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建国初毛泽东过渡思想变化的原因分析 |
| 范文 | 鞠华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社会实践很快停止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上的变化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原因，在国际方面有着战略和意识的考量，在国内方面有着国情和认识的考量，就使得毛泽东的过渡思想在建国后不久发生变化具有了历史必然性，也对我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重温和分析这一思想变化，对于当前和今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深化和推进改革开放有着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过渡思想；原因；启示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真理。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1]。这也预示着中国由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建国初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准备的，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社会实践却很快停止了，我国不久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很值得我们来回味和思考。 一、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历程的简要回顾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起就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并没有马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共同纲领》也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党认为要采取严格的社会主义步骤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在国民经济恢复即将完成、国营经济相对强大、土地改革顺利完成以及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影响时，中央对中国发展步骤的设想开始发生改变。 1953年，中共中央在发布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就总路线问题做了初步阐述。1953年底，党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采取措施，着手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及总任务，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1955年，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对邓子恢进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错误批判后，党内急躁冒进错误有了很大滋长，使得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掀起了高潮。到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历史性深刻变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建立，连同在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建设，我国从此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民主主义也就此走到了历史尽头，被社会主义所替代。 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 （一）从国际方面来看，有着战略和意识的考量 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从国际方面来看，二战后出现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欧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景气，而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了空前巩固和扩大，展现了显著的活力和优越性。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严重的敌视政策并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全面封锁和禁运，严重威胁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发展，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则对中国予以支持援助，促使毛泽东果断确立“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国进一步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也是中国果断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国际方面的因素。就国内方面而言，中国既有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举步维艰，党中央一方面要逐步消灭资本主义，一方面也要为它找出路，就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将其纳入国家轨道。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中国如果完全没有资本主义因素也不行，还需要它作为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决定了我国要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死而复生”。当然，这种“复生”只是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适当的补充。 2、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在1955年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其实，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一度提出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21年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又恢复了列宁在1921年前的过渡时期理论。毛泽东以列宁在1921年前的和斯大林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为根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建国初期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布）党史》和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也有一定关系。1955年，原来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提法改变成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沿用了列宁及其后继者斯大林的理论，表明毛泽东已经觉得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再具有现实价值。1956年初，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后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也是参考了苏联模式的“小过渡”理论和实践。1956年，我国宣布已进入社会主义时，毛泽东将“进入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做了专门区别，就理论根据而言，也是因为苏联。 （二）从国内方面来看，有着国情和认识的考量 1、“不断革命”的思想为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供了哲学理论根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严厉批判“不断革命论”，但他在潜意识里实际上也存在这一观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一贯强调打仗要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并将其作为我军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建国后，在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对《矛盾论》在文字上作了很大的修改，突出强调了客观事物的可变性和转化性，对僵死的、凝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一修改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召开的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参加的成都会议上，在提到建国初相关问题时说：过去曾发生老区土改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我们可从中看出他的“不断革命”思想，其思想变化的原因也可见一窥。 2、建国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为过渡思想发生变化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民主主义的弊端日见端倪，经济上呈现“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无疑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产生一种巨大的紧迫感。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顺利进行了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及其他各项工作，毛泽东由此感到国家建设面临难得的发展契机，已经不需要有策略问题的顾虑了。1953年，毛泽东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3]，后来又指出，“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4]。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认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反映了毛泽东历经建国前后的实践，对新中国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本质认识越来越深刻。1953年起，中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无疑促进了这一思想观念的形成。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他强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有更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必要。 3、中央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量不足 对资产阶级表现的认识，正是毛泽东改变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来说，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量不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尽管号召全党对于阶级斗争要有一定的警惕，但毕竟只是抽象的认识。建国初期，尽管私人投机资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引发了物价飞涨和市场混乱，并用假冒伪劣产品影响了抗美援朝等活动，中央政府针对于此开展了一次又一次斗争，对于这些违法活动和民族资产阶级给予了沉重打击，使其遭到完全孤立，变为社会上的“臭阶级”。资产阶级也由此感到无路可走，无法自立，就主动要求公私合营，请求国家“计划”，在此大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就应运而生，迅速推广。 4、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相比具有可取之处 就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而言，客观上就有一定缺陷，因为这一社会本身算不上独立社会形态，而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带有过渡性质。毛泽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认为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实只是“新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在建国后如果真的再搞20年的“新资本主义”很难容忍。过渡时期总路线则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作了明确，在此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比较顺利，三大改造也比较平稳，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其失误在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掀起及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这种人为掀起的高潮本身不太合理，也不是总路线提出的必然结果。总路线虽然蕴含着过于求纯、急于求快的“左”的倾向，但是没有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偏转构成重大影响。当然，1958年“大跃进”后的党的指导思想和总路线也出现了反复，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可纠正。 在上述各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发生变化也就具有了历史必然性，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曾经说过，在转变问题上“人们不得不一再重复做一件事情”[5]。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也感觉到了这一“跨越”的短暂性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几次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但未能如愿。[6] 历史启迪现实，在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期，我们对建国初毛泽东过渡思想变化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再思考，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进而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完成这一使命。我们需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事业发展。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59.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1. [4]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9.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97.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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