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外贸体制的若干重要论点
关于改革外贸体制的若干重要论点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贸事业的振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式提出又给我国经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契机和新的活力。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发展我国的对外经贸事业，如何认识我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与发展对外经贸的关系，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己见。
李岚清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速我国对外经贸事业的发展》(见薛驹主编的《十四大报告二十二讲》)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振兴我国经济、加速对外经贸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他还强调：“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首先要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本世纪90年代至下一世纪各国的发展将表现为以经济和科技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他不但指出了经贸事业的重要性，还提出了我国在对外经贸方面应采取的措施。他认为，我国必须“进一步改革外贸行政管理机制”，“深化外贸企业机制改革”、“完善外贸协调功能”、“完善外贸协调服务机制”、“进一步开拓贯彻多元化市场战略”和“坚持‘以优取胜’”。
《百科知识》1992年第8期刊登了李健题为《扩大开放与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的文章。文章指出“国际市场已经把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越来越依靠国际贸易。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起飞阶段，一般都有一个对外贸易较快增长的时期。”他认为：“按国际贸易规范办事是大势所趋”，“是我国扩大开放，增强外商来大陆投资和贸易信心、提高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一个必然选择。”因此他建议“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使我国的外贸体制和政策进一步与国际贸易规范对接”。
沙京在《福建社科情报》1992年第7期上发表了《外贸体制改革研究》一文。文中列举了理论界和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有关外贸体制改革问题的观点和看法。
关于恢复我国的GATT缔约国地位与发展对外经贸的关系，学术界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第10期刊登了薛荣久的题为《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的文章。他认为“‘入关’”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必将对中国经贸发展产生重大作用”。文章中，他具体地阐述了“入关”对我国经贸发展的作用。他认为“入关”“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加速我国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促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利于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缔约国地位恢复后，我国可享受稳定的多边的最惠国待遇；利用多边贸易体制，在双边贸易谈判中掌握主动权；有益于市场多元化；可享受发展中缔约国的优惠待遇等，为中国对外经贸的扩大提供良好的机遇”。
唐海燕在《经济学家》1992年第5期上发表了《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的开放和发展——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若干思考》一文。文中指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决定了我国不能游离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洪流之外”，“而加入全球性经济组织则是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入场券’。目前我国虽然已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国，但还不是支撑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的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因此，申请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对我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重返总协定”“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是很好的机遇”，“也会使我国面临严峻的挑战”。文中他对机遇与挑战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说明。
沈柏年、张新华在1992年7月9日《中国统计信息报》上发表《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的文章。文章指出“关贸总协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自由贸易为目标来评估中国外贸体制的”。重返GATT，在对外贸易方面“有利于我国在总协定中参与制定对国际贸易起着重要作用的法规，从而受益于多边贸易体制。”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方面，能“借助总协定解决贸易争端的程序，有利于我国同贸易伙伴磋商和解决贸易争端，改善我国的谈判地位和贸易待遇”。文章同时指出：“十分明显，参加关贸总协定，在短时间内还给我国带来相当程度的不适和负面影响”。
《国际经济合作》1992年第10期发表了庞惠萍题为《加入关贸总协定对中国的影响与对策》的文章，指出“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全面实现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衔接越显必要，关贸总协定是实现这一衔接的桥梁。”在谈及GATT缔约国地位对改善我国对外经贸关系时，指出“加入GATT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扩大出口市场，促进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文中还就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此同时本文还就我国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对我国的冲击等作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对策。
张月姣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第10期上发表了题为《并非“富人的俱乐部”》一文。文章从多方面介绍了关贸总协定的情况，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加入GATT能“享受‘普遍优惠制’”等好处，从而作出结论：关贸总协定“并非‘富人的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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