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乡村社会认知空间：略评《十里八村》 |
| 范文 | 摘 要 韩茂莉教授的《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以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山西乡村社会为切入点，探讨这一区域内村民的认知空间，提出这一认知空间的范围大约是十里八村，一般不会超出一日往返路程。同时作者提出山西乡村权利掌控者—乡村精英的产生取决于预付资本、市场门槛值等观点，为我们研究农村社会提供了诸多新视角。 关键词 十里八村 乡村社会 认知空间 作者简介：赵春梅，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中图分类号：D6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2.324 全书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全书概括，作者提出十里八村并非行政建制，是属于村民自然而然构建的生活与交往空间。村民直接认知的空间可分为两个圈层：一是从地头到炕头属于生产、生活的基本空间，二是通过集市、婚姻、祭祀、庙会乃至乡里村社组织而认知的社会空间，并且推动村民认知世界的力量有两种，一为社会与经济力量的驱使，二是社会组织的裹挟。村民的认知空间范畴就是十里八村，但這是一个并无一定之规而取决于所有村民经济能力与社会需求的地理空间，一般不会超过一日往返路程，当然除此之外村民的出行距离还受自然环境、经济生活方式、交通工具与道路情况的影响。 第二章至第六章作者分别研究了山西农业生产空间、乡村基层管理与空间秩序、婚姻圈、商品交易空间、祭祀圈等，而这些圈子的范围大小也是十里八村，即一日之内可以往返的路程。 山西的人口构成以农民为主，虽有少量非农业者如商贾、工人、卖烧土者，但这些人员数量少且分布不均衡。农民的活动空间不仅稳定而且有限，基本活动空间保持在以村落为中心，以耕地为半径，一日往返且完成劳作的距离内，手工业者、商户的活动空间不局限于居住村庄。作者在分析了乡村人口流动与迁移，提出农民安土重迁，固守斯里，生于斯，死于斯，①同时还分析了山西农业生产南北差异与商品性物产，由此提出在基本共性之下就山西南北地区而言，南部地区实行两年三熟制，种植冬小麦且有棉花、水果、蔬菜等商品性较强的物产，农民将自己的产品投向集市的需求多于北部，进而导致同样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因自然环境的差异，农户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对于乡村以外世界的感知略有不同表现。② 第三章作者论述了山西的乡村基层管理与空间秩序。山西乡里组织大致可分为乡—都—村、都—村、里—甲—村、乡—里—村、乡—约—村、乡—里—甲—村、乡—里（都）—堡—村、所—村八种形式，这些组织虽然名目不同但是乡村组织的功能基本相同，一为官府催办地粮，二为维持地方治安，并且这些乡村组织是以“熟”与“近”为社会与地理原则建立起来的，有些乡里组织呈现插花式分布，以往的研究只注意到这一现象，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韩教授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这是由于人口迁徙所致。村民日常往来的空间是依托自然村形成的基层编组—甲，而加之自然村之上的乡里组织则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属于乡约、里长的管理范围。③山西农村有两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家庭组织和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又建立在家庭组织之上，尽管家庭、家族不是乡里组织却在乡间发挥着基层管理的作用。作者通过分析家庭规模，提出古人所称“聚族成村”俨然已转向“聚民成村”，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在村落构建中拥有的数量越来越突出。北方的宗族虽然没有南方发达，但是聚族而居的现象在山西仍然普遍存在，不过在近代山西逐渐出现大族与杂姓散户并存现象这说明宗族力量有所削弱。作者提出在分析家庭规模时应注意两个指标—代数和支数，而孔庄韶在《银翅》中提出了房的概念，除现有的家族术语（核心、主干、扩大和组合家庭）之外，孔还提出了中国式准—组合家庭，④将这些有关家族家庭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将更加有助于中国宗族、家庭的研究。山西的乡村组织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基层管理类型如乡、里组织，其管理者选取乡民中“有干力者、为众所服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担任;另一类则为民间组织如因祭祀或共享水源而出现的社以及宗族。这两类组织随着时间的推进各自的职能逐渐靠近，并有互相取代之势，这是因为：1.民间组织体现的是村民的意愿，行政组织执行的则是官方的指令，这样的差异导致民间组织在乡间更具备号召力，2.两类不同性乡间组织人选的来源具有相通性，即“有声望、有能力、有势力、有财力”，而这一类人在乡间并不多，两套组织管理者有时会来自同一家族甚至同一批人。 婚姻是家庭产生的前提但构成婚姻的男女双方却不能来自同一个家庭，于是婚姻不仅构建了家庭且引发出地理问题，这就是婚姻关系的地域范围。媒人在中国传统婚姻中起着重要作用，受中国传统经济与交通条件限制，媒妁奔走于乡里之间其信息覆盖空间大致分布在以自己居住村落为中心，以一日往返距离为半径的范围内，即十里八村。有时媒人是自己亲友，婚姻圈就会延续到亲友的村落，但按中国人的婚嫁观念，亲友村落也不会离得自己居住的地方太远。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祭祀神明与人类自身历史相伴，山西人也不例外。作者利用地方志将所选村落庙会的位置绘制在地图上通过计算分析村民的祭祀圈同样维持在5—10公里，而这一距离也是村民一日之内可以往返的路程，受地貌因素的影响有时候这一范围会扩大到20公里左右。 在乡村商业活动与村民商品交易空间这一章中作者首先对山西各地的剩余粮食品种、数量与交易以及各类农副产品生产地与交易形式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就山西整体而言，固然各地农户均会将剩余产品输送到市场从事交易，但村村社社拥有不同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条件决定了山西各地农作物种类繁多、商品性较强的不仅进入市场机会多且具有较高利润，基于山西南北之间、平原与山地之间地理环境的差异，南部各县以及平原地区不仅拥有高于北部各县与山区的粮食产量且具备种植各类效益较高经济作物的条件，进而提升了农户进入市场从事交易的机会。”⑤且山地与平原、南部与北部因社会经济、交通条件不同，村民的商品交易空间也不相同。各个村落农户完成交易的距离因物产而不同，粮食大多数在本村交易，农户受土地、农业生产和简单需求的制约，依托村落进行的交易从售出到购入，既不离乡也难离土，村民的交易空间立足本村延伸至當日往返的距离之内。药材、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则需要送到集市或县城，但是农户的经济背景不一致其出行距离也不一样，拥有骡马大车的农户可以实现远距离交易，但是这类农户很少，多数人用人力小推车活动于距家10里左右的范围，肩挑担子的贫下户则多是近城居住者，出行的远近不仅制约村民介入商品交易的程度且由此影响村民对于外界的认知空间。在有关于集市的论述中作者提出定期市形成的基础是村民的需求，但并不是所有存在村民不定期交易之处就能发展成定期市，其内在缘由是交易额即区位学说提出的门槛值决定的。定期市是在村民需求推动下，以门槛值为保证，融空间与买卖力为一体的共同交易地。其客源范围就是村民的交易与认知空间，但受自然和社会因素制约，经济发达的平原村民交易距离近，集市间通过互相交错的集期构成网络延伸客源区的范围;经济落后的山区村民交易距离远，出行频率低，集市客源单一。但不论哪类地区，集市不仅有交易功能也是基本的社会活动空间，村民实际活动的边界不是居住的村落，而是从事交易的集市的客源区，这一区域范围虽然没有一定之规，但是最远边界与一日往返路程相吻合。 山西属于北方缺水地区，水利灌溉对农业生产具有关键作用，水权就是生命权、发展权，因此山西水权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社会组织等民间社会控制体系引起了作者的关注。根据作者的分析，水权保障系统形成了两个即自成体系又互相交织的圈层：以渠系、村落为基点的地缘水权圈和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水权圈。在正常年份，雨水充沛，水权纠纷案少有发生，但是遇到旱年，上下游为了争夺水资源，尤其是上流截留使得下游无法灌溉，因此为了公平用水，便出现了两种灌渠管理方式：1.渠长人选出自于灌渠下游，2.遵循先下后上的行水次序。除了各渠段有水权分配，各支渠间也存在着水权分配。从作者所举的霍泉、难老泉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一般各支渠实行三七分水原则，这一原则的确定除了与传说有关外，更多的是农民智慧的体现。水源通过渠段到支渠，从支渠到村落最后到利户（受水农户），农民才从水资源的占有转向利用。中国宗族制度的影响无处不在，宗族在水权圈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家族水权的维护与血缘水权圈中形成了大户轮流管理渠道的制度，渠长等基层水利管理者来自利户中的中上户，下户与无地者不得充任。⑥乡绅、大户往往通过以下方式渠道参与水权管理：1.乡绅、大户通过充任渠乡或公举渠长2.撰修渠册3.兴讼诉控4.捐资助财、修废兴颓。近代山西的许多水利灌溉工程虽然属于民渠，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国家在场，政府主要通过处理水利诉讼、协调水事纠纷、承认渠长任免等途径控制水利管理，通过官方的参与不仅使各种水利条文更具有合法性，同时也增加了国家政权的权威。 纵观全书，作者始终围绕着村民的认知空间，这一认知空间主要包括村民的农业生产与商品交易空间，婚姻圈、祭祀圈、乡村基层管理与空间秩序、水权圈等，认知空间范围大致就是十里八村，即村民一日往返距离，决定这一范围的原因除了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之外，最根本的就是土地的不动产性，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除非有特殊情况很少有农民放弃土地远走他乡，因此农民认知空间大体上与家距自家最远土地的距离吻合，即一日之内可以往返，也即十里八村。 《十里八村》为我们研究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用地理学的角度审视乡村社会，研究中偏重地理学方法，但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在其中得到应用。作者运用了大量地方志，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同时也运用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和日本人的社会调查材料，此外还有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山药蛋派的小说等，同时参考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著作，使得文章内容有史可考，说服力增强。书中还使用了大量表格、地图，很多用语言难以说明的东西，通过地图的反应，使读者立刻明白无误。另外韩教授在前期的野外考察活动与近年数次前往山西的考察活动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比较详实可靠的资料来源。韩教授以山西为例，研究农民的认知空间，但中国地大物博，各地区情况并不一致，尤其是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完全不一致，这是否可以启发我们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不同的地域，以期得到中国乡村社会的全貌。 注释： ①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③⑤⑥韩茂莉.十里八村.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63页，第73页，第143页，第249页. ④庄孔韶.银翅.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00页. 参考文献： [1][美]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年—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乔志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行龙主编.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7]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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