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历史教学》创刊第一年 |
| 范文 | 《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1月,至今已有50年了。假如一个人是个百岁寿星,这个数字就算度过他的生命的一半;就一个杂志言,虽然来日方长,难有时限,但50年也是个不小的时数了。 1951年是解放后第三年。在这50年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过许多翻天覆地、震撼人心的伟大事件,《历史教学》对这些事情都有及时的反应。回忆起来,心潮澎湃。 1950年筹办时,仅有7人(李光璧、杨生茂、傅尚文、张政火良、丁则良、孙作云和关德栋)。如今7人中在世者有两三人。所以说“两三人”,是因为关德栋在刊物创立几周后,就南下去闽渺无音信。现在确知在世的仅张政火良和我。 当时光璧和我分别在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尚文在知识书店工作,政火良、则良和作云均不在津,分别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和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今值《历史教学》刊行50周年之际,不幸政火良罹患沉疴,只得由我追述一点初期往事,以申贺悃,同时我也感到有义务补述创刊初年的情况。记得在本刊纪念40周年时,尚文和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而今由我一人执笔,不禁有些凄怆之感。旧两接连凋谢,不胜悲伤。 酝酿创办刊物的工作是在1950年下半年。最初想法是试着用新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为中学教师办一个教学参考读物。遇到的第一个困难问题是经费。每个人从薪水中拿出一点开办费,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政火良毅然售出自己珍藏的二十四史,才凑足创办费用。 创办人不在一起,且各有公务,不便聚会,编辑部遂落到天津,各项业务由光璧、尚文和我三人分担。光璧和我主要负责编辑工作,尚文主要操持出版和发行。创刊初期以光璧撰文最多,其次为我和尚文,则良和作云也寄来几篇。因刊物为月刊,每期编辑和发行事务十分紧迫。我们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学校,办刊物全是业余劳务。每期从撰写或收集稿件到校对、投邮等具体工作十分繁杂,忙得应接不暇。好在当年我们年方三十多岁,挑灯夜战,尚可胜任。尤其在发稿时,一但发现字数不足,更需夜战了。 刊物每每发生“经济恐慌”。订费一时收不进来,欠下印刷厂和邮局许多钱。可巧那时我接受市文教部的嘱托,每周播讲一次世界近代史。这项任务对我十分有益,逼着我学了许多新知识。这时文教部知道了这个新办刊物的实际情况,并表示要给以支持。随后市人民银行允许举借短期贷款,这种接济等于雪中送炭,使刊物渡过了经济难关。 《历史教学》是解放后创办的第一个全国性历史月刊,影响广泛。1951年发行量为2000份,到1952年即增加到10000份。随着订户的增加,困扰刊物的经济问题得以缓解。订户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学习马克思主义高潮的出现。刊物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因而受到广大干部和中学教师的欢迎。 1951年底,我去北京学习,编辑和发行工作完全落到光璧和尚文肩上。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的号召下,光璧和尚文感到属于私营性质的同仁刊物应当交由公家经营。文教部同意接收,除原编辑人员仍留岗工作外,还增聘一些大、中学校教师,建立了编委会。 1952年初,尚文去北京向我叙述了刊物改革的情况,退还了数目不大的开办费和利润。我收下开办费,辞谢利金。我想其他创办人也是这样处理的。 在刊物蓬勃发展的50年历程中,有三件事给我印象最深:(1)读者给予《历史教学》热情支持。这表现在订数逐年增加。马克思主义学习的扩展是刊物订户倍增的基础。(2)对于编辑方针,编委会内曾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历史教学》应向国内一级学术性刊物看齐;有的认为刊物的服务对象应以中学教学为主。经过讨论,确定刊物主要服务于中学教学和广大干部,兼顾大学学生,每期发表少量水准较高的学术论文,因此编辑方针是兼顾普及与提高,但以普及为主。这一方针较为适当,刊物不断的兴旺发展即是证明。(3)刊物得以维持50年,并深受读者赞许的可喜的业绩应归功于编辑部。相对而言,编委会所起的作用往往不大。一批勤于耕耘、任劳任怨、敏于策划的编辑里手,是刊物得以茁壮成长的力量。 (杨生茂,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教学》创办人之一,《历史教学》编委。主要著作有《世界近代史》、《美国外交政策史》、《美国通史新编》、《美国史学家F盝碧啬杉捌溲派》等;撰有《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论威廉·A·威廉斯的外交史学》、《论美国宪法及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用》等多篇论文。)责任编辑:林 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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