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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基于灾害学视角的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

范文

孙才志　董璐

摘要在对水贫困相关理论理解的基础上，以灾害风险管理作为研究切入点，构建中国农村水贫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经济、社会、生态和资源4个子系统共44个指标组成。对2000-2011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农村水贫困风险进行测算的情况下，将各省份4个子系统风险得分与农村水贫困风险得分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不同地区子系统发展状况，为降低水贫困风险状况，实现子系统的适应性发展寻找方向。进一步了解我国农村水贫困风险的空间分布状况，利用有序聚类，对31个地区进行分类，将农村水贫困状况分为3类：高度风险水贫困、中度风险水贫困、低度风险水贫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水贫困状况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地区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大部分省（市）农村地区属于中高度风险水贫困状况，低度风险水贫困多为东部沿海省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地区社会配套设施完善，水贫困风险压力较小，但应积极协调各系统综合发展，降低子系统灾害风险，实现农村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关键词农村水贫困；灾害风险指数；主客观赋权法

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3-0083-10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3.013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的瓶颈问题。随着我国人口的膨胀和城镇化脚步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于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愈演愈烈，干旱等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问题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水贫困基于一般的贫困理论，综合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以及人们利用水资源的能力和生计影响等多维度考虑，形成了关于水资源短缺相对独特的研究视角，为水资源短缺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1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水贫困的研究较早，但起始阶段的研究多为思辨性成果，并没有形成分析框架，直到1989年瑞典水文学家 Falkenmark，提出以人均水资源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水资源供需关系是否紧张的指数（Hydrological Water Stress Index，HWSI）[1]，才真正开启了对水贫困测度的研究，但HWSI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水质以及社会供水能力等问题，其指标构建方法也对水资源短缺评价有较大的主观性影响。为了消除HWSI的缺陷，德国学者Leif Ohlsson在HWSI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水缺乏指数该指数融合了人文发展指数（HDI），建立起了水资源缺乏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阐述了水贫困对社会系统产生的影响作用，但由于HDI指数涵盖的有限性，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等相关的人类活动无法在指数中有所体现，利用SWSI反映水资源短缺也存在着局限性。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Caroline Sullivan 综合水资源状况、普水设施、供水能力、用水效率和水环境5个方面内容，建立了水贫困指数4]和气候脆弱性指数（并对流域尺度上的水贫困状况进行了评价。

国内学者关于水贫困理论的探索性研究较少，大多是对WPI指数就不同研究尺度进行测度。曹建廷[9]、何栋材[10]等将水贫困的概念引入国内，并详细介绍了水贫困历史演变过程以及不同尺度上水贫困评价方法；邵薇薇、杨大文[11]利用WPI指标体系，对我国主要流域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孙才志[12]将WPI与ESDA模型相结合，对省际水平上我国水贫困状况进行空间关联格局分析；曹茜，刘锐[13]在WPI指标框架下，选择适应性指标，对我国赣江流域水贫困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鲜有文献对农村水贫困进行系统研究。与城镇相比，我国农村地区水资源短缺状况更为严峻，2011年我国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82 L/人，不足城镇人均生活用水的一半，农村居民用水被城镇用水无偿压缩，用水权力遭到抑制；农田水利设施老化，节水灌溉力度不足，水资源浪费严重；农药和化肥高施用量更造成了土壤的深度污染，农村水资源短缺的局面迫切得到改善。针对农村水贫困问题，孙才志、汤玮佳[14]利用WPI指数，构建了农村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呈现了我国农村地区的水贫困状况。以WPI为中心的水贫困测度，综合多方面因素影响，对水资源短缺状态进行描述，但水贫困状况的发生根本上取决于供水和需水两方面，受降水、径流以及人为等因子的影响，供需水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确定因素，因此，水贫困具有一定随机性，即存在一定灾害风险，如何缓解和避免由于水贫困风险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应是当下关注的问题。本文从灾害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在对水贫困灾害性进行透视分析的基础上，建立适用于省际间可比较的水贫困灾害风险指标体系，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村水贫困的灾害风险进行分析，以期为不同地区农村水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借鉴依据。

孙才志等：基于灾害学视角的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3期2水贫困的灾害性透视

Cullis & ORegan[15]将水贫困定义为获得水能力的缺乏或者利用水的权力的缺乏，水贫困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自然属性，水贫困的发生最直接的因素来源于生态环境的自然异变和人类活动诱发的异变，不仅表现在水资源短缺客观存在方面，更表现在其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社会属性，水贫困的发生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人类及其活动在内的社会及各种资源正是水贫困发生过程中的承灾体；经济属性，水贫困发生必定会损失已形成的资产和资源，给社会经济造成破坏，带给社会负经济效益。由于水贫困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决定了水贫困是一种灾害，灾害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属性特征始终贯穿于水贫困的内涵中，水贫困不仅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化，还会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威胁，增加人类脱贫的成本。因此，基于灾害学的视角对水贫困进行研究，可以综合考虑水贫困发生过程中各种灾害风险和系统内部的性质特点，建立具有代表性和可行性的水贫困灾害风险管理框架，针对性提出水贫困风险管理建议，对水贫困动态变化的观测和灾害风险预警体制的形成起积极推动作用。

3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3.1研究方法

3.1.1灾害风险指数

灾害风险是指灾害活动所达到的损害程度及其发生的可能性。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灾害风险一般是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的暴露性和脆弱性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灾害风险函数可以表示为：

灾害风险=f（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

3.1.2主客观赋权法

水贫困研究中涉及的影响因素众多，单纯利用专家主观赋权法，主观性较强，结果依赖于分析者的经验判断，往往会因为分析者不同，差异性较大，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熵值代表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和无序性程度，也可用来表示指标的分散程度，数据越分散，其对结果的影响就越大。水贫困灾害的发生与指标的分散化发展趋势有关，因此，采用熵值法确定的客观权重能够比较好的反映指标对水贫困灾害风险的影响程度。在实际应用中，为了实现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主客观相统一，本文综合层次分析法（AHP）和熵值法（EVM）的优缺点，保证指标权重的合理性，选择两种方法共同确定满足主客观条件的指标权重。灾害学视角下农村水贫困风险测评值从2000年的0.889下降到2011年的0.480，充分说明了我国农村水贫困状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状态，在2000-2011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波动，但整体下降趋势明显，可具体分为2个发展阶段：①2000-2007年快速下降阶段，水贫困风险指数出现了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0.889发展到2007年的0.570，下降幅度较大，这一时期生态系统和资源系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分别从2000年的0.877和1.084下降为2007年的0.707和0.381，虽然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风险测评结果也呈现出下降的变化趋势，但整体作用不突出，2006年水贫困风险测评结果上升作用明显，在资源系统的拉动作用减弱，生态系统风险化发展的背景下，其他系统并未形成承接性推动优势。②2008-2011年波动发展阶段，期间内水贫困风险测评值下降速度放缓，综合测评值在0.45-0.60之间波动，尽管资源系统风险指数拉动作用减弱，但经济子系统发展强劲，风险得到有效管理，弥补了社会和生态系统风险对农村水贫困表2中国农村水贫困子系统风险得分

4.2农村水贫困子系统风险分析

为深入剖析不同地区间农村水贫困风险差异，进一步了解各地区农村水贫困程度及灾害风险原因，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子系统历年风险测评结果（见表2）与农村水贫困风险测评结果（见表3）进行比较分析，探寻农村水贫困发展中各子系统的风险现状和发展局限，将各子系统的风险发展状况进行如下分析，限于版面问题，表2仅列出部分计算结果。

4.2.1经济系统

比较2000-2011年各地区经济系统与农村水贫困风险综合测评值得分及其排名，层次划分明显，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性大。其中，福建、广西、海南、云南、西藏、青海和宁夏经济系统风险整体优于农村水贫困风险，经济系统风险管理水平有效地降低了农村水贫困灾害形成的可能性；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重庆、贵州、甘肃和新疆等16个地区经济系统风险排名与农村水贫困风险得分排名基本一致；而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南、湖南、广东、四川和陕西8个省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对农村水贫困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具体体现在，天津市农业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政府在农林水三项中的投资比重过低，导致地区经济系统出现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的发展状况；河南和陕西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产业结构未实现优化转型，第一产业比重过高，成为地区控制经济系统脆弱性的障碍因素；山西省农业经济发展偏离度高、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以及农林水三项财政支出比重不足，使经济系统高灾害危险性、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状况交织出现；内蒙古是我国生产农畜产品的主要省份，随着农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农牧业结构调整逐步优化，但较高的农业经济滞后率、农村水利基础建设比重和环境治理力度不足的现状，使得内蒙古农村经济出现高危险性和低适应的风险化发展趋势；湖南和广东经济系统风险化发展表现为农村经济系统高暴露性和低适应性，政府部门应加大农村改水投资比重、注重农村水污染问题的解决；四川地处我国西南地区，经济系统风险化发展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较低而引发的经济系统高危害性及系统高脆弱性，适应性发展能力不足，更使得经济发展不具可持续性。总之，对于水资源严重匮乏的西部地区而言，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制定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则显得更为重要[19]。

4.2.2社会系统

观察2000-2011年农村社会系统和农村水贫困风险综合测评得分和排名，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和重庆地区农村社会系统对水贫困风险的降低起积极拉动作用，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河南、湖北、四川、贵州、西藏、甘肃和青海等14个地区农村水资源能够较好的承接社会系统的稳步发展，其他地区社会系统与全国社会系统的发展状态整体一致，社会系统风险较大成为农村水贫困风险管理的重要限制因素。在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以社会基础保障设施为主体的农村民生保障体系未完善的背景下，系统风险恶化了农村水贫困状况，北京、河北和山东由于农村社会系统的高危险性和承灾体的高暴露性，使农村水贫困风险压力较大，体现在区内农村饮用水安全未得到有效保障，境内氟水、砷水、苦咸水等不达标水质类型分布广泛，此外，河北和山东农村人口比重高，粮食产量高，暴露于灾害中，易遭受较大损失；辽宁、江苏、陕西、宁夏和新疆社会系统的高灾害风险体现在系统的高危险性、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农村改水受益人口和乡办水电站数量不足直接制约了农村水资源的利用和配置，科技事业投入费用不足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不高，使社会系统成为农村水贫困发展的“短板因素”；云南受地形的限制，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高、社会配套基础设施展开困难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资金支撑作用不足，农村人口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系统易陷入高危险性，高暴露性、系统高敏感性和低适应性的恶性循环中，爆发水贫困的风险较大。

4.2.3生态系统

与农村水贫困风险综合测评结果相比，江苏、安徽、河南、贵州、西藏、陕西和新疆等地区农业生态系统风险得分整体优势明显。内蒙古、吉林、浙江、湖南、广东、广西、云南、青海和宁夏生态系统发展滞后于农村水贫困发展，增加了总体水贫困系统风险，其中，内蒙古和吉林位于我国东北地区，水资源年际变化较大，农田易遭受水旱灾影响，农业节水灌溉面积比重不足等造成农田生态系统的高危险性和高脆弱性；浙江和湖南生态系统风险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系统的高脆弱性，具体表现为浙江省的高生态需水率和湖南省的农业节水灌溉面积的不足；广东、广西和云南地处我国南部，生态环境本底条件优越，但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农田亩均用水量较高，农田旱涝保收面积比重较低，加剧了生态系统的灾害风险，高暴露性、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使农村生态环境有灾害化的发展倾向；青海和宁夏地处我国干旱半干旱的西北地区，年降水量少，耕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水土流失严重，青海省有“中华水塔”的美誉，更是我国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境内生态环境的失衡会严重影响中下游流域的水质，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的农村生态系统风险化发展对我国水资源影响意义深远。除以上省份以外，其他省份生态系统发展状态与农村水贫困状态基本一致。

4.2.4资源系统

对比2000-2011年资源系统和农村水贫困风险综合得分，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等9个地区资源系统风险得分高于水贫困得分，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地处我国华北平原，降水年际变化较大，自然水资源短缺严重，跨流域调水等引水工程的建设有效的缓解了地区用水压力，但由于产业间用水结构分配不合理，使得农业用水大量挤出，农村水资源系统高危险性和高脆弱性使得地区农村水贫困风险有加大的趋势，辽宁省资源系统风险控制的障碍因子主要在于系统的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分别体现在农村人均生活用水和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方面；上海、安徽、福建和江西地处我国东南部，区内河网密布，降水量丰富，水资源本底优势明显对农村水贫困的缓解起良好的推动作用，但从另一角度而言也间接增加了系统暴露性，由于该部分地区大多是丰水区，用水压力小，人们易形成了水资源“无限可用”的观念，节水、爱水、护水意识不强，综合作用导致万元GDP用水和单位农业增加值用水降低不明显，高暴露性和低减灾能力使得地区面临水贫困加剧的风险。湖北、四川、贵州、西藏和青海地区资源系统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过波动，但农村水资源系统风险整体优于农村水贫困状况，积极拉动水贫困状况的改善，而其他省份农村水资源能基本负担农村生产生活的各项需要，对水贫困系统风险作用不明显。吉林、陕西和青海省农村水贫困风险主要是由于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资源系统的风险化发展造成的。以青海省为例，青海省是我国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其人均水资源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5倍，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局面制约着该地区水资源的整体利用，跨流域调水和蓄水工程的不断推进，有效的改善了自然水资源不均衡局面，但是大量的财力、物力的投入也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土地沙化不断加剧，水环境保护力度远远不足。海南省水资源丰富，降水密集，其农村水贫困的灾害风险重点体现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应充分利用其优越的水土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积极开展绿色农业，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积极引导农业模式的转变。重庆和贵州经济发展优势不明显，地处云贵高原上，农村水利设施难展开，用水成本较高，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风险恶化了水贫困状况；西藏是我国水资源的重要储备地区，藏东南低山平原区更是我国降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农村水贫困发展的弊端在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高风险，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境内多冰川灾害，高寒的恶劣气候，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展开，不能有效提高边疆地区农村的生活水平，应稳步将西藏未开发利用的水资源纳入框架，真正的改善西藏农村水贫困状况。山西、宁夏和新疆位于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村水贫困的灾害风险体现在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资源系统，由于自然降水不足，蒸发能力大，农村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产业用水激增的局面更使农村水贫困风险状况堪忧。

4.3.2中度风险水贫困地区

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和甘肃等11个地区。根据地理位置可划分为两个集群，分别是以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南和甘肃为中心的集群和以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为中心的集群。关于第一集群，北京、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人口密集，自然水资源短缺严重，为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其他产业对农业用水形成挤占趋势，迫使农业过多的挤占了生态用水，地下水资源过度超采恶化了生态环境，该地区农村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资源系统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灾害化，内蒙古、河南和甘肃等地区农村水贫困风险化状况是由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灾害风险发展造成的，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应积极调整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普及节水设施和节水技术，政府应加大农村水利基础建设投入，实现农村经济和农业用水的和谐发展。第二集群全部位于我国南部，农村水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江西、湖北和湖南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网密布，淡水资源丰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由于粗放农业发展的遗留问题，水资源浪费和污染严重，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云南省位于长江流域上游地区，境内水资源多源于大气降水补给，人均水资源丰富，但境内多灾害，旱灾波及范围广，发生频率高，高暴露性进一步恶化了该地区农村水贫困状况。广东和广西省自然水资源丰富，但由于供水水源污染严重，粗放的农田灌溉方式及其他形式的用水不当加剧了地区农村水贫困状况，在各项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注意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率，降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系统风险，逐步缩小与低度风险水贫困地区间的差距。

4.3.3低度风险水贫困地区

包括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和四川等10个省（市）地区。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我国最早实现农业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省份，其农业发展模式积极带动了其他产业的转型，虽然整体农村水贫困较低，但从用水结构上看，农业用水仍是该地区用水比重最高的产业，而农田灌溉用水又占据了农业用水的主体部分，农田用水效率低下，灌溉设备老化以及节水灌溉普及率低等现象普遍，增加了社会系统和资源系统的系统风险；河北和安徽位于我国中部，自然水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衡，地区间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输供水不足，但在农村基层水利工程的持续深入过程中，有效改善高硬度及含氟量高的水体质量，节水农作物的普及，有效的压缩农田灌溉用水量，配套喷灌、滴灌、和波涌灌等节水技术的使用，改善了社会系统和资源系统的风险状况。四川省虽然属于低度风险水贫困地区，但应积极引导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扭转农村经济的风险化发展趋势。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山东属于我国东部沿海省份，自然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条件相对优越，水资源承受的压力较小，农村经济生活较为富足，政府在农村水利工程实施过程中起较好的调控作用，使得地区农村水贫困压力较小，各地区应均衡各子系统风险发展的状况，使各系统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进而促进我国农村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近几年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水资源问题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严峻的挑战性，如干旱灾害和洪水灾害等频发，温度和降雨量或蒸发量变化规律和趋势难以预测等问题突出[21]。低度风险水贫困地区应在承灾体高暴露性的状态下，有效控制生态系统和资源系统风险，协调各子系统的发展，彻底解决水贫困返贫化的趋势。

5结论

本文在对水贫困理论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结合系统灾害风险的相关理论，以灾害风险为研究切入点，遵循综合性、可比较性、可获得性的原则，对农村水贫困问题进行新的探讨，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资源系统中，选择能够表征危险性、暴露性、承灾体脆弱性和适应性的指标，构建灾害学视角下农村水贫困的评价指标体系，将各省份4个子系统与农村水贫困风险测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不同地区子系统发展状况以及对农村水贫困状况的影响作用，为降低系统风险程度，提高子系统能力找到突破方向，综合子系统的影响作用，利用农村水贫困风险综合测评得分，对31个地区进行分类研究，从空间角度上看，农村水贫困风险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并利用实证计算结果分析不同层次农村水资源发展的限制性条件，为相关部门因地制宜的制定农村水资源管理政策提供理论借鉴依据。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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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ed theories with water poverty， the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was set as a key point and the index system with risk measurement of rural water poverty in China was established. The index system consists of 44 indexes， including 4 subsystems， which are economic system， social system， ecological system and resource system. After evaluating the water poverty risk of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1， the scores of the 4 subsystems risk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rural water poverty risk in each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subsystem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water poverty risk was reduced and meanwhile the direction of realizing the adap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ubsystems was found. Furthermor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ural water poverty risk in China was analyzed. Specifically， by classifying the 31 regions using the clustering of ordered sample， the situation of the rural water poverty were classified into 3 categories： high risk of water poverty， moderate risk of water poverty and low risk of water pover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egree of rural water poverty accelerated increased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in China. Most of the rural areas belonged to moderate and high risk of water poverty， while the rural areas with low water poverty risks usually were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The reason was that， in these areas，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wa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social supporting facilities were perfect. Moreover， the pressure of water poverty risk in these areas was lower. However， we should still actively coordina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ach system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isaster risk of the subsystems and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rural areas.

Key wordsrural water poverty； disaster risk index；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weights method

[15]Kelsall W， Ikonic， Harrison， et al. Optical Cavities for Si/SiGe Tetrahertz Quantum Cascade Emitters[J]. Optical Materials， 2004，（5）： 85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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