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试论民国时期烟标与年画在功能上的共性 |
| 范文 | 孟剑飞 司春燕 【摘 要】烟标——纸烟的外包装物，是集绘画、摄影、设计于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年画——农历新年张贴在门上和室内墙上的，最具群众基础的民间传统绘画艺术。二者虽分属于不同的艺术载体，却都有着极为广泛的消费和受众群体。因此，在消费和流通环节中表现出极强的共性。文章通过二者在时事记录与传播功能，抗日救亡宣传功能，社会教化功能以及寓教于乐功能的共性分析，呼吁重视艺术载体中所蕴含的传统而优秀的哲学、审美思想，期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带来些许帮助。 【关键词】民国；烟标；年画；功能；共性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21-0120-02 烟标和年画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载体，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各自的艺术规律。烟标作为纸烟的外包装物，对纸烟起到保护功能的同时，为实现产品的销售需求以及迎合消费群体的审美需求，更注重对标面形式美的表达。而对于深受百姓喜爱的年画而言，除了起到过年时节增添节日氛围、美化环境的作用，更注重在精神上给予百姓驱邪避凶、祈福纳祥的心理慰藉，以及祈愿家宅安泰、人马平安等对美好生活向往与追求的表达。两种艺术载体在形式语言的表现目的上虽有不同，但在功能上却有着极强的共性特征。 一、时事记录与传播功能的共性 民国时期，商家为了打开市场销路，招徕更多的消费者，抓住消费者对时事关注的心理，借助时事事件的热点性、轰动性、时效性和广泛性等特点，纷纷在烟标和年画上做起了文章。尽管这一时期有报刊、杂志等大众新闻媒介，且具备一定的规模性和实效性。但作为拥有更广泛消费群体的烟标和年画而言，在承载时事内容和信息的同时，随着消费和流通环节的展开，可以更深入而广泛地将时事传播到各个阶层，其深入性和广泛性是其它媒介所不及的。民国烟标和年画的这一功能属性，自然就成为商家热衷的对象。 如上海光明兄弟烟厂的“99”牌烟标，标面上的“抗战八载，国土重光。九月九日，纪念流芳。光明烟厂，出品精良。九九香烟，请吸莫忘。”记录了中华儿女在经过八年抗战后，最终走向胜利的历史。中国华东烟公司的“北平”牌烟标，标面上“幽燕克复，改号北平。祝兹伊始，永享安宁。香烟纪念，以此而名。同胞乐用，藉表同情。”记录了1928年国民革命军将北洋军政府赶下台的历史。此外，还有中国光华烟厂的“8.9.”牌烟标，东亚烟草公司出品的“815”牌烟标等。年画方面如《南北军大战天安门》年画记录了1917年皖系军阀段祺瑞率军与张勋率领的复辟辫子军在天安门激战之事。《大战天津》年画，记录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天津人民遭受苦难惨状的历史[1]。此类年画作品还有《大战山海关》、《大战滦州》、《同盟军新立协约大国》等等。 二、抗日救亡宣传功能的共性 民国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国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救亡运动。民族卷烟工业和年画作坊在爱国志士和同胞们的声援下，以烟标和年画作为反抗外来侵略的阵地，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爱国主义立场，表现出了极强的民族氣节和爱国热情。尽管这一时期，百姓受教育程度不高，但烟标和年画以其图文并茂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视觉文本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了爱国同胞的广泛关注和青睐，并由此成为宣传和激励同胞奋起抗日的有力武器。 如中国福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918”牌、中国久益烟公司的“三省”牌、中国福昌烟公司的“马占山”牌、云南纸烟厂的“七七”牌等烟标，将抗日救亡、反抗侵略的视觉符号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突显于方寸之标面，对于鼓舞和激励同胞的爱国热情，唤起同胞的抗日决心，呼吁全民族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看这一时期的年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年画画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画笔创作了不少反映抗日救国的作品，如《十九路军抗日图》、《一挡十》等年画，歌颂了十九路军将士浴血奋战、奋勇杀敌、保卫国土的壮烈场面。再有，“穉英画室”创作的《木兰从军》，郑梅清发起，由十余位广告画家集体创作的《木兰荣归图》等作品更是借古喻今、指涉时政，号召同胞效仿古人、英勇杀敌，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 三、社会教化功能的共性 所谓教化，即在潜移默化中使人达事明理，由内在思想的变化进而影响人的外在行为。民国时期，伦理道德观念深刻影响和制约着民众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忠孝节义等一系列道德标准成为百姓追求的人格准绳，被认为是志高美德。长久以来，“忠孝节义”确定了以孝亲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以崇德节义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关系[2]。这一时期的烟标和年画以生动、形象的画面向黎民百姓灌输着“忠孝节义”这一传统道德观，给人以谆谆教化，起到了“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 “忠”本意尽心竭力、始终如一。《说文解字》中讲到：“忠，敬也，尽心曰忠”。“孝”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孔子仁学的基础，是中华民族道德规范的核心与本位。“节”表现为对一定政治、制度和道德理想始终不渝的信仰。同时，也指气节、节操，女子的贞节。“义”指“宜”，“义者，宜也”，即公正合宜的道理，又表示合乎正义。“忠孝节义”作为中国传统美德，对黎民百姓起到了积极的教育和规范作用。这其中最典型的是“二十四孝”、“劈山救母”、“木兰从军”等年画，以及中国忠信烟公司的“忠孝”牌、大英烟公司的“结义”牌等烟标。这些年画和烟标正是对“忠”、“孝”、“节”、“义”体现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要遵循道德准则的最好诠释。 四、寓教于乐功能的共性 “寓教于乐”观点最早见于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的著作《诗艺》中，其中这样阐述：“……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3]意为某种载体在带给受众快乐、愉悦和益处的同时，还对受众有所劝谕、帮助，以予榜样、助其明辨是非。民国烟标和年画在视觉文本的刻画中注重教育性和娱乐性的有机结合，将人性、人情、励志等题材以图符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注重道德教化和审美娱乐并重，让消费者在视觉审美愉悦中去感悟其中的内涵和道理，继而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受到教益。 如谢之光为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创作的月份牌年画，借用了“村童闹学”的传统年画题材，画面中孩童形象俏皮可爱、行为搞怪，有在捉迷藏、嬉戏、做鬼脸、有在熟睡的塾师眼镜上涂黑，画面氛围轻松、愉悦，好不热闹。让受众在视觉审美愉悦中感悟中国传统教育的“乐学”思想。再如，谢之光为奉天太阳烟草公司所绘的“孟母断机图”月份牌年画，画面中孟母左手指机、右手执刀，年幼的孟轲面朝母亲弓身拱手，描绘了孟母断机教子的情景。从中告诫受众，学习和织布一样，半途而废，只能是一事无成。民国烟标方面，如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长城”牌烟标，标面正版长城形象气势宏伟、绵延起伏，宛如一条巨龙，蜿蜒迂回在崇山峻岭之间；再如中国华醒烟公司的“王狮”牌烟标，四头母狮紧紧围卧于一头威猛慑人的雄狮周围，画面威风凛凛，使人敬畏。上述烟标图符使同胞在领略画面自身所带来的震撼和冲击的同时，实则在告诫同胞抵制洋货、购买国货，呼吁同胞要振兴实业、挽回利权。 五、结语 民国烟标和年画虽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载体，但在时事记录与传播，抗日救亡宣传，社会教化以及寓教于乐等功能上却表现出了极强的共性。笔者通过对二者功能共性的分析，试论了其中所蕴含的共性视觉语言，以及视觉符号中所折射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源。以期更好地探索民族的、传统的、优良的艺术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发扬带来些许帮助。 参考文献： [1]王树村.中国年画史[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2：232. [2]刘君李.“忠孝节义”观的形成及其当代价值[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11，23. [3][古罗马]贺拉斯.诗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41-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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