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人口老龄化、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 |
| 范文 | 陈继勇+蒋艳萍+王保双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红利日益减弱；尤其在地区金融发展参差不齐的情况下，中国人口老龄化与FDI流入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在梳理人口老龄化和金融发展对FDI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和2000-2014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呈非线性负相关，且其抑制作用会因金融发展和地区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及时调整人口发展战略、提高劳动要素生产率、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FDI流入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金融发展；FDI；面板门槛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0-00177-09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帮助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不断上升，劳动人口占比日益下降（见图1），老年抚养比不断升高，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用工荒”和“未富先老”等问题日益显现。劳动力人口及其年龄结构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可通过生产率、收入、储蓄和资本收益等对FDI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Faruqee & Muhleisen，2003；李军，2013）。在地区金融发展差异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本文试图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的区位选择有何影响：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其次，利用2000-2014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将人口老龄化和金融发展同时纳入模型，考察二者对FDI流入的影响，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考察人口老龄化与FDI流入之间的关系是否依赖金融发展的变化。最后，鉴于地区间的金融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分地区分析金融发展对人口老龄化与FDI流入之间关系的影响。 一、实证分析框架的构建 （一）人口老龄化与FDI FDI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学界关于人口老龄化与FDI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结构与人口老龄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资本-劳动比率和经常项目（储蓄-投资）传导路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 1.资本-劳动比率。有关人口老龄化与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减少，使得该国资本-劳动比率上升，资本供给相对富裕导致资本收益率下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富余资本为追逐更高的资本收益率而倾向于流向资本相对稀缺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则资本流出越频繁（吕建兴和孙文凯，2015）。Borsch-Supan et al.（2001）发现上述现象尤其在工业化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未受到老龄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会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Krueger & Ludwig（2006）的研究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会促使资本-劳动比率上升、降低资本收益率，导致老龄化较慢的国家对FDI的吸引力增强，促使老龄化较快的国家更倾向于输出资本。但是，Davies & Reed（2006）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美国FDI流动的影响不显著，分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富国的人口老龄化对美国的FDI流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穷国的人口老龄化抑制了美国的FDI流出。 2.经常项目（储蓄-投资）。在封闭经济中，有恒等式S=I，但在开放经济中，这种均衡将被打破，而各国（地区）储蓄与投资的不均衡造成的经常项目变动将引起国际资本流动。在储蓄上，“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人在工作期内的储蓄保持上升，退休后则储蓄减少，即储蓄与年龄的关系曲线呈倒“V”型（Modigliani & Brumberg，1954）。Coale & Edger（1958）的“抚养负担假说”认为老年抚养比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重，会降低总体储蓄率，导致经常项目余额发生变动，进而影响资本流动。但是，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受寿命预期、预防动机、退休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个人储蓄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Ang & Maddaloni，2003；Carroll，2001等）。在投资上，Cutler et al.（1990）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投资需求不断减少，而部分学者认为投资与年龄的关系曲线与储蓄-年龄曲线一样都呈驼峰状，只是形态特征存在差异，前者的曲线“重心”偏向更年轻的年龄段，后者的曲线“重心”则偏向更老的年龄段。由于各国（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化不同，人口老龄化对各国储蓄和投资的抑制作用也不相同，由此引起的经常项目变化决定了资本流动的方向（Bosworth et al.，2004）。如果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储蓄下降速度慢于投资下降速度，则有净储蓄，资本相对充足，经常项目盈余，剩余储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追求更高收益而流向资本相对贫乏的地区；反之亦然。因此，人口老龄化与经常账户余额呈负相关，国际资本主要从人口老龄化较快的国家流向人口老龄化相对较慢的国家（朱超等，2013）。 （二）金融发展与FDI 中外學者早已肯定了金融发展对FDI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如Sayek et al.（2003）指出低效发展的金融体系不利于提高自主创业者的积极性，但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获得正向的FDI溢出效应。金融发展水平除了从企业的融资环境和FDI溢出效应的发挥来影响FDI流入外，还可以从资本收益率和储蓄-投资这两条路径来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孙力军（2008）认为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为企业融资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将潜在的溢出效应转变成现实生产力。服务便利化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流动，降低资本成本，使资本收益率上升，从而促进FDI流入；同时，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不仅能有效刺激储蓄率上升，促进资本积累，提高储蓄与投资的转化率，还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风险、改善企业的投资前景并提高盈利预期等，从而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Meon & Weill，2010；李运达、马草原，2010等）。对中国而言，除了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之外，金融抑制也是诱发FDI流入的重要因素，因为金融抑制使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大，导致中小企业对外资的依赖性增强。（Huang，2003）。然而，张亮和周申（2012）认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差异虽能刺激FDI流入，但这种促进作用不会一直存在。 综上所述，学者们主要从资本-劳动比率和经常项目（储蓄-投资）路径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但对于人口老龄化与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大部分学者支持人口老龄化与资本流出呈正相关的观点。然而大部分研究并未具体划分资本流动的类型，且大都采用国家面板数据来研究老龄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德国、日本、OECD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此外，金融发展在FDI流动中的作用不容忽视，金融发展和金融抑制不仅通过储蓄与投资影响经常账户失衡，还会通过资本配置影响资本成本和收益率，从而引起资本流动（王勋，2013；余官胜，2015）。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尝试将汇率、货币、资产组合等金融因素纳入模型中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一国储蓄、投资和经常账户的影响（Nicoletta Batini & Tim Callen，2006等），但多数文献都是单独考察人口老龄化或金融发展对FDI的影响，鲜有文献同时考察二者对FDI流入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口老龄化、FDI流入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试图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人口老龄化应对和招商引资策略提供参考。 （三）模型设定 人口老龄化、FDI流入与金融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金融发展不仅能通过提高储蓄-投资转换率降低融资成本，还能促进金融市场高效运行，优化资本配置，增强资本流动性，降低投资风险，从而刺激FDI流入增加。当一国的金融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即使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供给，拉高劳动成本，阻碍FDI流入，但由于资本收益率较高、投资风险较小，该抑制作用相对有限，还可能会因为金融发展带来的融资约束减小使得企业对外资的需求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的抑制作用增强；当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人口老龄化在抑制外资流入的同时，由于资本收益率下降、投资风险上升，使得FDI流入持续减少。 在金融发展的影响下，中国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究竟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借鉴Hansen（1999）的研究建立面板门槛模型，设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寻找金融发展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与FDI流入之间关系的门槛值，并对其显著性进行检验，从而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与FDI流入之间的关系是否依赖于金融发展的变化。实证模型设计如下： （四）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1.金融发展的度量。单一指标往往难以全面反映该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甚至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借鉴Beck（2002）、Levine（2002）、陈万灵和杨永聪（2013）等人的研究，本文选取金融相关率（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GDP）、金融效率（金融机构贷款/金融机构存款）、股票融资率（股票融资额/GDP）、债券融资率（债券融资额/GDP）和保险深度、保险密度这6个能反映信贷市场、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情况的指标来构建一个指标体系，再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到各省的金融发展综合水平（FD），该数值越大，表明该省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2.经济发展水平（lnpergdp）。邓宁（1981）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指出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位和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反映了资本供求能力及市场发展潜力的大小。通常认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资本的需求越旺盛，市场潜力越大，FDI流入增加。本文选取人均GDP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并对其进行对数处理。 3.贸易开放水平（open）。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实现技术扩散、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要素生产率等，一般认为对外开放度越高，发展前景越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越强。本文选取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表示贸易开放水平。 4.基础设施建设水平（jichushsh）。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网络和通信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有效降低交通运输、沟通、信息收集等多方面的成本来影响投资回报率。因为在生产全球化背景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可能需要从一个生产地运至另一个生产地来完成某个生产环节，制成品销售也需要依靠完善的交通网络运至世界各地，而发达的通信网络可以方便交流和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本文选取铁路和公路里程之和来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5.人力资本（human）。人力资本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高素质人力资本充裕有利于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FDI流入增加（沈坤荣和田源，2002）。鉴于FDI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更高，且中国已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多年，各地区的小学、初中入学率差异较小。因此，本文选取6岁及以上人口中获得高中以上文凭的人口占比表示人力资本。 6.劳动力成本（lnwage）。本文选取各地区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表示劳动力成本，并对其进行对数处理。工资水平提高意味着FDI的人力成本增加，投资收益下降，将不利于FDI流入的增加，尤其是劳动密集型FDI的流入。 鑒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最终选取2000-2014年3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各省市金融运行报告以及各省市统计网站①。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门槛效应检验 首先，我们要确定估计方程的门槛值大小和个数，进而确定估计模型的形式。在门槛值未知的情况下，传统F统计量的分布是非标准的χ2分布，故难以检验门槛值的显著性。Hansen（1999）曾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法）来模拟其渐近分布并检验其显著性。我们也采用同种方法分别在存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以及三重门槛的假设下对方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1。从检验结果来看，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而三重门槛效应却不显著，因此，本文将使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估计，门槛值分别为-0.315和0.03。 （二）门槛模型检验 为了与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作比较并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报告了OLS回归结果（见表2）。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成本后，（1）和（2）的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抚养比对FDI流入的影响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抑制FDI流入的增加，人口老龄化越严重，FDI流入减少越多。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劳动人口占比不断下降，用工年龄逐渐增大，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逐年攀升，人口红利日趋减弱，使得以往有力吸引外资流入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渐行渐远。这无疑大大降低了FDI流入中国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导致已有的部分流向更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地。此外，（3）和（4）的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抚养比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对FDI流入的影响不显著，若将老年人口抚养比、金融发展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同时纳入模型，那么交互项的影响系数将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金融发展的影响系数则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总体上是抑制FDI流入的。因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实际上主要表现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超前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滞后发展，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主要渠道仍是银行信贷，而通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等筹得的资金却相对有限，直接融资比例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金融市场效率低下，企业融资渠道过于单一。在实际投资过程中，跨国企业的部分资金来自于东道国，因而企业的生存、发展需要一个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作支撑。但是，扭曲发展的金融体系往往在放贷时束手束脚，不能及时、有效地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效率低下，从而阻碍了FDI的流入。再加上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使得人口老龄化、金融发展与FDI流入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根据上述门槛效应检验的结果，我们将使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5）。通过门槛值-0.315和0.03可将金融发展划分成三个区间，由此产生三个老年人口抚养比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根据交互项系数的变化可知随着金融发展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的影响表现为非线性负相关关系。当金融发展低于门槛值-0.315时，老年人口抚养比与金融发展交互项的影响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为-2.0545，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的提高，老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FDI流入就会减少2.0545亿美元；当金融发展跨过门槛值-0.315而低于0.03时，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的抑制作用变大，影响系数上升为-2.7092；当金融市场发展较好，金融发展跨过门槛值0.03时，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的抑制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当中国的金融发展处于中低水平时，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等发展较为滞后，银行等金融机构“独领风骚”。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下，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储蓄-投资转换率不高，企业融资便利减少、难度加大，成本增加，影响了投资收益。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资本-劳动比率升高，资本收益率相较于劳动价格偏低，将大大降低外商的投资热情，从而抑制FDI流入。当金融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资本市场逐步完善，企业融资渠道日趋走向多元化，直接融资比例上升，融资便利增加，市场效率提高，融资成本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口老龄化加重带来的资本收益率下降的影响。因此，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三）门槛区间的构成及变化 根据门槛值-0.315和0.03，我们可将金融发展分为低发展（FD≤-0.315）、中等发展（-0.315 （四）分地区检验结果 考虑到中国各地区间的金融发展和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本文将全样本分为中东部地区（中部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两个分样本来考察人口老龄化、FDI流入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与西部地区相比，中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资本市场发展较为完善，企业融资约束相对较小，但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2000-2014年，中东部地区的平均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2.34%，比西部地区高1.14个百分点，老龄化趋势更加明显。在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下，这些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与FDI流入之间的关系愈发微妙。因此，有必要对全样本进行分地区检验以便更深入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表4所示，在中东部地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而三重门槛效应则不显著，故使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估计，门槛值分别为-0.179和0.008。在西部地区中，单一门槛效应和三重门槛效应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而双重门槛效应却不显著，使用单一门槛模型进行估计，门槛值为0.039。 从表5的分地区检验結果可以看出基于中东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全样本估计结果相似，只是东部地区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在各区间内对FDI流入的抑制作用系数均小于全样本估计的系数。OLS回归结果显示中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随着金融发展的提高与FDI流入呈显著负相关，影响系数为-1.2009；在金融发展的影响下，双重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二者呈非线性负相关，当且仅当金融发展处于区间（-0.179，0.008]时才显著，其影响系数为-2.489。然而，基于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全样本估计结果不符，OLS回归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随着金融发展的提高与FDI流入呈正相关，而单一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则显示二者随着金融发展的提高呈非线性正相关，且当金融发展跨过门槛值-0.140时才显著。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资本市场发展较为滞后，银行信贷仍是当地企业的主要筹资渠道。所以，金融机构放贷时的“区别对待”（重国有、大中型企业，轻中小民营企业）使得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度加大，当地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等不断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资流入，而这些措施的促进作用超过了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的抑制作用，故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对FDI流入的影响系数为正。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梳理人口老龄化和金融发展对FDI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老龄化、FDI流入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区，FDI流入越少。但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的抑制作用有赖于金融发展的变化，二者在金融发展的影响下表现为非线性负相关关系，但金融发展跨过门槛值0.03后，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的抑制作用不显著。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下降，资本-劳动比例上升，劳动成本相较于资本收益率上升较快，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再加上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协调发展，金融资源难以得到有效分配，企业融资便利减少、成本增加，投资收益减少，将大大降低外商企业的投资热情和可能性，FDI流入减少。 2.金融扭曲發展是阻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寡头地位不可撼动，不仅发展速度快、规模庞大，还掌握了中国主要的金融资源，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市场的发展却十分滞后。金融市场的不协调发展不仅使金融市场效率低下，资本流动性下降，还让投资项目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投资风险增大。由于外商投资的部分资金有赖于东道国，而扭曲发展的金融体系往往会影响金融资源的有效分配，不能及时、有效地为外商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影响FDI的流入。因此，企业的生存、发展需要一个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来支撑。 3.分地区来看，中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随着金融发展的提高与FDI流入呈非线性负相关，这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相似，但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与上述结果不一致，其人口老龄化随着金融发展的提高与FDI流入呈非线性正相关。其原因在于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较为落后，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当地政府为谋求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等想方设法大力吸引外资流入，从而大大削弱了人口老龄化对FDI流入的抑制作用。 本文的政策启示：（1）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抑制FDI流入中国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里“未富先老”的典型代表，今后企图继续通过FDI流入来弥补国内金融资源匮乏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增加就业等将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需适时适地、有效地调整人口发展战略、延迟退休年龄。虽然我国已于2014年逐步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但由于生育意愿的转变、经济条件的限制等，人口老龄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对劳动力市场和对外经济等产生深远影响，吸引外资的能力下降。（2）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同时，不断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要素生产率，从而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用工短缺压力。（3）应继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注重金融创新，在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纵深业务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协调发展，使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便利化，逐步减轻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降低它们对FDI的依赖性。同时，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消除影响资本流动的障碍，从而通过提高资本收益率和安全性来吸引FDI流入。 注释： ① 为确保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部分变量在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进行了移动平均处理。 参考文献： [1] Bosworth B， Bryant R， Burtless G. The Impact of Aging on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Economy： a Survey[J].Available at SSRN 1147668， 2004. [2] Davies R B， Reed R R. Population Ag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ax Competition[Z].Oxford University Centre for Business Taxation Working Paper， 2006. [3] De la Croix D， Pierrard O， Sneessens H R. Aging and Pensions in General Equilibrium： Labor Market Imperfections Matter[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13， 37， （1）： 104-124. [4] Diamond P A. 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5，55（5）：1126-1150. [5] Faruqee H， Muhleisen M. Population Aging in Japan： Demographic Shock and Fiscal Sustainability[J].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3（2）：185-210. [6] Feroli M. Capital Flows among the G-7 Nations： a Demographic Perspective[J].Federal Reserve Board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2003. [7] Krueger D， Ludwig A. On the Consequences of Demographic Change for Rates of Returns to Capita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Welfar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7， 54（1）： 49-87. [8] Marchiori L. Demographic Trend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 an Integrated World[J].Economic Modelling， 2011，28（5）：2100-2120. [9] Sun W.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Global Imbalance： Evidence from cross Country Data from 1970 to 2010[J].Global Economic Review， 2012，41（4）： 361-377. [10]Vogel E， Ludwig A， Brsch-Supan A. Aging and Pension Reform： Extending the Retirement Age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J].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2： 1-27. [11]龚锋， 余锦亮.人口老龄化、税收负担与财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 2015（8）. [12]康传坤， 楚天舒.人口老龄化与最优养老金缴费率[J].管理世界， 2014（4）. [13]吕建兴， 孙文凯.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与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机制与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5（10）. [14]沈坤荣， 田源.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管理世界， 2002（11）. [15]宋琪， 马树才.基于资本投资视角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 [16]孙力军.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1）. [17]王勋.金融抑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J].国际经济评论， 2013（1）. [18]徐婧， 孟娟.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15（6）. [19]余官胜.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机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5（3）. [20]朱超， 林博， 张林杰.全球视角下的人口结构变迁与国际资本流动[J].国际金融研究， 2013（2）. [21]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III[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21-222. Abstract：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wani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uneven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FDI inflows becomes more subtle. Based on the mechanism that aging popul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affected FDI inflows， the paper uses panel threshold model and th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4 in China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FDI inflow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aging has significantly inhibitory effect on FDI inflows， which is different due to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s， but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nonlinear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FDI inflows. Therefore， we should timely adjust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deepen financial market reform in order to deal with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and attract more FDI inflows. Key words：population aging；financial development；FDI；Panel Threshold Model （責任编辑：关立新）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