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现代新儒家生命哲学理解中华文化优越性 |
| 范文 | 陈高华 蔡其胜 〔摘要〕 中华文化的优越性，是中国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以生命哲学为研究视角，现代新儒家在三种维度上考察了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在历史维度上，中华文化的优越性以自身合理性确认为前提，以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为依托；在现实维度上，中华文化内含的创造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精神，完美地体现了生命所固有的圆融智慧；在未来维度上，中华文化优越性则表现为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自觉保证，并能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愿景參照。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的辩护，不仅回应了近代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忧思，对新时代文化事业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文化自信，文化复兴，现代新儒家，生命哲学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4-0016-06 前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如何理解并有效地阐释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域。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并且有待深化。惟有建立中国人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认同，人们才能形成对当下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 〔1 〕181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的辩护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在近代中国，随着西方文明的不断冲撞和侵蚀，“人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在制度上的腐败和无能， 也感受到科技和文化上的落后与不足。其中每一次民族危机都加重了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失望，甚至都伴随着对自身文化的否定，并进而出现了严重的文化自卑心理” 〔2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现代新儒家认为要解决中华文化问题，首先要给出文化的优越性证成，重建文化的自我认同，惟此方可扭转近代国人在危机中的“文化自卑”倾向。基于一种为文化奠基的哲学意识，透过对生命活动图景的建构，现代新儒家遵循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一理路的考察，回应了中华文化的优越性问题，对当下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启示。 一、生命承袭性与中华文化优越性的历史依托 对文化优越性的致思首先要明确前提，追根溯源。就前提而言，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身体之中的，渗透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晚清以来，我们在文化上的不自信，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对文化的多样性认识不足，未能认识到世界文化并非单一的历史进程，未能理解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在于发展阶段的差异，根本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 〔3 〕事实上，这种直线性、单一性的文化发展论调与近代西方哲学中科学化的研究思维息息相关，是早期文化进化论学派的思维方式，他们强调“同一性”，甚至会“把欧洲文化看作是进化的顶点，并依此去评判非西方文化的优劣” 〔4 〕6。这也是为何不论是视中华文化为糟粕的“酱缸文化论”，还是呼吁与传统割裂的“剪短脐带论”，都曾在中国社会风行一时的原因所在。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要戒除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就要看到文化背后更为深层的客观整体，看到文化是依托于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人的实践或以人为主体的历史运动的存在。 （一） 中华文化优越性奠基于对中华文化的合理性确认。当一种文化面临存亡危机之时，要讨论其优越性问题，首先要给出文化的合理性证成。现代新儒家普遍地以生命为研究视域，以生命活动的多样性来描绘人类文化发展的多元图景，进而给出中华民族文化合理的存在价值。有别于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梁漱溟吸收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思想，把生命描绘为一种创生式历程，尤其注重其中的非理性取向，认为这种重视生命与直觉的观念与中国传统儒学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在梁漱溟看来，宇宙作为一个大生命，孕育了自然中的一切物种，不同生命在源头处都是由这个本体宇宙派生而来。但是，这个作为本体而存的宇宙却并非静止的，它极富能动性，如“源始冲动”一般有着“炮弹式”的分化运动。梁漱溟认为，文化正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正是这种无尽的原初意欲冲动。在此意义上，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生活的样法，早已为每一位中国人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是无法否定或割裂的。 方东美则以一种“含情契理”的进化精神，来凸显生命历程形式的多样性。在时间之流中，方东美把宇宙的始源状态称之为“太初”，一种生命的“普遍本体”，以此为基础，他强调中国传统哲学“即体即用”的论证方式，认为“普遍本体”最终将具体化并显现于现象界，这一趋势具有“育种成性”要义。因此，生命在方东美视野中也充满着无穷的创造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在赓续不绝的时间之流中，创造性的生机透过个体和族类的绵延，对生命不时赋予新的形式，不论从细微的观点看，或广大的观点看，都是如此，即使是从大宇长宙的观点来看，整个宇宙发生的历程也是如此。” 〔5 〕124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方东美批判了科学化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逻辑化、数理化、缺乏价值或价值单一化的思维。这种思维极易导致“平面的宇宙观”，从而看不到“普遍生命”的宇宙是一种多元的“层叠宇宙” 〔6 〕183。 承上文言，对中华文化合理性的确认是文化优越性认同的基石。现代新儒家认为，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或思维模式，反映的是生命有机体多样化的事实。因此，不同的文化有其不同的特质。在具体文化层面，梁漱溟给出了世界文化发展的“三路向学说”：西方文化迈上了向外、向前追逐的生命发展的第一条路向，印度文化呈现出“返身向后”的第三条路向，中华文化则走上了“调和执中”的第二条路向。因此，世界文化发展并不存在所谓的直线性、单一性的论调，中华文化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生活群体和社会系统，它有自己特有的表现形式，揭示的是中国人传统日常生活的内在图式。 （二） 中华文化优越性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传统底蕴。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为中华文化作生存论辩护，还应秉持一种应有的历史态度，礼敬地对待传统文化。如前所述，生命并非在遵循一条固定的发展规律，承认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就是在承认中华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意味着文化首先是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继承物而存在的。 文化作为生命活动的高级形式，是人类最为独特的方面之一。“文化机体通过自然机体形成具象。不同结构的文化机体构成了不同的意义世界，即对同一宇宙的不同把握，形成多样性的有关自然、社会及历史的观念，并凝结在各自独特的思想话语中。” 〔7 〕因此，中、西、印三种不同文明体系揭示着文化机体的不同结构特征，各自的文明也都产生了各自代表性的圣贤和哲人。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不断的冲撞和侵蚀过程中，既没必要信奉西方推行的“欧洲文化中心论”，也没必要提倡“东方文化中心论”，因为这两种论调均漠视了文化的多元样态和“复数”性质，都是在主张文化的“单极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新儒家明确突出中华文化危机的出路主要在于以儒学为背景的文化复兴。 综上所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强调文化的多元性，也是在强调文化有机体的历史承袭性，这是中华文化合理性论证的必然推论。不论是在梁漱溟的创造进化中，还是在方东美的历程哲学视域下，生命机体进化的多向性首先都是被抛入“绵延”的时间流中，只有在时间的作用下，文化才呈现出自我持存和不断创新的双重属性。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它意味着儒学的合理性完全可以被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全部事实和思想成果予以“证实”， 每个文化圈都有其固有的“反思性”思想财富，儒学“作为中华文化抚育起来的哲学，对中华文化具有全部的‘精神有效性，他‘在中国的合法性完全可以以中国文化的全部事实和思想成果予以‘证实” 〔8 〕。因此，现代新儒家强烈批判自由主义西化派奉行的自我“文化剥夺”的态度，致力于维护和保存中国传统儒学，在论证中国文化合理性问题上殚心竭力。基于一种文化多元化的视野，承认文化的历史承袭性，也是现代新儒家在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创新，主张“老根发出新芽”思想的体现。 二、生命圆融性与中华文化优越性的现实揭显 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历史责任，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不同的文化有着其固有的特性，因而中国的发展也将始终保持着“中国特色”，并将坚定不移地把这一血脉传承下去。在现实维度上，现代新儒家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和鉴别中揭示了中华文化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9 〕因此，作为中国人在生活实践中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结晶，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智慧在现实维度上是弘扬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现代性的反思中，近代学者把目光由“彼岸”投向了“此岸”生活世界，这种转向与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一定意义上不谋而合。海德格尔明确地把存在论差异揭示为哲学最基本的前提。生命哲学视域下的文化追思指向了一种特殊的存在论差异，它不再追求与生活世界相脱离的理论理性，而是转向现实生命的实践智慧。在此意义上，现代新儒家把中华文化视为医治西方文明危机的“一剂良药”。从思想旨趣上来看，这种说法意在从现实层面唤醒近代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表明中华文化仍有当引以为豪的地方。 （一）生命能动与中华文化创造性特质。生命作为有机体存在的首要特性是“动”，中华文化对生命之“动”这一特性的完美展开赋予其自身强大的融合和创新能力，从而能应运而变，生生不息。牟宗三从认识论上剖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将这种区别视为理性之“内容”和“外延”的不同。他认为，中国人善于表现生命之能动性“内容”，“实践理性”这一精神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对“德性”的体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可以运用和体现在某一具体的生活事例当中，却无法以概念式的言语界说，无法以探讨、辩论的客观化形式去剖析它。 〔10 〕126与之相反，西方人则注重生命的“外延”表现，习惯于追求永恒不变的“普遍理性”，因而衍生出的正义、公道等概念均是死板的、客观的，不具备创造性。虽然置于普遍理性之下的西方文明有助于培养科学精神和建立民主政治，具备极高的实用性，但归根结底，人的“生活之全”并非仅仅依靠科学便能言尽。因此，在西方传统中，最高的德性、理念均成了僵化的、客观的知识，相比之下，中华文化则能更好地彰显生命能动的道德意蕴。 （二）生命一体与中华文化开放性特质。生命因“动”而“通”，中华文化对生命之“通”这一特性的强调赋予中华民族对外开放、对内包容的心态，因此，中华文化繁衍数千年仍经久不衰。梁漱溟认为，生命创造表现为一种“不断向上争取灵活、争取自由，非必更出于有所为而活动” 〔11 〕71，这是一种本性的、自觉的活动，生命的“开放”过程便谓之“通”。在他看来，西方人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偏向于强调理智的作用，容易在空间上或时间上分化出自我个体来，进而以“有所对待”的方式外视一切以便操纵和利用，这样势必导致生命与自然宇宙相“隔”，“生命本性要通，不要隔，事实上本来亦一切浑然为一体而非二” 〔11 〕62。与之相似，马一浮更进一步认为中华文化以一种“天人合一”的特质把生命与自然看作是“无间”的，从而避免了近代西方工业社会危机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的困境”。他在辨析儒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基督教“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思想之区别时也表示，“中土圣人之言浑然一体，人已无间。彼教之说，人已对待，故虽兼爱博施，只是‘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徒见其小而已。” 〔12 〕599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中华文化这种“无间”的态度令其自身始终保持在一种与其他文化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关系中，也正是源于这一气度和胸怀，中华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至今。 （三）生命圆融与中华文化包容性特质。生命机体“要通，不要隔”的本性还意味着一种“圆融”的智慧，在现代新儒家眼里它避免了近代西方的“二分法”思维模式，这是中华文化相异于西方文化的又一特征。马一浮认为，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以“习气”为指导，以向外探寻物欲为满足的思维倾向，这一路径是无法寻找到真理的，即便有所得也不真实，惟有返身而求，并经过生命内在自身加以印证的真理才是真实的。牟宗三的“内容和外延”说也强调了这点，认为“‘道心，不是由外物的观察、领悟得来，它是在‘尽性与‘践仁的实际生命过程中由‘人心内省、体会与契悟而得。” 〔13 〕由此可见，现代新儒家认为生命境界的展开基于一种双向作用：一方面，将真理、道德置于普遍生命的超越層次；另一方面，还圆融地处理和安置宇宙的不同层次和境界，解决生命境界之超拔与现实生活之“践行”的关系，这也正是现代新儒家眼里西方文化的不足之处。在方东美看来，西方传统的分离主义思维模式造成了生命机体被按照形上和形下两层悬隔分裂，事实境域与价值理想的二元对立，因而导致了近代西方种种危机。为此，方东美“按照机体主义思想模式在古今相续、中西会通的论域和框架下建立一套上下贯通、内外相合、情理交融、真善美统一的人生境界论” 〔6 〕248。 我们认为，现实维度上的中华文化优越性揭显，在当下文化自信建设的整体格局中具有更核心的意义。“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 5000 多年历史了。” 〔14 〕究其原因，这必然与中华文化的特质息息相关，惟有在现实中更好地实践这种特质，才能将中华文化继续发扬光大。熊十力尝言，对待中华文化，我们要“掘发其固有宝藏，涵养其自尊自信之毅力”。生命哲学视域下的“动”“通”和“圆融”不仅是生命有机体持存和演变的体现，也体现着传统儒学的当代意蕴。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未曾像西方人那般，被强烈的物欲牵引而向外追逐，反倒把人生的意义根植于此岸，根植于切实的生活世界当中。“新儒家学者的生命哲学在揭示和弥补西方逻辑分析思维的局限性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以及中西哲学思想的交融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15 〕43通过对中华文化当代意蕴的解读，现代新儒家进一步帮助中国人树立起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破除了社会上崇洋媚外的虚幻意识。总之，惟有在现实层面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和美德，才能全力推进文化创新，不断推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不断拓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路。 三、生命应然性与中华文化优越性的未来动力 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的认同，不仅体现在对历史的确认和当下的发展态度上，还应体现在对中华文化未来的前景态度上。作为根植于时代精神的学说，现代新儒家致力于对传统儒学的现代化改造，这是一种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他们对生命的一切关怀最终都要落实到对文化危机问题的解决，为中华文化寻找方向和出路。基于中华文化固有的特质，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上，现代新儒家普遍从两方面进一步揭显其优越性：一方面，中华文化将凭借高度的文化自觉，不断应时而变，返本开新；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将为世界文化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 （一）中华文化对自身发展有着自觉保证。中华文化指向未来的优越性，以积极的姿态开拓创新、砥砺前行。它表现为一种在文化自觉中形成的自我认知，是以文化自觉为基础，对中华文化发展道路的体认，进而具有现代性。事实上，现代新儒家自身就是这种自信的践行者，他们所追求的文化自信并不是一种盲目的、不牢固的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那种直面现代化中国转型的使命意识。从积极意义上讲，“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揭示出现代新儒家对社会危机的反思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为中华文化作生存辩护的层面，还要求深入西方的思想世界，作出新的综合。 前文已述，生命哲学视野中的文化本身有一种兼容并包的主张。作为宇宙本源的生命要“通”不要“隔”，惟有向大自然敞开才得以日新、旺盛，这是一种真实的开放包容姿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于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16 〕现代新儒家不同于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从来都未拒绝参照、学习和吸纳外来有益思想，他们普遍地采取了中西会通的学术方法，正如梁漱溟之于柏格森、牟宗三之于康德、方东美之于怀特海。现代新儒家一方面充分肯定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另一方面积极地“援西入中”，力促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一定时期内较好地代表了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和转化的正确方向。因此，作为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学者，不仅现代新儒家是如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文化浴火重生的中国共产党亦是如此。 （二）中华文化为人类发展提供愿景参照。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类”存在，人类发展势必有其自身的共同价值。在全球化的今天，它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的渗透性和依赖性日益加强，人类生活终将打破区域的限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这也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可能。现代新儒家认为，世界文化的趋向有其潜在的同一性，西方文化尽管提出“科学”和“民主”，但碍于其思维模式，它们都成为生命彼岸的客观之物，生命由于脱离了生活实践，缺乏价值确认，才造成近代欧洲的社会危机。因此，中华文化可以为人类命运的发展提供愿景参照，“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实现的是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是中华文化自信在世界理念的具体体现，更符合人类整体发展要求。” 〔16 〕 现代新儒家大多看重中华文化当中的道德意蕴，他们认为生命的进化必然会从“有对”发展到“无对”，由“局”走向“通”，生命机体呈现“多样化”向外探寻“超越性”之余，还必须回归自身并加以确认，真理才能得到证实。在此意义上，现代新儒家一般认为世界文化的趋向是同一的。如前文所述，梁漱溟给出了中、西、印三大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径。事实上，就成绩和贡献而论，三种文化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是无所谓好坏的，但从各自对待生活的态度而论，则有合宜与不合宜之分。“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 〔17 〕221中、西、印三家文化虽然以不同的样态存在于同一时期，但实质上只是文化的不同“实然状态”，三种差异文化并没有背离生命“应然状态”的发展道路，在某个时间点它们也将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为此，梁漱溟以为中华文化在现阶段属于“早熟”，其价值在必要之时一定会彰显出来，并以此预言西方文明迟早也会走上中华文化的这条道路。 马一浮以“心性论”为基础，亦给出了与梁漱溟相类似的观点。马一浮将“心性”作为其思想的本体性概念，他认为，“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 〔18 〕13中华文化是建立在“心性”之基础上的，儒家教育的宗旨和目的，正是要引导人们通过道德修养，自觉地弃恶从善、变化气质，從而恢复心中之善的本来面貌。因此，心性不死，则中华文化自然也不会消亡。贺麟曾给予马一浮的文化观高度的评价，称这是一种能够真正代表中国正统思想的文化观。“一切文化，皆自心性中流出，甚至广义讲来，天地内万事万物，皆自心性中流出。只要人心不死，则人类的文化即不会灭绝。” 〔19 〕29总之，中华文化作为一种向着生命回归的文化传统，源于其重视生命价值和道德判断的一面，在未来必然会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 综上所述，现代新儒家眼里文化的多样性最终仍然要转向“同一性”，这是生命机体在进化过程中呈现的多向性与趋同性的辩证统一特性使然。在生命哲学视域下，作为生命在生活实践层面的展开，人类文化呈现出差异性和同一性统一的特性，世界文化就是在这种“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中发展。在差异性中，我们虽然看到了中华文化在现实层面的优越性，但是也无法回避其“不合时宜”的一面，无法否认中华文明在近代危机下的劣势地位，这就要求中华文化不能满足于当下，还要放眼未来。在此意义上，中华文化自身的自觉意识和对世界文化的参照作用，在未来维度上为中华文化的优越性提供了持存动力和保证。 四、结语 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的揭显，就其思想旨趣而言，意在弘扬民族文化、挽救民族危机。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对自身文化的体认，中华文化的优秀特质将作为“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潜在地引导着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尝言，“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20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根植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无法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走出适合自己历史和国情的发展道路。” 〔3 〕 从现代新儒家生命哲学理解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对新时代中华文化建设提供了诸多理论启示。首先，这种思想为近代国人找回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具有“挽救”作用。毕竟，特殊的时期我们应采取特殊的文化态度，“生命论”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它既融貫儒学，又会通西学，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并容易得到中国人的认同。现代新儒家对生命的考察，尤其是对实践理性的重视，在哲学意义上也具备了一定的批判深度，对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理智之弊的揭示较为到位，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人在西学冲击下的“自卑”心态。 其次，从生命的进化轨迹来审视文化，还能给出一条文化机体发展的机制。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内在“自我”创造机制的文化生命系统。这种“文化生命论将自然、生命和社会都包括进一个更为广泛的生命概念下，为打破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7 〕。因此，现代新儒家生命哲学视域下的文化观有助于把对文化的研究贯彻到社会其他系统当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综上所述，以一种过程论为视角，以生命进化的眼光来审视文化，中华文化的优越性不是局限于某一固定历史时期所创造的优秀文化，而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脉相承之中，对优秀文化不断的承袭和发扬当中。五千年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展现出自身的生机和活力，较好地证实了自身优越性。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20 〕展望未来，中华文化也将以一种“圆融”的智慧，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兼容并包、共存共赢。总之，现代新儒家从生命哲学考察中华文化，不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评判，这种思想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和特别的批判眼光，它不仅回应了近代国人对文化问题的关切和反思，也代表了中国哲学在现代条件下寻求重建与发展的一种尝试与方向。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推进的态势中，我们更有理由使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杜振吉.文化自卑、文化自负与文化自信〔J〕.道德与文明，2011（4）：18-23. 〔3〕冯 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坚定文化自信〔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3）：94-103. 〔4〕洪晓楠.文化哲学思潮简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5〕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李 明.生命存在与心灵超越——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曹 昱，萧 玲.文化生命初论——基于“文化机体-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4）：108-112. 〔8〕李鹏程.我的文化哲学观〔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1）：1-8. 〔9〕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16（02）. 〔10〕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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