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后工
诗穷而后工出自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施于事者，多喜自放於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怪奇； 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於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 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穷”指政治上受排斥、精神上受压抑，“工”指熟炼自如的创作境界。“诗穷而后工”谓文学的诞生和个人在社会上被排斥、受压抑的处境关系密切，“穷”的境遇为创作的飞跃创造了良好条件； 政治失意，文章不朽，伟大作品多出自“穷者”的手笔，多发抒忧思感愤。
“诗穷而后工”是对文学史上一个常见现象的概括。一个社会、一个集团从事精神生产和从事物质生产的两部分人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对抗，导致了伟大作品多出于“穷者”手笔。以悲为美、文贵能悲的民族审美心理，促进了文学作品多写穷苦之言、忧愤之思。“穷”给创作活动带来的种种活力，坚定了文学作家对“穷而后工”的信仰。《论语·阳货》 中“诗可以怨”已蕴含了萌发这种认识的因素。《孟子·尽心》 中“人之有德慧术知，恒存乎疢疾； 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荀子·宥坐》 中“居不隐 (杨倞注：隐，穷约也) 者思不远，身不佚(杨倞注： 佚，奔窜也) 者志不广”，为这种认识提供了思辩基础。韩愈在《荆溪唱和诗序》揭示的“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的文学鉴赏论，和“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批评观，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深化了这个认识。
历代作家的实践证明了“穷”在创作活动中难以替代的地位。“穷”唤起作家的创作责任感。司马迁《报任安书》： 既往一切伟大作品，“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思垂空文以自见”。“穷”锤炼作家的精神和道德。王禹偁《谪居感事》：“命屈由来道日新”。“穷”迫使作家更紧密地接触生活。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穷”迫使作家和社会保持相对距离，便于对生活进行回味咀嚼。“穷”给作家一定的余裕，便于在艺术上精益求精。韩愈《荆溪唱和诗序》：“文章之作，恒发於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但如果把“穷而后工”当作公式，“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戚，以主其格” (宋·释文莹《湘山野录》)，“穷”给创作带来的活力便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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