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5.12”大地震看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 |
| 范文 | 陈思贝 摘要去年,连续几件大的突发事件对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人文价值取向也影响巨大。政府在突发危机中应对的决策和组织表现,已经成为了民众评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指标。本文结合政府在“5.12”大地震中的应对决策和组织,探讨了政府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应对方式。 关键词危机应对政府能力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200-02 一、中国突发危机应对体系的建立 中国从2003年“非典”事件后,开始高度重视突发事件的应对系统的建立,2004年,国家在“分级分类”原则的指导下组建和编写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以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标志,中国初步形成了国家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和大型活动应急预案为主体的应急预案体系。在2008年的几件大的突发灾害事件中,国家应急预案体系得到了检验,国家应急预案体系对突发灾害的应对起到了重要作用。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从组织形式看,它是由决策、组织实施两部分组成。突发事件的危机能否以最及时、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处置,把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笔者认为,首先考量的应当是突发事件危机应对的决策机构。因为,只有科学和具有人文价值的决策,才能达到把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的要求。其次考量组织的有序和执行的落实程度,因为有效的组织实施,才能实现决策的目的。 在国家公共危机的管理过程中,由于政府代表国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因此,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在应对突发危机中居于主体地位,担负着突发事件危机应对决策和组织实施的义务。现在的中国政府建立的突发事件应急系统,能够科学的、及时的对突发事件的危机作出应对决策和有效的组织实施。 二、“5·12”大地震检验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 所谓危机应对决策,是指在危机情形下,为了达到预防、控制、遏制危机蔓延,实现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目标,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制定、选择和实施应对危机的具体方案的过程。危机应对决策的特点是:1.非程序性。紧急状态下必须简化或者放弃常规情况下的程序要求。2.时效性。突发事件的危机的的扩大极快,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决策。3.充分利用有限信息。由于突发事件的突然性,破坏性,致信息量极其有限。“5·12”大地震检验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决策能力和组织能力。从全过程看,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是强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及时反应。2008年5月12日14.28时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的大地震,汶川及周边县市山崩地裂,建筑物大面积倒塌,几万人被压在瓦砾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当日下午19时许飞抵了四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亲自组织抗震救灾,使受灾民众和全国人民心有所向,心有所托,心有所慰,坚强了抗震救灾的决心和信心。 二是科学应对危机。在政府决策和组织实施救灾抢险全过程中,决策者做到了科学应对危机。从武警、预备役官兵的现场抢险,政府职能部门的救灾物资的组织调配,灾区交通的快速打通和有效管制,受伤群众的分级救治和分散救治,灾后疫情的防治,受灾地方学生的学习安排等方面,无不体现政府决策者的决策科学性和组织实施的有序性。 三是尊重生命,体现了最高人文价值取向。温家宝总理要求武警官兵及时进入灾区的一段话感人至深,温总理喊到,“你们早进去一分钟,就可以多救一条生命”。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的人文价值取向。政府在处置唐家山堰塞湖危机上也充分体现了这种人文价值取向。唐家山堰塞湖如同悬在下游地区民众头上的利剑,一旦溃坝,下游上百万民众将有生命之忧。政府全面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科学估算、监测堰塞湖溃坝危机,一方面组织科学排险,一方面全面做好溃坝的防范措施。政府在把唐家山堰塞湖水要途经的下游涪江流域人民群众安全问题,生活问题,吃水问题都安排妥当后,采取积极措施,对唐家山堰塞湖进行科学泄流排险,成功排除堰塞湖隐患,达到了“零伤亡”。 三、政府在突发危机应对中应当提升的能力 (一)地方政府应当提升应对突发危机的及时性和自主性 突发事件危机是因其突然性,时间不可待性需要及时应对,如果延误,其危害相当严重。一是危機的延误处置可能加大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二是如果因为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对危机的延误处置, 致危机的危害加大,会使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因此,作为突发事件发生地政府必须担当起及时应对危机的第一决策组织人的角色。据了解,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面对突发事件履行职能存在几类问题:一是不能实事求是的面对危机及时决策、组织地方力量因地制宜的积极应对,而是等待上级决定下达再组织实施;二是以自己理解的“政治”为借口,将危机程度对上级“瞒”,对民众“捂”;三是对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民众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如“5·12”灾情发生后网上不断出现的几则消息:绵阳市的一位主要领导在“5·12”大地震发生时的灾害报告中,上报人员伤亡数仅58人,他甚至不相信北川初报的地震灾情有如此严重。也因此,民众批评他未能及时决策对重灾区北川县城的有效救援。上述种种地方政府官员的临场表现,只能使地方政府在民众心中失去公信力。 如何提升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及时性和主动性, 笔者认为地方政府需要改进三方面: 一是突发事件的层层报告必须如实,不论突发事件危机大小都必须如实报告,基层各级政府不能凭自己地方的需要对突发事件的事实随意夸大或者缩小。这应当形成铁的制度,避免“狼来了”的不信任效应发生,贻误战机。 二是地方政府要相信我们民众能够科学面对突发事件危机,能够配合政府解决突发事件危机。因此,地方政府对突发事件危机的应对决策和组织实施应当有透明度,对突发事件本身应当有真实的信息及时公开。如果及时有了公信力的信息,可以避免谣言四散乱传,可以避免民众因为不知情对突发事件危机产生误断和恐慌。 三是地方政府领导要从心里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文价值取向,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尊重人的(下转第212页)(上接第200页)生命,珍惜民众利益,不以一己之私而无视民众疾苦。在突发事件危机面前,只有心怀民众疾苦的地方领导,才敢于及时、果断的作出应对决策并组织实施。 (二)政府应当是信息的发布者 危机信息的及时发布,是政府有效调控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措施,也是维护公民知情权的体现。政府因其国家管理职能自上而下的行政分布,事件的信息会不断的汇集。由于信息来源的相对准确性和信息量的相对独占,政府对危机程度的了解最具权威性,对危机的处置最具权威性。再者,因为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决定,民众只能靠政府来告诉突发事件最真实的危机情况,靠政府来告诉如何面对危机。 政府在“5·12”大地震的信息发布较之以往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具有开放性。在“5·12”大地震发生后,政府就遵循了公共危机信息发布的基本原则,即实事求是原则,及时性原则,有效性原则,人文关怀原则,政治性原则和适度性原则将灾情及抗震救灾相关事实及时的,适度的,真实的,通过媒体、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社会进行公布,中央电视台、四川省电视台并以专门频道滚动播报,稳定了人心,安抚了人心,使灾民看到了生的希望,使灾区人民看到了重建家园的希望,使世界看到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使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世界人民看到了人类的大爱无国界。以当前事追溯以往,政府封锁危机信息并未能取得解决危机的好效果,事实证明,面对危机,只有相信人民的政府才是最明智的政府,才是有自信和能力解决危机的政府。 (三)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汇集社会力量共同抗击突发危机 政府是突发事件危机抗击的主体,是因国家有雄厚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作后盾,其作用巨大。但是,社会力量也如江海之水能量巨大。“5·12”大地震的抗震救灾过程就是政府和社会两股巨大能量汇集共同抗击突发事件危机的范例。“5·12”大地震发生后,政府快速利用其行政资源,大批量的调集武警、预备役、国家行政抢险专门队伍到灾区进行抢险救灾;同时,组织大量的抢险救灾资金、物资发放到灾区,起到了抢险救灾的主导作用。但是,在灾区抢险救灾的现场同时也看到了大量的志愿者与武警、预备役的官兵在一同救人;在灾区的公路上看到了大量的志愿者货车拉着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送往灾区;在电视上看到了社会捐赠的百亿善款和灾区需要的大量物资。社会力量的发挥,有力的缓解了政府应对突发危机的人、财、物压力,降低了政府消解危机的行政成本,同时,也加快了灾难解救的速度。再者,社会力量对突发危机抗击的参与,有效提升了社会公共道德水准。 通过“5·12”大地震抢险救灾,笔者认为政府应当高度重视社会力量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危机的积极分担作用,并合理吸收西方国家对待这方面的经验,将社会捐赠与国家税收管理形成合理对接,鼓励社会人士向社会慈善机构捐善款,并形成长效机制。同时政府应当加强对慈善机构的监管,使慈善机构保持好纯洁的名声。特别要在善款的筹集、管理、使用上增强公开性,增强透明度。使想做善事的人放心做善事,不因怕善款被贪污、挪用而放弃行善。 2008年上半年是“多事”的半年,接连发生的灾难考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多难兴邦”,温总理一句话对通过灾难考验的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最好的诠释—中国政府是有效率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全中国人民拥戴的政府;中国人民是能够承受和战胜灾难的人民;中华民族是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祸兮,福之所伏”,灾难后的中华民族将迎来更大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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