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村落权力与社会控制转型 |
| 范文 | 王卫锋 摘要本文以百村调查为基点,对贵州J村进行追踪调查,利用资源的分化和控制为切入点,描述当今社会转型期村落权力的运作现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乡村社会控制的转型趋势和思考。 关键词村落权力 资源 社会控制 转型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280-02 一、问题的提出 解放前,中国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并不存在一种直接的制度控制,主要是通过乡绅阶层实现的。晚清时期,在世界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进行“民族—社会”国家的建构,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竭力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解放后,新政权进入乡村社会,特别是从集体化时代到人民公社时期,村落权力基本上是由国家“嵌入”的,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严格控制,实现了完全直接化、渗透化和严密化。但由于彻底斩断了与原有文化网络的联系,无法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和治理。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乡村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在转型社会时期,中国政府亟需寻找一条适应社会大变革而且又符合中国地方实情的乡村控制模式。社会转型一词源于西方社会学现代理论,具有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范型社会结构转换的内涵(张雄1993,35-38)。笔者所指的社会转型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村域内由经济转型推动的村落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 屯堡是明朝“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的特殊历史所形成的汉族裔群落,广泛分布在今贵州安顺地区,共有300多个村寨,100多万人口。其中J村就是最为典型的屯堡村寨之一,地处屯堡社区的核心地带。全村面积约为12平方公里,总户数1121户,总人口为4326人(截至调查时),汉族4240人,苗族86人。J村既是屯堡社区最大的自然村,也是贵州省最大的行政村。J村是“中国百村调查”课题研究的一个贵州特例。其中孙兆霞等著《屯堡乡民社会》一书是该项目的集大成果。从乡村社会主体性上提出了“乡民社会”的概念,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屯堡村落依靠屯堡人所形成的“乡民社会”形态及其“内聚力”的运转机制、社区公共空间、社会结构等方面,解析了“分析村落社会结构与村落内发发展的相互关系”这一百村调查的主题。 当今乡村社会产业多元化,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化,掌控社会资源的一些利益群体成为村务管理的重要力量,村落出现多元力量控制的局面。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对J村先后五次追踪调查,试从村落社会资源为切入点,透析社会转型时期J村村落权力的运作现状,探讨地方文化资源、村落权力与社会控制转型的内源性,以及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秩序的思考。 二、村落资源与组织较量 村民自治是中国新时期农村社会民主改革进程中的新型尝试,是新形势下村治组织获取合法性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暗含着村落权力的来源有了新的变化,村民选举的形式形成了对村干部的选择机制,村落权力更多地来源于村民认同基础上的合法性,实质性地改变了村级组织的权力授予方式,萧唐镖形象地称村委会选举为乡村各种力量角逐村庄公共权力提供了现实的“平台”和合法性“入口”。同时,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也为转型社会时期各种村落力量的权力博弈提供了场域。 国家民主进程在乡村的推进,市场体制进入乡村,村落资源分化,村落社会出现分层,产生了诸多社会性组织,村落出现多元力量并存的局面,形成了多样化的社会组织横向网络。各种力量以组织为载体,依靠自身拥有的资源,介入村落公共事务,出现共同从事村落公共事务治理的现状,形成村落社会决策层的多面体,展现了村落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互动性。 J村是屯堡文化“活的博物馆”,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传统文化事象,内涵着丰富的自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除村支部和村委会正式组织外,内衍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村落民间组织,诸如,老协会、屯协会、青年活动中心等,是一种“自组织”,而不是由外部力量推动建立的“他组织”。这些组织的存在,使村民对村委会、村支部的管理功能和村落的权威产生了质疑。 老协会是J村民间组织的主要一支力量。老协会成立于1989年底,当时成立老协会并不是像其他地方的老协会是政府推动的产物。据老协会内部人讲,是当时的村主任顾ZY希望得到村里老年人的支持,协助本人对村落的管理,获取村内的权威而推动的,其最初协助村委会工作的本意注定其在村落一出现就涉足了村落的管理工作,披上了权力符号的外衣,进入了村落社会权力网络中。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2008年会员已达350多人。在村委会和村支部存在冲突时期,填充了村落的权力空缺,独自出场组织了很多文化活动。老协会于1997年农历正月初九组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届“迎春会”,举办了大型的文艺节目,包括地戏表演、花灯、对歌等,恢复了传统的节日庆典,形成年度回归性的“迎春会”传统习俗和惯例。2000年,老协会独自承担组织了12年回归性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佛事活动——“过河”。J村具有传统的社会组织资源,老协会已经掌握了这种传统的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组织能力,老协会多年的组织活动,树立了村落权威性地位,最终确立了老协会在村落管理层面的合法性席位。村落很多组织如地戏队、花灯组等都听从老协会的调遣。老协会同时也开始操办七月半“河灯节”的具体事务。另外,随着J村知名度扩大,更多的官员和专家学者来J村考察、调研,进行指导和学术研究,老协会是考察研究的重要场所,老协会同时也承担了大多数的接待工作,争取了更多的外来资源。 J村搞屯堡文化旅游开发,屯堡文化资源的内涵支撑旅游产业。在这一背景下,村支两委意识到出面操办旅游发展不合适,老协会的老人精力不足感觉力不从心,于是在2001年12月在村支两委的领导下,一个专门搞屯堡文化旅游发展和开发工作的受村民公认的民间组织“屯堡文化旅游发展研究协会”(简称屯协会)便应运而生了。2003年初成立时,会员有50多人,大多是J村学历较高和具有经商外出经验的能人,其主要成员的身份本身具有复杂性,是一个由村落精英组成的团体,很多既是村干部,又是村里的经济能人,如张WS,梁ZW,苏SF,顾HJ等。成立之初主要是负责组织文化活动、搞村里的卫生和治安工作。协会的主要工作目标就是弘扬屯堡精神,开发和保护屯堡文化遗产。随着屯协会掌握着更多的村落资源,控制了村里的旅游开发项目,权力逐渐膨胀,在村落发展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在某些传统文化领域开始代替了老协会,操办村落的文化活动,与老协会争夺主导的空间,成为了主导村落空间的核心组织之一。2002年以来,原由老协会独自组织的大型民俗活动“迎春会”,开始由屯协会和老协会联合承办,但更多的事情是由屯协会操办的。同年大年十二组织村民去安顺市区“大拜年”活动,组织当年的“河灯节”活动。收集J村的屯堡文化资料,获取了独有的文化资源。接待外来官员、学者调研的工作,也由屯协会开始接管,老协会只是从中协助,这部分资源老协会也开始流失。屯协会工作局面的打开,改变了老协会独自承管村落文化活动的局面,分享了老协会的资源控制的权力,使村落权力资源进行了再配置。 J村青年活动中心是2008年7月成立的青年组织。主体是村里的青年男子,年龄一般在18—45之间,参加人数多达130多人(截至调查时)。正如成立时倡议书所描述的,“成立J村青年活动中心的目的与宗旨,一切以维护J村村民利益的事为目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表明,青年活动中心也是以力求进入村落的管理层面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利用“为维护村民利益的事”涉入村落政治之中,企求在村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笔者调查,该中心是由J村大堡片区的一些青年首先倡议成立的,没有什么组织章程,也没有组织核心人物领导。自成立以来,曾多次利用贴大字报的形式,对村支两委处理村里问题提出自已的意见,主要是关于处理村集体财产方面居多,特别针对了村里顾氏家族对村集体承包土地问题,认为村干部财务不公开,存在腐败现象。2008年8月,村委会按照上级指示,彻底取消村发电站,实现全村农网改造,某些青年就旧电路电线的分摊问题向村委会发难,导致工作无法进行,一度中断。因此,J村有的妇女称之为“青年协会”,是与老协会在村落的权威相对而言的。表面上看此组织只是自发产生的,是村落自组织资源的拓展,然而有深层的内部原因,此组织的背后“人物”是前任村支部朱HC,组织村里的青年借助“村民自治”抵制现任村干部的行为。 三、村落秩序维系的思考 农村经济体制转型,形成传统资源的分化。村民自治形成新的政治资源,同时也造成原有资源的分流。各种村落资源被盘活,村落组织和精英之间凭借自身控制的资源,展开了村落权力的争夺和较量,从传统文化活动的组织,到村落经济发展领域中主导权,再到对村落事务和传统生活积极介入,村落非正式组织进入村落权力结构,登上了村落政治舞台,参与了村落公共权力的角逐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村落正式权力进行了互动,“村落治理的权力运行方向发生变化,从单一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统治,转向上下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商的多元关系”,村落权力运作模式逐渐朝着多元力量制衡发展。 从国家角度考虑,基层村级正式组织如村支部、村委会被视为公共资源(土地、集体财产、人事)的控制中心,通过控制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加强村落的内聚力,巩固自己的控制权力。但从J村社会民间多元力量之间的较量,我们看到村落非正式组织对村落公共权威的质疑,对村级正式控制权力的挑战,引发了村落内部组织矛盾和冲突。对于J村青年活动中心对村干部直面挑战,我们更应该看到:青年们在某些幕后“精英”操纵下,打着“村民自治”的旗号,利用社会舆论的形式,引发了更多指向改变现有村落公共权威状况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的主题主要是围绕基层正式组织与核心人物的行为展开的,它们成为村落发展集体行动、引发集体组织矛盾的诱因。这些活动现象看起来是一种维护村落公共规则、增进民主的行为,但对于挑战公共权威的一方来说,此种利益政治倾向的理念和行为规范在村落权力运作过程中扮演了工具性的角色,挑战者更多地是利用规则和制度安排去挑战当前权威者的“失范”行为,为自己的利益竞争获取广泛支持,它不以建设稳定而持久的权力平衡配置结构为己任,而是以加强自己团体的影响为目标,热力于通过对村落政治资源的控制和影响来解决利益分配。张静(2006)认为,这是乡村社会基层“利益政治秩序”的表现,此利益政治模式下的力量较量虽然也形成一种平衡机制。但这种以利益为核心的理念与博弈规则在建构乡村民主原则和制度建设上并不是具有普适性的参照。 因此,村落社会的控制必须实现由纵向维度的单一控制向多维度的多元横向控制转型。但多元力量控制的局面,容易滋长以某些村落精英利益政治导向的权力博弈倾向,引发低层次的村落冲突,冲突中组织之间的较量和竞争,而只是建构了与旧的村落治理关系同质的乡村社会秩序,激发基层社会秩序失范行为,这与我们建立乡村民主和谐社会是相悖的。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实现乡村社会控制和治理的合法性,既要对原有乡村的政治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防止其流失,同时又要着力于新的政治资源的创新和开发。在村落政治民主改革的进程中,既要强调改革措施的合法性对村落权力运作的强化功能,又要对改革中资源的配置进行不断的调适,在整个村落各种力量构成的复杂张力中求得平衡。 参考文献: [1][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2]张雄.社会转型的哲学思考.学术界.1993(7). [3]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孙兆霞.屯堡乡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 [8]萧唐镖主编.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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