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科尔内论传统投资机制的特征及启示 |
| 范文 | 王琍 摘 要：我国投资体制改革一直是3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重点，虽然投资体制改革多年，并出台了众多的方案，但由于投资的决策、立项与管理涉及政府各有关部门、中央和与地方政府及企业之间分工与合作关系，所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因此，本文通过描述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投资机制运行的特征，为改革投资体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关键词：科尔内；投资机制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用实证分析方法描述和分析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投资机制运行的下述三个特征，为改革投资体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1 “紧投资” 科尔内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投资不足导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社会主义从来不需要刺激投资。相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紧投资”。所谓“紧投资”，包括三个互相关联的部分：一是在正式审批投资项目的过程中，投资总需求总是大于规定的投资额，投资需求和投资额之间存在着紧张；二是许多已批准的项目，在实践过程中，不能靠计划的投入产出来组合，按照计划程序进行，因而投资计划很紧；三是生产和销售投资品的企业，不能充分满足已被批准的投资项目的需求，在需求与物资供应之间存在着紧张。 造成紧投资的直接原因是企业和各种非营利机构存在着持久的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产生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有两个动因：一是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自我意识，即每一个组织的负责人都认为本单位是最重要的，应当得带发展；二是声誉，即一个较大的组织会带来较大的声誉和权力，领导者的权力和社会名望会随着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发展而增长。 科尔内认为，要求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是各种社会制度所共有的，区别在于对这种愿望有没有一种内在的自我抑制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投资是一种风险活动，投资失败将导致个人破产或企业倒闭，这就给扩张冲动设置了障碍。在资本主义社会，私营企业家的投资行为是有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的。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中，这种自我约束机制就不存在。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投资是一种“赠品”。企业确信，不会因为投资错误而造成企业破产。国家会自动地保护一切陷于困境的企业，采取补贴、软信贷、延期偿还、免税等各种方式，使它们摆脱困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这种“父子”关系，是产生投资饥渴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论是在投入方面还是在产出方面，都没有成本观念和价格观念，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扩张。当然，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也存在某种对投资扩张的限制，如物质资源的限制和政治上的承受力的限制。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无限地进行投资，物质资源的“瓶颈”限制着各种投资活动。此外，过度投资是以牺牲当前人民生活的提高为代价的。如果人民对生活水平的下降产生强烈不满，也会给投资设置障碍。但是这些限制都是外在的。如不存在这些外在限制，或者在外在限制之内，扩张冲动就会是无限的。 科尔内由此得出结论，“紧投资”不能用计划失误来解释，也不能用投资机构的官僚主义来解释，紧投资是传统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紧投资造成物资全面紧张和短缺，而短缺又成为扩张冲动的原因，进一步推动紧张投资。正是这种恶性循环，使“紧投资”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特征而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2 “突进”和“减速”的投资周期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投资周期现象。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投资周期现象与经济增长政策有关。周期性波动是伴随急剧增长政策出现的，因此，只要增长政策适度，周期性波动就会中止。科内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投资周期与增长政策的变化无关，周期性波动是由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内在因素”引起的，而且具有“突进”和“减速”的特征。 投资周期呈现“突进”和“减速”波动剧烈的特征，首先与投资调节机制的突发性干预（“紧急刹车”和“加大油门”两种调节手段）相关。在周期中的上升时期，投资高涨，上级批准的投资项目不多增加，中央一级也开始增加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投资项目实施进度也越来越快。这一高涨阶段会一直持续到社会容忍限度的临界点。科尔内认为有三种容忍限度特别重要：一是外贸和国际收支成为问题，如果投资对国际收支产生严重影响，造成制定者就会遏制投资；二是投资项目与家庭消费“争夺”资源，群众严重不满。这也会迫使领导人限制投资；三是投资实施过程中碰到资源“瓶颈”的约束不能不“下马”。容忍限度临界点的出现，会导致投资的“紧急刹车”。许多投资项目被终止，一些项目的建设速度被减缓，对为下一期制定的投资目标也谨慎起来，投资的增长速度突然放慢。但是，这种情况过不了多久，由于超越容忍限度所引起的震荡效应缓解了，乐观情绪有重新抬头，投资速度又开始加快，周期又重新开始，直到碰到新的容忍限度临界点。 除了突发性干预外，科尔内认为“延期、灭火、延期”调节机制也是造成传统经济体制下出现投资“突进”和“减速”周期的原因。由于“紧投资”造成资源紧张，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存在着延期发展的诱惑。延期可以将释放出来的资源用于其他部门。但是这种延期迟早会碰到容忍限度，导致“火灾”，迫使经济领导人报延期的投资计划付诸实施，于是“火灾”扑灭。接着又重新开始延期，这样在投资中又出现了局部周期现象。 由于“延期、灭火、延期”的调节机制是在紧投资的基础上起作用的，因而“灭火”必然以另一方面投资的延期作为代价。这样做很快又会引起另一处“着火”。好比一个长期负债的人，总是要靠新债来还旧债。在这种循环中，负债是永久的，而且总是存在着到期的不容延缓的债务。因此，“延期、灭火、延期”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它与短缺和投资紧张恶性循环密切相关。只要短缺和投资紧张存在，延期和灭火的机制就必然存在。 科尔内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投资周期与资本主义投资周期有着重要的差别。差别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即使在周期波动峰顶点其可动用的积存也很多，碰到资源约束的情况是罕见的。而社会主义即使在周期波谷的最低点，可动用的积存也很少。而在周期的最高点，短缺在一切部门都严重到难以忍受的程度。 3 纵向的多级控制投资分配体系 科尔内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投资的分配和投资项目的审批是一个纵向的多级控制的体系。下级管理人员必须逐级向中级和高级人员提出投资申请。由于投资是一种“赠品”，下级管理人员为争夺投资额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在这种多级控制的体系中，除最高一级的以外，各级投资分配人员都具有双重的人格：“对下”他限制投资，“对上”他扩张投资。“对下”他拒绝一些投资要求，并同那些投资要求已获批准的部属讨价还价，试图压低成本预算；“对上”他提出比真正希望批准的份额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估计高出部分会被“砍掉”。这样，每一级投资分配者都为他管理下的各单位争取投资项目而“战斗”。这样，国民收入中投资和消费按怎样的比例分配的难题只出现在最高层分配者（例如国家计划局局长）之中。只有他们才感到这种分配是一种“内在”的难题。因为他们既要对投资负责，又要对消费负责。而这一难题对其他各级分配者来说只是“外在”的。他们仅仅是作为消费者，对发展消费感兴趣，而作为经济领导人，他们想到的只是必须为发展本部门争取更多的投资额。 在这种纵向的向下分配体制份额的链条中，分配的原则是什么呢？科尔内认为有两条：一是按过去的份额分配，二是根据短缺信号来调节。 按过去的份额分配，这一原则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的简单和方便，它以简单的经验为出发点，不断重复习惯性的决定。这种刚性的分配原则，导致比例僵化，加剧长期调节中的摩擦，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短缺信号是传统体制下影响体制分配的最重要信号之一。投资决策常常是对这种信号的滞后的反应。短缺信号包括：买者的队伍排得很长，未交货的订单积压很多，用户方面怨声载道，等等。这类信号会促使投资的分配者偏离“按过去的份额分配”的原则来给短缺部门分配投资。科尔内认为，短缺信号是一种“非价格信号”，它部分取决于数字资料，部分取决于分配过程中当事人的“音调”或“喧闹”，也就是投资的要求者与分配者之间的争论、讨价还价和斗争。 科尔内还指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利息水平对投资分配不起作用。由于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企业对利息率的变化反应微弱，利息率对企业不产生收入效应。即使投资利息率从8%上升到12%，投资需求丝毫也不会减少。因为各个要求投资者都知道，这里增加的4%是可以通过价格补贴、税收减免或提高价格而得到补偿的。同时，投资利息率的变化对投资品的分配也不产生替代效应。投资者在进行技术选择时，不理睬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中，利息率和工资被看成是相对的要素价格，如果利息率上升，企业就会更多地使用劳动力而减少资本的投入。可是这种利息率变化引起的替代效应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根本就不存在。 科尔内还指出，匈牙利即使在经济改革之后，其投资分配的纵向结构也没有完全改观。虽然允许企业保留部分利润，建立投资发展基金，但在投资领域依然存在着强烈的垂直依赖。企业的投资和盈利几乎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原因是经过财政的再分配，企业的原始利润率和实际利润率完全脱离，一方面赢利多的企业其利润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手段被抽走，另一方面亏损的企业又通过财政补贴等渠道得到补偿。企业的留利资金只能用于很小项目的投资，大中型项目投资仍不得不依靠中央银行的投资信贷和中央政府预算拨款的投资补贴来解决。这样，投资活动仍然处于行政控制之下，投资补贴仍然是一种“赠品”，投资饥渴状况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从科尔内对传统投资机制所作的描述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紧投资”状况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产物，可以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来改变。“紧投资”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无关，它只是传统体制的一种弊病，是软预算约束的产物，是社会经济系统缺乏自我约束机制的表现。我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要预算约束软化的旧体制得到改革，“紧投资”状况就可以消除。 第二，在改革行政管理为主的投资机制同时必须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不解决投资预算的软化问题，即使一时下放了投资管理权，最终还会因投资膨胀而被迫回到行政干预的老路上去。 第三，消除“紧投资”，造成较宽松的投资环境，可避免投资周期中的大起大落。投资出现周期性起伏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任务在于避免大起大落，使经济获得较平稳的发展。只有改变“紧投资”的经济环境，消除对投资的突发性行政干预，才能改变“突进”和“减速”以及“延期、灭火”模式的调节机制。 第四，加强利息率对投资分配的调节作用，是改革纵向多级控制分配体系的主要途径。必须把垂直的依赖关系变成为横向的依赖关系，扩大市场利息率对投资分配的调节作用，利息率要有一定的弹性。要允许企业之间横向的资金流动，不仅允许企业用自留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而且允许企业向其他部门投资，包括允许“企业创办企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进行配套的财政改革，改变通过财政再分配把企业赢利水平拉平的办法，使企业投资与企业赢利水平真正挂起钩来，让那些赢利多的企业真正拥有发展自己的物质力量。 参考文献： [1]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6. [2]段晓晨.政府投资项目全面投资控制理论和方法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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