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词典首页

请输入您要查询的论文：

　

标题 税收与经济增长存在增长丘吗？
范文 刘昶 覃凤琴



摘要：无论是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高速增长的税收收入，还是位居前列的税收痛苦指数，亦或是炒得沸沸扬扬的“死亡税率”，都与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估计证实中国同样存在“增长丘”，即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税负在最优水平以下时会通过为生产性支出融资而促进经济增长；当税负超过最优水平时则会阻碍经济增长。税收对经济的影响要从税收收入侧和税收支出侧两个角度同时来考虑，单独考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够的。结合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的财税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其一，在收入侧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在税费方面应重点考虑降低费的负担，清费降费是重点，减轻实体经济税费负担，释放市场活力；收入侧除了税费外，还可以考虑债务收入弥补税费收入减少带来的收支缺口或赤字。其二，在支出侧也要从结构方面考虑，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尤其要加大对生产性支出的支持，这样既可以拉动短期需求，同时也可以为经济长期增长积蓄动能。
关键词：最优宏观税负；经济增长；增长丘；生产性支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17BJY173）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4-0075-07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进入了一个超长高速增长的快通道，与此同时，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在福布斯杂志每年公布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中，我国都“名列前茅”，再加上有学者提出“死亡税率”，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之下，税收负担问题不时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在当前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财税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一方面可以通过减税降费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发挥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两个方面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这也正体现出了税收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两面性：一方面，从税收收入筹集来看，税收是市场主体收入流量的扣除，必然影响私人部门消费、投资等活动的积极性，而且税收还可能被扭曲引入市场机制之中，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从税收收入的使用来看，税收用于公共商品和服务的支出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各种支持和保障，而过低的税收会影响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从而制约经济增长①。所以，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到底多大程度的税收水平是合适的，即最优宏观税负水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既能避免税负过高影响经济主体积极性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又能防止税收收入不够造成公共商品供给不足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总之，无论是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高速增长的税收收入，还是位居前列的税收痛苦指数，亦或是炒得沸沸扬扬的“死亡税率”，又或者是当前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财税政策选择，都与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促使我们去研究中国的最优税负水平，从而可以帮助我们从规范和实证的角度对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并为税负水平的调整提供方向和依据。
本文使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估计证实中国同样存在“增长丘”，即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税负在最优水平以下时会通过为生产性支出融资而促进经济增长，当税负超过最优水平时则会阻碍经济增长，税收对经济的影响要从税收收入侧和税收支出侧两个角度同时来考虑，单独考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够的。现有的经验分析多是分开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将税收和公共支出（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有机地联系起来，揭示了“增长丘”产生的机制和原因。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文献中传统且重要的一支，尤其是经济增长中的最优税问题一直是理论经济学所关心的主要议题②。Marsden（1983）认为较低税负水平会从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其一，从总量（或规模）上提高要素的供给水平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程度；其二，从结构上促使资源从效率低的部门转向效率高的部门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③。Chamley（1986）从理论建模的角度采用标准的拉姆齐方法考察了最优线性税收的问题④。Myles（2009）则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中，负向影响主要是因为税收增加会降低投资（包括对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研发（R&D;）的回报，较低的回报则意味着较少的（资本）积累和创新，进而带来较低的增长；而正向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一些公共支出能够提高生产率，这些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和健康护理方面，而税收则是这些支出的筹资手段，从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⑤。以上研究要么是没有考虑公共支出的影响，要么认为公共支出是外生的。
实际上，由税收支持的公共支出并不是外生的，而且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也并不是单调的线性关系。Barro（1990）⑥ 以及Barro和Sala–i–Martin（1992）⑦ 在内生增长模型下考察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取决于初始的税收水平、税收收入的支出方式（即财政支出）和一些其他因素。他们的模型说明税收起初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税负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后续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如Bania、Gray和Stone（2007）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呈现出的倒U型关系形象地称为“增长丘”（Growth Hill）⑧；Miller和Clarke（2014）使用1977—2010年美国4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面板数据同样验证了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的“增长丘”关系⑨。
国内学者对税收和经济增长关系以及最优宏观税负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刘长生，简玉峰（2009）构建了基于财政支出、税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推导出在给定税收、财政支出政策的变化路径时，经济会达到“竞争性分散均衡”，税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⑩。王麒麟（2011）在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研究的基础上将消费性公共支出内生到家庭的效用函数中，在一个DSGE 框架下求解竞争性均衡问題，以此来考察生产性公共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1}。他认为生产性支出具有正的产出效应，生产性支出对家庭私人消费、公共消费的影响取决于政府设定的平滑税率，根据经验分析可知，生产性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如人口效应大，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增长机制受到财政收入的影响，经验分析中最优税收门槛值的讨论与数理分析中最优平滑税率的讨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12}。金戈（2010）将Barro模型关于内生公共支出的基本特征引入Chamley模型，考察了经济增长中的最优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问题{13}。文章通过一个具体例子给出了最优公共支出与税收的显示路径，并通过数值模拟，对中国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进行了估计，测算中国最优收入税率的取值范围在0.2—0.575之间，在相对保守的参数设定下中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约为32%。马拴友（2001）{14}、李永友（2004）{15}也采用不同的方法估计了中国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
研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将税收与支出联系起来分析，但是目前国内将内生公共支出与税收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尤其是在经验实证分析方面。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源于研究习惯，传统的最优税收理论并不重视支出的问题，因此很多研究者已经习惯于将公共支出视为外生，从而将支出孤立仅仅研究税收一侧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在实证分析中没有很好的办法能够将税收和支出联系起来分析这一问题。
本文拟采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中国是否存在增长丘，并通过实证模型估计出中国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本文的创新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内除了理论实证分析真正将税收和支出结合起来分析外，大部分经验实证分析在考虑支出的情况下研究最优宏观税负的问题，实际上仅仅是将支出作为一个变量引进估计方程，并未真正将税收与支出联系起来，本文借鉴国外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2）我们尝试构建工具变量（IV）来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使回归方程的估计参数更加准确；（3）我们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使用了一种更为精确的方法计算最优宏观税负水平的置信区间，这相对于现有文献是一种方法上的创新和进步。如刘长生、简玉峰（2009）直接计算倒U型曲线顶点的横坐标，这是不精确的；而Bania、Gray和Stone（2007）虽然计算了税负水平的置信区间，但是其方法并不明確而且区间范围过大，更有一些早期的研究直接计算临界点一定百分比的上下浮动区间，其方法简单粗糙。
在以上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假说1：在中国同样存在增长丘，即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速之间是倒U型关系，经济增长一开始会随着税负的提高而增加，当税负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以后经济增速开始下降。
假说2：中国存在增长丘的原因是一开始为生产性支出融资的税收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当税收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继续增税会阻碍经济增长。
二、理论基础
我们将政府的公共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前者进入企业的生产函数能够促进其生产率，后者进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能够增进其效用水平。而且，为了将内生性财政支出引入分析，我们采用了Bleaney、Gemmell 和 Kneller（2001）所使用的Barro（1990）以及Barro和Sala-i-martin（1992）的内生增长模型{16}。假设有n个生产者，每个生产者的产出为y，则生产函数为：
y=Ak（1-α）gα（1）
其中，A为正的常数，k为私人资本，g为生产性公共品（投入品），α为0与1之间的参数。政府以税率r对产出征收比例税为其公共支出融资。因此，政府预算约束是：
ng+C+BS=rny （2）
其中，C是政府提供的消费性（或“非生产性”）公共品，BS为预算盈余，因此，式（2）为一个恒等式。
Bleaney、Gemmell 和 Kneller（2001）使用了一个等弹性效用函数得出长期经济增速（V），可以表示为：
V=w（1-r）（1-α）A1/（1-α）（g/y）α/（1-α）-μ（3）
其中，w和μ为常数，是反映效用函数的参数。值得注意的是，私人资本在模型中是内生决定的，因此，在式（3）中没有出现。所以，稳态的产出增长只取决于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的结构参数（w，μ，α，A）、税率（r），以及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产出的比率（g/y）。
方程（2）和（3）通常用来构造静态或动态线性回归方程，尽管方程（3）有非线性。不过，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内在的非线性问题，特别是以税收支持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从而考察潜在的巴罗式“增长丘”。利用式（2）代替式（3）中的生产性政府支出（g），可以得到一个用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的结构参数（w，μ ，α，A）、税率（r）、政府消费性支出（C/ny）和预算盈余（BS/ny）表示的非线性方程：
V=w（1-r）（1-α）A1/（1-α）（r-C/ny-BS/ny）α/（1-α）-μ（4）
在等式（4）中增税的效应最初是正的，因为税收是花在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之上。不过，这种影响最终会变成负的，因为私人资本逐渐会被提高的税收份额对私人资本净回报抑制效应挤出。在等式（4）中，增加C/ny的影响是负的，因为它反映了其他条件不变时政府支出从生产性向非生产性的转移。另外，增加预算盈余BS/ny的影响也是负的，因为它反映的是其他条件不变时预算支出从生产性支出上抽离从而带来的预算资源闲置。
三、实证分析
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为了验证前面提出的增长丘假说，我们参考Bania、Gray和Stone（2007）以及Miller和Clarke（2014）将式（4）进行线性近似展开，并用税负水平的平方项来模拟这种倒U型的关系，将基准方程设置如下：
Vit=βYit-1+γ1Vit+γ2Vit×γit+αCEit-wbsit+δZit+μi+εit（5）
其中，下标i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个年份，yit为实际人均GDP，Vit为经济增长率，γit为宏观税负水平，CEit为消费性支出，bsit为预算盈余，Zit是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控制变量。变量的选择同样参考Bania、Gray和 Stone（2007）以及Miller和Clarke（2014）的相关研究，对变量所做的处理详见表1；μi为个体固定效应，表示不随年份变化且无法观测和衡量的影响因素；εit为随机干扰项，代表那些随时间和个体而变动但无法观测和衡量的影响因素。对于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我们主要关注系数γ1、γ2 的大小、符号和显著性。
根据我们的假说1，可以预期：γ1>0，γ2<0，税收对经济增速的边际效应为γ1+2γ2×γit，当宏观税负水平较低时，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为正；当宏观税负水平超过一定水平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由正转负，而且当γit=-■时，经济增速达到最大值，即：
■=γ1+2γ2γit>0？圳■it=-■（6）
■=γ1+2γ2γit=0？圳γit=■it=-■（7）
■=γ1+2γ2γit<0？圳γit>■it=-■（8）
图1 税收与经济增速之间的增长丘关系
我们的假说1是强调增税一开始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税负水平超过一定的水平之后，继续增税的话经济增速则开始下滑。这种关系从图形上就表现为倒U型关系，就像一个山丘的形状，所以可以形象地将其称为增长丘，见图1左图。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则是该倒U型抛物线切线的斜率，见图1右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当税负水平达到时，经济增速达到最大值，税负水平低于该值时增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而当税负水平超过该值时继续增税则会阻碍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可以将该值看作最优宏观税负水平。
在随后的估计结果中我们将会给出该临界值，因为当宏观税负水平超过该临界值时增税会阻碍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将超过该临界值的税负区间称为“税负禁区”。为了估计的精确性，我们还要计算出该临界值的置信区间，而计算置信区间首先要计算临界值的标准误，对于特定临界值标准误的计算我们参考Aghion等（2009）所采用的德尔塔法（δMethod），该方法是通过计算均值邻域内的一阶泰勒近似实现的{17}。
为了验证假说2，我们根据Bleaney、Gemmell 和 Kneller（2001），Bania、Gray和Stone（2007）以及Miller和Clarke（2014）的方法对回归方程进行了比较巧妙的设计。具体地我们利用了政府的预算恒等式E+bs=r，即税收等于支出加上预算盈余，而支出又可以分为生产性支出PE和消费性支出CE，所以CE+PE+bs=r。在回归方程中如果将这些因素全部包含其中就会导致完全共线性（Perfect Collinearity）问题，所以必须要舍弃一个变量，我们利用的正是这一点，这里我们丢掉了变量PE。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保留在回归方程中系数的解释就发生了变化，比如变量CE的系数的含义就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尤其是r不变的情况下，以PE的减少为代价增加CE对经济增速的边际影响。特别地，税收对经济增速的边际效应，则应解释为在CE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税收为生产性支出融资带来的经济增速的变化，这样就可以将税收和生产性支出巧妙地联系起来，从而验证我们的假说2揭示存在增长丘的原因。
基准模型式（5）的设定虽然控制了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遗漏变量偏误，但是未考虑其他形式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拟采用工具变量（IV）回归的方法。由于税负水平是税收和GDP的比值，所以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IV法来处理这一问题。参考Lee和Gordon（2005）的方法，我们使用省会之间距离倒数加权的其他省份的税负水平作为工具变量{18}。背后的原理或假设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距离越近的省份之间为争夺相同税基的竞争越激烈。另外，为了防止出现恰好识别的问题，我们还加入了税负水平的滞后一期值作附加的IV。
2. 数据与变量
我们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有些数据我们还进行了必要的计算处理。本文所选变量是1994-2015年的年度数据。另外，因为某些指标数据的缺乏，本文仅使用除西藏以外的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另外重庆于1997年设直辖市，为了充分利用数据我们选择留下重庆市的数据，所以本文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數据。具体的变量设定说明详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说明
3. 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Hausman检验支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表2的1—3列是通常的固定效应模型下得出的估计结果，而4—6列则是面板数据工具变量估计下的结果。这两种方法都是逐步增加变量，无论是那种方法，它们的估计结果都支持前面的假说。考虑到内生性问题的潜在影响，我们主要以面板工具变量模型的估计结果为准。
表2的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说1，即增税一开始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税负水平超过一定的水平之后，继续增税的话经济增速则开始下滑，对所有的回归估计结果，税负水平（r）的一次项的估计系数为正，二次项的估计系数为负。这种关系在图形上则表现为倒U型的抛物线，就像一个山丘的形状，所以可以将其称为增长丘。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则是该抛物线的切线的斜率，因此，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随着税负水平的提高由大到小并且由正变负。当税负水平较低时增税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税负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当税负水平达到某个特定值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由正的转为负的。
与其相对应的政策含义是：当税负水平还未达到临界值时，增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当税负水平超过临界值时减税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该临界值为最优的宏观税负水平，在该点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按照我们的实证估计结果（以第6列为准），宏观税负的临界值为38.72，通过对税负水平百分位数的计算，我们发现38.72居于第96和第97百分位数之间，即我们所选取的全样本有96%的数据都位于该临界值的左边，剩下的4%的数据则位于该临界值的右边。如果取临界值95%的置信区间，通过δ法计算该区间为[30.63，46.82]。那么，对我们的全样本而言，则有94%的数据位于该区间的左边，另外有2%的数据位于该区间的右边。如果要以我们所选样本的最新年份2015年数据为准的话，我们发现91%的数据位于该临界值的左边，剩下9%的数据位于该临界值的右边；如果考虑置信区间的话，则有90%的数据位于该区间的左边，7%的数据位于该区间的右边，也可以说有10%的数据位于税负的非正向影响区间内。由于受到高税负的影响，已经有少数省份开始出现税负阻碍（至少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情况。因此，对这些省份我们应该考虑稳定和适度降低宏观税负水平，以免出现税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而税负水平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则分别为14.50和12.30，这一水平下的税负并不阻碍经济的增速，也就是说对于大部分省份而言，总的税负水平还不会阻碍经济增长速度。
对于假说2，之所以会出现增长丘是因为一开始为生产性支出融资的税收的增加会带来经济增长，当税收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继续增税则会抑制私人资本的回报，进而阻碍经济增长。政府在教育、科技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支出上的投入，决定了一个社会基础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会提升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增加这些公共投入是有代价的，一方面税收太高会抑制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公共投资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其边际收益也会逐渐下降，这些都会阻碍经济增长。在我们的回归方程中，通过舍弃生产性支出变量，税收对经济增速的边际效应反映的正是增税用于支持生产性支出的边际影响，只要税收还没有达到临界值我们就可以通过增加税收为生产性支出融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外，消费性支出CE的系数为负，表明在税负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以减少生产性支出为代价增加消费性支出会阻碍经济增长。还有，因为预算盈余bs的系数为负，反过来预算赤字的系数则为正，即在税负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赤字为生产性支出融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税收和财政支出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由于税收和财政支出之间这种天然的联系，研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将税收与支出联系起来考虑，否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甚至可能会误导我们的决策。本文结合税收和财政支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理论上我们借鉴了前人的分析方法将税收和财政支出同时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得出税收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理论模型。在实证上我们使用税负水平的二次项来捕捉税负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并且利用我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工具变量回归模型很好地验证了税收与经济增速之间的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一开始增税有助于经济增速，当税负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继续增税则会阻碍经济增速，这也验证了在我国同样存在Bania、Gray和Stone（2007）所谓的“增长丘”。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呈现这一关系的主要原因是一开始为生产性支出融资的税收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随着税收的持续增加会对私人资本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最终会阻碍经济增长。
本文的研究结论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关于适度或最优宏观税负水平问题。与其他研究结论以及现实舆论导向不同，我们测算的会阻碍经济增长的税负的临界值水平相对比较高，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除了少数省份外，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宏觀税负水平并不高，至少还不至于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除了少数省份应该考虑直接降低宏观税负水平外，其他省份则应该保持宏观税负水平的基本稳定性。另外，我们的税务部门可以在税收管理上做文章，向管理要效率，通过加强税收管理，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减少税收成本，提高税收质量，这样通过科学的税收管理来控制和降低宏观税负水平也是行之有效的。
第二，关于财政支出结构的问题。就我们所选取的样本数据，相对于最优税负水平或最快增长速度而言，总体来看我国用于生产性支出的税收收入依然是不足的，所以，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应该继续加大税收收入对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支持。具体而言，应考虑继续加大税收收入对教育、科技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支持，因为这些领域的支出基本上都是生产性支出，通过税收收入对生产性支出的大力支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潜力和动力。
第三，关于新常态背景下总的财政政策的取向问题。结合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的财政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其一，在财政收入一侧要进行结构性调整，首先，在税费方面应侧重于考虑降低费的负担，清费降费是重点，减轻实体经济税费负担，释放市场主体和要素的活力；其次，财政收入一侧除了降费外，还可以考虑在限额范围内适度地提高赤字规模和水平，通过发行债券，以债务收入弥补税费收入减少带来的收支缺口，而且我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利用赤字为生产性支出融资促进经济增长。其二，在财政支出一侧也要从结构方面考虑，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尤其要加大对生产性支出的支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仅要加大重点领域的支出，也要兼顾其他生产性支出，这样既可以拉动短期需求，同时也可以为经济长期增长积蓄动能。
注释：
①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1中国财政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5页。
②{13} 金戈：《经济增长中的最优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③ K. Marsden， Links Between Taxes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Series， 1983， No.605.
④ C. Chamley， Optimal Taxation of Capital Income in General Equilibrium with Infinite Lives，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y Society， 1986， 54（3）， pp.607-622.
⑤ G. D. Myle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ole of Taxation， Prepared for the OECD. Unpublished Report，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07， 713（7）， p.5.
⑥ R. Barro，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pp.103-126.
⑦ R. Barro and X. Sala-i-Martin， Public Finance in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2， 59（4）， pp.645-661.
⑧ N. Bania， J. A. Gray and J. A. Stone， Growth，Taxes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Growth Hills for US states， National Tax Journal， 2007， 60（2）， pp.193-204.
⑨ S. M. Miller and C. A. Clarke， Can State and Lo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Enhance Economic Growth？ A Cross-state Panel Study of Fiscal Activity，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14， pp.2014-2025.
⑩ 刘长生、简玉峰：《税收、财政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经济问题》2009年第4期。
{11} 严成樑、龚六堂：《财政支出、稅收与长期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
{12} 王麒麟：《生产性公共支出、最优税收与经济增长》，《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14} 马拴友：《宏观税负、投资与经济增长：中国最优税率的估计》，《世界经济》2001年第9期。
{15} 李永友：《我国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2004年第12期。
{16} M. Bleaney， N. Gemmell and R. Kneller， Testing th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Public Expenditure， Taxation and Growth Over the Long Ru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34（1）， pp.36-57.
{17} P. Aghion， P. Bacchetta， R. Ranciere and K. Rogof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9， 56（4）， pp.494-513.
{18} Y. Lee and R. H. Gordon， Tax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5），pp.1027-1043.
{19} 李永友、张子楠：《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作者简介：刘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覃凤琴，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随便看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

　

Copyright © 2004-2023 puapp.net All Rights Reserved
更新时间：2024/12/22 19:1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