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法律“正义”价值的三重维度反思 |
| 范文 | 关键词 法律正义 全球化 城市化 个体生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党建研究项目“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与学生管理深度融合机制分析”（编号：2019JKDJ048）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林海峰，阳江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7.257 何谓正义（justice，有的译为公道，有的译为公正）？公平、正义、公正多用在法律领域作为执法部门的职业操守或者价值追求。法律“正义”价值存在着宏观全球层面、中观城市空间层面以及微观生命个体层面的三重价值意蕴。一、全球化视域下“正义”法律价值反思 全球化困境有生产力自为发展造成的问题，有交往方式变革造成的问题，有劳动分工的问题，更有以上三者综合作用引发的问题。那么，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异化”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仍没有完全解决。 在马克思时代，生产力首次真正出现转型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出现并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沿袭的社会关系，从而改变了人类生活几千年来流传的自然分工形成。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由于生产力转型所带来的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的变化，由此预见到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的出现和不断生成。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繁荣阶段，在马克思逝世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六七十年时间也开始了，被我们现在称之为科技革命和知识生产更是在第三次革命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繁荣了。这相比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一个生产力发展与转型过快的时代，马克思虽然亲身体验了大工业机器时代的一切，但是仍然难以预料到那种曾经让他满怀心情的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竟达到如此迅速的地步。 在这种快速与转型的生产力要求中，交往关系与分工自然也突破了马克思设想的范围。马克思看到了世界市場的形成，这种世界市场是以商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中心的，但是这种世界市场却是以国内生产、国际销售为主要内容。生产资本直接在国外生产商品还没有广泛形成，或者说，这种广泛形成的要素还没有生成。生产资本要达到在国外直接生产的首要条件是交通与通讯的迅捷与广泛应用，另一个前提是国内的生产资料已经不能满足国内的生产，这一个前提甚至比前一个条件更为重要。 在马克思时代，殖民行为是一种普遍行为，国内生产的任何原材料都能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从国际上获得，而且当时的资本主义强国掌握了几乎全部先进的生产工具，也就不存在直接在国外投资的迫切性。对于当时的西欧来说，如何从国际获得生产需要的金银货币才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在分析国际经济问题时，也就往往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对英国的经济生活的分析。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现实情况——使马克思能够全面认知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与趋势。 同时，马克思侧重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研究问题的局限性也被后来的西方学者误认为是“欧洲中心论”，尽管他对资本积累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民族发展予以了关注，特别提出了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判断。不过，马克思已经看到了一国对他国的影响力，看到了英国对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对世界生产、对世界分工的巨大影响。尤其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交往关系的普遍化视为共产主义实现的现实前提，这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引作用。但是，马克思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更多地是注重世界历史生成的条件、动力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方面问题，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可能出现的多样性。 现在，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都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是马克思当初不可能遇到的问题，因此，必须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才能对法律”正义”赋予新的理解。二、城市化视域下“正义”法律价值反思 任何物质的运动都只能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运动，因此，每一个运动着的生命个体是离不开特定时空的。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们居住的城乡空间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居住分离。这种居住分离现象不仅导致了人们生活质量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变。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对英国曼彻斯特的社会居住空间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社会分为富人和穷人两大类型并对这两类人的居住空间进行结构分析，勾画出当时曼彻斯特住宅分离模式。在产业革命期间，这种居住分离模式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居住分离上不仅体现这种“二重性”，而且还体现了居民的群体特征、行为偏好、政治价值、法律认知等方面内容。 首先，要对城乡空间发展理念进行反思。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城市日益承载着经济发展的角色，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城市的扩张、增容，区域一体化和超级区域化等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内在地要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呼唤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空间载体已日益凸显，城市更是一种实现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唯经济增长忽视或者遮蔽都市化发展的正义性、秩序性，势必会导致城市的畸形发展与人们对城市美好生活需求相背离。都市化发展的正义追求是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旨归与现实诉求。城市文化的价值之维的实现要求城市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弃城市发展主义之路，弃“求大、求快”的片面城市主义发展观。让城市文化发展在公平、正义的道路上，让城市文化发展的增益惠及所有人。 其次，要对城市空间发展权利进行反思。政府有责任保障城市的法律“正义”价值，但是，法律“正义”保障单靠政府往往很难完成，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往往会产生“权力拜物教”和“权力寻租”，常常会导致“个人崇拜”或“迷信权威”，当政府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时候，权力就会蔓延，当高举维护“公共利益”和“普遍利益”之名，行谋取自身利益和少数人利益之实的时候法律“正义”保障就是一句空话。在市场恶性竞争条件下，弱势群体利益常常会受到侵犯，个人权利将会被践踏，当个人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如果媒体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公众舆论的力量都很薄弱的情况下，空谈法律“正义”将毫无现实意义。当前，一部分人的权力还在制度的笼子之外游荡，只有靠“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规范才能约束权力的恣意，才能保证城乡资源分配的正义。 再次，要对城市空间制度设计进行反思。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房屋拆迁、失地农民进城务工，都涉及到空间资源的分化和重组。目前，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包括土地空间资源在内的城市空间资源规划、重组与配置，城市规划的编撰、修改、完善等环节中还存在着不够透明、公正的地方，这是就城市规划而言的。在民众就业政策上，还存在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现象，比如设置农民进城就业的准入限制，在职业和工种上还没能做到一视同仁、同工同酬、平等竞争，在农民工子女入学就医、劳动福利及工作时间、强度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待遇不对等。特别是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与农村、外地与内地双轨制，户籍被人为划分为身份标志等。就土地政策而言，农村土地流转的规定，在征地的程序、征地的标准及计算方法、补偿标准等方面都还存在思考欠妥的地方，暴力征地、非法征地，借“公共利益”之名谋取私利之实的问题还一定程度存在。三、个体生存视域下“正义”法律价值反思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实际上关系着文化的传承和转换，中国的传统文化属于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也是一种熟人文化，这种文化有着比較强的地方性、封闭性、依附性、情感性等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则面临着如何克服自身不足，努力适应工商文明条件下甚至是后现代生态文明条件下的陌生人文化，肩负着实现文化由地方性向世界性、由封闭性向开放性、由依附性向独立性、由情感性向合理性转换的艰巨任务。 首先，使时空“流动性”合理化为社会分化的助推器。资本的全球化使得人口的流动对一些人而言意味着更加自由，享有远距离移动和行事的能力;对于一些人而言再也不能享用和安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空间。对于精英阶层而言，全球化就意味着权力的自由流动和时间、空间的自由支配，成为了全球化的“观光者”，所以他们更热衷于全球化。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要么固守于民族国家为界限的地域空间内，过着“熟人社会”的日常生活要么就是被全球化推向“流浪者”的行列游走在陌生人的社会里。 其次，规范消费行为促使陌生人文化形成。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使得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和框架而建构起来的沟通模式、日常生活策略以及集体行动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旧有的社会秩序在迅速解体，传统民族国家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权利受到削弱。尽管个体在当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消费自由，但却失去了保障稳定生活所必需的规范秩序。 再次，加速信息化进程促成文化时空重组。长期以来，熟人社会或者熟人文化都暗含这一种秩序性、规则性和确定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体验，虚拟空间赋予了地域、民族国家概念一种新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的内涵。在互联网中，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都被消除了，空间成为了“流动空间”，时间成为了“共享时间”。在互联网的“流动空间”中，以地域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空间也即被绝大多数人感知和生活的现实空间将被逐渐地消解掉。 正义是法律最高的“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重视运用法律“正义”价值推动文化传承、转换、创新才能做到个体共享现代文明，实现法律“正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人民出版社，2009：691. [2]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64. [3]王海明.公正与人道[M].商务印书馆，2010：20. [4]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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