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 范文 | 艾麦提江·阿布都哈力克+卓乘风+邓峰 内容提要：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商贸流通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方式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城市化对二者关系能够产生强化、协调效应。本文截取“一带一路”国内段2005-2015年的空间面板数据，借助SDM模型，以城市化为调节因素，考察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水平并不均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相关因素作用下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效应；“一带”沿线地区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所产生的积极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一路”沿线地区；城市化表现出显著的积极调节作用，尤其在“一带”沿线地区省域内和省域间的杠杆效应和示范效应较显著。因此，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应提高商贸流通专业化程度和城市化率，发挥其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商贸流通；经济增长方式；城市化；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0-0064-08 商贸流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产业，其显著的基础性、主导性等优势，在引导供给和需求方面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能够改善粗放型管理和经营模式，促使生产和流通领域更为集约化。在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其他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集约化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的协调化、稳定化作用是实现这一转型发展的主要力量。 随着新常态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商贸流通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然而，现阶段沿线地区，尤其是坐落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位置的中部、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体系不完整、区域集中度较低，城市化规模较小等诸多因素制约了商贸流通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先导性作用。因此，客观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商贸流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应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集约型增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献简述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商贸流通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商贸流通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并通过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周林林，2015），但是由于不同区域发展水平有所不同，因此商贸流通业的经济增长效应也表现出区域性特征（马铁成，2016）。此外，相关研究指出商贸流通在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当着举足轻重的战略角色，其间接功效大于直接功效，长期影响强于短期影响（王娟娟和秦炜，2015），其效率的提升对工业化、城市化具有推动作用（汤向俊和任保平，2014）。随后一些学者在商贸流通业的经济增长作用基础上，探讨了其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如徐永锋等（2015）的实证研究表明商贸流通业对发达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作用高于欠发达地区，其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程度的相差不明显，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董誉文（2016）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果商贸流通发展适应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要求，将会呈现阻碍作用，因此，要注重商贸流通业发展模式和运行效率；还有部分研究指出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对集约型经济增长，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均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09） 。 综上，已有文献主要从商贸流通业发展规模、效率等角度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商贸流通业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以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14个省市①为例，在梳理商贸流通产业对经济增长集约化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城市化的协调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提高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程度和城市化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假设 （一）商贸流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机制 商贸流通服务业可以增强国民经济的活跃性，能缓解各种形式的“资产的静止与沉没，资源的分散、闲置以及浪费”，以低成本优势突破经济存量困扰，促进经济形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首先，商贸流通业发展本身给予社会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其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必将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强烈的拉动作用。作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桥梁，专业化程度逐步提升的商贸流通产业通过及时掌握市场供求信息、有效控制和协调流通渠道，缩短社会生产和消费周期，使生产和消费结构得以优化升级，促进社会资源在区域间有效转换和合理配置，加深产业间的分工细化与产业转型升级。 其次，流通产业并非是独立产业，具有显著的带动价值和产业关联效应，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同时，促进交通运输、流通加工、仓储、货运代理等相关产业，以及由此可衍生出来的加工、租赁、广告等服務业的发展，优化业务流程，形成高效、耦合协调的运作机制，进而使得经济增长向更有效的方向转变。 再次，“一带一路”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与商品的流通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关系，随着其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引领和优化沿线地区商品生产的形态和运作方式。如果某地区的商品流通效率低于生产效率，将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而只有商品的生产规模与流通水平处于耦合协调状态，该地区的生产效率才能得以提升，从而有助于形成效率驱动型经济模式。 （二）城市化对商贸流通业专业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系的调节作用 城市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提高区域城市化率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以及转方式的必然要求，通过挖掘扩大内需潜力和调整需求结构，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扎实的动力。与此同时，商贸流通业是城市化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障，城市化率的提升需要繁荣商贸流通的支撑。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加重视城市化的作用（邓忠奇等，2015）。 首先，城市化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先决条件，也是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而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的商贸流通产业，在城市化进程中取得重大进展。随着区域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提升，对作为满足供求信息平台和载体的商贸流通业提出“继续扩充加密商业网点、提升服务分工精细化程度、促进业态转型与科技进步、加快产业聚集等”新的要求。城市化为流通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契机。其集聚效应，带来了生产、消费在空间上集聚与匹配，有利于转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进而推进流通业不断创新和演化、日益智能化、专业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提高，商贸流通业逐步呈现业态多元、空间布局多点的态势（王水平，2012），为此由于生产、消费空间上的相互接近带来的交易效率得以提高，从而能够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 其次，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正处于由资本、要素拉动转变为创新拉动的过渡时期，需要依靠创新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以批发、零售、餐饮、租赁为主的商贸流通企业作为服务行业的代表，借助于城市化提供的便利条件不断地加以改造和创新，并且将创新模式融入于其经营、服务、管理等方面，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和运作效率的提升。由此可见，城市化有利于商贸流通产业的创新水平的提升，进而使其演变为更加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 由于本地区城市化水平对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系的调节过程容易引起周边地区的观察，在经济、地理等空间因素作用之下相关决策的影响辐射到周边地区，进而对相邻地区将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溢出效应，图1是影响机制的简明示意图。 综上所述，提升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相应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城市化在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集约化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集约化的积极作用越显著。 假设2：城市化在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与经济增长集约型关系之间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 假设3：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促进作用及城市化的积极调节作用只限于本区域内，即临近地区相关决策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逆向溢出效应。 三、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测度分析 本文所选取的商贸流通业数据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指数为该产业的独立化程度，一般用一个地区商贸流通产业在全国商贸流通产业中所占的比例与该地区全部产业在全国总产业中所占的比例的比重来衡量，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i，j代表产业和地区，Eiv为产业i的增加值。如果Tcs>1，则说明该地区商贸流通产业增加值比例处于较高水平，并且其值越大反映越高的专业化程度；如果Tcs<1，则可判断该地区商贸流通业增加值比例处于较低水平，并且越小的比例反映越低的专业化程度。 图2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水平的历年演变趋势、以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对比。 从图2可知，全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水平并不高，总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并且区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带一路”地区历年平均专业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2007年开始出现的小于1的比例反映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水平偏低的现象；“一路”地区专业化程度均大于1，居全国首位，说明商贸流通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整个产业中处于较高的水平；“一带”地区专业化水平均低于1，并且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由于我国流通产业管理体制相对滞后，流通企业散小、竞争力不强、信息化水平虚弱，支撑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进而可能导致商贸流通产业分散化。因此，在制定更有效的决策基础上，更加注重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尤其是要把重点放在“一带”沿线地区的省市相关产业之上。 其中，Kt、Kt-1分别为第t、t-1年的资本存量，It/Pt为当年的实际投资，δt为第t年的资本折旧，并根据张军的方法将折旧率确定为9.6%（利用历年固定资产平减指数调整为以2005年为基期的实际投资）（张军等，2004）。 2.自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Tcs），各地区商贸流通产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程度利用公式1测算出的相应值来代替。 调节变量：城市化（URB），“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城市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一路”沿线地区城市化率较高，而“一带”地区较差的地理、自然条件导致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因此其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调节作用程度有所不同。考虑测算的普遍性，选取学术界公认的方法城市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 控制变量：考虑影响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素的针对性及指标的一致性，选取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因素。（1）区域科技进步水平（TE）：科技进步不仅仅直接提高生产效率，在宏观上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伴随着产业的改造、更新和替代，新型的高科技产业出现使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进而原有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在技术的牵引下开始逐渐向集约型转变，产生新型的经济模式。本研究以每万人所拥有的专利授权量来衡量各地区科技进步水平；（2）区域开放度（OPEN）：区域开发层次的提升可以增強区域间的贸易合作，有利于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产品价值地位的提升，以此提高产业层次和经济增长集约型程度。一般采用在区域国内生产总值中进出口贸易所占的比重来衡量，利用当年汇率，美元与人民币进行折算；（3）产业结构升级（IND）：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转型升级的基础，通过优化协调各产业间的生产要素来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形势。本文以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衡量，首先将产业从高级向低级排序，然后采用公式INDS=∑ni=1∑nj=1q（j）来进行计算，其中q（j）表示产业增加值。 3.数据来源与处理 考虑各地区数据的可得性和所选取指标的统一性，本文选用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2005-2015年14省市相关数据，原始数据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中整理得出的。由于各变量单位量不一致，为了消除变量的量纲效应，对给定数据以极差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二）研究方法 1.空间杜宾模型（SDM） 某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受到本地区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程度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地区商贸流通产业、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的效应。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来比较准确地反映流通产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该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一，在二进制和人均GDP空间距离权重矩阵下的Morans I的显著性检验呈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行为并非处于完全随机状态，而是具有明显的空间依存特征；其二，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的LR和Wald值表示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合理；其三，Hausman值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恰当，最终的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在考虑二进制空间权重矩阵下的效应时，表2显示本地区经济向集约化进程受到周边地区集约化水平的影响，如在城市化调节作用之下，除了“一路”沿线地区外，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显著的辐射效应，其效应系数分别为0.612、0.713、-0.236，且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整个“一带一路”和“一带”沿线区域中某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受惠于临近地区相应措施的积极效應；而“一路”沿线区域呈现逆向溢出，表明地区间存在着显著的虹吸效应，这可能由东部沿海地区间在要素和产品上的激烈竞争导致的。 首先，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本地效应，除了“一路”沿线地区外，均呈现显著的杠杆效应，其中“一带”地区所受惠的积极效应最为显著，因此得出与假设1恰恰相反的结果；由模型2和3可见，城市化除了“一路”沿线地区的模型2之外，均具有推进效应。在其共同作用下，商贸流通产业仍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将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与城市化的交互项引入模型3后得出，至少通过10%显著性检验的回归系数0.301、0.811、0.681，其中城市化对“一带”地区商贸流通产业与经济增长集约化关系的调节效应最明显，“一路”地区次之，说明该区域城市化率的提高，有利于扩大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边际效应。因此，回归结果支撑了假设2。 其次，从核心变量的溢出效应来看，不论城市化共同作用与否，“一带”沿线地区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均呈现积极的辐射效应，而整个“一带一路”和“一路”沿线地区在没有考虑城市化作用之下呈现-0.135、-0.237的虹吸效应，即加剧临近地区经济向粗放型演变；将交互项引入模型后，商贸流通业表现出系数为0.271、0.125、-0.307，且至少在10%水平下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交互项溢出效应系数分别为0.592、0.344、-0.282，且至少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除了“一路”沿线地区外，均具显著的示范效应。由于东部沿海的地区商贸流通业较发达、城市化率较高，可能导致区域间竞争的更加激烈，进而对周边地区产生逆向溢出效应。而欠发达地区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使商贸流通产业在区域内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发挥杠杆效应；最终可见，假设3未能得到充分验证，城市化在不同区域内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 再次，从其他控制变量的效应来看，科技进步对“一带”地区均产生积极的本地和外溢效应；区域开放度呈现出的积极贡献不是很明显，从国际分工低位来看，我国现有水平仍然薄弱，在对外贸易中所存在“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不利现象，为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于经济向集约型方向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该地区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较显著，尤其是对“一带”沿线地区产生最明显的正向直接效应，但其在省域间的溢出效应具有“挤出”性特征。 表3显示，在人均GDP空间权重矩阵下各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虽然发生有些变化，但其变化率不是很明显；从直接效应回归系数来看，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对“一带一路”地区的驱动作用变大，对“一带”沿线地区的刺激影响均变小。在“一路”沿线区域中，滞后效应扩大，积极效应缩小。在“一带一路”整体和“一带”沿线区域中，城市化对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与经济增长集约化关系的积极调节效应变弱，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286、0.398，而对“一路”沿线地区的积极效应变为-0.136的消极效应；从商贸流通业间接效应来看，“一带一路”地区在模型1中的负向溢出效应、“一路”地区在模型3中的消极外溢效应均变为显著的正向辐射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157、0.222；从交互项溢出效应来看，其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的辐射效应变为聚集效应，在“一带”地区所具有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扩大，对“一路”地区产生的逆向作用变为明显的“挤入”效应。可见，在区域之间人均GDP差异，对各地区经济从粗放型到效率型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并且具有区域性特征。从估计结果可判断，在部分区域中，所提出的3种假设未能得到充分的证实。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区域2005-2015年空间面板数据为支撑，实证检验了城市化对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总体水平并不高，且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区域差异也很明显，“一路”地区处于较高的水平；在不同空间权重下，我国“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空间关联性；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对整个“一带一路”以及“一带”沿线地区省内外经济增长集约化产生明显的带动效应，而对“一路”地区呈现滞后效应；在“一带”沿线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演变进程中城市化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并且具有较强的正向本地效应和辐射效应。虽然其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内产生杠杆性调节效应，但在不同空间权重中区域间所产生的协调贡献并非一致。其中对“一路”沿线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基本呈现出防御性效应；控制变量增强“一带”地区经济增长集约化的直接效应较显著，但其溢出效应未能完全表现出积极效果。在其余地区省域内外基本呈现出显著或不显著的挤出效应。 综上所述，商贸流通业的专业化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城市化的协调作用也非常明显。因此，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必须提高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化程度和城市化率，进而更加发挥其在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鉴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作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重点地区的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商贸流通业专业化水平低、区域发展不平衡，其根本原因是基础设施落后，专业人员缺乏。因此 “一带一路”战略地区应充分利用政府的支持，加大财政资金对铁路、公路、航空、水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同时要重视商贸流通业所涉及的专业人员的培养，通过明确从业人员在商贸流通行业中的岗位选择与就业趋势提高流通效率和专业化程度。 第二，加强地区之间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提高产业科技含量。逐步建立和完善西部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体系，继续扩大商贸流通业覆盖率，实现宏观层面的均衡发展；此外，随着商贸流通产业在经济增长集约化中作用的凸显，流通产业知识的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已成为现代社会知识、科技含量较高的领域之一，相应的经营、管理、服务方式等方面的知识化也在逐步增强，这就要求商贸流通企业借助新知识和先进技术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更好地实现流通产业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空间集聚应对硬件和软件积极进行技术改造与升级，促使流通业向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进而有效提升其产出效率和不断创新其服务模式。 第三，充分发挥城市化对商贸流通业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影响过程中的带动、协调作用。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发展、增大流通配置密度和服务强度、提高涉及领域的技术水平与生产水平，以此推动经济向更为有效率方向转变。因此，应该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针对城市化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城市群的建立，进一步转变商品流通发展方向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趋势。 第四，提高区域开放层次、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适当调整区域开放层次的同时，减缓区域间的竞争所导致的虹吸效应；由于区域间存在着空间关联性特征，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异质性特征，加强“一带”和“一路”沿线地区之间的地理空间联系和互动关联，实现各产业间的均衡稳定发展，并将其影响辐射到临近区域，推进更大区域的经济结构演变；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通过促进产业间劳动力的转移和有效分配，推动产业结构向高效化和合理化演变。 注释： ① 根据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一带一路”）的界定以及学术界的一般共识，本研究选取“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一道的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西南四省区市（广西、重庆、四川、云南），“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五省（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等14省份作为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1] 周林林.浅析商贸流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与路径[J].改革与战略，2015（7）：117-119. [2] 马铁成.我国商贸流通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对比[J].商业经济研究，2016（18）：130-132. [3] 汤向俊，任保平.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J].经济经纬，2014 （3）：67-71. [4] 徐永锋，吴赟，王志增.商贸流通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地区差异与动态比较[J].商业研究，2015，58（6）：1-8. [5] 邓忠奇，陈甬军.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评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 35（12）：94-109. [6] 王水平.基于城镇化视角的中国流通产业发展空间研究[J].财贸研究，2012（6）：29-34. [7] 赵文军，于津平.贸易开放、FDI与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基于30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2（8）：18-31. [8]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9] Algina， James & Bradley C. Moulder. A note on estimating the Jreskog-Yang model for latent variable interaction using Lisrel 8.3[J].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2001，8（1） 40-52. [10]Anselin， L. and Rey S. Properties of test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in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J].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1（23）：112-131. Abstract：As a bridge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rade circulation industry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and urbanization can strengthen and coordinate their relationship. Applying Spatial Durbin Model and choosing the urbanization level as a regulation factor，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e circulation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by using domestic sector of “Belt and Road” spatial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e circulation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level in areas along“Belt and Road” is not balanced， an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exists a clear spatial correlation effect under the role of related factors； the positive local effects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specialization of trade circulation industry o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in “Belt” areas a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in “Road” areas； the urban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especially its leverage effect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 are more significant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province in “Belt” regions. Therefore， we should improve trade specialization degree and the rate of city and play its positive role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nomic structure in “Belt and Road” strategic process. Key words：“Belt and Road”； trade circulation；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urbanization； moderating effect （責任编辑：维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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