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范文 | 高全义 蒋小仙 摘要：文章利用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份、2005～2015年的短面板数据，采用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模型等研究了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这为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展、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一、前言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要素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几年来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我国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10.6%开始逐年递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在国内，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亟待调整。国外，美国强力回归实业，欧洲加速实施“再工业化”，我们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开放前30年有所不同，企业借助何种新的增长力量来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以推动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迫在眉睫，回首过去，在一百多年前就有经济学家把企业家才能作为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并列的四要素之一，把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利润相联系。时代经济发展须有时代精神支撑，企业的发展同样也少不了企业家精神的支撑。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新的问题正在考验着中国的企业家们。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企业家精神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根据《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私营和个体企业就业人数达到28077.1万人，是2000年的3.8倍，1994年的6.3倍。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不仅是绝对量的增加，而且相对数量也在上涨，其占总就业人数的比率也逐年增加，一般将这个比例称之为私人企业比率。由于个体和私营企业最具发展活力，更具创业精神的代表性，企业家精神在这些企业中最为活跃，此基础上将私人企业比率（个体&私营企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依赖程度指标，则我国经济对企业家精神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高。就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有学者在研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提出企业家精神主要通过创新和创业两种机制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杨宇，2008）。李宏彬，李杏和姚先国等（2009）在其研究中从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两个维度出发证明了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增长。 从图1可以看出，自2005年以来私人企业比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同时，2005～2015年我国的人均GDP也呈同步增长的趋势，这也站在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前人的研究。尤其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凸显的重要。如图1所示，我国GDP增长率在波动中下滑。因此，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任重而道远。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家精神会促进经济增长。 企业家一般不会直接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去，但是现实情况与理论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中，无论是从个人层次、企业层次还是社会层次出发来定义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活动都受到企业家精神的鼓舞。我国学者就此关系也开展了研究：阎兵（2001）认为企业家精神是技术创新的思想基础与首要条件、企业创新机制的运作有赖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技术创新的主动性和前瞻性。我国学者庄子银（2005）；范群林，吴花平（2015）；孟秀兰，刘巍巍（2016）等均在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研究中做了一定的学术贡献，在他们的研究中均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具有积极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许多学者（程开明；郝寿义、范晓莉；黄磊，程莉；罗洎，王莹）也通过实证分析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所以，根据以上研究，本文中提出以下假设： 假設2：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技术创新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中介效应明显。三、实证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首先，文章安排了如下所示的三个计量模型： ln_yij=β0+β1ESij+β2Xij+Di+μij（1） ln_patentij=β0+β1ESij+β2Xij+Di+μij（2） ln_yij=β0+β1ln_patentij+β2ESij+β3Xij+Di+μij（3） 根据研究需要我国学者温忠麟（2005）对于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本文共设定了四个模型来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检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首先模型（1）代表了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再次，模型（2）将探索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和统计性意义；最后，在前面几个模型的基础上为探索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设置了关系模型（3）。其中，μij表示扰动项；D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下标i和j分别表示各个省份和年份。 （二）变量 1. 因变量 实证模型的因变量是经济增长。由于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之一，本文用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来表示，在模型中用代表。 2. 自变量 实证模型的自变量是企业家精神，在本文中采用我国学者胡益鸣（2010）等的观点，用创业精神，即以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衡量企业家精神，在模型中用ESij来表示。 对于中介变量技术创新，我国学者刘凤朝，孙玉涛（2008）可代替技术创新的指标主要有经费支出、活动人员全时当量、专利授权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等。在本文中以专利授权量的自然对数值为技术创新的替代指标，并以n_patentij来表示。
3. 控制变量 Xij表示研究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和制度等变量，在本文中具体有： 人口出生率。本文以人口出生率作为人力资源的衡量指标。企业家市场的形成，与当地的人力资源状况有着莫大的联系。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源越丰富，则当地成为企业家的人数就愈多，该地的企业家精神就越显著。 老年人口抚养比率。代表了一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一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抚养比率越高，该地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一般来讲，年轻人更富有创业精神。然而，受老年人口抚养比率增高的影响，从绝对数量上来说，由于较多的老龄人口意味着青年一代数量的减少；从不利影响来讲，会加大年轻人的生活压力，打击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 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率。外商投资占GDP的比代表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意味着该地区有宽松的气氛、政策的优势、先进的技术和广阔的市场等，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传播。 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GDP的比率。用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GDP的比率代表该地区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该项指标越高，则说明越有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政府支出占地方GDP的比率。政府支出占地方GDP的比率代表的是地方政策的影响，一个地区的政府支出越多，意味着越多的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等。一方面，这有利于为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提供更多便利服务，如修建公路、设立法院等；另一方面，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对该地区企业家精神的不良影响。 （三）数据 本文收集了2005年至2015年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11年间的数据，主要来自于Wind数据库。四、回归分析及结论 首先文章进行面板数据的异方差检验，在本文中进行了BP检验和怀特检验。后者检验表明不存在异方差，而前者检验结果显示回归模型存在条件异方差，根据这两个检验我们得出，假设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同时，考虑到每个省份在不同时期的扰动项存在自相关，且为保证估计的准确性，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混合回归，回归结果印证了三个假设。 考虑到每个省份可能存在不同情况，即不随时间而变化的遗漏变量和随机效应的可能存在，本文在分别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稳健的豪斯曼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检验结果得p值均为0.0000，所以四个假设模型均强烈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将本文的中所涉及的三个模型一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处理面板数据。 如表4所示，本文在稳健性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变量假设关系的显著性检验： 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技术创新在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具体而言，本文所提3个变量在三个模型中的参数值及影响水平分别如下所示： 在模型一中，企业家精神的系数值为0.26，企业家精神1单位的增长会带来0.26个单位的经济增长的提升。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投入1单位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带来1.34个单位经济的增长。 在模型二中，自变量的系数值为0.42，即企业家精神每增加1单位技术创新会有0.42个单位的提高。在控制变量中，地方基础设施水平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影响，即基础设施水平每提高1单位，技术创新会有2.6个单位的增加。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GDP比越高的省份，技术创新活动越活跃。 在模型三中，企业家精神在1%的显著的性水平下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经济增长分别有0.097和0.38个单位的正向作用。在以上三个模型的中，检验结果均证明了我们的假设。技术创新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为此，我们的社会要培育和发扬企业家精神、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宇，郑垂勇.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8（18）. [2]李宏彬，李杏，姚先国，等.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10）. [3]阎斌，葛立杰.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J].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1（03）. [4]庄子银.企业家精神、持续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J].世界经济，2005（12）. [5]范群林，吴花平，邵云飞.文化科技产业中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J].财会月刊，2015（30）. [6]孟秀兰，刘巍巍，柴攀峰.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与技术创新：后发企业技术创新追赶机理与路径[J].科技和产业，2016（01）. [7]程开明.城市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创新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9（05）. [8]郝寿义，范晓莉. 城市化水平、技術创新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我国2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2（01）. [9]黄磊，程莉. 技术创新、政府投入与经济增长——基于重庆市的实证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2016（02）. [10]罗洎，王莹.民间投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04）. [11]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2005（02）. [12]胡益鸣.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0. [13]刘凤朝，孙玉涛.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03）.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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