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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的合理性诊断及演变特征
范文 王德利 杨青山


摘要 从规模分布、规模紧凑度、规模效率三个层面构建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三维诊断模型，将中国19个城市群看作19个大型城镇密集区，探索中国19个大中小城市群规模结构的合理性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19个城市群等级规模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分形特征，1995—2010年为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低合理发展阶段，2011—2015年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发展阶段；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指数及规模效率指数相对较高，而规模紧凑度指数较低。②规模结构合理性较高的城市群，基本位于中国东部地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城市群在中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均有分布；规模结构低合理城市群基本位于中国西部地区。③ 19个城市群中有14个属于规模集中型城市群，5个属于规模分散型城市群；特大城市群规模紧凑度高于中小城市群；东部城市群规模效率普遍高于中西部城市群。④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规模结构趋优型、规模结构波动型、规模结构趋劣型；规模结构趋优型城市群一般为双中心或多中心结构，而规模结构波动型及规模结构趋劣型城市群一般为单中心结构。⑤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演变轨迹可归纳为由多个“S”形曲线构成的大“S”形演变曲线，具体可划分为不合理阶段、低合理阶段、中等合理阶段以及高合理4个阶段。⑥未来应在巩固国家级城市群地位的同时，加快提升区域中等城市群的发育水平，充分发挥城市群规划的引导和控制作用，推动城市群朝着双中心或多中心方向发展，构建大、中、小规模等级合理的紧凑型城市群结构体系。
关键词 规模结构；诊断模型；演变特征；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9-0123-10 DOI：10.12062/cpre.20180415
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地域单元，其规模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关系着城市群功能的发挥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合理的城市群规模结构要求大、中、小城市群協调发展，城市群内部等级城市之间保持完善的金字塔比例关系，首位城市的职能作用可以通过城市群网络结构扩散到中小城市。中国城市群规模分布不平衡，空间发展差异性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群综合实力的提升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城镇规模过于集中或过于分散均不利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发挥，科学识别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准确判断城市群未来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对于增强城市群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及辐射带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早在20世纪初，城市体系的分布规律便成为城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德国学者Auerbach在1913年首次提出城市规模分布的概念，认为帕累托分布可以近似拟合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规模分布；Jefferson[1]对51 个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进行研究，提出了城市首位法则；Zipf[2]进一步拓展了城市体系研究视野，提出了帕累托指数近似于1 的齐普夫定律；立足于城市体系的指数分布，Mandelbrot于1977年出版了《分形：形态、偶然性和维数》，正式提出了集系统思想和几何学于一体的“分形理论”以及分维数理念，将分形理论用于城市体系分布规律的探讨。国内关于城市规模结构研究的起步较晚，自20世纪80年代起，严重敏[3]、周一星[4]、顾朝林[5]、刘继生[6]等使用位序-规模法则、帕累托定律、分形理论等方法，对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进行论证分析，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特征的针对性研究方面，相关学者主要采用Gibrat法则[7]、首位度[8]、回归斜率[9]、城市规模分布基尼指数[10]等多种实证分析方法，解释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的基本特征及发展规律。从研究区域来看，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的研究主要以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辽中南、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9-12]等单个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
以上相关研究为本文奠定了较好的理论与实证基础，但以往学者大多采用单一非农业人口指标探讨城市群层级特征，低估了流动人口在城镇人口规模中的重要作用，在城市群逐渐成为外来人口主要集聚地以及国家人口统计口径发生变动的情况下，难以准确反映城市群实际人口规模。另外，以往关于城市群规模结构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城市群，且研究数据大多采用截面数据分析，缺少城市群间规模结构特征的对比分析及长时间序列的演变规律总结。基于以往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本文从规模分布、规模紧凑度、规模效率三个层面构建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三维诊断模型，将中国19个城市群看作19个大型城镇密集区，判定1995—2015年中国19个城市群构成的大中小城市群规模结构体系是否合理，并对19个城市群自身规模结构的合理性进行量化分析，系统总结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类型，推导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的演变规律，最后提出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化发展的针对性提升对策，以期对中国城市群的建设发展及相关规划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及实践参考。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的相关说明，参考相关学者[13]界定的城市群空间范围，研究对象确定为五大国家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八大区域性城市群（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中原、关中、北部湾、天山北坡）及六大地区性城市群（晋中、滇中、黔中、兰州-西宁、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共计19个城市群，涉及197个城市（自治州）。
1.2 研究方法
1.2.1 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诊断模型：UDCE模型
构建由城市群规模分布指数（SDIi）、规模紧凑度指数（SCIi）、规模效率指数（SEIi）构成的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三维诊断模型（简称：UDCE模型），计算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USRIi）。
1.2.3 基于UDCE模型的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判别标准
当USRIi=1，认为此时城市群城市体系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最优分布，USRIi越接近1，则表明城市群规模结构越合理。本研究设定0.8≤USRIi<1为城市群规模结构高合理区，0.6≤USRIi<0.8为城市群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区，0.4≤USRIi<0.6为城市群规模结构低合理区，USRIi<0.4为城市群规模结构不合理区。
1.3 数据来源
以往中国出版的各类反应城市人口规模的相关年鉴主要以非农业人口为标准，但2009年之后因统计口径的变革，权威统计年鉴上不再有非农业人口这个指标。人口普查数据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城市群人口规模结构，但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跨度较大（一般为10年）。同时，由于城市群地区是中国外来人口跨区域流动的主要集聚地，采用“户籍人口”、“非农业人口”等指标难以准确反映城市群的实际城镇规模。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及数据的连续性，本研究采用城镇人口作为反映城市群城镇规模的指标之一，同时，将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及经济指标（考虑到第一产业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本文利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反映城市群城镇经济规模）进行综合考量，减小单一量化指标的误差。其余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1995—2016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历年对应省、市统计年鉴等。
2 中国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的合理性诊断及时空特征
2.1 中国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的合理性诊断
将中国19个城市群看作19个大型城镇密集区，研究中国19个大中小城市群的规模结构合理性。历年数据做出的城市群规模分布相关系数均较高，基本都处于0.80以上，这说明模型拟合值和实际值比较符合，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中国19个城市群等级规模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分形特征。1995—2014年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呈现波动增长态势，基于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判别标准，可以看出1995—2010年为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低合理发展阶段，2011—2015年为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发展阶段。但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并不是一直处于上升态势，USRIi指数从1995年的0.533上升为2001年的0.594，2004年下降到0.547，之后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从2005年的0.548波动上升为2015年的0.665。
从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的分要素特征来看，1995—2015年，中国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指数及规模效率指数相对较高，而规模紧凑度指数较低；城市群规模分布指数呈现波动增长态势，1995—2009年间规模分布指数变化不大，而2010—2015年从0.734增长到0.809，增长幅度较高；尽管城市群规模紧凑度指数较低，但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从1995年的0.153提高到2015年的0.311；规模效率指数呈现先降后升的“U”形演变趋势，从1995年的0.621上升为2000年的0.795，之后出现连续回落，2005年降为0.607，2006—2015年持续上升，2015年提高至0.820。进一步分解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指数，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群经济规模分布指数<人口规模分布指数<建设用地规模分布指数，且城市群人口规模分布指数、建设用地规模分布指数及经济规模分布指数均小于1；这说明，中国19个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分散，城市群城镇人口、建设用地及经济规模的分布差异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首位城市群的垄断性较强；但也不是绝对的垄断地位，从城镇人口及经济要素来看，城市群间比例不太均衡，差距较大，但从建设用地指标来看，相对比较均衡，差距较小，这也说明中国城市群的等级规模结构体系尚未成熟（见表1）。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19个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具有分形特征，但规模结构不尽合理，规模紧凑度较低成为阻碍中国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大城市群的垄断性较强，尽管中小城市群数量较多，但发育不完全，这也导致中国东部城市群对中、西部城市群的带动作用不足；未来应进一步加强中国中、小城市群的发展，尤其是弥补中等城市群发育不足带来的诸多问题。
2.2 中国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的空间分异特征
对中国19个城市群1995、2000、2005、2010、2015年五個时间节点规模结构的合理性进行量化评价分析，从中探索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变化的空间特征及分异规律。
1995年，中国城市群以规模结构中等合理、低合理及不合理三种类型为主；东部地区的长三角、山东半岛、珠三角、海峡西岸城市群，中部地区的长江中游、中原城市群以及西部地区的成渝、北部湾城市群属于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城市群；辽中南、哈长、京津冀、滇中、晋中、黔中、关中、呼包鄂榆、天山北坡为规模结构低合理城市群；西部的兰州-西宁及宁夏沿黄城市群属于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群。
2000年，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与1995年排序类似，其中，东部地区的长三角、海峡西岸城市群进入规模结构高合理阶段；中部地区的长江中游、晋中城市群以及西部的成渝、北部湾、滇中、兰州-西宁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相比1995年略有下降，但规模结构合理性发展阶段没有显著变化；东北地区的辽中南城市群从规模结构低合理阶段进入中等合理阶段。
2005年，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较高的4个城市群均位于中国东部地区，分别为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山东半岛城市群，但长三角及海峡西岸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略有下降，中部地区的中原城市群位居其后，以上5个城市群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城市群；其余城市群均为规模结构低合理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处于0.400～0.587之间。
2010年，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最高的四个城市群依旧为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山东半岛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进入城镇规模结构高合理区；中部地区的中原、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地区的成渝、北部湾、呼包鄂榆城市群以及东北地区的辽中南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位居其后，均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区；规模结构低合理城市群均位于中国中西部及东北地区。
2015年，东部地区城市群主要以规模结构高合理类型和中等合理类型为主，长三角、珠三角为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高合理的区域，规模结构合理化指数分别为0.895、0.857，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京津冀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城市群；其次，中部地区的中原、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的成渝、呼包鄂榆、北部湾、关中城市群以及东北的辽中南城市群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城市群；东北地区的哈长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为0.584，即将进入规模结构中等合理阶段；规模结构低合理城市群主要位于中国西部地区，包括宁夏沿黄、黔中、滇中、天山北坡、晋中及兰州-西宁城市群（见表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95—2015年，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及高合理城市群从1995年的8个提升至2015年的12个，且有2个城市群进入规模结构高合理阶段。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的空间分异特征较为明显，长三角、珠三角作为中国两大首位城市群，同时也是规模结构合理性最高的城市群，均位于中国东部地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城市群在中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均有分布，但从占比来看，东部地区及中部地区居多；规模结构低合理城市群基本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究其原因，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其城市群的发展也处于非均衡发展态势；东部城市群基本进入稳定或相对成熟发展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由于群内城市节点数量较少，尚处于城市群雏形发展阶段。明确城市群发展阶段，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差异化城市群发展战略，是完善城市群规模结构的重中之重。
2.3 中国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的空间分要素特征
2.3.1 规模分布特征
基于规模分布指数SDIi的计算模型对中国19个城市群、5个时间段、3个指标（城镇人口规模、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经济规模）的规模分布指数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285个相关系数（R2）中，157个大于0.9，93个介于0.8～0.9之间，其余35个介于0.7～0.8之间。这说明中国城市群城镇人口规模、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及经济规模均具有典型的分形特征。1995—2015年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城市群，中部的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的黔中、天山北坡城市群以及东北地区的哈长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指数略有下降，其余城市群规模分布指数基本都处于优化提升状态。2015年城镇规模分布指数较高的城市群包括海峡西岸、呼包鄂榆、辽中南城市群，SDIi指数分别为0.972、0.966、0.902；其次，中原、长三角、山东半岛、成渝、长江中游、宁夏沿黄、北部湾城市群的规模分布指数也较高，均处于0.80以上；黔中、兰州-西宁城市群规模分布指数较低，处于0.60以下。基于Hausdorfplg指数进一步对中国城市群规模分形特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1995—2015年海峡西岸、中原、呼包鄂榆三个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类型有较大变化，其中，海峡西岸、呼包鄂榆城市群从城镇规模集中型演变为规模分散型，而中原城市群从城镇规模分散型演变为规模集中型。其余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类型在1995—2015年没有变化，东部地区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属于规模集中型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属于规模分散型城市群；中部地区的中原、晋中城市群属于规模集中型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属于规模分散型城市群；西部地区除呼包鄂榆城市群外，其余城市群均属于规模集中型城市群；东北地区的辽中南及哈长城市群分别属于规模分散型和规模集中型城市群（见表3）。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群规模分布特征与城市群的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关联。中国19个城市群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城镇规模分布存在偏离或接近Hausdaufplg指数为1时的理想状态，这说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城市群等级规模分布的非均衡状态将会持续，城市群规模结构仍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2.3.2 规模紧凑度特征
1995年长三角及海峡西岸城市群城鎮规模紧凑度最高，SCIi指数分别为0.558、0.505；珠三角、中原及山东半岛城市群SCIi指数次之，分别为0.431、0.375、0.332；北部湾、滇中、哈长、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天山北坡城市群SCIi指数最低，均处于0.10以下。2000年、2005年中国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指数的空间分异特征与1995年类似。2010年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中原城市群城镇规模紧凑度指数最高，分别达到0.688、0.572、0.589、0.508；其次为成渝、山东半岛、京津冀城市群，SCIi指数分别为0.488、0.442、0.354，晋中、滇中、兰州-西宁、哈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天山北坡城市群SCIi指数最低，均处于0.16以下。2015年珠三角、长三角、中原、海峡西岸、成渝城市群城镇规模紧凑度指数最高，分别为0.822、0.797、0.560、0.534、0.515；其次为山东半岛、京津冀、黔中、长江中游城市群，SCIi指数分别为0.491、0.400、0.336、0.317；晋中、兰州-西宁、哈长、滇中、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天山北坡城市群SCIi指数最低，均处于0.20以下。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群规模紧凑度指数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东部城市群普遍较高，中部城市群次之，西部及东北地区城市群最低。从城市群规模体量与规模紧凑度的联系来看，特大城市群规模紧凑度总体好于中小城市群，这主要是因为特大城市群城市发展基础较好，工业基础雄厚，具备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同时，由于特大城市群具有较为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更容易集聚各种优势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城市群朝着紧凑集约的方向发展。
2.3.3 规模效率特征
1995年中国城市群规模效率较高的城市群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分别为滇中、北部湾、中原、山东半岛、长江中游城市群。2000年规模效率较高的城市群逐步向东部地区转移，规模效率较高的前7位城市群分别为北部湾、中原、海峡西岸、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城市群，SEIi指数均处于0.75以上。2005年东部城市群规模效率进一步提升，珠三角、长三角、哈长、京津冀城市群规模效率指数较高，西部的成渝、兰州-西宁、呼包鄂榆、关中、黔中、宁夏沿黄城市群规模效率指数较低。2010年中国城市群规模效率的空间特征更加明显，前六位城市群分别为珠三角、长三角、呼包鄂榆、山东半岛、京津冀、海峡西岸城市群，中部地区的晋中、中原及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别处于第8、10、11位；西部地区的滇中、成渝、关中、兰州-西宁、黔中、宁夏沿黄城市群规模效率最低，均处于0.60以下。2015年珠三角、长三角、呼包鄂榆、山东半岛、京津冀、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城市群规模效率最高，均在0.80以上；规模效率较低的城市群均处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包括成渝、黔中、滇中、晋中、宁夏沿黄、兰州-西宁城市群，规模效率指数均在0.65以下。综合1995—2015年中国城市群规模效率的演变规律来看，中国城市群规模效率演变类型可划分为三种，包括上升型、“U”形变化型、下降型；规模效率上升型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呼包鄂榆及天山北坡城市群；规模效率“U”形变化型包括山东半岛、海峡西岸、长江中游、中原、成渝、关中、黔中、宁夏沿黄、辽中南、哈长城市群；规模效率下降型包括晋中、北部湾、滇中、兰州-西宁城市群；2015年东部地区城市群的规模效率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未来中国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城市群规模效率的提升，是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化发展的重要路径。
3 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类型划分及演变规律
3.1 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演变类型划分
综合1995—2015年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可将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规模结构趋优型、规模结构波动型（过程波动，但总体变化不明显）、规模结构趋劣型（见表4）。规模结构趋优型城市群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海峡西岸、成渝、关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辽中南、哈长13个城市群；规模结构波动型城市群包括中原、北部湾、黔中3个城市群，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在研究区间内呈现波动变化态势，但总体变化趋势不明显；规模结构趋劣型城市群包括长江中游、晋中、滇中3个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呈下降趋势。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国东部地区均为规模结构趋优型城市群；中部地区3个城市群中有2个（长江中游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属于规模结构趋劣型，1个（中原城市群）属于规模结构波动型；西部地区9个城市群，绝大多数（关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成渝城市群）属于规模结构趋优型城市群，北部湾、黔中城市群属于规模结构波动型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属于规模结构趋劣型城市群；东北地区2个城市群均为规模结构趋优型。进一步对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的演变类型与空间结构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规模结构趋优型城市群一般为双中心或多中心结构，而规模结构波动型及规模结构趋劣性城市群（除长江中游城市群外）一般为单中心结构城市群。这主要是因为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单中心城市群基本都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单中心结构容易形成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周边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向首位城市聚集，城镇规模结构过于集中，而周边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及人口的动力不足，不利于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及总体效率的发挥。
3.2 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演变规律
基于对1995—2015年中国19个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及演变特征的综合考量，可以看出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与城镇化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规模结构高合理城市群均位于城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国东部地区，中等合理城市群在东、中、西部均有分布，低合理城市群基本位于西部地区。研究区间内，中国19个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受城镇规模分布、规模紧凑度以及规模效率的多类型变化规律影响，导致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在上升过程中出现波动。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在经历一定上升过程后，期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这并不是说明城市群整体发展水平出现下降，相反，这验证了埃尔·莎科斯等人的研究，一个区域在经济起飞前属于均衡状态，是位序规模分布，而在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均衡状态被部分大城市动摇，区域呈首位分布。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在城市群发育过程中， 呈现整体上升、短期波动甚至区间下降的演变趋势。本研究将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演变轨迹归纳为由多个“S”形曲线构成的大“S”形演变曲线（见图1），具体可划分为不合理阶段（USRIi<0.4）、低合理阶段（0.4≤USRIi<0.6）、中等合理阶段（0.6≤USRIi<0.8）以及高合理阶段（0.8≤USRIi<1）。在每个发展阶段内，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出现一次甚至几次过程下降（B-C阶段、D-E阶段），但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A-F阶段）。在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及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呈现高位阶段的波动变化（F-G阶段）；同时也不排除，由于受政策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城市群规模结构出现过度集中或过度分散，导致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出现较大幅度下降（F-H阶段）。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本文从规模分布、规模紧凑度、规模效率三个层面构建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三维诊断模型，将中国19个城市群看作19个大型城镇密集区，判定中国19个大中小城市群的规模结构合理性及演变类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19个城市群等级规模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分形特征，1995—2010年为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低合理发展阶段，2011—2015年为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发展阶段。中国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指数及规模效率指数相对较高，而规模紧凑度指数较低；首位城市群的垄断性较强，但也不是绝对的垄断地位，中小城市群数量較多，但发育不完全，中国城市群的等级规模结构体系尚未成熟。
（2）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的空间分异特征较为明显，长三角、珠三角作为中国两大首位城市群，同时也是规模结构合理性最高的城市群，均位于中国东部地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城市群在中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均有分布，但从占比来看，东部地区及中部地区居多；规模结构低合理城市群基本位于中国西部地区。
（3）城市群城镇人口规模、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及经济规模均具有典型的分形特征；2015年，19个城市群中有14个属于规模集中型城市群，5个属于规模分散型城市群。城市群规模紧凑度指数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东部城市群普遍较高，中部城市群次之，西部及东北地区城市群规模紧凑度指数最低；特大城市群规模紧凑度总体好于中小城市群。城市群规模效率演变类型包括上升型、“U”形变化型、下降型；东部地区城市群的规模效率普遍高于中西部城市群。
（4）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规模结构趋优型、规模结构波动型、规模结构趋劣型；东部地区城市群均为规模结构趋优型，中部地区城市群以规模结构趋劣型和规模结构波动型并存，西部及东北地区城市群基本以规模结构趋优型为主。规模结构趋优型城市群一般为双中心或多中心结构，而规模结构波动型及规模结构趋劣型城市群一般为单中心结构。
（5）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指数在城市群发育过程中，呈现整体上升、短期波动甚至区间下降的演变趋势。本研究将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演变轨迹归纳为由多个“S”形曲线构成的大“S”形演变曲线，具体可划分为不合理阶段、低合理阶段、中等合理阶段及高合理4个阶段。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的量化分析，为优化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构建分布合理、层级完整、功能互补的城市群体系，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巩固国家级城市群地位的同时，加快提升区域中等城市群的发育水平，构建大、中、小规模等级合理的城市群结构体系。未来应在提升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三个国家级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的基础上，选取区位优势及发展潜力较好的中等城市群，加快破除规模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积极培育中等城市群，構建大中小规模等级合理的城市群结构体系。
第二，构建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城市群规模结构体系，提高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质量。基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生态环境容量，划定城市群建设用地永久增长边界及人口城镇化合理增长区间，优化城市群规模结构分布及空间布局，正确处理好城镇化“质”与“量”的关系，提升城市群空间开发效率及综合发展水平。
第三，推行“紧凑型”城市群发育模式，提高城市群规模紧凑度。城市群规模紧凑度较低是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优化提升的主要障碍，未来应重点通过引导性政策，吸引功能定位相符的相关资源向规模紧凑度较低的城市群集聚，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集聚在不同城市节点的合理配置。加强规模紧凑度较低城市群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强化城市群内的联系与交流，形成点-轴-面协同发展的城市群规模结构体系。
第四，推动规模结构趋劣型及波动型城市群朝着双中心或多中心方向发展。未来应针对规模结构趋劣型及波动型城市群，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重点培育城市群内次级中心城市的发展，加快构建双中心或多中心城市群发育模式，将城市群的“差距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辐射带动城市群内中小城市的发展。
第五，打破城市群内的行政壁垒，完善城市群顶层设计。中国19个城市群中有10个属于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由于“行政区经济”的运行特点，造成群内各自为政、定位雷同、无序扩张、重复建设等问题突出。建议在国家发改或建设部门成立“中国城市群建设发展司”，完善城市群顶层设计，加快消除阻碍城市群规模良性发展的户籍制度、行政壁垒、市场准入等问题。
第六，充分发挥城市群规划的引导和控制作用，防止城市群规模无序扩张。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类型的城市群编制针对性引导规划，明确城市群功能定位、战略重点、城镇布局、产业分工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生态环境共育机制等，创新城市群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引导城市群朝着良性竞争与协同合作的方向发展。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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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diagnostic model for assess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cale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s： scale distribution， scale compactness， and scale efficiency. We considered 19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as 19 largescale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studied the rationality and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ale structures of 19 large， moderate， and smallsized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This study showed following results： ①The scale distribution of 19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had obvious fractal characteristics. From 1995 to 2010，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scale structure was in low reasonable stage， and from 2011 to 2015，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scale structure was in medium reasonable stage. The scale distribution index and scale efficiency index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were higher， while the scale compactness index was lower. ②The urban agglomeration with the reasonable scale structure was basically loc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 The medium reasonable urban agglomerations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middl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The low reasonable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mainly locat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③ 14 of 19 urban agglomerations belonged to the largescale centralized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five belonged to the largescale decentralized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scale compactness of megacit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y group. The scale efficiency of eastern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central and western urban agglomeration. ④The scale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including the positive scale structure， the fluctuating scale structure and the negative scale structure. Urban agglomerations with positive scale structure development typically had a dualor multicenter structure， while urban agglomerations with fluctuating or negative scale structure development usually had a singlecenter structure. ⑤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the size structure rational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s a large ‘Sshaped evolutionary curve composed of multiple smaller ‘Sshaped curves. Specifically， this curve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irrational stage， the lowrationality stage， the moderately rational stage， and the highly rational stage. ⑥In the future， while consolidating the status of nationallevel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egionallevel urban agglomerations should be increased， the guidance and control offered by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oriented towards a dualor multicenter structure should be promoted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rational and compact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large， moderate， and small size structures.
Key words scale structure； diagnostic mode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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