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浅析张爱玲笔下的“人性荒原” |
| 范文 | 刘 洋 摘要张爱玲是一位传奇的女子,她创造性的转化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手法,让荒原意识浸润其中,形成其独特的灵魂。本文主要从张爱玲荒原意识成因及荒原意识的表现两方面展开探讨。 关键词人性意识荒原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307-01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悄然兴起一股“张爱玲热”。华丽而苍凉的人性的荒原构成了张爱玲式的基调,并通过她精炼的语言源源不断的传递给读者,引发读者的共鸣。 一、张爱玲荒原意识形成的原因 (一)张爱玲的人性荒原意识的形成与她不和谐的家庭生活是分不开的 张爱玲生于1920年初秋的上海,祖父张佩伦,曾经做过翰林院侍讲及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使;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母亲忍受不了父亲在外胡混,屡次争吵无果后两人婚姻破裂,张爱玲和她的弟弟判给了父亲张廷重。父亲再婚后,张爱玲经常受到后母的虐待,父亲也对其拳脚相加,并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 父母的离异让幼小的张爱玲心里留下了阴影,她后来的文章中也从来没有展现过和谐的家庭生活景象,她甚至对自己的出身也用一种讥讽和冷嘲的眼光在看待。可以说,张爱玲是在讽刺小说人物的高度上对自身不断的进行着升华,尽管这种升华带着血与泪的自我否定。 (二)张爱玲的人性荒原意识的形成同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 张爱玲从出生至其长大成人的这一阶段(1920——1940),中国正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低糜的状态中,加之外来文化的介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混乱不堪。人性在这种新旧文化的交替中,找不到自己的落脚点和生长方向,人们变的迷茫,不知所措。 有人说,在张爱玲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历程中,港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早年张爱玲来到香港求学并为留学英国做准备,但是港战的到来不仅提前结束了其在香港的求学生涯,而且使她的各项优异成绩灰飞湮灭。社会的混乱、生活的困苦和丧失希望的痛苦给了她无法排解的压力,让张爱玲见识到了人性的麻木,而战争则直接让她对人心和世事的认识更加成熟和深入。 (三)张爱玲的人性荒原意识与其未成熟的爱情关系紧密 什么是爱?张爱玲没有在任何一篇文章中给它准确的定义,她在《爱》这篇文章中写到:“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能让张爱玲这么问一声的人就是胡兰成。他曾经先后出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是一个高级文化汉奸。张爱玲并没有在意他的身份,在23岁时同38岁的胡兰成结了婚,但解放战争的炮声,让胡兰成为躲避政祸,一路逃到温州又成家业。 1946年冬,张爱玲远去温州看望她的夫君。胡兰成惊而不喜,甚至有些动怒。临走时,张爱玲伤心痛哭,她说:“我真是心疼你了,你这个人啊,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藏藏好”不难看出,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爱已经深入骨髓。但这个未结果的爱情让她少女的心枯萎,“自私、玩弄,假道学、无情、利用”几乎成为张爱玲作品中男性的代表形象。 二、张爱玲荒原意识的表现 犯冲的色彩,苍凉的基调,荒诞的生活和变态的人物构成了张爱玲早期(20世纪40年代)以《传奇》为代表的小说。 (一)荒原意识中亲情的荒疏 亲情是张爱玲最早丧失的一种情感,因此她对这种情感的看法是消极、尖锐和偏激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没有得到丈夫的爱和婆家人的尊重后,将生活目标放在对金钱的追求和对儿女肉体和精神的控制上。在女儿长安13岁的时候突发奇想给她裹脚,得了痢疾时给她抽鸦片,漠然她的婚事等等,亲子关系在小说中已经变态。“七巧破口大骂道‘不害臊!你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火烧眉毛,等不及的要过门!嫁妆也不要了——你情愿,人家倒许不情愿呢?你就拿准了她是图你的人?你好不自量,你有哪一点叫人看得上眼?趁早别自骗自了……” 《花凋》讲的是一个普通的遗老家族的故事,文中对亲情的描述更加尖刻。小女儿郑川娥从小受到三个姐姐的欺侮,父亲郑先生不务正业,母亲郑太太胆小自私,川娥一病两年,需要换西药的时候,郑先生却说:“我花钱可得花得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而母亲郑夫人忖度着,若是自己拿钱给买,那是证明自己有私房钱存着。于是,女儿提前被父母判了死刑,他们却在川娥的墓碑上写着:“……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诗一般的语言,却将父母亲情的虚伪曝露在读者的眼前。 (二)荒原意识中婚姻爱情的背叛 婚姻爱情关系也是张爱玲的小说中批判最为深入的一部分。在当时中西文化杂夹交融的文化氛围下,张爱玲的眼中不管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男人,在爱情上都是不负责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宝是一个西方教育与中式文化共存的矛盾统一体,既想保留自己“柳下惠”的绅士风度,又不能忍受内心情欲放纵的渴望。勾引朋友的妻子,虐待自己的伴侣。张爱玲给了他两种类型的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然而,佟振宝自私的爱情观却使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则变成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粒子。张爱玲最为出名的作品《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中,曹七巧和白流苏是作为女性爱情背叛者出现的。确切的说前者是背叛了婚姻,她作为一个婚姻的牺牲品来到姜家,对小叔子有了好感,“她试着在季泽身边坐下,只搭着他的椅子的一角,她将手贴在他腿上”“‘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而后者则是出于对家族亲子关系的失望,从报复家族这个出发点上来对待感情。白流苏明白自己对范柳原的感情是出于对金钱和身份的安全感,这是她在乱世中唯一能把握住的。 张爱玲的小说,从来没有对人性的赞美。人与人之间没有真的情感,连人自身都出于人性缺失的状态,心灵被扭曲和异化。然而,正是这种人性的扭曲和缺失,让张爱玲的文章能够在现时代展现出一种别样的风采,人性的荒原意识使她的文章有了现时代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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