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试论陕西文化对佛教“中国化”的孕育及其历史意义 |
| 范文 |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陕西是西周礼乐文化和宋明理学的策源地，这两种文化对中国佛教的形成、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要发挥我国佛教在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主动走出去，开展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交流，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倡导宗教和谐理念，丰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明交流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23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界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各宗教的努力方向和发展道路。 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意义 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发源于印度，在两汉之际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继而繁荣鼎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全面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意义。 唐末五代以前，西安（长安）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既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终点，得沟通中西交通之便利，使国内外的文化交流更加广泛，也使得文化既有地域性又有超地域性的双重特点，一些地方性文化能够转变为辐射全国的主体文化。甘露五年（260年），朱士行从长安出发，远赴西域于阗求取佛法，是中国僧侣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的西行成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启发了后世中外僧人不断地“东来西往”。习总书记说：“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中外高僧云集长安，翻译、研究经典，创宗立派。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除了天台宗和禅宗不在陕西创立外，其余六宗的祖庭都在今西安一带，即三论宗（草堂寺）、华严宗（华严寺）、唯识宗（大慈恩寺）、律宗（净业寺）、净土宗（香积寺）和密宗（大兴善寺）。有宗派、有祖庭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特点，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乃至陕西堪称佛教的“第二故乡”。 张载思想的哲学升华 中华文化是不同地域与民族文化构成的多元复合体，陕西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陕西是西周礼乐文化和宋明理学的策源地，这两种文化对中国佛教的形成、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周公（周公旦）是周文化的奠基人，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周公“敬德保民”“为政以德”的“德治”（礼治）学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來源，儒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礼”也源于周公。周公在儒家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被尊为“元圣”，是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圣人之一，《论语》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唐宋之前一直“周孔并称”。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儒家纲常学说是治国的主导思想，儒经是制定典章制度的依据，儒学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曾经对玄奘大师的译经事业给予大力支持的唐太宗，明确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国家针对儒、佛关系的政策是以儒为纲调和儒、佛，保证儒学政治优势的前提下，力图保持“二教”均势的平衡状态是 “政教”国策的根本。佛教传入中国后能取得长足发展并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主要因素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辅助了儒家伦理思想及社会实践。另一方面采取了“不依国主法事难立”的发展原则，通过佛教制度的“本土化”调适，佛学思想的“民族化”诠释，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东汉末年至北宋建立的八百多年里，儒学式微，佛、道取得了长足发展。佛学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深深吸引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高僧传·慧远传》称，慧远青年时代听了道安讲的《般若经》后，“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与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业。”唐代更有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选官不如选佛”之说。佛、道思想界通过对世界本质与现象关系的不断深入探讨，建构起“佛性论”与“道性论”相似本体论体系，极大丰富了中国哲学内涵。而汉唐以来的儒学主流固守经学笺注传统，虽先后有柳宗元、刘禹锡之思想建树，韩愈祭起“道统”大旗，但于哲学创新方面却始终欲振乏力。 北宋初年学者所关注的经书，以《周易》与《春秋》最受重视。由于宋代立国以来，一直饱受北方少数民族分立政权的严重威胁，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使《春秋》“尊王”、“攘夷”、“夷夏之辩”，重视儒家伦理纲常等思想在儒士阶层影响深远。君主至上、皇权至上，始终是有宋一代的最强音。 另外，宋代推崇“贵士”的文化政策，太祖将“任宰相当用读书人”，“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确立为基本国策并镌刻于“太祖誓碑”昭示子孙，不管将来谁当皇帝，首先要将此铭记于心，不能违背。一次，赵匡胤诏对宰相赵普，问：“天下何者最大？”对曰：“惟道理最大。”意思是说，定国安邦凡事必问道理、先问道理。这种优礼士大夫与崇尚理性并重的政治方略，极大地激发了儒士自汉末“党锢之祸”以来被压抑已久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魂魄。曾经对“关学”创始人张载的人生志趣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范仲淹（989-1052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襟怀，代表了一代士人之正气。如果说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观，还只是一种理想抱负的话，则直接孕育了张载思想的哲学升华。 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陕西眉县人。张载之学于实践论方面，以《礼》为用，“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在本体论构建上“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宋史·张载传》）提出了“太虚即气”，以“气”为本的宇宙论、本体论哲学和“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及“民胞吾与”的伦理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创立了气本论哲学体系。张载之学以“气本”与“变化气质”为核心，以“体用不二”为特点，相较其他理学学派不同的特质在于，特别强调“通经致用”的实学学风。张载本人“以躬行礼教为本”而倡道于关中，并且对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事功”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视。他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境界标准，士大夫应尽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精神魂魄。在“北宋五子”中，张载之学和周敦颐、劭雍、程颐、程颢四人的学说相比，具有独特的原创性。程颐尝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蓋未之见。”这样一来，这套被誉为“新儒学”的理学（道学）系统，无论从实践还是本体学说方面，都具备了和佛、道颉颃的资本。特别是“民胞吾与”的思想，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填补了以往儒家刻意强调以“血亲”关系界定社会成员之间的“亲疏”原则，以致于不能济普遍之穷的短板，成为和佛、道争夺社会资源的理论武器。 理学上承隋唐“三教论衡”的学术传统，下启“三教合一”的时代特色，在封建集权制的社会背景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理学的创立反过来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如：北宋著名的“明教大师”契嵩禅师（1007-1072年）就专门属文《辅教篇》，盛赞儒家五经，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等同起来，提出了“孝为戒先”的重要命题。他还“作《原教》、《孝论》十余篇，明儒释之道一贯”。（《谭津文集》卷一）后来，南宋孝宗正式提出，儒家治国、佛家治心、道家治身之说。张载生前曾自信地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他以一种“独立不惧，精一自信”的理论勇气和学术气魄，为理学的蔚然大观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到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全部南移，陕西对全国发生影响的人物就可以说是寥若晨星，而张载以一介寒儒，能够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确实可以说是陕西的一个骄傲。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当中国思想理念发生重大变革时，关中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积累，对时代课题做出了独特回答，生动地体现出了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和而不同”的鲜明特征。陕西曾有的先进文化的凝聚与传播对加速各民族融合、形成大一统广阔地域的中华文化，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应发挥我国佛教在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民族复兴最根本的是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是地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创新生长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众生平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等价值规范，都可以通过符合时代的新阐释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资相益、相辅相成，在现代社会仍具有教化作用、凝聚作用、规范作用、导向作用。在有效挖掘和正确引导下，将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的提炼与总结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各地域文化。中国宗教界要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开展这样的研究、阐释工作，如此才能弘扬中国宗教正能量，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4年5月4日，习主席到北京大学考察工作并同该校师生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习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广大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主席援引《大学》论述后，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他还结合当前形势，对儒家传统思想作出了独到诠释，他指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习主席的讲话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离开了宗教，中华传统文化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彩灿烂。在儒释道三教当中，佛教的发展相对较好，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最重要载体。对助推中华文化复兴具有独特的优势。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佛教，也日益建立起这一文化自觉，主动投身于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洪流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理想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当代中国宗教在不同的层面和众多的维度深度契合这些价值理想。 当代中国宗教作为超世的价值信仰体系可以以自身价值观的超越性特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来自宗教层面的超越性的价值阐释，为广大宗教信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价值通道。所以，宗教界人士、尤其是宗教界青年代表人士，一定要认清当前的新形势，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团结各民族广大信教群众，努力坚守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我们就能够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宗教文化交流一直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我国佛教在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主动走出去，开展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交流，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倡导宗教和谐理念，丰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明交流内涵。 作者简介 黄崑威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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