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五四运动对陕西的影响 |
| 范文 | 袁武振 尹妮 陕西在五四运动中形成的一批革命骨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在陕西广泛传播，逐渐引起陕西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从而为陕西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魏野畴、李子洲、王尚德、雷晋笙、刘含初等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陕西新青年，为建立中共陕西组织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陕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百年前由北京爆发并迅速蔓延全国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陕西人民在五四运动的震荡和影响下逐渐觉醒，革命运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陕西党组织的建立和中国大革命风暴的到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一批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成为陕西革命运动的先锋和骨干。 五四运动推动了陕西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逐渐觉醒的陕西青年学生，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在北京求学的陕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杨明轩、杨钟健、刘含初、呼延震东、郝梦九、张耀斗等人，直接参加了北京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并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痛打章宗祥的斗争。在当天被捕的32名学生当中，就有杨明轩和郝梦九。在北京1919年6月3日的大逮捕中，刘天章、刘含初等被捕入狱。刘天章、李子洲在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干事。此外，在上海求学的雷晋笙、严信民，在武汉求学的王尚德等人，也积极参加了当地学生的爱国运动。 陕籍留日学生汪世衡一直为国事愤忧，他在一篇题为《国将胡适——望中原不堪回首，誓雪耻死也甘心》的文章中，充分抒发了内愤国贼、外恨强权、反日仇日的情绪，表示誓将以死报国。五四运动爆发后，汪世衡决定回国结集爱国志士以御外侮。途中得悉北洋卖国政府电令和会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他悲痛欲绝，欲以死唤醒国人。火车过日本岗山百间川时，汪世衡破窗跳水自杀，壮烈殉国。 在省内，西安的《长安日报》于1919年5月14日首次对北京的学生运动做了简要报道。与此同时，通过陕西旅外学生由外埠寄来的函件和报纸，陕西人民对北京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了解日渐增多。青岛丢失，山东难保，祖国的危难牵动着三秦儿女的心，军阀陈树藩统治陕西的倒行逆施更激起了人们的愤慨。西安学生首先热烈响应五四运动，自发组织起来，进行请愿、罢课、游行、宣传，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并联合抵制日货。 在西安各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的统一部署下，广大学生积极在校园街道张贴标语和传单，进行爱国宣传。一份署名“秦人”的传单痛斥了巴黎和会列强“置公理不顾，视强权为当然”的严峻形势，大声疾呼“吾陕学生，素称爱国，高举义旗，焉能后人。振臂而起，作北京学生之后盾;登高号呼，唤醒国民之忠忱。事不迟宜，此期时矣。”署名“孤愤子”的传单说：“国人如不谋起救国，吾将蹈东海而死！”充分反映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誓死救国的决心。1919年5月下旬，法政专科学校、甲种农业学校、省一中、省三中、西安师范、第一女师等校学生，冲破军阀陈树藩的禁令，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宁作断头鬼，不作亡国奴”的标语牌，在西安东、西、南、北大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在街头宣传讲演。5月30日，陕西学界通电全国：“惊悉青岛交涉，忽于节外生枝，噩耗传来，悲愤填膺。呜呼！狡日思逞，岂仅得一青岛而可以厌其欲哉？”“同人等厕身学界，分忝国民，敢不联袂奋起，以图其后。宁可蹈海亡身，誓不愿弃地以资敌。”西安学生的上述活动和通电的发表，标志着陕西学生五四爱国运动走向高潮。 学生的爱国行动在抵制日货方面尤为突出。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学生们将自己使用的东洋瓷碗、茶缸、脸盆、牙刷、牙粉、雨伞等交出来当众毁弃，有些患近视眼的学生把自己戴的东洋眼镜扔在地上踩个稀烂，有的学生还把家中的日制草帽、凉席等物带到学校烧毁。《长安日报》报道学生烧毁日货的一则消息说：“一时火光耀目，碎物之声震耳，众生鼓掌之声如雷。”学生中还成立了十人救国团以互相监督拒用日货。在学生的爱国热情影响下，一些商人也自动销毁部分日货，少数继续贩卖日货的商店多被手执军棍的学生捣毁。 1919年6月初，在西安各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陕西学生联合会，以更好地组织和开展全省学生运动。屈武、刘道洁分任省学联正副会长，高尚贤、邹遵分任正副评议长，翁子静、李耀南任外交代表，韩志颖负责宣传部，刘道洁负责编辑部。省学联出版會刊《白话报》，及时报道陕西和全国学生运动的进展状况。为了进一步加强同全国及陕西靖国军所辖区学生运动的联系，省学联还派代表分赴北京和三原。 赴京代表为屈武和李武亭。他们在北京、上海活动近三个月，广泛接触旅外陕籍学生及各省学生，及时向陕西通报各地学生运动的信息，并加入了北京学生运动的行列，屈武还被推选为进总统府请愿的10名学生代表之一。6月28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被迫接见学生代表，但对学生的爱国要求敷衍应付，屈武气愤地对徐世昌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有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在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言毕即以头碰地，血流满面。消息传出后，激起了总统府外请愿队伍的更大愤怒。次日，全国各大城市的报纸都登载了屈武“血溅总统府”的消息。随后，屈武、李武亭作为陕西学生代表前往上海，参加第一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省学联派往三原的代表，直接参加并指导了三原和渭北地区的学生运动。三原和渭北一带当时是陕西靖国军的驻地，学生运动因而比较顺利，规模也较大。1919年6月6日至8日，由渭北中学发起的学生示威游行，参加者达六七千人之多，教员、市民、商人、政府工作人员、靖国军军人等各界人士都参加了游行队伍。6月16日，高陵县召开西北救国会成立大会，参加者包括农、工、商界及县城附近各校学生数千人。“爱国群众相继演说，均皆悲愤激切、声泪俱下，听者莫不悚容感泣。”会后，广大群众高呼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陕西学生的爱国运动，启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觉悟，连基督教中的爱国教徒也组织起基督教救国团。陕西省议会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也不得不发出通电，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陕西地区的五四运动，充分表现了陕西学生英勇不屈的爱国精神，锻炼并造就了一批革命青年，传播了新思想和新文化，强烈冲击了封建顽固势力对陕西的统治，从而以其波澜壮阔的气势揭开了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第一页。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追求救国真理的勇气，他们满怀信心进一步探索改造中国的方案。在当时复杂纷繁的新思潮的竞争中，一部分最有覺悟的知识分子经过实践、比较和鉴别，最终选择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经过五四运动锻炼成长起来的陕籍新青年魏野畴、李子洲、刘天章、王尚德等人，成为陕西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从五四运动开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逐渐兴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省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陕籍新青年，回省传播马克思主义。魏野畴于1920年1月在《秦钟》月刊创刊号上发表《潼关外之新思潮》一文，鼓励陕人用“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改造中国。翌年他由北京回陕，先后在华县咸林中学和陕北榆林中学任教，讲授《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和各种新思潮，使许多忧虑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青年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刘志丹、吉国桢等优秀青年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走上了革命道路。魏野畴还前往在榆林休整的杨虎城部，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外，王尚德在赤水职业学校，李子洲在三原渭北中学、榆林中学、绥德师范学校，通过讲授历史和语文等课程，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刘天章等陕籍学生，在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后，也通过各种方式向陕西进行传播。李大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新青年》等书刊在五四后渐及陕西。 其二，陕西具有民主倾向的地方报纸，不顾禁令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属于陕西靖国军辖区的渭北一带，陆续出刊过《启明日报》《捷音日报》《正义日报》等几种倾向进步的报纸，尤以《正义日报》“阐发革命理论，介绍中外学说，对社会主义思想尤多宣传。”在军阀陈树藩统治下的西安，由《长安日报》改版的《西北日报》，从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间，连续数十次刊登《马克思之价值说剩余价值说及其批判》《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及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形势的消息报道。西安《鼓昕日报》宣传社会主义比较明朗，具有一定影响。该报从1920年7月创刊到1921年4月停刊，连续刊登过许多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如《布尔塞维克主义论》《俄国联工会之实力》及李大钊《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讲演词。但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陕西还处在新思潮的启蒙阶段，报刊大量宣传的还是民主主义思潮，真正有分量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相对较少。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党人的倡导、宣传和组织下，马克思主义在陕西得以较为广泛和深入地传播。此时，旅外的陕籍革命知识分子创办刊物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者回陕通过各种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10月，旅京陕籍学生创办《共进》杂志，翌年10月成立了政治性社团共进社，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陕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都是《共进》杂志和共进社的主要发起人。在天津，有武止戈、屈武等人于1922年创办的《贡献》月刊，以及陕北教育促进天津分会于同年创办的《促进》和《改进》杂志。在上海，先有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雷晋笙及严信民等创办的《秦铎》《新时代》旬刊，1923年起又有刘秉钧等创办的《汉钟》《南针》等刊物。这些以陕西为主要发行对象的刊物，在评论陕西政局和介绍民主主义思潮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刊登了一些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共进》杂志出刊五年之久，对当时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积极的影响，是五四时期国内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 1923年前后，陕西旅外求学的一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外省籍共产党员王复生、王懋功等陆续到陕西，通过领导学生运动和实际的建党建团活动，出报纸办刊物，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实际斗争密切结合。从1924年到1925年间，陕西各地以共产党人为主创办的刊物如百花争艳，主要有魏野畴主办的《青年文学》（后改名《青年生活》），雷晋笙、崔孟博等主办的《西北晨钟》，蒲子政、亢惟恪等主办的《渭北青年》，何镜清、黄宪之等编辑的《新社会报》，赵葆华、宋树潘等编辑的《青天白日报》，王森然等创办的《榆林之花》《塞声》，魏野畴、张秉仁、关中哲等创办的《西安评论》。这些报刊与旅外学生创办的刊物交相辉映，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的 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有了一个全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传到三秦大地，给在黑暗中摸索的陕西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陕西在五四运动中形成的一批革命骨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在陕西广泛传播，逐渐引起陕西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从而为陕西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魏野畴、李子洲、王尚德、雷晋笙、刘含初等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陕西新青年，为建立中共陕西组织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陕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陕西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陕西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建立，是通过两条渠道进行的。一方面是旅京、津、沪、汉等地陕籍学生中的党、团员，受党、团组织指示回陕建立;另一方面，是党、团中央派人来陕建立的。最初建立的党、团组织，都在交通比较方便、文化比较发达的渭南、西安、三原、绥德等地。党、团组织建立的过程一般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先建立团的组织，再建立党的组织;先发展革命知识分子，再发展工农劳动群众;先在城市建党、团，后在乡村建党、团。1924年到1926年间，陕西地区党、团组织大致经过建立支部、特别支部、地委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先后隶属于团中央、中共豫陕区委和团豫陕区委、中共北方区委和团北方区委。 陕西最早产生的团组织，是王尚德领导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王尚德在武汉中华大学上学时，即与恽代英、林育南一起开展革命活动，1922年7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受董必武和武汉地区党、团组织委派回陕，以赤水职业学校为阵地，在革命师生中发展团员。1924年3月，团中央召开扩大的执行委员会议，决定在西安、华县、三原等地建立團组织。1924年6月，陕西地区第一个团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正式成立，王尚德任支部书记。翌年2月，赤水团支部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赤水特别支部。赤水团组织直属团中央领导。在此前后，陕西旅外学生中的党、团员陆续回陕，开展建团活动。 到1925年10月，团西安支部、西安第二支部、西安特支、三原特支、华县支部、澄城支部、绥德特支、延安支部、榆林支部、瓦窑堡支部相继成立。1925年11月，在团西安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团西安地委，统一领导关中各地团的组织，吴化之任书记，隶属于团豫陕区委。同年下半年，根据团中央的指示，陕北地区团的领导机关——共青团绥德地委成立，不久划归团北方区委领导。陕西团组织的建立早于党组织，曾经在政治上起着党组织的作用。在各方面的革命斗争中，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威信，团组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发展，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25年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在河南开封成立豫陕区党委，王若飞任书记，负责领导河南、陕西党的组织。同年9月，中共北方区委派赴陕西做军事工作的安存真，中共豫陕区委委托团中央派赴陕西的特派员吴化之，在西安整团建党。他们到西安后，会同在北京、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人，于10月下旬创建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共有党员5人，安存真、吴化之先后任书记，西安特支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在西北上的萌芽”。同年11月，中共豫陕区委派黄平万来陕发展党的组织。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成立，黄平万任书记，隶属豫陕区党委领导。继中共西安特支之后建立的赤水、三原等地党的特别支部和渭南城区等地的党支部，统归西安地委领导，共有党员50多名。同年5月，党、团北方区委派耿炳光为陕北特派员，对陕北地区党的组织进行整顿，并于6月成立中共绥德地委。 1926年12月，中共陕西党、团最高指导机关——党、团联席会议在西安成立，由党的西安地委书记黄平万和团的西安地委书记吴化之负责主持。联席会议下属的党组织，有西安、渭南地委和临潼、三原、富平、泾阳、旬邑、兴平、岐山、乾县、延安等特支，共有党员388名（包括绥德地委的党员）。团的组织有西安、三原、渭南地委和泾阳、固市、赤水、富平、岐山、绥德、延安、清涧、乾县、临潼、澄城、旬邑、蒲城、高陵、华县、高塘等特支，共有团员525名。1927年1月，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决定成立党、团陕甘区委，耿炳光、曹趾仁分别任党、团区委书记。 陕西地区中共党、团组织创建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和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积极开展群众运动，支持、推动和领导北伐战争。根据党、团中央的指示，陕西党、团组织一诞生就投身于这些斗争，积极开创陕西革命的新局面。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陕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陕西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五四先驱者建立人民当家做主新中国的光荣梦想。 作者简介 袁武振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陕西党史人物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 尹 妮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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