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一个农民眼中的关中农村６０年 |
| 范文 | 陈小玮 陕西合阳农民侯永禄早年读过两年中学，19岁回乡务农。他有一个习惯——写日记，从1940年一直记到2000年，30多个大小不一的本子，累计200多万字。侯永禄的日记记载的虽然只是一个农民家庭生活中的芝麻小事，却涉及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出中国农村60年的巨大变迁。 侯永禄是陕西省合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却写了整整60年的日记。 2006年12月，一本名为《农民日记》的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侯永禄老人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的日记能变成一本书，可他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孙们却觉得这些日记有着特殊的意义。遗憾的是，侯永禄老人已于前一年去世，没能看到儿孙们为他出的书。 侯永禄老人的小儿子侯争胜在西安一家研究院工作，说起父亲的一生和他的日记，侯争胜感慨良多：“一个贫苦农民在艰苦的岁月里，不但没有被生活压垮，还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自己对国家几十年变化的所思所想。这种坚毅和执着，从一定高度讲，代表了中国农民的崇高境界。” 知识青年回乡务农 “我回到家安心种起了庄稼。”侯永禄在1949年4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 高小毕业的侯永禄，上了一年合阳县办的简易师范学校。后来学校与合阳中学合并，他又在合阳中学断断续续读了一年。淮海战役胜利后，新解放区急需大量干部，侯永禄那一届学生就提前毕业，随军南下参加革命。可侯永禄说服不了他的母亲，只好告别同学，回乡务农。那一年，侯永禄刚满19岁。 “新中国成立了。合阳县的村村乡乡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位于最南端的路井乡格外热闹。除召开大大小小的庆祝会、座谈会，报告会之外，庄稼人用民间‘社火来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侯永禄在日记中记下了新中国成立后乡亲们的反应。 这一年，侯永禄家里的地打的粮食虽然不如人家多，却是父亲去世后10年来最多的一年。没有了各种负担，生活便不那么苦了。虽然也给解放军管饭，但管饭后解放军每顿还给1000元(此为第一套人民币的币值，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后，1元等于第一套1万元)的伙食费以及四两粮票。起先大家还不信，兑现后大家真的信服了，说解放军不哄人。 1950年冬至1951年春，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无房的农民，分到了房，没地的人，分到了地。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 土改后，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走起路来抬头挺胸，扬眉吐气，高兴起来还会哼上几句眉户戏《梁秋燕》。 有资料显示，土改让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1951年粮食和棉花产量比1950年分别增长8.7％和49％。 1952年春节，侯永禄花了14000元，割了两斤肉待客，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农民收入一增加，粮食够吃且有了剩余。 那时，农民对政府发出的号召都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棉花要增产，侯永禄一家三口一粒粒地选棉种，政府号召防霜，各家就在地头堆好柴草，鸡一叫，枪声一响，城头火光一起，四面八方都是火光，烟罩地面久久不散；政府号召积肥，麦田地头堆的全是肥堆，一家比一家多；政府号召使用新农具，侯永禄从合作社贷款，花了大约三斗麦的价，买了一架五寸步辇，用了两年后入了社。 从互助组到农业社 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政府的号召从来都是一马当先地响应，只有互助组觉得头痛。侯永禄与其他四户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但只有两头毛驴和一头乳牛，缺一个能驾辕的牲口。没有牛车，地里的麦子就拉不回来，但组里的人家单家独户又都买不起牲口。侯永禄觉得自己家地最多，就把自家的毛驴卖了。又借了些钱，买了一头牛。但那一年蚜虫成灾，18亩小麦只收了四石，交了公粮后，口粮都成问题。买牛借的债又必须还，他只好卖了堂前地。 如果算经济账，这头牛买得很不划算。时值麦收时节，牛价很高，可互助组里的人家有架子车箱，却没有轮子，靠牛拉麦的想法也没能实现。而且，靠牛碾场又太慢，一天干的活还没有毛驴一晌干的多。最让家人发愁的是，推碾子磨面牛更使唤不上，最后只好又买了一头驴。 1954年，工作组召开互助组组长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建立农业初级社的计划。8月份，侯永禄带头报名入社。他家30亩地，折股21.8股，全社一共1150股，牛评价为200万元，驴65万元。全社一共有75头牲口，总值为10800万元。 成立农业社头一年，土地和劳力按1：1比例进行分配，侯永禄家的土地股分了227元，两个劳力分了234元，与自耕比并不少。入社不吃亏，于是，号召扩社时，没入社的农户就积极响应了。 1956年春节，侯永禄在自家门口贴上了这样一幅对联：“扩了社大闹增产争取早转高级社，百家地连成一片准备就使拖拉机。”横批是“越有雄心”。 1956年4月，8个初级社合并为高级社。高级社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按劳分配，土地不再参与分配，这样一来，像侯永禄这样劳力少的家庭，收入和上年比就明显降低了。、 饲养员不论天晴下雨，每天都有工分，一下子就有钱了，每月收入70元，抵得上两个外出当干部的工资。劳力不少积极参加劳动的社员，收入也不低。侯永禄是社里的会计，工分只能按中等劳力计算，母亲年届花甲，在家做饭带孙子，不参加劳动，妻子菊兰参加劳动，但碰上雨天就挣不着工分。一家六口人，靠两个人的工分养活，难有余钱。 这时，正好队长想把幼畜与大牲口分开饲养，侯永禄家里有地方，就承担起牛犊的饲养工作。这样一年下来，多挣了几百个工分。虽然这一年天旱，小麦亩产只有218斤，棉花亩产52斤，一个劳动日作价只有1.66元，但侯家的现金收入并不比前一年少。 一分到钱，侯永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辆自行车。尽管供销社进了一大批自行车，但不几天就卖完了，供不应求。当时有三种牌子的自行车，有一个顺口溜评价道：“‘永久结实‘飞鸽利，骑上‘白山太生气”。侯永禄不想求人，就买了一辆“白山”。 这辆自行车几乎成了侯永禄的专车，他去县上开会再没走过路。妻子菊兰后来也学会骑车了，但总是没车可骑。 公社化的疑问 1858年是一个跃进年，这年2月，高级社的干部到区上开会，传达省上召开的大跃进誓师大会的精神。主要精神是要突破常规，大干快上!要大修水利，要大办农业，要大炼钢鐵，要把旱地变成水浇地。这次大会一直开到晚上才散。 各大队开始大搞工业集资，收集社员家里的废铜烂铁。侯永禄把家里的一斤半铜麻钱、旧铁辕以及父亲当铁匠时 用的大锤等工具都支援了出去。 8月份，路井乡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包括12个高级社以及两个乡。用侯永禄日记中的话说，“真是‘一大二公的大摊子”。 两个月后，公社宣布：从下月起，社员工分只作为发工资的参考，实际工资按劳力级别发，劳力级别的衡量标准有5项：政治思想，体力强弱，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参照底分。工资分为基础工资和奖励两部分。 11月，全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我十分惊奇!难道真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为了定额记工，为了包工，保产，包投资的‘三包，不知道熬了多少透天亮干的工作真的就不需要了吗?吃饭不要钱，食堂也就不要馍票，菜票了吧?财会人员也就轻松多了。”侯永禄在日记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不过，不记工分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哪里有活哪里干，队与队之间可以互相支援，不讲报酬。表面看干劲冲天，但劳动效果并不大。几十个人拉一个大胶轮车送肥，有人跑得慢，落在车后头，使不上劲。到食堂吃饭，倒是吃了一碗又一碗，形成“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的现象。大多数人出勤不出力，甚至出现“病人多、孕妇多、产妇多”的“三多”现象，特别是像出圈、铡草这样的累活，重活没人爱干。 大跃进修的水利工程，能派上用场的不多。老八沟水库的闸门，一次暴雨就被冲垮了，从未蓄过水。意外的好处是，洪水漫过后，改良了土壤，利于耕作；凤凰岭水库上上下下长满了荒草，从没蓄过水；打了很多水窖，也没水，却有晚上或雨天路滑掉进去的危险，后来就被社员悄悄填了。 饥饿的日子 1960年的统购政策，是购买余粮的90％到95％。但这一年大旱120多天，小麦亩产和上年的206斤比，减产70多斤，粮食显得很紧张。 1960年11月21日，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陈书记在公社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传达了上级精神，要自力更生，不向上要，用“核压挖清节”来解决困难……今后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安排后8个月的粮食标准的思路是。三低、二平、三提高，最低15斤，最高18斤。……口粮标准一压再压。七口人一月只有110斤口粮，每人平均不到16斤，每顿饭每人吃不到2两粮。” 从食堂里打回来的饭，不过是稀饭糊糊。每次大女儿西玲吃完饭，总会低声长叹一口气：“唉!”不知是没吃饱，还是喝撑着了，3个大人只是红着眼圈，没人敢问。 怀着身孕的菊兰，只好趁阴雨天没活时提上笼到地里拾豆角，不论绿的，黑的都拾回家，煮给孩子们充饥。后来，菊兰又到处挖野菜，风雨不避，落下了湿疹的病根。她甚至还偷偷跟上一些妇女晚上去掐喂牲口的苜蓿，掐不到苜蓿时，就偷偷到地里掐些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 侯永禄在日记里写着这样一句话“难道真的要往死里饿吗?” 1960年是解放后最困难的一年，这一年的12月又是最困难的一月。队里将晒干的红薯叶分给社员当粮吃。为了充饥，大家把红薯根、红薯蔓都刨来吃。周围村里村外的榆树皮也被人剥光吃了。 最困难的时候，菊兰又生了孩子。侯永禄的岳母提着一笼麸子馍来看女儿。自夏收后，岳母一直在没耕过的麦茬地里拾麦穗，这才救了菊兰娘俩的命。 1961年春节，物价尤其贵，一张红纸2元，一斤萝卜5角，一个蒸馍1元，侯永禄什么也没买，空手回了家。这一年，饥饿的社员们连拜年的兴趣都没有，春节过得冷冷清清。 “1961年，队上开始给社员分自留地。集市贸易开放后，虽然不许黑市买卖粮棉，但管得不是特别严，菊兰就把自己织的布拿到集上卖。菊兰织布手艺好，6丈布卖了84元，这才解决了一家人的吃饭问题。 这一年贯彻《六十条》，路井公社分为3个公社，路井大队也一分为三。收入分配上也有了一些变化。小队三包超产，队里开荒以及自留地产的粮食，小队进行分配，副业收入也归小队分配。为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超产的30％奖励成粮食，其中80％按劳动工分奖给社员，20％按供给分配。 社员捡的麦穗也可自食自用。七，八天的时间，菊兰捡的麦穗磨了三、四十斤面，填补了口粮的不足。 这时，也允许社员下灶了，绝大多数人拍手称快，办了3年的食堂，解散了。尽管政策上是坚持自愿，但干部没有一个人愿意办下去，炊事员也没有一个人想干下去。 1961年，口粮标准依然没有提高，路一大队的粮食亩产是入社来最低的一年小麦亩产只有132斤。前一年亩产200多斤，都出现饿死人的情况，这一年该咋办呀? 放了暑假，孩子们去捡瓜皮，回来后把瓜皮洗干净，用刀切成条晒干，以备冬天食用。自己开伙做饭，就需要燃料，队里分的麦草，棉秆不够用，孩子就去捡煤渣。运气好的时候，一次能捡七，八斤。有一次，5岁的小儿子争胜和妈妈去看外婆，走到村口就不走了。他看见村口倒煤灰的地方，有不少煤渣，就蹲下捡，没地方放，就把煤渣放进衣服兜里。 孩子们捡煤渣的日子持续了10多年。 侯永禄也时常要骑着自行车从澄县煤矿往家带炭。100斤炭只需花五，六毛钱，但耍上坡翻沟，清早出去，赶天黑也回不到家。为了买炭，侯永禄骑车时摔过一跤，缝了43针。 基本核算单位转移到小队后，社员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队长再也不发愁活没人干了，反过来倒是社员怕没活干，挣不到工分。 1962年春节，侯永禄写的对联更像是给自己鼓劲儿：“吃糠咽菜咬紧牙稳渡难关，推碾拉磨挣断绳誓夺丰收。”横批是“苦尽甜来”。这一年，侯家自留地产小麦230斤，红薯1000多斤，加上生产队分的，全家人可以不用挨饿了。 “胡来”的“文革” 1963年，小女儿引玲考上中学没有上，回家劳动了。多了一个劳力，年底决算时分到了80元现金。 为多挣工分，菊兰月子里选棉种，两瓮棉种挣了几百工分，队上挑粪，别人嫌脏不干，侯永禄主动要求干；引玲回家干农活，看拉架子车挣的工分多，就每次都抢着要拉车。 1965年，夏粮丰收，秋粮、棉花也丰收，家里三个劳力，收入多了，分了368.99元的现金。全家一致决定买一台缝纫机。过去手工做衣服，一件布衫就要花两天的时间，菊兰太辛苦了。这一年年底，侯永禄买了一台上海产的飞入牌缝纫机。 就在这个时候，“文革”开始了。 村里一下子大变样，成了红卫兵的世界。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排成队，听红卫兵指挥着跑步。哪个跑得稍慢，就被鞭子抽。这些“四类分子”头上带着高帽子，帽子上写藿名字，名字上被打著红叉，脖子上挂着本来应该挂在牲口脖子上的铃铛。侯永禄记录了当时的心情：“有些心跳，……这不是胡来吗?” 有一次，批判大会组织全体党员去 田间参观范家洼大队的棉花秋田作物长势情况，半路上却碰见一伙打着红旗的青年人，他们抓住郭家坡的一个党员，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乱抓乱打一阵，并给他脸上抹上黑墨。那人被打得鲜血直流，却无人敢上去拦挡。 红卫兵开始破四旧了，年轻人把自己没见过的首饰，摆设、衣服都叫四旧，认为拜年，庆寿、敬神、祭祖统统是四旧，有的地方连房子上的脊兽都当四旧给砸了。春节拜年也不许拿花馍。 侯永禄读中学的大儿子胜天和同学步行去北京，但毛主席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后就不再接见了，胜天终没能实现亲眼看到毛主席的愿望。两年后，他从学校领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算是毕了业。 1972年，社员劳动一天，10分工最高的只值0.41元，低的只有0.25元，全年每人口粮高的是31.3斤，低的是230斤。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改革开放前夕。 “最好还是大包干” 1978年，是一个转折年。 这一年，侯永禄家里出了两个大学生。二儿子从部队考上了张掖师范，三儿子考到了延安大学。小儿子争胜虽然距中专录取线差了半分，但却上了县重点高中合阳中学。 1982年7月，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讨论实行哪一种形式的承包制，经过表决，绝大多数人同意大包干。 队上采用抓阄的办法分了牲口、农具和责任田。侯永禄运气不好，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外加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 侯永禄在日记里写道：“1954年入社时，自家的地是27亩，同时还有一头牛和一头驴，外加饲料种子。但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分田到户后，侯永禄就买了一个架子车车厢。“50多岁的人了。还准备为自己的家大干一场。”侯永禄写道。 1985年春天，侯永禄在自家院子里新盖了10间瓦房，女儿引玲家以998元买回全家第一台黄河牌14寸彩电。侯永禄高兴地写道：“公社吃了大锅饭，多年粮食难过关。各种办法都试遍，最好还是大包干。” 晚上，电视里演《济公》，村上很多人都来侯永禄家里看。房里挤不下，侯永禄干脆把电视机搬到房门口，让大家在院子里看。白天演《西游记》，侯永禄怕光线太强，看不清楚，便在房门前用帐子和凉席搭起了凉棚。远处的人站在太阳底下，热得不行，侯永禄便将凉棚再扩大，席不够用，连新凉席也搭上了。小凳子不够坐，他又拉出长凳子、椅子、门槛、木板，饭桌，连石墩，砖头都用上了。人多时竟有百余人。 种地开始赚钱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农民开始有了种种烦恼。 别人种粮食时，侯永禄的女儿西玲却大胆地种上了甜萝卜。当年收获1万斤，以2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合阳糖厂，收入200元，长这么大，她第一次见这么多的钱。 1990年，西玲家开始种西瓜，几亩西瓜就收入960元，还不耽误种麦，很划算。第二年，村民们跟风大量种植西瓜，可恰逢南方遇洪灾，交通受阻，瓜价一个月内由1角4分降到4分。到8月份，有人开着四轮车收瓜，满满一车才30元，实在卖不掉的瓜，就被埋在了地里。那一年，西玲家的瓜也只收回了成本，没有赚到钱。 种地种伤了。西玲投资4250元开始办面粉厂。加工100斤粮食1元2角，剥皮每百斤2角。但好景不长，别人买了更先进的磨面机，磨的面质量好，加工费还低。尽管西玲也把加工费降了，但来的人还是越来越少，她只好以卖废铁的价格，卖掉了机器。 最让侯永禄难以承受的还是农林特产税的征收。 1999年11月19日，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1999年的农林特产税任务特别高，今天西玲过来说，村上来收苹果税的人蛮不讲理，要把她的缝纫机抬走，幸亏有人帮着拦挡，才又抬了回来。 “为了一个苹果税，弄得人心惶惶。”收苹果税的乡干部要把侯兴才家的电视机抬走，他只好交了250元的税款外加100元的罚款才保住了电视机：侯振山家的四轮车被押到了镇上，侯四易家的粮食被装走了几麻袋，王新吾家槽上的大乳牛被牵走了…… 这一年，西玲家的苹果总共卖了4000元，缴了900元的税。收税的人到地里大致看一眼，说缴多少钱就缴多少钱。“减去成本，往地里投入那么多劳力和钱，到最后还是贴钱”。这让终年在土地上劳作的西玲异常沮丧。 2004年年初，陕西省宣布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取消除烟叶外的农林特产税，改征农业税。村里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2005年，依靠棉花收入，村里基本普及了万元户。 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村民“种地开始赚钱，过上了好日子”。 后来国家对种粮进行补贴。第一次直补，每亩补5元，钱不多，但还是让在家务农的西玲激动了一个晚上。她遗憾地说：“如果爸爸还在，日记里又会有‘快乐，‘激动、‘满意的字样吧。” 侯永禄老人是2005年去世的，在此前后，他的儿孙们一直努力着想将他的日记整理出版，特别是他最疼爱的长孙侯亮，为了此事在北京各个出版社来回奔波了几年，直到2006年年底才如愿以偿。 如今，侯永禄老人的儿孙们又在努力将他一生的故事搬上银幕。读导演专业研究生毕业的侯亮写好剧本后，已交给著名導演吴天明拍摄。侯亮说，他想用这部电影向建国60周年献礼。 (本文图片由侯永禄儿子提供，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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