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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以“三治”推进衡水地区名村永续发展
范文

    丁萍 王娇娇 郭德冰 张艳青 郝然

    摘 要:本文以衡水地区名村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其发展面临的困境,例如,缺少优秀带头人、缺少当代模范、民情与法治冲突;关键在于领导者培养机制不完善、德治功能式微、法治建设不健全。文章建议从自治、德治、法治三个方面进行建设,实现衡水地区名村的永续发展。

    关键词:自治;德治;法治;名村发展;衡水地区

    文章编号:1004-7026(2018)09-0137-02 中国图书分类号:D267.7 文献标志码:A

    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对于实现衡水地区名村永续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1 衡水地区名村发展面临的困境

    衡水,位于冀东南地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这方水土孕育了许多的名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武强县南立车村、饶阳县五公村、冀州市北内漳、枣强县芍药村、安平县南王庄等。这些名村有的面临着永续发展的困境。

    一是缺少带头人。一位优秀的带头人是可遇不可求的。王玉坤带领南王庄发展,他去世后其儿子王晓勋挑起这个重担,带领南王庄继续发展,2013年王晓勋去世,以后谁带领南王庄继续发展?正如曹景清学者在《黄河边的中国》中所说:中国农民历来善分,从来不善于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除非出现一个能发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能全心全意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带头人”。[1]现在没有杰出的带头人,农村怎么发展。衡水的这些名村和河南的南街村、竹林村有着同样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着缺少优秀带头人的困境。

    二是缺少当代模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在每个时代我们都会树立榜样,使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激发所在领域发展的积极性。衡水现在的这些名村也出现过模范人物,他们乐于奉献,勇担重任,以身作则,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受到相亲们的一致拥戴,40年代五公村有耿长锁,50年代南王庄有王玉坤,60年代北内漳有刘青云,但是,新时代这些名村里很少再出现类似模范。唯有枣强县芍药村的王文忠这颗“独苗苗”。

    三是民情与法治冲突。民情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础,广泛的影响着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是指一个国家的公序良俗和精神状态。衡水的民情就是村民的头脑仍然存有旧观念,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建设相冲突。旧制度、旧观念不仅在过去存在,现代社会也同样存在,并深刻的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各方面建设。由于各方面原因,农村女孩更容易辍学。于法不合,但是这是大家认同的行为,且屡见不鲜。

    2 衡水地区名村永续发展困境原因初探

    衡水地区名村永续发展过程中遇到困境,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如果是主观原因是政府领导部门、村领导人还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如果是客观原因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是领导者培养机制不完善。在中国,农村实行基层群众自治,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人都是集体的主人。但是衡水地区这些名村是魅力型的领导人,自治对于这些村来说就是跟着他所信任的人一起奋斗,农民对于他们的领导人有着无限的崇拜和信任,只有追随的想法,并无自己当主人的意图,农民安分守己心理限制了民意的表达,阻碍了自治的发展。农民是一个个体,领导人把他们连接起来,领导人有共同体的意识,但是农民缺乏共同体意识,每个人都是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只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两方面就决定了在农村培养不出很多优秀的村集体的领导人,这个问题就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领导者培养机制不完善。

    二是德治功能式微。个人主义的盛行和宗族德治功能式微促使现在名村模范出现的机会减少。衡水地区这些名村发展的都比较早,最早的五公村,建国前就已经开始发展,南王庄和北内漳都是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发展,最晚的芍药村21世纪初也开始发展,受市场经济思维的影响比较早,个人主义思维浓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时代逐渐退潮,社会环境使然。如此环境较难培养出模范人物。宗族在农村治理中發挥着重要的作用。宗族本身德治色彩浓厚。华北地区的宗族观念受社会变迁冲击比较严重,宗族观念薄弱,衡水这些名村发展较快,村内孩子的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出去发展并留在外面的比较多,随着人员流动加大和村内老一辈的去世,村内的宗族基本不存在,宗族德治功能式微。

    三是法治建设不健全。近几十年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日新月异,但是社会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同步。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新变化和旧社会习惯与心理对峙。任何社会改革之前都要改革社会习惯和心理,否则改革不成,反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法治建设忽视了民情的多样性。法治是一个刚性的、统一的、非黑即白的治理方式,而民情是柔和的、多样的、复杂的社会现实,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关系和社会风俗掺杂其中,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法治推行不考虑民情因素,二者难免冲突。只有当经济发展带动民情的变化,或者法治更多考虑民情时,冲突才能减少或者避免。

    3 以“三治”推进衡水地区名村永续发展

    完善自治、德治和法治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部署。要想实现衡水地区名村的永续发展,一定要坚定不移的坚持自治、德治和法治三者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三治合一”。[2]

    第一,自治是根本。魅力型领导人模式在特定的阶段会带来很好的成效,但是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农民学会自我代表,形成法理型的领导模式,才能实现名村的永续发展。

    首先,四民主两公开。四“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两“公开”即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民主意识,规范选举程序,防止贿选。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常态化,同时要完善村民事务的协商机制,通过村民理事会、村民议事会、民主评议会等等。管理程序的制度化,按照章程办事,减少其他人为因素影响,走进农户家中,征求农户意见,重大事项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监督内容的全面化,监督主体的多元化,监督方式的多样化,等等。其次,建“三村”。“三村”即农村、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村工作专业人员,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对于农村社会组织,鼓励建立为农村发展做贡献,做好宣传、规范运行、提高服务地方的能力。对于农村专业人员,即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对于衡水的名村来说,要培养新型农民,积极引进相关专业的人才。最后,组“三团”。 “三团”即村民自治团、德行评议团、法律咨询团,是由本村村民组成的,辅助自治、德治、法治建设的村内组织。村民自治团既是农村自治的辅助组织,也是监督农村自治运行的组织,形成良好的自治规范,使名村魅力型的领导模式向行政型的领导模式转变。德行评议团的任务主要包括树立模范、行为监督、道德宣传、组织相关活动等等。宣讲名村的楷模,如耿长锁、王玉坤、刘青云等,使他们的行为和精神让后人永远铭记和学习。法律咨询团可以为名村的经济往来提供法律参考和意见,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法律纠纷,促进名村和谐、永续发展。

    第二,德治是灵魂。德治是“三治合一”的灵魂,是法治的前提,是自治的保障,怎样实现德治是“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

    首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一方面,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名村一般有集体产业或者集体活动较多,可以在集体活动中进行相关方面的宣传教育,既能丰富内心世界,也增加了业余生活,还能增加集体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引导人们积极向上向善,强化社会责任感从各方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其次,发挥道德模范的作用。一是要发挥当代乡贤的作用。乡贤在当地拥有较高的威望,他说的话会让村民信服和遵从,具有较好的模范作用。一方面引导村民积极践行道德规范,另一方面也要以身作则,还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力求影响到更多的人。二是要发挥地区历史名人的作用。衡水人杰地灵,曾出现过很多的历史名人,儒学大家董仲舒、著名作家孙犁故里、王玉坤、耿长锁等,既要挖掘历史名人的优秀事迹进行宣扬,也要引导大家积极效仿。三是要评选当代的道德楷模。在名村优良传统的熏陶下,名村更容易涌现当代道德楷模,他们的形象更真实,在村民中也更容易影响村民。最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要建立优秀人物纪念馆。优秀人物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同时也是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如饶阳五公村的耿长锁纪念馆。其他人物的纪念馆也要建立起来,不致丢失这笔文化资源。二是要在村里建立文化墙和展板。道德的影响本来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把道德宣传渗透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无形之中影响村民。三是要建立文化活动室,让愿意倾听道德故事和接受道德熏陶的人有地方可以进行相关的活动,同时也要购进相关的书籍。

    第三,法治是前提。法治建设是规范的、统一的,而民情是多种多样的,怎么实现两者的融合才是推行法治的关键,即寻找法治和民情之间的契合点。一方面,用德治柔和法治。也就是要在法治中适当的考虑民情,这就要把法治放在农村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实施。法治的各个中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立法之前到村民中征询民意;执法人员的要待人亲和;安排法律工作人员到村民中宣讲;利用榜样的力量号召大家学法、懂法、守法。另一方面,把自治纳入法治。农村基层自治的重要依据就是“三法”,即 1982年《宪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必须遵守,自治的各项活动都要依法、合法。同时,也要及时更定和增加《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相关内容,使其适合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曹景清.黃河边的中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

    [2]孙燕.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J].群众,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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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7:5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