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非知识生产与创新共同体的双向建构 |
| 范文 | 张永宏 洪薇 赵冬 内容提要 在全球从北到南的技术转移链上，新兴经济体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起着集成、转化、传递的桥梁作用。南方国家研发投入能力有限，但支持创新的本土知识资源丰富。南方国家基于发展诉求和自下而上的知识生产与创新，是拉动南北、南南技术转移的新动力。中非科技合作、知识共享互补性强、可对接条件好，既是增强非洲自主发展能力的动力，又是中国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一方舞台，也是深化南南合作、撬动南北关系的一个战略支点。从引进消化与本土自主创新两个方向打造中非知识生产与创新共同体，推动技术、知识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双向流动，将改变近代以来人类知识由北向南单向流动的格局，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 技术转移；知识共享；南南合作；南北关系；中非关系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10.003 自16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的近五百年里，人类知识生产、知识创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全球知识流动的主流方向是单向的，即从北方流向南方。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逐渐成为南北知识流动链上重要的一环，有如知识加工厂和知识泵站，给由北向南的知识流动增加推力，同时，拉动南方知识向北方流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专列“科技合作与知识共享”一节，指出“中方将继续推进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和‘中非科技伙伴计划2.0，重点围绕改善民生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领域，并与非方合作推进实施‘非洲科技和创新战略，帮助非方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从南北、南南技术转移、知识流动的链环结构看，中非科技合作与知识共享不仅能增强非洲的造血能力，而且也能促进中国的知识生产与创新，拉动人类知识在南北、南南间双向流动；在步入 “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1]的时代背景下，中非携手打造知识生产与创新共同体具有战略价值。 基于势位差的南北、 南南技术转移正向链环 技术转移概念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与南北问题相联系。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了《国际技术转移行动守则草案》，首次提出技术转移，初衷是为了推动技术从北方流向南方，以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发达国家之间技术贸易额占世界技术贸易总额的80%以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贸易额仅占世界技术贸易总额的10%，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贸易量则不足10%。”[2]原因何在？ 技术转移是技术从供方有偿流向受方的过程。[3]持有技术的供方是技术优势方，接收技术的受方是技术落后方。供方与受方有一个技术势位差，这个势位差的存在，是技术转移发生的前提。一般情况下，当某项技术在供方与受方间的势位差很大时，供方并不会考虑把技术卖掉，而是在其本国把技术转化为产品，通过出口产品获取收益。当产品出口的优势不明显时，供方可能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利用他国的有利条件，继续把技术转化为产品，延长技术的生命力。只有在这两种方式都获利不充分的情况下，供方才会考虑直接把技术卖掉。这就是狭义的技术转移三步曲：产品出口阶段-对外投资生产阶段-技术转移阶段[4]。也就是說，技术转移主要发生在技术势位差较小的阶段。这就是为什么技术转移主要发生在北—北之间的原因。北—南之间技术势位差较大，北方的技术尚处在产品出口阶段，或者可以通过到南方直接投资生产，继续保持其优势，转移的必要性不足。南—南之间虽然技术势位差小，但因知识生产与创新能力普遍较低，缺乏技术储备，技术转移的条件不充分。 不过，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推动改变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新兴经济体研发能力不断增强，二是全球性问题拉动研发在南北间流动。 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壮大，填补了南北之间巨大的技术势位差，在南北之间搭建起桥梁，使由北向南技术转移的条件越来越好。同时，新兴经济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南方国家内部又形成了新的势位差，为南南技术转移提供了新的动力源。于是，新兴经济体在南北技术转移链的中间形成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见图1）。 全球性问题非一国单方面所能应对，国际科技合作日益成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路径，北方国家纷纷把国际科技合作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战略、创新战略。美国、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日本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提升国际科技合作的地位。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曾任命科学特使，探求与中东、东南亚、非洲国家开展科技合作的机会和前景；[5]英国在《国家创新白皮书》中强调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性，发布“研究开发的国际合作战略”，对其国际科技合作进行整体规划，要求在制定国际政策和外交战略上要发挥科学的新作用；德国政府设立“国际研究基金奖”，支持其研发机构、高校建设顶级国际联盟；法国成立“全球化、开发与合作总局”；欧盟委员会出台“欧盟国际科学技术合作战略框架”，积极推动欧盟研发区域内部与外部的联合；日本设立科学技术外交战略工作组，推出“加强科学技术外交战略”，强调要围绕全球性问题，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夯实科技外交的基础，等等。[6]加强科技与外交的结合以应对全球性问题，有力促进研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成为国际技术转移正向链环的又一推动力。 基于发展合作的南北、 南南知识流动反向链环 技术的传播和迁移，在近代西方的殖民过程中即有发生。但是，殖民过程所附带的技术迁移，并不是当代所说的国际技术转移。当代国际技术转移有两个前提：一是互利互惠，二是对接条件适合。互利互惠是技术转移的动因，对接条件适合是技术转移的必要条件。在殖民时代，技术不过是殖民的工具，技术流动的目的是服务于殖民者的利益。殖民者把技术带到殖民地，其实只是其本国技术的异地使用，技术转移并没有发生。这种伴随殖民过程的技术迁移现象，客观上给殖民地送去了一些技术，但其效应不过是技术自身的一种外溢，这种外溢的影响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殖民地普遍缺乏接受技术的内化能力。例如，在非洲，历史上无国家社会范围广、历时长，在被殖民时期国家机器普遍缺失，造成技术接受主体的缺位，到国家获得独立时，知识生产、科技创新能力大多依然处于零起点状态。 南南合作始于1955年的亚非会议。1990年代以前，南南合作主要以建立区域经贸合作关系为主，谋求团结自救、合作自强。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快速展开，面对不平等的南北经济关系，南北矛盾凸显出来，南南合作不断深化。进入21世纪，在“千年发展目标”的推动下，南南合作步入综合、全面的发展阶段。发展合作不是单纯的经贸合作，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合作。中非关系亦大致与此同步，20世纪80年代以前侧重政治关系，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侧重经济关系，2000年以来进入全面合作时代。与此相对应，中非关系经历了援助-经贸合作-发展合作三个阶段。目前，中国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重要投资来源地和主要援助提供国，中非关系集援助、贸易、合作为一体，从民生问题到人文交流、政党交往，全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涉及发展的方方面面，逐步形成综合、全面的发展合作格局。 发展合作是追求综合性强、依存度高的合作。在发展合作阶段，供方把技术移给受方的过程，不是一个单纯的逐利过程，而是供方接受反馈的过程，供方更加关注受方的条件和需求，更加关注通过技术转移促进自身的技术改造、升级和创新。受方接受技术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填补空白的过程，而是一个消化、吸收、再创造的过程。因此，在技术从供方流向受方的背后，同时存在另一股知识流，其流向与传统的由北向南的技术流向相反，形成技术转移、知识共享的另一个链环（见图2）。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探索，国际社会形成了许多发展理论，诸如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低碳发展论等等，解读、引导南方国家的发展。这些理论或被追捧，或被批评，有助益的一面，也有误导的一面。但无论认同、采用何种理论，变自外向内的外力主导型发展模式为自下而上的内源型发展模式，是南方国家经过实践而普遍认可的一条经验。南北、南南知识流动的反向链环，其基础正是南方国家的内源发展、草根创新。例如，中国科学家成功研发出抗疟药，就是中国传统知识与解决非洲问题相结合而做出的知识创新，是知识生产与创新反向流动的典型例证。 冷战结束解除了发展和全球联系的主要政治障碍，北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之下信马由缰；南方国家逐渐步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快车道，新兴经济体快速成长。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结伴同行，把国际科技合作推上了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事项的前台，技术转移的总量不断攀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技术贸易额平均每十年翻两番，已接近世界贸易总额的二分之一，其增长速度之快为一般商品贸易所望尘莫及。”[7] 但是，北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北—南技术转移的推动和限制两个方面，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高筑技术壁垒，不断抬高南方国家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知识门槛。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转移技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工业制成品和中间产品的贸易或直接投资，南北贸易协议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保护投资的原则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这样，在《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附加协定》（TRIPs-Plus）保驾护航之下，由专利引动的资金大量流入北方国家。[8]北方国家凭借技术与资本的雄厚实力，开发甚至大肆盗窃南方地区的本土知识资源，例如，涉及非洲的“生物剽窃”到了泛滥的程度，美国专利网和商标局的数据库中源自非洲案例的专利数目惊人。[9]這一形势促使南方国家广泛认识到基于本土知识的知识生产与创新、南南技术合作与知识共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大调整中挣扎，全球性问题交织其中，新兴经济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由南向北的知识流动链上起着推拉兼具的作用，是全球知识生产与创新双向互动的关键一环。 正反链环的双向建构 南北、南南知识流动的反向链环，揭示了通过技术转移营建造血机制的另一种本质，即供方的研发始于受方的需求，受方的需求增益供方的研发。这一认识角度表明，正反链环的双向构建，既是拉动受方向前发展的一种力量，又是促动供方创新的一种源泉。例如，南南技术转移的显著特征是转移适用技术，问题的关键在于，“适用”并不是现成的，需要供方和受方共同努力。于是，选择适用技术的过程，既是受方向供方学习、反馈的过程，又是供方根据受方需求而创新的过程。这一反向的知识流动力量，是发展合作的必要匹配，因为发展合作的本质特征是一盘棋地共同发展，与其说是技术的有偿迁移，不如说是知识的共同分享。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需要建立起互利共赢的技术转移、知识共享模式，使之既符合技术接受国的能力和需要，拉动其造血机能的建设，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技术提供方的研发调整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同样，在南北关系中，南方国家的巨大需求构成北方国家的创新土壤，南方国家的创新能力为全球知识生产与创新注入活力和动力（见图3）。 中国处在南北、南南技术转移链的中间环上，充当着“媒介”“桥梁”“新动能”的角色。从正向看，在“发达国家—中国—非洲国家”的技术转移链上，中国是连接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二传手”。从反向看，中国正处在大国转型的关键时期，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的对外开放转型，需要在引进、消化的基础上，具备集成创新、整合输出的能力；从开放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融入全球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转型，需要树立技术品牌，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从经济大国转向文化强国的软实力转型，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技术创新、产业标准制定，不断提高技术—制度—文化一体化的知识生产与创新能力，等等。创新立国是根本。因而作为发展合作反向链环中的新兴“动力源”，中国肩负着独特的使命，需要在综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过程中，整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创新要素，努力为全球知识生产与创新提供支持，做出贡献。 非洲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刚起步，信息化、网络化、低碳化、智能化等全球性转型接踵而至，适应与创新的准备和能力都不足。非洲自然资源丰富，但贫困人口众多，生存与发展、开发与保护的双重压力巨大。但是，非洲又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非洲的发展问题和资源多样性，是全球知识创新的重要问题库和资源库。因此，对非洲而言，需要把发展挑战和丰富的本土资源结合起来，借助国际科技合作提高知识生产与创新能力。中国在对非技术转移时，需要明确自己有什么，非洲需要什么，转移的对接条件是否支持等，更需要借助对非技术转移吸纳、整合双方的本土创新，既服务于双方的发展，又造福全人类。 因此，中非知识生产与创新共同体需要双向构建，正向上紧扣非方的需求加强中国对非技术转移，反向上统筹中非科技合作、知识共享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加强基于非洲问题的研发投入，拓展中国的知识生产空间，增强中国的创新实力，为全球知识共享做出新的贡献。 结 论 《国际技术转移行动守则草案》将“技术转移”定义为：“关于制造一项产品，应用一项工艺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的转让，但不包括只涉及货物出售或只涉及出租的交易。”但当今的技术转移，内涵已有很大的拓展，不仅包括转让，而且包括正向、反向多环节的知识嵌入与合作。从基于技术势位差的南北、南南技术转移正向链环结构和基于发展合作的南北、南南知识流动反向链环结构看，中非科技合作和知识共享推动技术由北向南传递，拉动知识由南向北流动。开拓这样的双向建构模式，打造中非知识生产与创新共同体，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增强非洲的自主发展能力，二是拓展中国技术的市场和中国创新的土壤，三是推动技术、知识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双向流动，改变近代以来人类知识由北向南单向流动的格局，构建起深化南南合作、撬动南北关系的战略支点。当前，中非关系进入“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的新时代，中非合作面临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从技术转移、知识流动正反两个方向上大力加强中非知识生产与创新共同体建设，是激发企业、社会创新活力，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发掘新的合作潜力的基础，同时也是中非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10]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运动研究”（项目编号：18BGJ040）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第二、三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凯） [1]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591271.shtml。 [2] 李志军：《当代国际技术转移的新特点及对策建议》，载《中国科技财富》，2011年第11期，第36页。 [3] 技术转移通常被分为两种：技术转化为产品和技术在空间上的流动，本文仅指后者。 [4] 广义技术转移包括产品出口、投资生产所传递的影响、知识，狭义技术转移仅括技术本身的转让。 [5] 樊春良：《科技外交的新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对策》，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0年第6期，第624页。 [6] 王挺：《美、欧、日科技外交动向及启示》，载《科技导报》，2010年第5期，第19-24页。 [7] 李志军：《当代国际技术转移的新特点及对策建议》，载《中国科技财富》，2011年第11期，第36頁。 [8] 张永宏：《本土知识在当代的兴起——知识、权力与发展的相互关联》，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81页。 [9] 薛达元等：《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60-167页。 [10] 同[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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