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朦胧诗”的学术见解
关于“朦胧诗”的学术见解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诗坛上出现了舒婷、顾城、江河、北岛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诗人，他们创作的所谓“朦胧诗”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和争论。争论由公刘在1979年《星星》复刊号上的《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所引发。争论主要围绕什么是“朦胧诗”、“朦胧诗”的产生原因和如何评价“朦胧诗”等问题而展开。
（一）关于什么是“朦胧诗”。章明认为，“朦胧”并不是含蓄，而只是含混，是诗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8月号)。孙静轩认为：“朦胧怎么就是含混呢？朦胧固然并不就是含蓄，但却与含蓄有近似之处，正如朦胧并不就是晦涩，但也有同晦涩相似之处一样。”“决不可把朦胧与含混相提并论，正如不可把朦胧与晦涩相提并论，彼此的界限切不可抹煞。”(《诗，属于勇者——从诗的“朦胧”与“晦涩”谈起》，《诗刊》1980年12月号)尧山壁认为，“引起争论的“朦胧”诗，是指当前青年的另一种诗，其特点是伤感、古怪、晦涩、难懂。不加分析，用‘朦胧’概括所有青年的诗，是不对的。”(《也谈“朦胧诗”》，《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二）关于“朦胧诗”产生的原因。谢冕认为，“朦胧诗”是不合理时代的合理的产儿。它所萌生的混床是动乱的年代，痛苦的经历以及随后对它的思索，成为这一诗潮的生活和情感的基础。十年动乱中，一些人，主要是青年人，被愚弄，被遗弃，心灵遭受创伤。他们用迷惘和怀疑的目光看待世界，对生活怀有近于神经质的警惕。他们往往采用不确定的语言和形象来表达紊乱而不清晰的思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情感，因此就产生了某些诗中的真正的朦胧和晦涩。动乱的年代过去后，他们由迷惘而转为思考，他们的思考也带着那个年代的累累伤痕，畸形的时代造就了畸形的心理。他们要借助于不平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就造成了某种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显得“古怪”的诗。臧克家则认为，由于“四人帮”破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部人分辨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所谓“信仰危机”，对《讲话》也怀疑和否定了，新月派、现代派都成了香的了。这股思潮，是“朦胧诗”产生的社会根源。徐敬亚、王舟波等人则从艺术自身，从美学动因上追究“朦胧诗”产生的根源。徐敬亚认为，中国新诗自身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新诗的这次变革，这是新诗自身的否定，是一次伴着社会否定而出现的文学上的必然否定。王舟波认为，“朦胧诗”表达上的追求含蓄、意象的迭加等手段，既是对当时横行的标语口号诗，空泛无味的大白话诗的抗争，又是对诗美传统的尽力恢复，只要不是一昧盘桓在晦涩的领空，它还是对诗美传统的一种坚持，因此，它是一种自身合理的独特的美学追求。
（三）对“朦胧诗”的评价。孙绍振在《诗刊》1981年3月号上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论文，认为，“朦胧诗”代表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第一，“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丰功伟绩”；“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第二，提出了社会学和美学的不一致性，强调自我表现。第三，“艺术革新，首先就是与传统的艺术习惯作斗争”。他在《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福建文艺》1980年第4期)中指出，舒婷诗作自我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揭示了一代青年从沉迷到觉醒的艰难和曲折”，“提供给我们的正是昨天造成她的心灵的阴郁在今天仍然一时摆脱不了的矛盾，这是一种现实意义相当广泛的矛盾，她以她的诚实把这种矛盾揭示得相当深刻”，“用她自己的心灵去反映了那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某些显著的特点”，并认为，“这种心灵的典型比那真理的无畏的探索者更众多，这是现代中国人精神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谢冕在《失去了平静以后》(《诗刊》1980年12月号)中对“朦胧诗”也给予了较高评价，他认为，在青年诗人的诗作里，“个性回到了诗中。我们从各自不同的声音中，听到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对于往昔的感叹，以及对于未来的召唤。他们真诚的、充满血泪的声音，使我们感到这是真实的人们真实的歌唱。诗歌已经告别了虚伪”。他在《历史将证明价值》(《朦胧诗选》序言，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中说，“这些诗确像初潮的涌现，是幼稚的和探索性的。它们有不可回避的缺撼和不足”，然而“历史将证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中国出现的诗的变革运动，其意义是深远的。”臧克家、丁慨然等人则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是在借鉴外国诗歌实践中少数人消化不良的现象，是西方落后的诗歌对我们青年的毒害，是沉渣的泛起。傅子玖等人在《中国新诗自我形象的演进及其流派初探》(《福建文艺》1980年第9期)认为，从舒婷的诗中“看到一位远离群众的个人主义的‘小我’，面向流光溢彩的生活海洋在悲吟和哭诉”，一个“孤独，沮丧，悲凉，绝望”的自我形象，并认为对此“不该一味地捧场喝彩，以致那种不健康的自我形象恶性地膨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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