读者亦以是观，则得之矣。”[16]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曾有南北优劣之论；第二，在谢升孙时代，至少谢升孙本人已经认为，南北之诗“不可以优劣分”。 三、至清至和与承平雅颂的中期之声 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标志着元代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成宗即位，元代历史进入了中期，元诗的发展也进入了中期。与前期文坛领袖为在野文人不同，中期是在朝文人、京师文坛影响着天下风气，因而，中期的诗风变化，可以从翰林院（奎章阁）主导者及人员构成来考察。 前中期诗坛的走向是多源归一，这也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多源汇流，中期融而为一。这“一”，既指整个元代诗坛的一体性，也需要有代表一个时期的标志性的诗风，这都是在中期实现的。这一走势，元后期的欧阳玄有描述，他说： 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崛强，下者委靡，时见旧习。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时雍虞公方回翔胄监容台间，吾党有识之士，见其著作法度谨严，辞指精核，即以他日斯文之任归之。至治、天历，公仕显融，文亦优裕。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版，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13]228 他描述的是从南北统一到文宗天历年间（大约是从1279到1329）这50年詩坛演变的状况，又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混一之初”，是“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的阶段，大致可以看作是统一后的忽必烈时期，如果从南北统一的至元十六年（1279）算起，到忽必烈去世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是15年。疆域统一，但南北诗风尚未融合，因此我们归之为元诗发展的前期。第二个阶段，是元代诗文发展中期的前半段，时间上是成宗至仁宗时期。这一阶段，先由北方文人姚燧等主导京师文坛，即所谓“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之时；而后过渡到南方文人赵孟頫等人主导京师文坛，即所谓“治世之音，日益以盛”之时。第三个阶段，是中期的后半段，即“至治、天历，公仕显融，文亦优裕”，虞集成为文坛领袖，是虞集为代表的四大家等主导文坛的时期。 根据欧阳玄叙述，元代文学发展中期（从成宗元贞元年即1295年，到文宗至顺三年即1332年，共38年），实可细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姚燧、赵孟頫、虞集主导文坛。 第一阶段，成宗、武宗时期十多年，姚燧为代表的北方文人主导。成宗即位之初，即召姚燧入京，主持《世祖实录》的修撰。世祖时期的翰林国史院，由东平出身的文人主导，姚燧改变了这一状况，也扭转着诗文风气。姚燧主导翰林国史院也主导大都文坛的大德时期，是四方精英向大都集中的时期。虞集说：“大德中，予始至京师，海宇混一之馀，中外无事。中朝公卿大夫士，敦尚忠厚，雅厚文学，四方名胜萃焉。”[17]所述与欧阳玄叙述一致。这其中，袁桷北上，对于南北关系的协调、南北文人与文风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他由东平文人推荐进入翰林国史院，与南北文士广泛交往且关系融洽，为转变南北固有文风，形成新的文风，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武宗死，仁宗即位，文坛宗主易人，赵孟頫成为文坛宗主。政治上的仁宗时期，是文坛上的赵孟頫时期：“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不久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成为新的文坛盟主。如清人顾嗣立所言，赵孟頫“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袁伯长辈从而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3]593，即在此时。《元史》评赵孟頫，“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12]4022，4023这与姚燧诗文，是两种大不相同的风格，可以想见，他在当时文坛被接受和不被接受，都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与赵孟頫同时影响文坛，同开虞、杨、范、揭先路的是袁桷，他们被认为是“首倡元音”（胡应麟《诗薮·外编·元》）者。袁桷与赵孟頫是多年的好友，也是文坛上的同道。袁桷交游广泛，与赵孟頫、虞集等人不同，他的风格和性格，能为南北各地文人接受，因而在促进文人与诗风融合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四库馆臣对袁桷等在这一时期的定位，是客观的，说他们“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其承前启后，称一代文章之巨公。”[18]1436他们是从姚燧等到虞集等“元诗四大家”的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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