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二战时期英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演变历程钩沉 |
| 范文 | 李旭 【摘 要】 二战爆发后，英国面临本土和远东的双重作战风险。经济实力的衰弱、西方和平主义思潮等因素致使英国在远东战场推行了一系列的对日绥靖政策。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滇缅公路在远东战场应运而生，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名词，滇缅公路标志着抗战时期的整个历史坐标。由于其终点位于当时英属殖民地缅甸腊戍，英国的政策与这条公路密不可分，因此滇缅公路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国在远东战场对日绥靖的演变情况。 【关键词】 二战；英国；日本；绥靖政策；滇缅公路 中日战争爆发初期，英国曾一度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强调保持“中立”。随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展开。为避免战争局势的扩大，“英国先是不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要求双方‘克制，继而消极调停，并指望得到与美国的合作”。然而，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英国的在华利益受到多方面的损害，于是它一方面依旧采取牺牲中国利益以保全自身的对日妥协态度，并妄图把战火引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另一方面，它则开始向中国提供军需物资及贷款，企图借中国的抗战运动来削弱日本的力量，以增强英国的在华地位。这样，作为向中国输送战略物资、提供军事武器的滇缅公路，在英国的远东政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在滇缅公路运输过程中所表现的态度，可以说是比较积极的，因为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与英国传统的对华政策相符，也与英国在远东的利益相符。然而，在滇缅公路的不同运输阶段中，英国又表现出了十分“摇摆不定”的矛盾态度。 一、英国对日本绥靖初现端倪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为断绝中国全部外援物资以尽早实现其“大陆政策”，不断加强封锁中国各沿海港口，并对滇越铁路等对外交通要道进行全面封闭。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扩大，尤其在武汉会战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战争的相持阶段，这使战争变成了一场物资消耗战。就中国方面来说，此时的物资供应显得异常严峻起来，新辟对外通道成为当务之急。经过多方联系工作后，国民党政府决定征调各县民工，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保证高速、高效地完成起点为昆明，终点为英属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据统计，“国民党政府共支出九百余万元”用于滇缅公路的修筑，云南当局也为此动用了大笔款项。英国也曾向中国提供部分资金帮助，给予中方部分贷款支持。 在滇缅公路的整个修筑过程中，英国的态度可以说是较为积极的。在滇缅公路开始运输后不久，缅甸议会就“关于滇缅公路向中国转运武器”一事进行讨论，这立即遭到缅甸下议院的强烈反对，他们反对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输送物资。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英缅总督使用了否决票，从而保证了滇缅公路的正常运输。这段运输时期可以说是滇缅公路日益发挥作用的时期。据对当时各条运输援华路线的统计来看，从欧战爆发前到1940年6月，“法属印度支那路线占总数的二分之一，缅甸路线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滇缅公路的作用正日益凸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七七事变”爆发后，作为国联主要成员国的英国并未在实质上采取任何措施以防止战争局势的扩大。甚至当中国在国联会议上针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提出控诉时，英国表示“尽管英国控制着金融，自英国于1938年12月同意给中国1000万镑信用贷款之后，英国只支付了50万镑用于为滇缅公路购买卡车，并同意再支付大约300万镑，但英国对这笔贷款迟迟不肯签字”。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此时的英国虽不轻易对日本妥协，但又迟迟不肯同意向中国提供进一步的援助。可以说，在中日战争爆发初期，英国在中日双方之间是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强调保持“中立”的。 二、英国对日本绥靖达到顶峰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英国之前在滇缅公路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相对积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40年6月17日，法国败降，随着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接连取得成功，英国一度身陷险境，“丧失法国这一张盾牌，给了英国人自从拿破仑时代以后就已陌生的十足的危险感”。另外，在迫使法國关闭滇越公路的要求得到满足后，日本随即向英国提出关闭滇缅公路的要求。此时的英国正受着极为严重的威胁：一方面，在欧洲，德国对英国本土的入侵形势危急，意大利也对英国有蠢蠢欲动之势；另一方面，英国在远东的防御极为薄弱；此外，英国又一直寄希望于美国的支持，想把处理滇缅公路危机的责任推给美国，希望美国能派遣舰队到新加坡支援远东战场的抗战，然而“美国刚刚开始大规模重整军备，也不希望在此时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更何况罗斯福正处于大选前夕，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靠许诺美国绝不卷入战争以争取选票之时，他也必须以保证美国的中立与和平而使自己再次当选”。因而美国断然拒绝了英国的请求，在远东问题上也未做出明确表态。“美国国务卿赫尔于6月28日答复英国大使说，美国固然不能派舰队到新加坡去，但也不想牺牲第三国的利益来向日本做出让步”。鉴于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及自身安全形势的考虑，英国外交部建议对日本采取部分妥协，即英国承诺日本撤退驻中国军队的问题，但在滇缅公路问题上，英国则说明由于主要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的物资是美国的，因而此时不宜关闭。 这时的英国政府可以说是十分矛盾的：它既想让中日战争持续下去，不愿对日本做出过分退让，以便其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但另一方面它又极力寻求措施以“讨好”日本。在“天津英租界危机”爆发一年后，即1940年6月，英国同日本签订了“天津协定”。这一协定表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接受了日本在华北的独占地位，这是英日勾结镇压中国抗战事业势力的铁证。然而，英国的一次次让步答复并没能使日本得到满足，反而助长了其侵略野心，此后的日本不断向英国施压，甚至宣称如果英国不同意关闭滇缅公路的决议，就要向英宣战。 面对日本一次次赤裸裸的恐吓威胁，使得本来就担心因此事而引发战争的英国政府立即屈服并妥协了。经过多方综合考虑，丘吉尔政府决定向日本做出让步。7月9日，英日双方达成了英国暂时停止滇缅公路上运输战略物资三个月的协定，此后，“英大使于7月12日向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米内内阁）做出了封锁缅甸路线三个月的答复”。中国政府在得知英国政府的初步决策后，立即与英政府进行交涉，不断重申滇缅公路在中国抗战中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以及关闭滇缅公路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然而英国政府出于减轻自己在西线本土的作战压力的考虑，决定在远东地区牺牲中国利益以谋求与日妥协，对中国方面的反对呼声置之不理，公然与日本签订了《英日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其中规定“英国政府自本年7月18日起三个月期间，禁止通过缅甸输送武器、弹药、汽油、卡车以及铁路器材”，这意味着英国对日本推行的以退让为主，牺牲中国利益以寻求与日妥协的绥靖政策已达到了一个顶峰。 三、英国对日绥靖政策有所转变 英国这种“不道义”的做法立即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强烈谴责，它不但违背了国联曾多次强调的“不得削弱中国抵抗力量”的决议，而且使得中英关系迅速恶化。可以说英国在滇缅公路危机上的妥协与退让，是继“卢沟桥事变”后绥靖政策的延续。国际方面，美苏等国也对英国的这种做法表示强烈的反对与谴责。： 然而，英国政府依旧寄希望于与日本法西斯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进而维护其远东利益。在滇缅公路关闭后的三个月时间里，英国政府准备出面组织中日双方的停战谈判，以尽早缔结全面解决远东危机的远东和平协定。关于英国是否该出面组织和平协定，英国国内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以英国外交部为代表的，主张以对日妥协的办法达成远东和平协定。另一种则是以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代表的，正如1940年7月20日他在电报中对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所说的“关于中日之间达成全面的、公允的和体面的和平一事，你是否认为我们不必操之过急？蒋是不要这种和平的，亲华人士也无一赞成。这不仅无助于我们解决滇缅公路的难题，反而使它愈加糟糕。我认为，让日本人摆脱他们现在所纠缠的事，对我们是不利的”。可见，这一方人士并不主张中日之间达成和平协定，他们认为中日战争的延续能拖住日本南进的脚步，在一定时期保证英国的远东利益。“但是无论从英日双方对和平协定的态度来看，还是从中国战场及远东形势的发展来看，都没有达成这一协定的可能性”。就日本政府而言，它希望的是速战速决解决中国战场问题，早以将与英国在秘密备忘录中谈到的缔结远东和谈问题抛诸脑后。 然而，英国政府对日本妥协的底线是日本不能损害到英国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日本法西斯显然无法做到。滇缅公路关闭期间，日本不但不理会英国的“和谈”建议，反而加快了其南进的步伐。7月26日，日本在内阁会议上制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立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的方案，并于次日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提出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而采取的相关具体措施，其中指出要掌握时机解决南方问题的帝国主义方针，这暴露了日本的南进决心。“不管英国在日本的进攻面前做了怎样的妥协，日本也不会收敛它的扩张野心。关于这一点，日本并不掩饰”，日本甚至抓紧法国败降以及滇缅路封闭的这一关键时机，强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它南进的第一步。这时的日本法西斯自然是不屑于和平谈判的，中国方面也明确拒绝了和平谈判的提议。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对英国提出的和谈建议采取了极端冷漠的态度。 另外，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强行侵占，以及在滇缅公路关闭期间公然与德意法西斯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形成公开冲击英国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利益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英美显然成为日本将要直接打击的对象。直到这时，英国政府才清楚地感到战争的逼近，它意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也认识到依靠不断退让与日本达成全面的远东协议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急速恶化的英日关系，丘吉尔政府被迫改变远东政策，重视“援华抑日”政策，表示在三个月期满之后重开滇缅路。此外，国际形势的发展也使英国稍微摆脱了7月初的艰难处境：美国对日本实施了禁运废钢铁的措施。在7、8月期间，英美进行了多次谈判，两国之间的合作逐渐加强。关于重开滇缅公路一事，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强烈支持，这更使英国确定了重开滇缅公路的决心。另外，缅甸的吴素政府偏向于与英帝国主义合作，最初亲日派的吴素本人几乎变成了亲英派，“他忘记了他就滇缅公路通车一事提过的抗议，于1940年10月促进了这条公路的开放。不仅如此，他的政府甚至参与制定修筑由腊戍至中国边境铁路的计划”。这些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滇緬公路的重新开放。 1940年10月18日，英国政府断然拒绝了日本关于继续关闭滇缅公路的要求，宣布重新开放滇缅公路，自此，滇缅公路危机结束。英国重开滇缅公路，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1940年9月，日本侵略者进犯印度支那北部，滇越公路运输遂告终断。此时的援华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和作用不大的西北公路运入中国。据统计，“一九四一年一年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的军用物资及其它各类物资的数量，达十三万二千一百九十三吨”。可见，这一时期滇缅公路的运输量倍增，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对外交通要道，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资储备，中英关系也随之得到缓和。 关于滇缅公路的重开，西方学者认为它标志着丘吉尔政府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束，可是进一步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又可以看出，英国在此时调整远东政策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可以说，英国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日冲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做出重开滇缅路的决定的。然而在这一段时期里，英国仍然未对日本采取其它的强硬措施，并且于1941年2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会见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时，表示“英国对日本发展成大国没有任何反感，我们希望避免冲突，并为战后发展友好关系铺平道路”。从整个战争进程来看，英国的远东政策中，对日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出于自身安全形势的考虑，英国在远东地区一次次地牺牲中国利益，以满足日本的各项无理要求，一再忍让日本的侵华暴行，尽力避免英日之间的战争冲突。 四、英国对日绥靖政策宣告终止 1941年4月13日，日本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规定“缔约一方若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这份条约实质上表明了日本准备向英国宣战，自此，英日关系破裂。同年7月，日本开始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南进步伐不断加快，英国的远东殖民地直接处于日本的军事恐怖威胁之下，英日战争迫在眉睫。此时的英国与美国进行积极沟通，寻求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三国同盟的缔结也使美国的态度开始转变，美国同意在总统选举（即11月5日）后，英美两国进行参谋会谈。“从1940年底到1941年4月，经过新加坡会议和英美参谋会议，两国终于开始了有限的军事合作”。在这之后的时间里，英国对日本的态度便愈加强硬起来。7月26日，英国决定对日本正式实施经济制裁。1941年秋，罗斯福和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提出尊重各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加强对苏联的援助。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远东地区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较大攻势，英国随后向日本正式宣战，这标志着英国对日本绥靖政策的正式终止。1942年1月，日本侵入缅甸南部，“3月7日，仰光被占领。日军继续向北进攻，于4月占领中缅甸，包括油田地区”，“同时，日军占领了掸邦，到达缅中边界”，滇缅公路也被日军切断，当前的缅甸局势岌岌可危。面对这一危机形势，中英美三国积极协商后决定打通滇缅公路，并由美国史迪威将军制定了从印度东北阿萨姆邦的雷多打出一条陆上通道，与滇缅公路相连接的行动方案。英国虽然在表面上同意这一方案，但是为了在运输方面保持其垄断地位，因而不断从中阻挠，“他们宣称，无法修筑雷多公路，修这条路是劳民伤财”。尽管如此，深入缅北作战的英国军队却在反攻筑路行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重开滇缅公路提供了重要保障。 另外，在英国的外交方面，英中关系和英日关系的不对等也影响着英国远东政策的制定。中日发生冲突时，英国首先考虑的是保持与日本的关系，当远东地区出现危机时，英国首先寻求同日本达成妥协，其次才考虑英中关系。二战初期，英国一度认为日本是它在华经济利益的维护者，因而英国能一再容忍日本的侵华活动，对日本侵犯它的一些在华利益也愿意妥协退让。然而，随着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以及对英国远东势力的不断挑战，使得英国不再相信日本能保护它在中国及远东的利益，从而走上了联合中美等国共同对抗日本法西斯的道路。 五、结语 自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在滇缅公路问题的处理上，不断牺牲中国利益，对日实行以妥协退让为主基调的外交政策。然而，英国一次次的妥协并没能使日本满足，也没能避免英日之间的武装冲突，反而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最终酿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历史的经验证明，绥靖主义者对侵略者的姑息与退让并不能缓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的斗争，更不能换取世界的和平。只有依靠全世界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抗争，才能避免战争形势的恶性扩大。 【参考文献】 [1]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曹立瀛.云南之交通[J].经济建设季刊，1943（2）. [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撰），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缅甸作战（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英）W.N.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M].刘礼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 楊奎松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 （英）温斯顿·丘吉尔.最光辉的时刻[A].（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C].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7] （苏）B.Φ.瓦西里耶夫.缅甸史纲（1885—1947）[M].中山大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8] （日）重光葵.重光葵外交回忆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9] （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M].陆增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作者简介】 李 旭（1991.10-）男，甘肃酒泉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系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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