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辽代春捺钵路线考论 |
| 范文 | 梁维 摘 要： 春捺钵路线的考证是辽代捺钵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在考证辽朝历代皇帝春捺钵地点的基础上，描绘出他们的捺钵路线，并探讨总体路线的方向及变化规律。辽代皇帝的春捺钵路线最早在潢河、土河附近的契丹传统活动区域，后逐渐南移至南京地区，同时还向辽东移动。太平二年（1022）后，春捺钵路线转移至长春州四周水网密布地区，并最终固定于此。通过考证可知，春捺钵的路线变化主要受自然和政治两个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春捺钵；路线；长春州；辽代 辽代的四时捺钵，是由契丹民族游牧传统演化而来的政治制度。“捺钵”为契丹语“行营”之意，“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①辽代皇帝的四时捺钵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故被称为“行朝”。②春捺钵即为辽代皇帝在正月、二月、三月进行的射猎、捕鱼等活动，捺钵期间也处理一些政治事务。故对春捺钵地点、路线及相关问题的考证也成为捺钵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学者有津田左右吉、池内宏、傅乐焕、武玉环、杨军等。③研究最为细致的学者当属傅乐焕，他将春捺钵的地点进行归纳，并分为西南、东北两组，其中东北组主要考证了春捺钵的地点。杨军主要考证四时捺钵的地点及路线变化，涉及春捺钵的部分内容，并分析了其中的演变规律，认为自然环境改变是主要影响因素。武玉环在前代学者基础上，考证认为春捺钵东移的原因是出于政治上防范女真诸部及经略高丽的需要。此外，李健才、王守春、王新迎等学者在研究春捺钵地点、气候变化和政治职能时也涉及路线变化及相关问题。④ 综上，学界对春捺钵的地点及路线变化未做系统研究。本文关于春捺钵的时间范围，依据傅乐焕《辽史丛考》中的概念，即辽朝皇帝春捺钵主要在正月、二月及三月间进行，与这个时间段及春捺钵相关的问题，故都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同时结合史籍和墓志材料，综合考证辽代春捺钵的地点。圣宗太平二年之后，春捺钵地点转移至长春州附近地区，此后逐渐固定于此地，因此以太平二年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勾勒出春捺钵整体的路线变化，并探寻引发路线变化的自然及政治因素。 一、辽太祖至圣宗太平二年的春捺钵路线 在辽太祖至圣宗太平二年之间，辽朝的春捺钵地点比较繁杂，本节将其划分为太祖太宗、世宗至景宗、圣宗（太平二年之前）三个时期，通过考证他们的春捺钵地点，来叙述路线变化。 （一）辽太祖、太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 辽太祖时期的春捺钵地点较少，大体范围在契丹传统的游牧区域外，稍有所扩展。东楼是其春捺钵之地， 傅乐焕：《辽史丛考》，第89页。位置大致在龙化州与降圣州之间， 陈晓伟：《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二州在老哈河与教来河之间，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此地水草丰美，辽太祖“春月行帐多驻此”。《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505页。又据《辽史·太祖本纪》载，太祖七年（913）春，契丹各部族于辽太祖春捺钵处举行“朝会”，这表明太祖时期春捺钵有一定的政治职能。阿保机之弟迭剌哥“绐称入觐”，实则造反，余党还准备了标志契丹皇权的天子旗鼓“将自立”。辽太祖立即率兵征讨，事后“次芦水”，继续捺钵并处理相关事务。可见，芦水即为太祖时期春捺钵地点，从剌葛失败后“掠居民北走（祖州）”，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上》，第6-7页。及阿保机的追击路线看，此水应为老哈河之南、教来水以北的某处，范围仍在龙化、降圣二州之间。平定叛乱后，辽太祖于神册四年（919）在东山进行了一次春捺钵的射虎活动。 武玉环：《春捺钵与辽朝政治——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载东山位于东京道辽阳府西的东梁河畔，东梁河即太子河，与辽河于海城合流，注入渤海。而“东梁河与浑河合为小口”，《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第519页。可知东山应为河流发源地，即本溪满族自治县东营坊乡草帽顶子山。此山山体巨大，植被茂密，符合春捺钵射猎的条件。可见，太祖时期的春捺钵范围主要在土河、较来河附近的龙化州、降圣州之间及辽阳府太子河地区。 遼太宗时期，春捺钵的地点较太祖朝有所增多。据《辽史·太宗本纪》及《辽史·游幸表》载，天显至会同年间（928-946），太宗最早抵达长泺进行春捺钵，此处在今内蒙古奈曼旗境的工程庙泡子（又名乌兰浪泡子）， 傅乐焕：《辽史丛考》，第53页。位于降圣州范围内。其后是松山，太宗三次去此地射猎。根据太宗在松山打猎一日后即“幸辽河东”，《辽史》卷四《太宗本纪下》，第47页。推测其应是位于内蒙古翁牛特旗右翼西南二十里的大松山， 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在潢河土河附近的上京松山州境内。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第7页。潢河、土河之间（为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交汇之处，以木叶山为中心，在龙化、降圣二州附近）也是辽太宗春捺钵“钓鱼”之地，太宗前往多达六次。 太宗时期春捺钵地点还在辽东的辽阳府、潭和南京析津府等处。天显六年（931），太宗在东丹国南京“近山”射猎并“获虎”，但是具体何山无考。会同二年（939），“畋于褭潭之侧”，《辽史》卷四《太宗本纪下》，第50页。是为春捺钵的射猎活动。丁谦和贾敬颜均认为潭在大布苏图泊，既塔拉干泡子， （清）丁谦：《〈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贾敬颜：《胡峤陷辽记疏证》，《史学集刊》，1983 年第4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北稍西约三十公里处。会同三年（940），太宗在南京地区的盘山射猎。蓟州西北有盘山，“一名盘龙山……势旁础而盘桓因以名之”， （清）厉鄂：《辽史拾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5页。应为太宗的春捺钵之地。同月，太宗还在南京附近水门射白鹿，但具体位置无考。此外，太宗还在满德湖、近淀等处春捺钵，大体位于上京去往东京辽阳府路上的某处水草丰美之地。《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151、1150页。 总体来看，太祖、太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主要位于上京地区的潢河、土河附近，及降圣州、龙化州之间和辽东部分地区。太宗在太祖的基础上增加了潢河、长泺、松山、瓜埚等位于上京、南京附近的地点，春捺钵范围向南、向西、向北均有所扩大。 （二）辽世宗至景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 依据史书记载，辽世宗、穆宗和景宗时期，春捺钵范围大致在潢河、土河及西京、南京、中京等地区，各代皇帝略有不同。 据《辽史》卷五《世宗本纪》载，天禄五年（951），辽世宗“如百泉湖”。此湖为太宗的冬捺钵驻地之兴中府百湖， 陈汉章：《辽史索隐》卷一，《二十五史三编》本，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8册第167页。位于今辽宁朝阳， 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第149页。当地水网密布， 朝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朝阳县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5页。亦适合春捺钵钩鱼捕鹅。因世宗在位时间过短，故春捺钵记载只有一次。之后的辽穆宗春捺钵地点，据《辽史·穆宗本纪》及《辽史·游幸表》载，穆宗主要的春捺钵范围在潢河、土河一带。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地点，其中神德湖是其最早的春捺钵地点。应历三年（953），穆宗“观渔于神德湖”。《辽史》卷六《穆宗本纪》，第79页。神德湖据考在西京应州浑源县， 杨军、王成名：《辽代捺钵考》，《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即今山西浑源县。次年（954），穆宗“猎于郭里山”，《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152页。根据其同月“幸南京”的记载看，郭里山可能在南京析津府附近。此外，穆宗时还有一些地点无考，如遥斯岭、苏隐山、老林东泺及鹿囿等处，根据前后文，推测这些地点大致在潢河附近。 《辽史》卷六《穆宗本纪上》，第80页；《辽史》卷七《穆宗本纪下》，第89页；《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152、1154页。可见，穆宗的春捺钵地点大致在潢河、土河、南京和西京应州附近地区，在应历七年（957）后，其春捺钵路线基本固定在永州境内和褭潭一带， 杨军、王成名：《辽代捺钵考》，《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整体范围与之前相比变化不大，但是新地点有所增加。 辽景宗时，春捺钵的范围与穆宗相比有所变化，地点有所不同。自保宁六年（974）始，景宗分别在冰井和清河春捺钵，结合这一阶段史书记载及辽宋局势，两地应均在南京析津府附近。乾亨三年（981），景宗“放鹘于温泉南”。《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159页。南京多温泉，《辽史》卷四○《地理志四》载析津府附近的顺州有温渝河，“即昌平之榆河”， （清）厉鄂：《辽史拾遗》，第67页。此地因温泉而得名，正适合放鹘捕鹅。此外，景宗于乾亨四年（982）所去的华林、天柱二庄也在顺州，辽朝皇帝在此“建凉殿，春赏花，夏纳凉”。《辽史》卷四○《地理志四》，第565页。可见，景宗中后期的春捺钵地点集中在南京析津府附近，较前代皇帝南移倾向更加明显。 辽世宗、穆宗、景宗时期的春捺钵范围大致在潢河、土河附近及西京、南京、中京等地区，在前代皇帝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并有南移的现象。 （三）辽圣宗太平二年之前的春捺钵地点 遼圣宗在太平二年（1022）之前，其春捺钵地点较前代皇帝有明显增多，虽也常去潢河、土河附近春捺钵，但地点在不断变化。 据《辽史·圣宗本纪》及《辽史·游幸表》载，圣宗继位之初，首先去潢河、土河及附近地区春捺钵，这与前代皇帝春捺钵地点相似。此外，圣宗也新增了一些地点。统和元年（983），辽圣宗将首次春捺钵地点选取在“辽河之平淀”及附近的独山。“辽河之平淀”即潢河、土河汇合处的广平淀， 傅乐焕：《辽史丛考》，第66页。其不在辽河地区，而处于龙化州近地。此外，圣宗还去了附近的山榆甸、瑞鹿原、贾曷鲁林、苇泺、马兰淀等地捺钵，其中瑞鹿原出现六次之多。 《辽史》卷一四《圣宗本纪五》，第178页；《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六》，第186、189、191、192页。 因与北宋战争的需要，圣宗曾多次去南京附近春捺钵。统和年间（987-1002），圣宗共32次前往南京、盘山及顺州的华林、天柱等处射猎或“赏花钓鱼”。这其中有许多新的捺钵地点，有圣宗曾六次去往的长春宫，其也在南京析津府范围内。 （清）厉鄂：《辽史拾遗》，第121页。另外，圣宗还九次在延芳淀“放鹘，擒鹅”，并四次去台湖及附近的西括折山、沈子泺、曲水泺等处捺钵。这些捺钵地点中，延芳淀和台湖最为重要，延芳淀位于北京通州西南， 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第168页。在辽代，其范围大致包括今通州区南境北运河以西之地、朝阳区东南部、大兴区东端及武清县西北部， 尹钧科：《延芳淀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北京历史环境上的意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是典型的河网沼泽平原。 邵双龙、潘威：《中世纪暖期渤海沿岸内涝现象的出现及其成因的个案研究——以北京延芳淀为例》，《地球环境学报》，2014年第6期。台湖在今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 周峰：《辽代园林》，王荣冒主编：《中国·平泉首届契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在辽代位于南京析津府附近的潞县与漷阴县之间，为圣宗在南京多次捺钵之地。统和至开泰年间（992-1020），圣宗还在西京地区选择新的捺钵地点。最早的地点是炭山，此山在今河北省沽源县、丰宁之间， 关于炭山的所在，学界考证主要有七种说法，河北万全县说、庆州黑山说、河北赤城县黑龙山支脉西端说、滦河上游说、北京市说、河北滦平县交界的古北口说、巴颜图固尔山和东猴顶山说，以及河北省沽源县内的坝上草原（金莲川草原）说等，笔者综合各家之说，认为炭山的位置大致在河北省沽源县、丰宁之间。位于契丹和奚的交界地区，属西京道归化州。其后的鸳鸯泺是圣宗及后世皇帝重要的春捺钵地点，圣宗曾六次至此春捺钵。鸳鸯泺据考在旧大青沟之北， 傅乐焕：《辽史丛考》，第51页。为河北张北县西北的安固里淖，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人物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在西京道奉圣州。此外，圣宗还在上京道及中京道附近的崖头川、马盂山等地进行春捺钵的射猎活动。 开泰至太平年间（1013-1021），圣宗的春捺钵范围逐渐向东延伸。开泰二年（1013）、三年（1014），圣宗在瑞鹿原和位于西辽河冲积平原东部的阿里泺、萨堤泺、三树泺及环泥泺等四地之间往来捺钵， 王守春：《辽代西辽河冲积平原及邻近地区的湖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其地点开始东移。此后圣宗十一次至浑河、雪林、锥子河等地春捺钵。浑河位于辽宁省东部，在辽阳府以北地区，达离山、钹河、高柳林等春捺钵地点大致位于其附近地区，而雪林则位于辽西平原的萨堤泺与浑河之间某处，附近有石底水。锥子河即今辽宁盘锦绕阳河， 盘锦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盘锦市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也在雪林附近。此外，圣宗朝还有部分无考的春捺钵地点，如马兰淀、沙阜、锅林等，但结合史料中关于圣宗开泰四年（1015）溺水瑞鹿原准备“春搜”的记载，这些地点可能在瑞鹿原、土河附近。 《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六》，第191、192、194、195页；《辽史》卷一六《圣宗本纪七》，第205、210页；《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167、1168、1169页。 综上，圣宗在太平二年（1022）之前的春捺钵地点与前代皇帝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不但在数量上增加，活动范围也明显扩大。圣宗初期春捺钵范围在潢河、土河与西京，并新增了许多新地点，随后春捺钵地点大量集中于南京地区，范围也进一步增大。在开泰至太平年间（1013-1021），圣宗春捺钵地点则集中转移至辽东地区。 从春捺钵路线上看，太祖、太宗、世宗、穆宗和景宗时期，春捺钵的路线主要在潢河、土河附近地区，范围不断扩大，总体路线呈现逐渐向西京和南京地区的延展。圣宗继位后，春捺钵路线偶尔向西京移动，之后则迁移至南京附近地区，至开泰年间，路线最终向辽东地区转移。可见，至圣宗太平二年前，辽代皇帝的春捺钵路线呈现出从上京的潢河、土河附近逐渐向南移动，在集中于南京地区之后，再东移辽东地区的变化过程。 二、辽圣宗太平二年至辽末的春捺钵路线 辽圣宗太平二年后，春捺钵地点转移至长春州附近的河湖密布之地。本节依据史书记载，将此时段分为两个时期，圣宗太平二年后至兴宗朝为一个时期，道宗朝至辽末为一个时期，分别叙述春捺钵地点及路线在长春州附近的变化和特点。 （一）辽圣宗太平二年至兴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 据《辽史·圣宗本纪》及《辽史·游幸表》载，圣宗太平二年至兴宗朝，春捺钵地点逐渐固定在长春州附近地区，但仍有个别时段例外。 圣宗将春捺钵东移后，其地点绝大多数都在长春州附近的水网密布地区，按地域可分为长春州以北、以西和以东、以南两部分。纳水、挞鲁河为辽圣宗到长春州后最早的捺钵地，是为长春州以北、以西的春捺钵主要地点。纳水属于今嫩江中上游干流， 杨中华：《辽代春捺钵地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1期。具体在“松嫩合流处附近”。 杨军、王成名：《辽代捺钵考》，《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挞鲁河为今洮儿河，后被改名为长春河，此处是圣宗去往次数最多的春捺钵地点。 《辽史》卷一六《圣宗本纪七》，第214-232页；《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171页。此外，圣宗还到位于长春州以北的鸭子河捺钵，其为嫩江下游和松花江西段的统称，具体来讲是指农安以东、扶余和前郭两县以南的一段松花江流程。 景爱：《辽金泰州考》，陈述：《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此外还有位于长春州以东、以南的地点。辽圣宗将春捺钵地点东移后，最有代表性的地点为鸭子河泺，据《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载：其地“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第424页。该地的所在有五种说法：一、查干湖，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23页。二、月亮泡， 傅乐焕：《辽史丛考》，第48页。三、黄花稍泊子， 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七二《山川志六》，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版，第1601页。四、黑龙江肇源县茂兴泡， 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五、肇源县西的乌兰诺尔泡。 杨中华：《辽代春捺钵地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1期。辽代长春州为白城市城四家子古城， 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七二《山川志六》，第1601页。位于洮南市东北18千米处，“为帝京之所在”，张勘等：《洮南县志》卷二《建置志》，民国十九年洮南教养工厂，铅印本，第66页。其东35里处有黄花稍泊子，“黄花烧（稍）三泡最巨……产鱼尤繁”， （清）无名氏：《安广县乡土志》，辽宁图书馆藏清宣统元年抄本影印版，第16页。适合钩鱼，应为辽代的鸭子河泺。据傅乐焕统计，圣宗在太平年间（1022-1025）曾五次在长春州以东的鱼儿泺钩鱼捕鵝，并为后世所效仿。据最新考古学成果，乾安县辽代“春捺钵”遗址群中的后鸣字区为皇帝驻跸之地， 冯恩学：《吉林乾安县辽金春捺钵遗址群后鸣字区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6期。所以邻近的花敖泡应即为鱼儿泺的所在。此外，辽圣宗还多次前往长春州以东的混同江附近地区春捺钵。圣宗在六年时间里（1024-1031），五次去混同江钩鱼。 《辽史》卷一六《圣宗本纪七》，第214页；《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八》，第223、226、228、232页。混同江虽为鸭子河改名而来，但实际范围很大，其干流包括北流松花江在哈尔滨阿城县的东西两段流域，嫩江与松花江交汇后以南的一段河流为其支流。 杨中华：《辽代春捺钵地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1期。 在长春州地区之外，圣宗还分别去了西京及中京地区进行春捺钵。圣宗于太平六年（1026）“如鸳鸯泺”，此地为河北张北县西北的安固里淖，此后的辽皇帝也常去此地捺钵。太平九年（1029），圣宗“如斡凛河”，同年又“至自中京”，推测其应在中京大定府附近。 综上，太平二年后，圣宗的春捺钵地集中在以长春州为中心的纳水、鸭子河、挞鲁河和混同江四河交汇地区，侧重于挞鲁河、纳水等长春州以西、以北地区，以东、以南地区前往次数较少。但圣宗仍在个别时期到长春州以外地区捺钵，可能与时局发展有关。 辽兴宗时，据《辽史·兴宗本纪》及《辽史·游幸表》载，春捺钵大多数地点仍在长春州为中心的河流密布地区，部分位于长春州以外。一部分春捺钵地与圣宗相似，其中兴宗去混同江与鱼儿泺次数最多，分别为十次和七次。 重熙年间（1032-1055），兴宗先后在率没里河、兀鲁馆冈、黑林、双子淀、盘直坡、水涸川、夺里拾泽等处“叉鱼”、射猎，这些都是位于长春州以东、以南的春捺钵地点。其中黑林位于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境内， 邱树森：《辽金史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709页。其他地点结合兴宗前后去混同江“观鱼”的记载，推测大都位于长春州以东混同江附近。还有一些在长春州以西、以北地区。兴宗在重熙八年后的十二年间（1039-1051），先后在武清寨之苇淀、黑水泺、苍耳泺、黑水、多树泺等地钩鱼捕鹅，其中去黑水泺两次。结合史书记载，武清寨之苇淀在长春河附近，黑水泺在嫩江和松花江汇合处，而苍耳泺、黑水及多树泺都在嫩江和北流松花江地区， 王守春：《辽代西辽河冲积平原及邻近地区的湖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属长春州以西、以北地区。 《辽史》卷一八《兴宗本纪一》，第249页；《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二》，第260页；《辽史》卷二○《兴宗本纪三》，第271、277、280-281页；《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175、1179页。 春水一词最早出现在《辽史》卷一八《兴宗本纪一》，重熙年间（1034-1054），兴宗共四次赴春水捺钵。根据前人考证，春水即捕鹅之水，指鸭子河泺的别名， 池内宏：「遼代春水考」、『滿鮮史研究』中世第一冊、285頁。 也指代鱼儿泺或泛指春捺钵地点及相关活动。 傅乐焕：《辽史丛考》，第46-54页。笔者认为，前人的研究颇有道理，春水实应包含地理概念。《辽史》修著仓促，内容缺略“为不可掩之事实”， 冯家昇：《冯家昇论著集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9页。元人著史无法明确春捺钵的具体地点，只能以春水一词代之，故《辽史》中多有“如春水”的记载。辽代的金石文字也能印证这一推测，《贾师训墓志》记载，大康十年（1084），贾师训被诏“扈驾春水”，在此期间兴宗还委托他勘察“春、泰两州河堤”。 《贾师训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页。泰州在今黑龙江泰来县塔子城， 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第36页。与长春州相距不远，二者都在春水的范围内。可见，在兴宗时期，春捺钵地点已经稳定在长春州附近地区，史家开始以春水代称春捺钵，其大致范围应是以长春州为核心，北到纳水（包括鸭子河）、西到挞鲁河、东到混同江、南到混同江支流四河交汇且可供皇帝钩鱼捕鹅的河湖之地。春水的概念亦出现于后世皇帝的记载之中，《辽史》卷一○五《大公鼎传》载道宗曾多次“车驾如春水”，《辽史》卷一○五《大公鼎传》，第1608页。《辽史》卷六四《皇子表》载天祚帝曾“命有司促备春水之行”。《辽史》卷六四《皇子表》，第1094页。 此外，兴宗还有一些春捺钵地点在西京、东京和上京范围内，主要有雪林、平地松林、鸳鸯泺、野狐岭、治河、牛山泺、霸特山、撒剌泺、候里吉等处。总体而言，辽兴宗的春捺钵地点主要集中在以长春州为中心的嫩江、松花江流域，与圣宗后期相比，兴宗的春捺钵路线更加侧重于鱼儿泺、混同江所在的长春州东部地区。 可见，圣宗太平二年后至兴宗朝，春捺钵地点逐渐稳定在以长春州为中心的河湖之地。圣宗和兴宗两代皇帝的春捺钵地点范围各有不同，并在时间上呈现出自西向东不断移动的趋势。 （二）辽道宗至天祚帝时期春捺钵的地点 道宗和天祚帝时，春捺钵地点依旧固定在长春州地区，其侧重范围较之前的皇帝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而在辽末，春捺钵地点的位置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道宗在清宁至大安年间（1057-1092），先后去大鱼泺、山榆淀、纳葛泺、安流殿、沙奴特、扫获野等地春捺钵， 《辽史》卷二一《道宗本纪一》，第289页；《辽史》卷二二《道宗本纪二》，第297、301、302页；《辽史》卷二三《道宗本纪三》，第311、319页；《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181页。这些地点都位于长春州以东、以南方向。道宗两次驻跸大鱼泺，其位置在嫩江下游和哈尔滨以下松花江段附近。 王守春：《辽代西辽河冲积平原及邻近地区的湖泊》，《中國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此外还去山榆淀七次，其位置在广平淀东北， 邱树森：《辽金史辞典》，第36页。距离鸭子河、混同江等地不远。而圣宗统和二年（984）的山榆甸，位于潢河、土河附近。考察“甸”和“淀”含义不同。“甸”是放牧的草地， 吴光范：《话说云南——沿着地名的线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而“淀”是靠近河湖的平地，使用“淀”字的原因可能是史家根据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所做的改动， 傅乐焕：《辽史丛考》，第67页。故山榆甸和山榆淀不是一地。结合史书记载，纳葛泺、安流殿、沙奴特和扫获野都在长春州以东河流附近。 王守春：《辽代西辽河冲积平原及邻近地区的湖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此外，道宗从咸雍到大安年间（1067-1093），还先后驻跸于细葛泊、千鹅泺、双泺、双山、黑龙江等地，其中道宗驻跸双泺、双山各两次，这些都是位于长春州以西、以北方向的地点。千鹅泺位置在长春州附近， 杨军：《辽代捺钵三题》，《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细葛泊据考在嫩江尾段附近，双泺在大兴安岭东南侧的松嫩平原， 王守春：《辽代西辽河冲积平原及邻近地区的湖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双山应与中京大定府的双山不同，当在嫩江、松花江附近地区，而黑龙江即今嫩江。 杨中华：《黑龙江、混同江和鸭子河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5期。可见，这些春捺钵地点均在长春州以西、以北地区。此外，在咸雍十年（1074）与大安九年（1093），辽道宗还在位于上京地区的拖古烈打猎，此地即今吐儿山， 杨军、王成名：《辽代捺钵考》，《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位置在黑山东北。 天祚帝时，据《辽史·天祚帝本纪》及《辽史·游幸表》载，春捺钵的主要地点与前代皇帝相同，还在以长春州为中心的嫩江、松花江流域地区，但在后期地点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乾统五年（1105）起，长春州附近地区受到完颜部生女真的威胁，故天祚帝五次去往西京鸳鸯泺进行春捺钵，不再返回此地。 可见，道宗和天祚帝时期的春捺钵地点仍在长春州附近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春州以东、以南地区的鱼儿泺、混同江等处，以西、以北地区相对较少，个别时期则去往别处。天祚帝末期，春捺钵地点集中在鸳鸯泺所在的西京奉圣州地区。 综上，圣宗太平二年至辽末，长春州成为圆心，辽皇帝围绕此地进行春捺钵，路线更为集中。只在少数时期，春捺钵路线返回上京、西京及中京地区，南京地区则不再涉及。 三、春捺钵路线变化的影响因素 根据前文考证，辽代春捺钵路线在圣宗太平二年之前，从潢河、土河附近向北、西、南、东四个方向逐步扩大范围，最后集中到南京及辽东地区，有时也去往上京及西京附近。圣宗后期至辽末，春捺钵地点转移至以长春州为圆心的附近地区，路线呈钟摆式移动。综合分析史料可以发现，影响辽皇帝春捺钵地点选择及路线变化的因素很多，主要有自然和政治两个因素。 （一）自然因素 辽统治者在选择春捺钵地点时，自然因素是其考量的条件之一，主要包括气候变迁、河湖湿地和山川、野生动物等三个方面。 辽朝建立之初，气候“和暖”，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上京地区“松林郁然数十里……长松丰草、珍禽野卉”， 《新五代史》卷七三《兀欲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06页。契丹各部的居住地“辽泽”中有盛产鱼类的湖泊。 王守春：《10世纪末西辽河流域沙漠化的突进及其原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辽泽”之外也有大山川，其中木叶山榆树粗壮，飞禽走兽，种类甚多。 王石庄：《木叶山地望考》，《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2期。 松山多油松、杜松，还栖息着天鹅、艾虎等飞禽和兽类， 《翁牛特旗志》编纂委员会：《翁牛特旗志》，第169、158、162页。可见，契丹故地具备满足春捺钵渔猎的条件。但辽代中后期，气候逐渐转冷，潢河、土河等契丹故地出现沙漠化的趋势， 满志敏、葛全胜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辽土地“半沙碛，三时多寒”。 《辽史》卷六○《食货志下》，第1034页。契丹传统的春捺钵地点明显地受到了影响，植被退化，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并消失， 王守春：《辽代西辽河冲积平原及邻近地区的湖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如长泺（泊）、潭等湖泊，在圣宗开泰二年（1013）后都不见踪影，已无法满足春捺钵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辽皇帝不得不选择长春州附近的河湖地区，继续从事春捺钵的渔猎活动，而去山川射猎的次数相对减少，这也是当地气温下降所致。 但随着辽中后期气候转冷及土地严重沙漠化，春捺钵之地转移到水网密布的長春州附近。吉林省西部的城四家子古城（长春州）坐落于洮儿河中下游从北至东的拐弯处， 宋德辉、宋美萱：《城四家子古城的兴衰》，《东北史地》，2013年第5期。洮儿河水源充沛， 冯学忠：《科尔沁右翼前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河中有鲤鱼等淡水鱼七十四种， 缪丽梅等：《洮儿河鱼类资源调查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年第4期。当地多沼泽湿地，而且还是迁徙鸟类的重要栖息地。 王禹浪等：《嫩江流域辽金古城的分布与初步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在整个西部地区还有许多以“泡”、“泺”命名的地点，“泡之为名与泽港同意，山海关以东各地约皆汇水处为泡”， 王士仁：《哲盟实剂》，哲里木盟文化处1987年版，第87页。邻近的霍林河、额穆泰河和洮儿河周围多湿地覆盖。这些湿地至辽末也没有出现沙漠化迹象，是辽帝王钩鱼捕鹅的首选之处。同时山川在辽早期的春捺钵地点中占有重要地位，辽太祖的春捺钵地点东山位于太子河上游地区，山上“土肥石少”， 张杰贵：《本溪满族自治县风物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植被茂密，森林覆盖率达80%。 图们市人民政府编：《图们市地名志》，1985年版，第157页。太宗的春捺钵地松山是太宗春捺钵“射虎”之地，当地有油松、杜松、榆树等乔木、灌木四十八种，还生活着多种野兽。 《翁牛特旗志》编纂委员会：《翁牛特旗志》，第169、158、162页。但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至辽中后期，山川之地也不再适合春捺钵，射猎活动的记载极为有限。 最后，辽代春捺钵要进行钩鱼捕鹅等渔猎、射猎活动，故春捺钵地点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野生动物活动。在辽前期，春捺钵主要进行捕鱼及射猎鹅雁、虎、鹿等动物。辽朝皇帝在土河、潢河一带主要进行“钓鱼”、“观渔”，当地盛产的主要鱼类有中华细鲫、鳌条、鲤鱼、鲶鱼、鲫鱼等， 赤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赤峰市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9页。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体型小，只有手臂大小，故用“釣”字合理。春捺钵路线转移到长春州地区后，宋朝程大昌《演繁露》载契丹皇帝所捕之鱼变为体型较大的牛鱼。牛鱼即鳇鱼，“俗称黄鱼，多鳞，大者数百斤”， 郑士纯：《农安县志》卷二《物产》，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本，第38页。故史料记载多用“钩鱼”二字。可见，辽代前期春捺钵所捕之鱼和后期完全不同，有一个明显的种类及体量上的变化。而辽皇帝春捺钵之时，所捕捉的鸟类主要有栖息在潢河、土河地区的天鹅、大雁、野鸭等禽类。春捺钵转移至长春州之后，禽类资源更为丰富，当地具备满足辽代皇帝春捺钵时放猎鹰海东青“捕鹅雁” 《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第424页。的需要。 总体来看，气候转冷导致土地沙漠化、植被枯萎，动物种类及数量急剧减少。这使得辽统治者不得不选择新地点进行春捺钵活动，而渔猎的对象也从过去的鱼、鹅鸭、虎、鹿等庞杂的种类，转变为以鳇鱼、天鹅为主。 （二）政治因素 辽代春捺钵地点及路线的变化，在满足自然条件的同时，也受继承祖制和时局影响两个政治因素的左右。 继承祖制通过前文考证，可以发现历代辽朝皇帝春捺钵的地点和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均与前代帝王保持一致，其范围在先祖的基础上有所扩展。太祖时的春捺钵地点即在契丹先祖奇首可汗的捺钵之地，《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载其位于“潢河之西，土河之北”。《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第428页。太宗的春捺钵地点最初也在土河一带，大体与太祖相同，但后期向西、向北、向南分别扩展至潢河、潭和南京地区。后世辽代皇帝的春捺钵地点也多在潢河、土河的范围内。此外，南京地区也是辽朝皇帝春捺钵的重要地点，据《辽史·太宗本纪》和《辽史·游幸表》载太宗最早在析津府附近的盘山和水门两地进行捺钵，后世皇帝也纷纷效仿。穆宗及景宗时期，去往南京春捺钵的数量明显增加，圣宗在统和四年（986）至十五年（997）间，春捺钵地点集中在南京附近的延芳淀及华林、天柱等地。此外，还有辽东地区，太祖、太宗都曾在辽阳府附近“射虎”，穆宗及景宗也曾多次“东幸”，圣宗在开泰至太平年间（1013-1021），曾选择辽阳附近的浑河、雪林等处进行捺钵，这为之后春捺钵地点的东移打下了基础。 太平二年之后，辽圣宗将春捺钵地点转移至长春州附近的河湖地区，兴宗、道宗及天祚帝也遵循这一制度，在以长春州为圆心的水网密集之地“钩鱼捕鹅”，他们的捺钵路线体现出由西向东的变化过程，其中鱼儿泺、混同江、大鱼泺成为备受青睐的春捺钵之地。除此之外，西京的鸳鸯泺等处也是辽历代皇帝喜爱去往的春捺钵之地。值得一提的是，百泉湖、拖古烈（吐儿山）等冬捺钵、夏捺钵地点也被后世帝王选为春捺钵地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继承祖制的行为。 可见，捺钵作为契丹民族传统的政治制度之一，在辽朝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辽朝皇帝春捺钵地点的择选，在继承先祖活动范围的同时，又体现出新的变化。 在继承祖制之外，春捺钵路线的变化还受辽历代皇帝所处时局的影响。辽太祖时期，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巩固自身地位、安置人口及威慑周边部族，所以其选择在潢河、土河之间春捺钵，恰恰是为了契丹政权更好发展的需要。 崔岩勤：《阿保机统治时期契丹社会的政治特点》，《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9期。 辽太宗时，所面临的政治时局与太祖时期明显不同，需要应对南迁东丹国与入主中原两件大事。东丹国建立之初，其地方首领就不断掀起反辽战争，据《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载原渤海国的“安边、鄚颉、定理三府”《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第24页。皆在天显元年（926）起兵。之后，南海、定理、铁州等处先后反叛，辽军用了半年时间方才将其平息。又据《辽史》卷七五《耶律羽之传》载，在这种情况下，太宗接受了耶律羽之“乘其微弱，徙还其民”《辽史》卷七五《耶律羽之传》，第1366页。的建议，于天显三年（929）将东丹国的渤海人悉数南迁后，太宗又将东平郡升为东丹国“南京”并重置“中台省”，以安抚渤海遗民的反抗情绪。 杨雨舒：《辽代耶律羽之“墓志”所记东丹国史事考》，《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5期。据《辽史·太宗本纪》载，会同元年（938），后晋按约定“以幽、蓟……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辽史》卷四《太宗本纪下》，第49页。辽太宗十分重视这一地区，于同年“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辽史》卷四《太宗本纪下》，第49页。并进行了重大改革。 杨军：《契丹部族组织中的石烈》，《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建立了辽朝的南北官制。在这样的时局下，太宗将春捺钵路线向东京及南京地区迁移，分别在辽阳府附近及析津府的盘山、水门等处春捺钵，其目的是加强对两地的治理。 世宗在位时间短，只有一条春捺钵的记载。穆宗酷爱射猎，无心政务，最终被属下所弑，其春捺钵路线杂乱无章，没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景宗时，辽朝面临内外忧患。对内方面，据《辽史·景宗本纪》载，景宗首先平定了燕颇保宁七年（975）的叛乱，并“遣其弟安抟追之”。《辽史》卷八《景宗本纪上》，第103页。之后，景宗又安抚诸部，拉拢党项、回鹘等各部酋长，并击退了女真的侵扰，逐渐稳固了动荡的局势。对外，景宗主张与宋议和，并于保宁六年（974）遣“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 《辽史》卷八《景宗本纪上》，第95-96页。辽的国力日益恢复。在这种形势下，景宗的春捺钵不但在传统的潢河、土河范围，更多地开始向南京地区移动，以处理与宋相关的事务。 圣宗继位之时，辽宋战争仍在继续。之前，宋军已经占领了辽朝的东易州和涿州，再次出兵北上，辽宋军队在幽云一带反复拉锯。直到1004年，双方才达成“澶渊之盟”，结束了近二十五年的战争。在这种紧张的战争局势下，辽圣宗统和五年（987）至十五年（997）之间的春捺钵地点主要集中在南京附近地区，其目的是处理与宋战争及相关的诸多政务。 王迎新：《從辽圣宗前期捺钵看南京城的职能及地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增刊。此外，在对宋的战争尚未结束之时，辽又因东部领土争端与北进的高丽发生了摩擦。 曹中屏：《高丽与辽王朝的领土争端与三十年战争》，陈辉主编：《韩国研究》第十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75页。从统和十年（992）开始，圣宗出兵与高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争，开泰八年（1019），高丽国王王询“遣使乞贡方物”，次年“表请称藩纳贡”，《辽史》卷一六《圣宗本纪七》，第209页。双方战争结束，但辽与高丽在鸭绿江入海口地区仍然陈兵对峙。同一时期，辽东京道的女真各部实力壮大，特别是生女真各部心怀不轨。 武玉环：《春捺钵与辽朝政治——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至圣宗朝后期，辽朝的这两个政治危机日益加重。至太平二年，辽圣宗将春捺钵点东移至长春州附近地区，其目的正是为了经略高丽及处理女真各部事务，以维护统治。 兴宗朝至辽末，生女真各部逐渐壮大， 程尼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当地女真“一切治以（女真）本部法令”， 《金史》卷一《穆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页。辽朝对他们的控制力不从心。在对高丽方面，辽虽在鸭绿江右岸取得保、定二州并划江为界，但双方军事摩擦不断，朝贡往来也时断时续。 赵永春、玄花：《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因此，辽兴宗、道宗及天祚帝为了处理这两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其春捺钵地点仍然集中在长春州附近水网密布的地区，这与他们所面临的政治时局密切相关。但这一时期，辽皇帝偶尔也会去西京的鸳鸯泺、潢河土河之间或上京地区春捺钵，其目的是处理当地部族相关事务。 （韩）金渭显：《契丹皇帝亲征仪及打猎习俗的演变及尚武精神》，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三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但圣宗后期至辽末，辽宋关系稳定，辽朝皇帝不再去南京地区进行春捺钵。 综上，在自然因素之外，“继承祖制”与“时局影响”两个政治因素也左右着历代辽朝皇帝对春捺钵地点和路线的选择。春捺钵路线由北向南最后向东的变化，与辽朝和北宋、高丽及女真各部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 结 语 本文以圣宗太平二年（1022）为界，将辽代的春捺钵地点分为两个大的时期进行考证。第一个时期，辽朝皇帝的春捺钵地点主要集中在潢河、土河附近及南京、西京部分地区，其路线呈现出由北向西并最终向南、向东的演变过程。第二个时期，春捺钵地点则集中在长春州附近的河湖密集之地，其路线则以长春州为圆心进行往来迁移，主要体现出自西向东的变化。春捺钵路线的这种改变，主要受辽代气候变化、地理条件、野生动物等自然因素及继承祖制、时局影响等政治因素的左右。 责任编辑：孙久龙 Abstract：Researching on the route of spring nabo（捺钵， camp migration and hunting activities of the emperor） is important to study four seasons nabo in Liao Dynas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ites of the spring nabo of each Liao emperors， describes the routes， and then discusses their total change rules. The original routes of the spring nabo is around traditional Khitan living area like Huang（潢） and Tu（土） rivers， subsequently transfered to Nanjing area in the south and gradually moved to Liaodong（辽东） area. After the second year of Taiping（1022）， the spring nabos route transfered to Changchun town where is full of water network， and became a convention at last. Through the above investigation， one can find that the change of route is influenced by both political and natural factors of Liao Dynasty. Key words：spring nabo（捺钵， camp migration and hunting activities of the emperor）； route； Changchun t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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