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北宋哲宗时期宋夏关系研究 |
| 范文 | 【摘 要】 北宋哲宗统治前后时期对西夏施行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策。元祐初年，因高太后专权，以高太后和元祐党人为主的“保守派”主张对西夏采取“妥协退让”、“羁縻”的消极防御政策。然而这种政策却没有实现北宋朝廷息民安边的战略目的，反而使西夏“得寸进尺”不断扰边，宋夏冲突不断;元祐后期和哲宗亲政后，对西夏采取积极进攻的“浅攻扰边”“进筑”的政策。在北宋积极进攻的形势下，迫使西夏不断遣使求和，纳贡称臣。不同的政策，取得不一样的效果，这说明策略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 北宋;哲宗;宋夏;关系 北宋时期是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多个政权共存的时期，契丹族建立了辽，汉族建立了宋，党项族建立了西夏。民族关系复杂，民族冲突、民族战争不断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宋、辽，宋、夏以及辽与夏的战争，不断上演。宋与辽以及辽与夏之间，在经历过初期几次大战后，双方都基本保持相对和平的局面。唯有北宋和西夏百余年间战争冲突不断。“自982年李继迁反宋至北宋灭亡……在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双方处在交战和敌对状态的时间占四分之三以上。”[1] 哲宗元祐后期和亲政后是北宋对西夏进攻政策的重要形成时期，并且在元祐前期即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掌权这一时期，宋朝“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的政策亦有充分体现。哲宗前后时期对西夏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有其背后深层次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这其中的原因和背景是值得我们探究的。同时北宋哲宗时期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所采取的策略，对当今我们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哲宗前期的对夏政策 1、哲宗前期对夏政策形成的背景 哲宗于元丰八年三月（1085）即位，由于宋神宗英年早逝，哲宗年纪尚幼不能亲政，于是由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重用保守派，司马光、范纯仁等人开始掌握朝政大权。因为哲宗前期的年号为元祐，这些大臣被称为元祐党人，这一时期被称为元祐更化。哲宗前期的对夏政策其实就是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政策。由于神宗在位时励精图治，重用王安石等变法派，实行改革变法，富国强兵等一系列政策，并且一改宋朝前期“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采取对西夏积极进攻的策略。神宗时形成了熙河开边的政策，趁西夏内乱，于宋元丰四年（1081）四月，“诏熙河李宪等，以秉常见囚，大举征夏”，[2]发起了旨在灭亡西夏的战争，五路大军由不同的道路同时进攻西夏，史称灵州战役。由于西夏国母采用“坚壁清野”的战争策略，宋朝没有达到战略目的，五路大军无功而返，并且损失惨重。宋元丰六年（1083）永乐城战役宋军再次惨败，宋神宗没有实现灭亡西夏预期的目标。虽然宋朝没有实现战略目的，但也不是一无所获。宋朝在边境占领了不少原属于西夏的领土，“宋自熙宁用兵以来，凡得葭芦、吴保、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堡。”[3]宋夏双方经历几次大战后，都伤亡惨重，民生凋敝，不堪重负，并且都有讲和的愿望。“大战带来疲敝，夏、宋双方都暂时倾向和平。”[4]恰在此时神宗去世，改革派失去了神宗的得力支持，保守派乘机起势，哲宗年纪尚小又不得亲政。在此背景下，北宋哲宗前期对西夏的“羁縻”、“消极防御”的政策开始形成。 2、哲宗前期对西夏政策 元祐党人掌握了宋朝的朝政大权后，宋朝对西夏的进攻政策随之改变。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元祐党人一改神宗朝积极进攻西夏的政策，反对变法，采取了宋朝传统的“守内虚外”的政策。在神宗元丰八年，哲宗刚即位不久，韩维就上书主张“息兵”、“弃地”。韩维的主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点： （1）神宗发兵攻打西夏的借口已经没有了。“先帝以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国母擅行囚废，故发兵问罪。今梁氏已死，秉常复位，所为恭顺，有藩臣之礼。” （2）朝廷所占西夏领土没有什么大的好处，并且耗费巨大，劳民伤财。“朝廷自得熙河之地，歲费缗钱五六百万。” （3）当时北宋面临的形势，辽夏互为依靠。“辽、夏二国，世为婚姻，且有唇齿之势。” （4）归还西夏土地有助于宋夏关系和好。“陛下诚能于此时特降明诏，尽以向者王师所得土地还赐夏国。”于此同时，西夏遣使入贡，北宋以“释囚”来表善意。“擒捉到近上首领，多在南方拘管，乞择其三二人可使归还者，推恩释放。”[5]哲宗元祐元年，吕大忠言：“夏虏乍恭乍骜，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庆侵疆，有害无用，终当与之。”[6]司马光上书献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7]并认为返其侵疆是上策，禁其私市是下策。然而北宋朝廷没有采用司马光“返其侵疆”的主张，而是采用了他的第二个主张“禁其私市”，用经济手段以困弊西夏，并制定严厉的禁其私市政策。“诏陕西、河东经略司：应今后与夏国人私相交易，若取与者一钱以上，皆配江、淮州军牢城，妻子诣配所;情重及至罪止者皆斩，妻子送江、淮州军编管;许人告捕赏有差。其透漏官司及地分巡察人，知情者与同罪。”[8] 紧随司马光之后，李清臣、范纯仁、文彦博、范纯粹、苏辙、苏轼、王严叟等大臣纷纷上书，主张朝廷安民息边，与民休息，对夏实行妥协退让、返其旧疆的政策。 元祐元年，“尚书右丞李清臣奏：伏以夏国虽通问使，未就贡职，察其深意，实为款兵之策，观我强弱。” [9]文彦博亦认为：“御四夷之术，羁縻而已。” [10]右司谏苏辙言：“赦其罪恶，归其侵疆，复其岁赐，通其和市。” [11]左司谏王岩叟言：“论天下之大害，曰莫如兰会之坐敝中国……开边以来，以有限之财，供无穷之费，贪无用之地，民力已困而不可支，人心已危而不可保，兵威已沮而不可恃。” [12]哲宗元祐二年，侍御史王岩叟言：“伏以国家之势，倚以为重在三路，而三路常受天下之弊，臣窃以为叹息。” [13]随着元祐诸大臣的纷纷建言上书，哲宗前期对西夏羁縻、保守、退让，息民安边的政策成为当时北宋对西夏的主流政策。虽然有个别大臣有不同主张，如吕大方言：“今日西夏无继迁、元昊之强，中国有练卒精甲之备，苟将帅得人，固无足畏。” [14]但已经阻挡不了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元祐初，北宋开始与西夏划疆议和，允其互市通贡并册封“秉常子干顺为夏国主”，[15]以期能达到安民息兵的目的。 3、西夏面对北宋政策的应对之策 北宋高太后专政，重用元祐党人，对西夏采取“羁縻”、“保守”政策。西夏对北宋的这一“友好”政策是一清二楚的，于此同时西夏也有罢兵息战的强烈愿望。元祐元年，“夏国以疆事遣使春约讹啰聿、副使吕则田怀荣见于延和殿，辄妄奏曰：神宗自知错。上起立变色，怒。” [16]西夏在经历几次大战之后亦损失惨重，民生凋敝，国内矛盾突出，而且又有强臣乱政，“夏国政乱主幼，强臣乙逋等擅权逆命。” [17]在此情形下，西夏采取的对策是：一边与宋遣使通贡，释放战俘，接受宋的赏赐，与宋发展贡赐贸易，改善本国的经济;一边又不断的骚扰宋的边境。西夏这样做的目的有两点：一是转移夏国的国内矛盾;二是在对宋谈判中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宋史对这一过程有清晰的记载：“元祐元年二月，夏人入贡。七月，夏国遣使贺坤成节。元祐二年三月，夏人遣使入谢。五月，夏人围南川砦。七月，夏人寇镇戎军。九月，夏人寇镇戎军。元祐三年三月，夏人寇德靖砦。六月，夏人寇塞门砦。元祐四年二月，夏人来谢封册。六月，夏国来贡。是岁，夏国、邈黎、大食麻啰拔国入贡。元祐五年二月，夏人归永乐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元祐六年四月，夏人寇熙河兰岷、鄜延路。九月，夏人寇麟、府二州。” [18]正如元祐五年，环庆路经略使范纯粹奏：“臣伏见熙、延两路与夏国所划封疆，至今未决，外议谓朝廷务在息兵，失于欲速，故狂寇要索，日益滋彰。” [19]苏辙上奏：“臣窃观朝廷前后指挥，方夏人猖狂，寇钞未已，则务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顺，朝贡以时，则多方徼求，苟欲自利。” [20]北宋朝中大臣对西夏的策略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开始转变哲宗前期对西夏的这种“羁縻”政策。 二、哲宗后期对夏的政策 1、哲宗后期对西夏政策 元祐四年，虽然宋夏双方示好，西夏归还了北宋在永乐之役中的战俘，北宋归还了西夏的四个堡寨，但是宋夏疆界的划分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六月，稍归永乐所获人，遂以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砦与之，而画界未定。”[21]疆界不定，这为日后宋夏再起冲突埋下了伏笔。北宋君臣不愿割舍重要战略位置的土地，如兰州、质孤、胜如二堡，这引起西夏的强烈不满，西夏不断进攻扰边。这与北宋元祐初年制定对西夏实行“羁縻”政策，以期望达到安边息民的目的相违背。如范育在元祐五年所言，“臣愚伏思，恐上不能副朝廷安边息兵，休养元元之意。” [22]“夏国见通常贡，岁时恩赐一切如旧，止是分画封疆未毕。如禼所陈是实，西人观望，难于驯服。” ?[23]面对如此形势，在元祐后期宋朝在对西夏政策中出现了一些转变。元祐六年，秦凤路经略使吕大忠和环庆路经略使章楶纷纷上书建言，对夏实行“扰边浅攻”之策。“军回亦须稍见次第，仍令不住更互，焂往忽来，浅攻近掠，西人必不敢近寨”、[24] “谓宜乘间捣虚，扰耕践稼，勿限其常为浅攻之计”。[25]北宋朝廷很快采用了浅攻之策。元祐七年，章楶又献进筑横山之策，“进筑之议，臣今且开其端。” ?[26]“然术固有不杀而能扼贼之咽，不战而能伐贼之谋者，惟择地筑垒，迫近横山，以渐困之，乃今之上策也。” [27]至此，哲宗后期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开始形成。元祐七年，“朝廷以夏人入河东，遂绝岁赐，禁和市，使沿边为浅攻之计”，[28]这标志着宋对西夏政策的转变。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哲宗在面对西夏不断扰边和贪得无厌这一情形下，决定完成神宗的遗愿。改元绍圣，重用章惇、曾布等人，罢黜元祐党人，对夏采取积极进攻的扰边浅耕进筑的政策，史称“绍圣哲述”。绍圣三年哲宗用宰相章惇议，“罢诸边分画，令督众乘势进讨”，[29]北宋开始在宋夏边境重要的战略位置上进行大量的进筑堡砦的军事行动，逐步蚕食西夏领土，对西夏步步紧逼。“绍圣三年十月，钟传言筑汝遮，诏以为安西城。绍圣四年三月，进筑胡山砦。丙子，克胡山新砦成，赐名平羌砦。四月，甲辰，置克戎砦、平夏城，置灵平砦。六月，甲辰，熙河进筑青石峡毕工，赐名西平。八月，筑威戎城。元符元年二月，筑兴平城。三月，丙辰，米脂砦成。丙子，筑熙河通会关。元符二年三月，筑环庆路定边城。四月丙戌，筑鄜延、河东路暖泉，乌龙砦。丁酉，筑威羌城。五月庚戌，筑鄜延路金汤城。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六月庚辰，赐兰、会州新砦名会川城。甲午，赐环庆路之字平曰清平关。戊戌，筑定边、白豹城讫工，合门使张存等转官，赐金帛有差。”[30]宋在进筑堡砦的同时，又不断地对西夏实行“浅攻扰耕”的战术。绍圣四年，枢密院言：“自二年八月以后，诸路出界浅攻，除硬探斩获首级更不计数外，鄜延、环庆、泾原、河东四路共获一万一千六百五十级。鄜延五百九十三，环庆四千六百九，泾原三千一百九，河东三千三百四十五。”[31]哲宗元符元年（1098），“诏陕西、河东帅讲议扰耕，如何可以使其不得耘锄已耕之地，免秋成为边患。” [32]北宋对西夏“浅攻扰耕”“进筑”的战术起到很好的作用，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以来宋对西夏在战争中的劣势，掌握了对夏战争的主动权。 2、西夏面对北宋政策的应对之策 针对北宋的一系列的政策，西夏采取了四种应对措施： （1）西夏面对北宋的进筑，马上采取军事行动。“绍圣三年三月，夏人围塞门砦”，“八月，夏人寇宁顺砦。” [33]“绍圣三年九月，大入鄜延，西自顺宁、招安砦，东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门、龙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间相继不绝，至延州北五里。十月，忽自长城一日驰至金明，列营环城，国主子母亲督桴鼓，纵骑四掠。” [34] （2）在北宋在边境战略位置进筑的同时，西夏进行反进筑，与北宋相抗衡。绍圣二年，西夏筑堡石门峡。“石门峡，距渭州境仅三十里，东带兴、灵，西接天都，濒葫芦河形胜，宜耕牧，为国界要害。梁氏遣兵筑堡戍之，中国探骑遂莫敢过界。”[35] （3）由于北宋的进筑行动，占据了大量有利的战略位置，西夏在对宋军事行动中大多处于劣势。“哲宗闻夏人来寇，泰然笑曰：五十万众深入吾境，不过十日，胜不过一二砦须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36]元符元年，“冬十月，梁氏亲率四十万众攻平夏城，溃还”，[37] “元符元年十二月，泾原折可适掩夏西寿统军嵬名阿埋、监军妹勒都逋，获之。” [38]由于军事上的不断失利，于是西夏向辽求助。元符元年，“夏人数遣使來彼求助，欲祈罢兵”、[39] “二年正月，国母梁氏薨，辽遣使萧德崇来为夏人议和。”[40] （4）西夏遣使北宋，谢罪求和。由于北宋的浅攻进筑策略的实施，使西夏的处境极为不利，并且在军事行动中胜少败多。所以西夏向北宋遣使谢罪，以期望达到北宋息兵的目的。元符二年二月“夏人以国母卒，遣使告哀，且谢罪。” [41] 北宋在辽不断遣使劝和和西夏遣使谢罪的情况下，于是决定息兵。哲宗元符三年（1100），曾布言：“朝廷自近岁以来，经营边事，无不如意。今西夏已进誓表，边事遂且休息。” [42]宋哲宗时期，宋夏战争以西夏的遣使谢罪北宋息兵为结局，在哲宗朝北宋和西夏再无战争。元符三年正月，哲宗病逝。 三、小结 综上，宋哲宗时期的对夏政策分两个阶段，元祐初期高太后专政时的羁縻保守和元祐后期哲宗亲政后的积极进攻——浅攻扰耕和进筑。在前后不同的两种政策和战争结果中，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宋夏哲宗时期关系的特点：（一）北宋哲宗前期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到哲宗后期则采取积极进攻的政策。在哲宗后期北宋已经掌控了宋夏戰争中的主动权。这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西夏国力的变化，西夏由李继迁、李元昊时的兴盛已经开始转向衰落。（二）在两国交战时采取何种政策的重要性。哲宗初期，北宋对西夏实行“羁縻”的保守政策，不但恢复对西夏贡赐，在经济上给予西夏极大好处，而且还归还其领土、划分疆界。然而取得的结果却是西夏扰边不停，没有达到安边息民的目的。在哲宗后期北宋采取积极的浅攻扰耕、进筑的进攻政策时，却使西夏主动遣使上表谢罪求和。不同的政策，取得不一样的效果，这说明策略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三）在国家战争中，如果不能将对方政权迅速消灭而形成对持消耗的局面，则本质上将转变成综合国力的较量。北宋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经济实力强大，地处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西夏经济单一，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北宋。所以只要北宋采取正确的策略，在长期消耗战中，西夏注定是处于劣势的一方。 【参考文献】 [1]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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